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3日，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郊区一些学校的几百名学生走出课堂，抗议学区委员会的一项历史教学方案。该方案提出，历史教育要强调爱国主义、公民服从和尊重权威。学区代表表示，美国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不少负面的事件，但是，“那些使美国人感到不光彩的事情不应该让孩子们因此认为，美国是一个坏的国家。”
　　许多学生对这个历史教学方案感到不满，他们认为，此方案意在贬低公民不服从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因此他们以“走出教室”这种公民不服从的方式来表示抗议。一些教师以“请病假”的方式对学生表示支持，结果有两所高中不得不因此全校停课。
　　抗议师生与学区在什么是 “爱国”上有所分歧。学生们认为自己的抗议行动是爱国的。他们挥动美国国旗，举着各种标语牌，有一条标语是：“没有什么比抗议更爱国了。”一位17岁的学生对记者说：“我不认为我的教育应该受到审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国家在过去发生过什么。”另一位高中毕业班的学生也说，美国立国的根基就是公民抗议，“因此才有了今天的美国”，这就是美国的传统，认同这个传统就是爱国。
　　爱国主义是美国公认的公民美德。美国也有人的会引用18世纪著名英国学者萨缪尔·约翰逊的名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但这并不代表大多数美国人在爱国问题上的普遍看法。
　　不讲缘由、不分情况地引用约翰逊的“避难所”之说经常是情绪性的犬儒主义嘲讽，并不值得提倡。在爱国主义问题上可能出现两种犬儒主义，一种是权力的犬儒主义，它把爱国与爱某个权力等同起来。它以爱国的名义要求人民无条件地效忠这个权力。另一种是对权力犬儒主义的反冲，但也是一种犬儒主义，它不分青红皂白的把任何一种爱国主义都当成统治权力的宣传。它不相信任何性质的爱国主义可能具有任何积极意义。它认定爱国主义只能是政客用来维护一己私利，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稳固自己统治的欺骗手段。
　　相比起一些其他国家来，美国人对爱国主义的看法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犬儒主义，但还不算严重。这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制度的原因。美国自独立革命以后，爱国主义的传统没有受到外来意识形态（如国际主义）的破坏，美国的爱国主义中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成分——联系着爱国的是爱自由，而非爱某个统治者。托马斯·杰弗逊说，“自由之树必须时不时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爱国者是为自由而死，而暴君则是因镇压自由而被弑。一直到今天，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把军人视为最能体现这种爱国主义的人群。而且，美国的爱国主义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如里根总统所说，“如果我们忘记我们是一个上帝治下的完整国家，那么我们这个国家便会完蛋。”
　　美国的现实民主制度保障了普通美国人讨论“什么是爱国主义”，“美国需要怎样的爱国主义”的权利。政府权力不能垄断在这些问题上的话语权。普通人如果有不同于政府对爱国主义的看法，他们有发表自己不同意见的言论渠道，也不会因为违背政府的意愿而获罪或受到惩罚。而且，美国是一个多元民族文化的国家，爱国主义比较容易与文化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因此不容易被民族文化主义所限制或绑架。在美国，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也是有区别的。法国总统戴高乐说过，在爱国主义那里，爱护自己国家的人民是第一位的；在民族主义那里，仇恨某些他国或那里的人是第一位的。
　　在爱国主义不能摆脱犬儒主义困扰的国家里，不会有真正的爱国主义。那里所谓的“爱国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对“他者”的仇恨，而不是对自己人民的尊重和爱护。统治权力利用爱国主义进行欺骗，普通人因为怀疑爱国主义的真诚而对它缺乏信念。因此，整个国家上上下下虽然经常在谈爱国主义，甚至时而还会有强烈的情绪冲动，但对公民为什么需要爱国主义，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却茫然无知。因此，他们也不可能用真正的爱国主义热情来一起争取实现一个以正义和公正为基础的公民共同体，更不要说在日常生活中共同努力追求道德的公共生活了。
　　事实上，约翰逊出版过一本题为《爱国者》的小册子，批评他心目中的“伪爱国主义”，但他并没有否定爱国主义本身。“避难所”这句话不是出自《爱国者》，而是由约翰逊的传记作者鲍斯韦尔所记叙。鲍斯韦尔并没有为这句话（说于1775年4月7日）提供任何上下文，因此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直都是有争议的。光凭约翰逊这句话不能说明爱国主义的实质，自然也无助于纠正滥情、虚伪或犬儒的爱国主义。
　　徐贲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