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胡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刘崇文同志,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起1988年在长沙围绕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话题与耀邦同志所作的一些交谈——
　　说到“文革”少奇同志无比悲惨的遭遇和所蒙受的巨大冤屈,现在把这些都归罪于“四人帮”,似乎不能令人信服。耀邦沉吟片刻,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是啊!这个问题总应该有个说法。
　　对少奇同志受迫害的问题,党内外许多同志确实都希望“有个说法”。“说法”者,“结论”也,人们头脑中的一系列“为什么”,要有明确的正确的答案。这么大的一件事,一位党的领导人、国家元首,说打倒就打倒,究竟为什么?耀邦同志思考时提出了两个最要紧的字——“要”和“能”。谁要这么做?这是哪些人的要求?而且那么“坚决、彻底”?这是第一层;有了要求得实施,实施者已清楚,是“四人帮”,而且也确实做到了,把少奇同志“打倒在地”又“踏上了一只脚”。然而,“四人帮”不过是一个“小组”,哪来的那么大的权力?这权力究竟又是谁给的?这是第二层。要拨开这两层迷雾,破解这两个谜语,当然要涉及到“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要了解他同刘的关系,而且要了解这些恩恩怨怨,只是个人之间的,还是有关革命理论以至党和国家发展前途的,否则将无法得出答案。至于“四人帮”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为什么能如此不择手段、肆无忌惮,人们自然更加关切,这当然又要涉及到毛泽东,涉及到他同“四人帮”的关系。看来,早在20年前,耀邦同志就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提供了解决的思路。近年来,许多同志都在进行探索,而且不少同志的思路也同耀邦同志相似,可遗憾的是,“说法”至今未能拿出来。
　　耀邦同志的思路没有停留在事件的本身,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一件事要做成,不是几个人就能说了算的,它还必须有一定的环境和程序。刘崇文同志在文章中继续写到——
　　联系到他(指耀邦同志)曾经自责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也违心地举手赞成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当时除陈少敏同志一人表示了无声的反对外,谁都没有也不敢表达自己真正的意见。
　　连耀邦同志也违心地举了手,这么多中央委员只一人表示反对,而且还是“无声”的,这还不值得人们深长思之吗?这倒并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也不只是为了肯定耀邦同志这样可贵的自责精神,他的这些思考,说明他认为还要由此进一步深刻总结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上的经验和教训。
　　遗憾的是,这样的“说法”现在还拿不出来,不少人甚至主张“当代人不写当代史”,以免“吃力不讨好”。金冲及教授在为出版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而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对这个问题表过态,他认为“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谁也未必能代替谁”。他认为,一个时代的“时代氛围、人际关系、民众心理以及影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因素,特别是一些大量存在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是十分重要的,“后人很容易拿多少年后的状况和经验去推想当年的事情,或者把个别未必准确的文字记载看作事情的全体,有时就显得隔膜以致失真”。
　　为了不使后人感到“隔膜”和“失真”,为了使耀邦同志提出的诸多问题都能逐渐有所“说法”,我觉得,现在许多同志对自己亲历的一些事情认真严肃的回顾以及深入负责的思考和探索,都是难能可贵的,一些媒体在这方面的不懈努力也是值得赞扬的,但愿能蔚为风气,不辜负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作者为民革上海市委原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