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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与效果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评述，发现学者主要从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环境治理、商业银行经营、企业债务融资等方面的影响进行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和优化作用;对于环境污染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对环境的改善作用地区差异显著;对于商业银行经营同时产生正面和负面效应，需要政府进行积极的政策引导;对于企业的债务融资和经营产生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且具有异质性。
关键词：绿色信贷政策;产业结构;环境治理;商业银行经营;企业债务融资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1.05.008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21）05-0065-07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成果举世瞩目，但其粗犷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严峻。以效率、和谐、低碳、可持续为目标的绿色发展方式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共识，并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两山论”，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政府出台多项政策进行引导，包括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金融工具，其中绿色信贷的作用和重要性十分显著。2007年，国家环保局发布《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提出金融机构在发放信贷时应充分考虑企业的环境效应，积极推进绿色信贷政策实施。2012年，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要求金融机构对贷款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环境风险做出有效合理的评估，合理配置经济资源，积极引导资源流向绿色产业。
近年来，学者对于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集中于了解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效果和影响，为评价政策实施效果与进一步改进政策提供了支持。本文主要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文献成果进行了梳理，以绿色信贷政策实施过程涉及不同主体为切入点，整理了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成效和归纳的相应结论，得到客观有效的绿色信贷政策评价及其相关建议。综合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关于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与效果的研究按宏观到微观的逻辑顺序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影响、绿色信贷政策对环境的影响、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及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
二、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影响
有效实施金融供给政策可以切实促进经济发展，其积极作用在产业间和产业内部同样明显。Salazar（1998）指出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工具可以将资金引流至绿色环保产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能源消费结构的低碳化水平。Anderson（2016）认为绿色金融（也称为环境金融）通过打造新的绿色金融工具，推进替代能源和新能源的发展，严格管控高污染项目的推进发展，由此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向清洁能源倾斜。Georgescu&Wurgler（2000）指出金融部门引导的资金资源在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间的不对称投入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Labatt&White（2002）指出绿色金融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在其与产业结构的相互作用中，有助于将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理念贯彻产业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可持续。Nandy&Lodh（2012）指出绿色信贷政策要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加大对于资源节约、污染排放和治理、环境保护等因素的考量比重，限制向“两高”企业的信贷发放，通过差异化服务引导资金资源流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绿色发展型的行业和企业，绿色企业获得优惠利率和污染企业获得惩罚性利率推动倒逼产业结构升级、企业生产方式改革，实现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此外，Alan（2011）认为环境金融的信号传递功能在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方面也有正向作用。
谭小波和符淼（2010）探讨了我国绿色信贷政策推行的理论意义，认为该政策严格限制了两高企业可获得的贷款，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为低耗能、低排放类型。马腾跃（2010）从绿色信贷政策作为切入，以实际案例说明绿色政策的差异性选择显著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中国银行在2009年对于两高企业贷款减少767亿元，有效遏制了高污染企业的扩张与发展。王小江和祝晓光（2010）认为绿色信贷政策中的绿色信贷基本指导目录不仅从市场角度引导经济转型，同时也从资源与收入分配角度、激励机制角度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周红英（2014）同样支持绿色信贷政策的上述引导作用，并指出绿色信贷在兼并重组污染企业、产业和技术优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有学者构建PVAR模型或在传统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增加金融部门，以此证明绿色信贷对于绿色产业结构转型的积极促进效应。
对于绿色信贷作用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陈伟光和胡当（2011）提出了资金的形成与导向机制，具体而言，绿色信贷通过资金的限制与投放引导产业结构升级。潘爱民（2015）则总结绿色信贷通过包括资金形成、资金导向、资金催化在内的三大机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蔡海静（2015）进一步提出了绿色信贷的前瞻性和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经济部门协同调整转型。徐胜等（2018）梳理了资本形成、信号传递、反馈与作用三种机制，证明发展绿色信贷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讨论得出该相关关系存在地域差异。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对于绿色信贷政策对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正面促进作用达成共识。绿色信贷政策可以通过对资金流向和流量的引导，促进绿色节能环保类产业获得更多资源，抑制重污染产业扩张甚至缩小其规模，从而促进生产方式向污染小、耗能少的绿色生产方式转变，促进产业结构向清洁高效可持续转变，企业和产业的活力发展带动经济转型和发展。在这一影响机制中，资金的形成和导向作用是得到學者较多验证的。在该角度的现有研究中，定性分析占大多数，更精确和进一步量化绿色信贷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成本效益分析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三、绿色信贷政策对环境治理的影响
绿色信贷政策的初衷是通过绿色信贷这一金融工具，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对于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在生态环境改善方面的政策效果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直接分析，对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绿色信贷数据、区域和企业污染物排放数据等进行实证研究，直接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环境污染治理的作用和效果。二是间接分析，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对于绿色经济、产业结构、绿色环保企业经营的影响，进而得出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有研究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角度出发，认为绿色信贷政策等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影响企业债务融资和经营效益，从而促使企业加大节能减排、污染物处理、恢复环境等方面的力度，引导企业向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从而有利于环境保护。
关于绿色信贷对环境污染治理直接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基于绿色信贷规模的分析。赵朝霞（2015）指出绿色信贷的平均增速与节能减排正相关，节能和减排两者的效果差异是很明显的。修靜等（2015）指出绿色信贷政策在节能减排方面虽有积极效果，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有限;黄田帅（2018）则肯定了绿色信贷在同一经济效益和环境效应上的作用。王嘉诚（2019）从检验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着手，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评估全局和地区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发现中国30个省份的环境污染情况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整体上来说颁布和实施绿色信贷政策对环境污染治理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该影响在区域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绿色信贷在沿海地区对环境质量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在内陆地区作用不显著。吴佳慧等（2020）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信贷总额对环境质量有负向作用，通过绿色信贷政策作用下调节信贷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负向影响，绿色信贷发展对于环境质量有正向作用;同时，绿色信贷政策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环境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能产生对周边地区环境改善的辐射效果。张晓音（2020）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基础上，选取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于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污染三类污染物排放物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证明了绿色信贷政策对环境质量改善的直接作用，同时也发现经济发达地区对该政策的反应更加敏感。由此可见，已有研究对于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企业节能减排、生态环境改善的促进作用可以达成共识。
四、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
赤道原则是商业银行一项重要的绿色金融创新，该原则要求商业银行在评估贷款项目时要考虑其环境影响和社会效应，以充分发挥金融配置资源在促进绿色环保方面的效力。Scholtens&Dam（2007）表明签署“赤道原则”的商业银行会具有相对更高的社会责任感，获得更高的社会声誉，其正效应足以弥补负影响。Jeucken（2003）提出商业银行对绿色金融反应过程可以归纳为“从抵制、规避到主动，最后可持续”为特点的四个阶段。Verma（2012）认为诚然绿色信贷等经济政策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经济长足发展，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盈利性企业有自身的利益需求，但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实施环境金融业务的意识并不高，这需要政策加以引导。Serrano Cinca（2016）由于实施绿色信贷的过程中商业银行不得不面临各种环境风险，为降低该风险银行需要区别对待不同环境特征企业的贷款需求。
国内学者对于绿色信贷影响商业银行绩效有不同的意见。一部分学者认为绿色信贷的开展及可以增强银行竞争力，获得较高的社会声誉，由此提高银行绩效。高晓燕和高歌（2018）通过构建银行竞争力指数，发现扩张绿色信贷规模可以增强银行的竞争力;何凌云（2018）、廖筠（2019）发现在银行资产收益率、银行经营效率方面，绿色信贷体现出促进作用;易晓文（2018）定量分析银行利润受到绿色信贷政策的影响大小，发现绿色信贷存量对于兴业银行的利润影响明显。张恒等（2014）采用数据包络法量化定性指标，实证分析商业银行的绿色管理效率。韩一晴（2014）基于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数据，发现绿色信贷可以优化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对其经营有正面影响。另一部分学者发现绿色信贷会损害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降低营业利润。葛林（2016）使用KMV模型分析两高企业和新能源行业的上市公司，发现尽管绿色信贷政策能够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并优化信贷结构，但由于新能源行业有明显的风险差异，存在较多因素导致盈利不稳定。
此外，有许多学者进行了实务案例分析。上海银监局绿色信贷研究课题组（2016）以上海商业银行为对象，分析其实施绿色信贷政策现状和产生的问题，进一步指出制约政策发展的内外部因素。由于国外实施绿色信贷较早、经验也更为丰富，蒋先玲和徐鹤龙（2016）指出我国的商业银行应学习国外银行的经验，积极推进绿色信贷创新、控制或降低绿色信贷风险、加强绿色信贷管理，以实现绿色金融的有序稳步发展。
由此可见，在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这一角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学者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从商业银行的社会效益角度考量，绿色信贷政策无疑是从政策上引导商业银行建立社会责任和环境意识，商业银行在有力执行绿色信贷政策的同时有机会获得一定的社会声誉，但在其公司整体层面该影响力的大小有待考证。从商业银行绩效和风险角度考量，学者通过实证得出的结论不一致，这有可能是因为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期限和规模有限以及政策落实力度不同，在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方面也需要进一步优化。
五、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
企业的投资和融资行为会受到政府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和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影响，且特征相异的企业融资受到的影响也不同，这也正是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价值所在。Schneider（2008）指出在债务融资市场，由于日益严格的环保法律法规和发展绿色可持续经济的趋势，高污染企业通常被视为高风险项目，债权人会提出更高的收益率以补偿环境绩效差的企业承担污染治理责任的环境风险，即企业环境绩效与债务成本显著负相关。Wojciech Przychodzen et al.（2018）从上市企业财务绩效角度出发说明当企业重视绿色环保、环境导向的信息时可以优化股东价值，绿色企业融资活动能显著改善公司财务绩效。Xu&Li （2020） 讨论了绿色信贷政策发展对于不同类型企业的债务成本和期限的不对称影响，绿色信贷政策在债务成本方面有利于环保企业而增加了两高企业的负担，但在债务期限方面仅对两高企业有明显降低作用，对绿色企业影响不大。 蔡海静（2013）发现实施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短期借款行为，但由于银行审批长期借款时更注重借款人偿债能力，对于企业长期债融资行为影响不明显，且借款成本并没有体现政策效果。连莉莉（2015）对比了绿色企业和污染企业在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前后的债务融资成本变化，指出绿色企业相较而言承担更低的债务成本，说明绿色信贷政策的有效性。苏冬蔚和连莉莉（2018）进一步指出重污染企业的债务成本（以有息债务融资度量）和长期负债显著下降，这种降幅在高排放地区和国有企业体现的更明显;在企业投资方面，国有高污染企业新增投资额显著降低，证明了绿色信贷政策的融资方面的惩罚效应和投资方面的抑制效应。相似的结论还有，陈琪（2019）指出绿色信贷既有效抑制高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规模，也增加了其债务融资成本，同时这种效果在市场化水平较高和法制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但也有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和不同结论，张颖和吴桐（2018）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两高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影响十分有限，这是因为商业银行经营与重资产、盈利稳定的两高企业联系紧密，盈利性的约束大大削弱了项目环境风险的影响。此外，我国绿色金融的基础制度建设不完善（如法律制度、监管体系、激励惩罚措施）也导致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建设缺少专业技术，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现状不乐观。
由此可见，目前学者对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企业主体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债务融资这一角度，具体而言包括债务融资规模、债务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机构，并考虑了产权异质性和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不同效应。现有研究基本证实了绿色信贷政策可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对于企业短期债务的影响比长期债务的影响更大，以及抑制高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规模。此外，近年来也逐渐有学者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企业投资、企业创新的影响，考虑以企业环境披露作为中间渠道影响债务融资等不同视角，对于绿色信贷政策下企业主体的研究角度还可以进一步创新。
六、结语
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整理归纳，系统性梳理了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效果的现有研究成果，对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环境治理、商业银行经营及企业债务融资等方面的影响研究进行了综述，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和优化作用;对于环境污染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对环境的改善作用地区差异显著;对于商业银行经营同时产生正面和负面效应，需要政府进行积极的政策引导;对于企业的债务融资和经营产生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且具有异质性。
总体来说，学者对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效果方面研究领域较为集中，研究角度有待于扩展和创新，实证研究中量化指标的精确度和相关性有待提高，绿色信贷政策对微观主体的作用机制也有待进一步探索。未来研究方向可能包括绿色信贷政策对微观主体多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以及绿色信贷政策与可持续经济发展之间作用机理的探讨。如对于绿色信贷政策下企业主体的研究，企业债务融资方面的理论研究已经较为丰富和完善，可以进一步探讨和丰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生产、绿色创新等方面影响和影响机制的研究，对于其中相关因素的量化可以进一步提高针对性。■
（责任编辑：张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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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信贷政策;产业结构;环境治理;商业银行经营;企业债务融资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1.05.008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21）05-0065-07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成果举世瞩目，但其粗犷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严峻。以效率、和谐、低碳、可持续为目标的绿色发展方式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共识，并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两山论”，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政府出台多项政策进行引导，包括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金融工具，其中绿色信贷的作用和重要性十分显著。2007年，国家环保局发布《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提出金融机构在发放信贷时应充分考虑企业的环境效应，积极推进绿色信贷政策实施。2012年，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要求金融机构对贷款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环境风险做出有效合理的评估，合理配置经济资源，积极引导资源流向绿色产业。
近年来，学者对于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集中于了解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效果和影响，为评价政策实施效果与进一步改进政策提供了支持。本文主要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文献成果进行了梳理，以绿色信贷政策实施过程涉及不同主体为切入点，整理了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成效和归纳的相应结论，得到客观有效的绿色信贷政策评价及其相关建议。综合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关于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与效果的研究按宏观到微观的逻辑顺序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影响、绿色信贷政策对环境的影响、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及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
二、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影响
有效实施金融供给政策可以切实促进经济发展，其积极作用在产业间和产业内部同样明显。Salazar（1998）指出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工具可以将资金引流至绿色环保产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能源消费结构的低碳化水平。Anderson（2016）认为绿色金融（也称为环境金融）通过打造新的绿色金融工具，推进替代能源和新能源的发展，严格管控高污染项目的推进发展，由此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向清洁能源倾斜。Georgescu&Wurgler（2000）指出金融部门引导的资金资源在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间的不对称投入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Labatt&White（2002）指出绿色金融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在其与产业结构的相互作用中，有助于将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理念贯彻产业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可持续。Nandy&Lodh（2012）指出绿色信贷政策要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加大对于资源节约、污染排放和治理、环境保护等因素的考量比重，限制向“两高”企业的信贷发放，通过差异化服务引导资金资源流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绿色发展型的行业和企业，绿色企业获得优惠利率和污染企业获得惩罚性利率推动倒逼产业结构升级、企业生产方式改革，实现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此外，Alan（2011）认为环境金融的信号传递功能在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方面也有正向作用。
谭小波和符淼（2010）探讨了我国绿色信贷政策推行的理论意义，认为该政策严格限制了两高企业可获得的贷款，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为低耗能、低排放类型。马腾跃（2010）从绿色信贷政策作为切入，以实际案例说明绿色政策的差异性选择显著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中国银行在2009年对于两高企业贷款减少767亿元，有效遏制了高污染企业的扩张与发展。王小江和祝晓光（2010）认为绿色信贷政策中的绿色信贷基本指导目录不仅从市场角度引导经济转型，同时也从资源与收入分配角度、激励机制角度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周红英（2014）同样支持绿色信贷政策的上述引导作用，并指出绿色信贷在兼并重组污染企业、产业和技术优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有学者构建PVAR模型或在传统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增加金融部门，以此证明绿色信贷对于绿色产业结构转型的积极促进效应。
对于绿色信贷作用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陈伟光和胡当（2011）提出了资金的形成与导向机制，具体而言，绿色信贷通过资金的限制与投放引导产业结构升级。潘爱民（2015）则总结绿色信贷通过包括资金形成、资金导向、资金催化在内的三大机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蔡海静（2015）进一步提出了绿色信贷的前瞻性和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经济部门协同调整转型。徐胜等（2018）梳理了资本形成、信号传递、反馈与作用三种机制，证明发展绿色信贷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讨论得出该相关关系存在地域差异。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对于绿色信贷政策对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正面促进作用达成共识。绿色信贷政策可以通过对资金流向和流量的引导，促进绿色节能环保类产业获得更多资源，抑制重污染产业扩张甚至缩小其规模，从而促进生产方式向污染小、耗能少的绿色生产方式转变，促进产业结构向清洁高效可持续转变，企业和产业的活力发展带动经济转型和发展。在这一影响机制中，资金的形成和导向作用是得到學者较多验证的。在该角度的现有研究中，定性分析占大多数，更精确和进一步量化绿色信贷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成本效益分析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三、绿色信贷政策对环境治理的影响
绿色信贷政策的初衷是通过绿色信贷这一金融工具，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对于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在生态环境改善方面的政策效果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直接分析，对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绿色信贷数据、区域和企业污染物排放数据等进行实证研究，直接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环境污染治理的作用和效果。二是间接分析，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对于绿色经济、产业结构、绿色环保企业经营的影响，进而得出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有研究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角度出发，认为绿色信贷政策等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影响企业债务融资和经营效益，从而促使企业加大节能减排、污染物处理、恢复环境等方面的力度，引导企业向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从而有利于环境保护。
关于绿色信贷对环境污染治理直接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基于绿色信贷规模的分析。赵朝霞（2015）指出绿色信贷的平均增速与节能减排正相关，节能和减排两者的效果差异是很明显的。修靜等（2015）指出绿色信贷政策在节能减排方面虽有积极效果，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有限;黄田帅（2018）则肯定了绿色信贷在同一经济效益和环境效应上的作用。王嘉诚（2019）从检验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着手，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评估全局和地区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发现中国30个省份的环境污染情况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整体上来说颁布和实施绿色信贷政策对环境污染治理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该影响在区域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绿色信贷在沿海地区对环境质量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在内陆地区作用不显著。吴佳慧等（2020）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信贷总额对环境质量有负向作用，通过绿色信贷政策作用下调节信贷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负向影响，绿色信贷发展对于环境质量有正向作用;同时，绿色信贷政策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环境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能产生对周边地区环境改善的辐射效果。张晓音（2020）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基础上，选取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于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污染三类污染物排放物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证明了绿色信贷政策对环境质量改善的直接作用，同时也发现经济发达地区对该政策的反应更加敏感。由此可见，已有研究对于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企业节能减排、生态环境改善的促进作用可以达成共识。
四、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
赤道原则是商业银行一项重要的绿色金融创新，该原则要求商业银行在评估贷款项目时要考虑其环境影响和社会效应，以充分发挥金融配置资源在促进绿色环保方面的效力。Scholtens&Dam（2007）表明签署“赤道原则”的商业银行会具有相对更高的社会责任感，获得更高的社会声誉，其正效应足以弥补负影响。Jeucken（2003）提出商业银行对绿色金融反应过程可以归纳为“从抵制、规避到主动，最后可持续”为特点的四个阶段。Verma（2012）认为诚然绿色信贷等经济政策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经济长足发展，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盈利性企业有自身的利益需求，但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实施环境金融业务的意识并不高，这需要政策加以引导。Serrano Cinca（2016）由于实施绿色信贷的过程中商业银行不得不面临各种环境风险，为降低该风险银行需要区别对待不同环境特征企业的贷款需求。
国内学者对于绿色信贷影响商业银行绩效有不同的意见。一部分学者认为绿色信贷的开展及可以增强银行竞争力，获得较高的社会声誉，由此提高银行绩效。高晓燕和高歌（2018）通过构建银行竞争力指数，发现扩张绿色信贷规模可以增强银行的竞争力;何凌云（2018）、廖筠（2019）发现在银行资产收益率、银行经营效率方面，绿色信贷体现出促进作用;易晓文（2018）定量分析银行利润受到绿色信贷政策的影响大小，发现绿色信贷存量对于兴业银行的利润影响明显。张恒等（2014）采用数据包络法量化定性指标，实证分析商业银行的绿色管理效率。韩一晴（2014）基于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数据，发现绿色信贷可以优化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对其经营有正面影响。另一部分学者发现绿色信贷会损害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降低营业利润。葛林（2016）使用KMV模型分析两高企业和新能源行业的上市公司，发现尽管绿色信贷政策能够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并优化信贷结构，但由于新能源行业有明显的风险差异，存在较多因素导致盈利不稳定。
此外，有许多学者进行了实务案例分析。上海银监局绿色信贷研究课题组（2016）以上海商业银行为对象，分析其实施绿色信贷政策现状和产生的问题，进一步指出制约政策发展的内外部因素。由于国外实施绿色信贷较早、经验也更为丰富，蒋先玲和徐鹤龙（2016）指出我国的商业银行应学习国外银行的经验，积极推进绿色信贷创新、控制或降低绿色信贷风险、加强绿色信贷管理，以实现绿色金融的有序稳步发展。
由此可见，在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这一角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学者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从商业银行的社会效益角度考量，绿色信贷政策无疑是从政策上引导商业银行建立社会责任和环境意识，商业银行在有力执行绿色信贷政策的同时有机会获得一定的社会声誉，但在其公司整体层面该影响力的大小有待考证。从商业银行绩效和风险角度考量，学者通过实证得出的结论不一致，这有可能是因为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期限和规模有限以及政策落实力度不同，在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方面也需要进一步优化。
五、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
企业的投资和融资行为会受到政府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和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影响，且特征相异的企业融资受到的影响也不同，这也正是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价值所在。Schneider（2008）指出在债务融资市场，由于日益严格的环保法律法规和发展绿色可持续经济的趋势，高污染企业通常被视为高风险项目，债权人会提出更高的收益率以补偿环境绩效差的企业承担污染治理责任的环境风险，即企业环境绩效与债务成本显著负相关。Wojciech Przychodzen et al.（2018）从上市企业财务绩效角度出发说明当企业重视绿色环保、环境导向的信息时可以优化股东价值，绿色企业融资活动能显著改善公司财务绩效。Xu&Li （2020） 讨论了绿色信贷政策发展对于不同类型企业的债务成本和期限的不对称影响，绿色信贷政策在债务成本方面有利于环保企业而增加了两高企业的负担，但在债务期限方面仅对两高企业有明显降低作用，对绿色企业影响不大。 蔡海静（2013）发现实施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短期借款行为，但由于银行审批长期借款时更注重借款人偿债能力，对于企业长期债融资行为影响不明显，且借款成本并没有体现政策效果。连莉莉（2015）对比了绿色企业和污染企业在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前后的债务融资成本变化，指出绿色企业相较而言承担更低的债务成本，说明绿色信贷政策的有效性。苏冬蔚和连莉莉（2018）进一步指出重污染企业的债务成本（以有息债务融资度量）和长期负债显著下降，这种降幅在高排放地区和国有企业体现的更明显;在企业投资方面，国有高污染企业新增投资额显著降低，证明了绿色信贷政策的融资方面的惩罚效应和投资方面的抑制效应。相似的结论还有，陈琪（2019）指出绿色信贷既有效抑制高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规模，也增加了其债务融资成本，同时这种效果在市场化水平较高和法制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但也有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和不同结论，张颖和吴桐（2018）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两高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影响十分有限，这是因为商业银行经营与重资产、盈利稳定的两高企业联系紧密，盈利性的约束大大削弱了项目环境风险的影响。此外，我国绿色金融的基础制度建设不完善（如法律制度、监管体系、激励惩罚措施）也导致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建设缺少专业技术，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现状不乐观。
由此可见，目前学者对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企业主体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债务融资这一角度，具体而言包括债务融资规模、债务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机构，并考虑了产权异质性和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不同效应。现有研究基本证实了绿色信贷政策可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对于企业短期债务的影响比长期债务的影响更大，以及抑制高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规模。此外，近年来也逐渐有学者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企业投资、企业创新的影响，考虑以企业环境披露作为中间渠道影响债务融资等不同视角，对于绿色信贷政策下企业主体的研究角度还可以进一步创新。
六、结语
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整理归纳，系统性梳理了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效果的现有研究成果，对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环境治理、商业银行经营及企业债务融资等方面的影响研究进行了综述，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和优化作用;对于环境污染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对环境的改善作用地区差异显著;对于商业银行经营同时产生正面和负面效应，需要政府进行积极的政策引导;对于企业的债务融资和经营产生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且具有异质性。
总体来说，学者对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效果方面研究领域较为集中，研究角度有待于扩展和创新，实证研究中量化指标的精确度和相关性有待提高，绿色信贷政策对微观主体的作用机制也有待进一步探索。未来研究方向可能包括绿色信贷政策对微观主体多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以及绿色信贷政策与可持续经济发展之间作用机理的探讨。如对于绿色信贷政策下企业主体的研究，企业债务融资方面的理论研究已经较为丰富和完善，可以进一步探讨和丰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生产、绿色创新等方面影响和影响机制的研究，对于其中相关因素的量化可以进一步提高针对性。■
（责任编辑：张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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