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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越来越多军事题材或者含有军事因子的文艺作品出现。这些作品一方面与其他题材的文艺作品一道，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但在另一方面，一些粗制滥造的甚至“脑洞大开”的军事偶像文艺作品、军事爱情文艺作品在消减军事文艺作品原应有的现实性与严谨性同时，也在冲消该种作品原应有的，对受众正面、深刻、积极的教育功能。譬如层出不穷的“抗日神剧”，在实现人物偶像化、台词弱智化、敌人脑残化、战争武侠化的文艺“进化”同时，却丢失了最应该被重视的历史严谨性和军事严肃性。《人民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当年义和团运动‘神功护体，刀枪不入’以惨剧收场，带着如许悲壮的意味，又何尝不是因为落后甚至愚昧。今天，借助无与伦比的奇妙想象和神乎其技的电视特效，义和团的旧梦终于重圆，却如此让人哭笑不得。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强大了，再不必反思历史，而一下子从自卑走向自信了吗？”①
群众有理由对此类“文艺作品”的大量出现保持担忧和警惕，而曲艺工作者作为文艺工作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持对此类“作品”高度关注同时，更应该积极思考：如何避免走上“神剧”的老路。
一 作品要故事性与逻辑性兼备
如果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史看做一个汉堡，那军事斗争与和平就应该分别是面饼和馅料——前者的厚度总是甚于后者。如此我们可以大胆下一结论，人类在和平时代创造的一切——精神或者物质财富——总能在军事中体现出同样甚至更大的价值。军事的一般展现形式是最直觀的对抗，在对抗中人性的善恶、物质的优劣、结果的成败总是会最直接的展现出来，而故事性往往就会在这种刚性和直观的碰撞中得到充分的爆发。英国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不论在《轻骑兵进击》中如何“赞美他们那次的冲锋/赞美那一队轻骑兵，高贵的六百名！”，也不能掩盖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军队指挥层“有人判断错了”，进而让“六百名轻骑兵进入了死亡之谷”的悲剧。同样的，在血肉横飞的一战欧洲战场上，德国作者米夏埃尔·于尔格斯却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平安夜间敌对双方士兵不约而同握手停战的感人局面，这才有了他著名的战地纪实文学《战争中的平安夜》。这部作品充分展现出了人性之美，但如果把视野放大到整个战争进程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段短短的和平是如此珍贵且渺小——就如同被攥在血手里的冷香茉莉一般，美丽却脆弱。这种由强烈对比而来的故事性在我国有军事因子的诗词中一样有体现，譬如“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唐·李欣《古从军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唐·杜甫《兵车行》）”是通过鲜明对比表达对穷兵黩武的不满和讽刺，如此种种，不能详列。
曲艺中也有此类作品。比如经典的山东快书作品《一车高粱米》就讲述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两位志愿军汽车兵郭玉善、张永河夜间向前线运送给养而误入美军防区，与一辆运送美军的军车相撞。两位战士利用美军错认而询问的功夫，跳上敌军车而妙计俘虏了30名美军的故事。通过在抗美援朝的大背景下敌我双方的一次偶然冲突，塑造出志愿军战士机智勇敢的形象，进而折射出历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我军指战员智勇兼备的整体形象。
综上而言，军事题材的故事性是丰富的，但创演是需要十足谨慎的。军事斗争在体现直观性同时也体现着极强的逻辑性——打仗不是街头斗殴，也不是在网上指点江山。和平时期如何建设军队？战时后勤如何保障？军队如何调度？进攻路线如何选择？战局僵持时如何转入防御甚至布置撤退？这些都需要极强的逻辑操作。虽然世界军事史上也确实有些偶然事件——比如1453年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最终陷落是因为一扇不起眼的科克波塔门，但纵观世界军事史，凡是能称雄一时的军队，往往是整体逻辑性和局部灵活性结合最佳的军队。所以军事题材曲艺作品也应当充分体现这一特质，在挖掘故事性同时时刻保持军事的合理性。回到对山东快书《一车高粱米》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所有的故事情节其实都是围绕“夜晚”展开的。这一方面说明了志愿军初入朝参战时后勤补给不足的情况② ，必须酌情在夜间进行补给以减少损失;另一方面也为接下来的故事展开铺垫逻辑性——试想如果此事发生在白天，那两位战士断然无幸。而正因为是在夜晚，这样“一车高粱米换一车美国兵”才有可能是真③ 。
所以曲艺工作者在日后加强军事题材作品创演时，要关注故事性，但不能因为故事性而忽略了逻辑性——弹药无限化、人物超人化、场景扁平化、情节低龄化等都需要注意避免。
二 人物要在合理性中丰富形象
人物是文艺作品的基本构成因素之一。我们要看到的故事、场景及内涵思想，都需要在人物的自我表现或者交叉互动中体现。所以衡量一个文艺作品好坏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人物塑造是否成功。当前军事题材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塑造范式大体可以分为三类：革命历史范式、传记范式和传奇范式。革命历史范式下的军事文艺作品的人物叙事需要在遵循史实的前提下形成“史”与“事”的交融;传记范式下的军事文艺作品人物叙事则需要展现魅力人格、注重以史写人;传奇范式下的军事文艺作品人物叙事则需要演绎传奇故事，塑造另类英雄。这三个范式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交叉，譬如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及根据其衍生出的各类文艺作品，就兼具革命历史范式和传奇范式;小说《生死线》及同名电视剧则兼具传记范式和传奇范式——尽管我们不大可能确切找出欧阳山川、四道风等人物的确切历史形象，但那些人物确是那个年代人物群像的浓缩集合体，符合更高层次的传记范式。但总的来说，革命历史范式和传记范式类的作品不可能太出格，毕竟其创作原点中的历史真实“含量”更高，而近年来饱受诟病的军事题材文艺作品多数都是传奇范式的。
中国当代文学文艺的发展历程，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也是寻找、建立和更替种种范式的过程。而就实现可能来说，传奇范式是容易取得突破的，首先其受到历史和真实的制约较少，其次更容易在揣摩受众喜好中“与时俱进”。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传奇范式的军事题材文艺作品出现，优秀者如电视剧《士兵突击》、电影《战狼》系列等，但更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众多“神剧”人物——像《永不磨灭的番号》中孙成海营长向天上扔了一颗手榴弹，竟把一架日本飞机炸了下来;再如《抗日奇侠》中，一名抗日英雄将鬼子撕成了两半，“鬼子”血肉横飞，“英雄”凛然一笑。“手撕鬼子 ”因此被网友恶搞地推选为“横店名菜”;再如《燕双鹰》系列中的主人公燕双鹰，因其开挂一样的人生而被网友“敬畏”，网上更有段子称“灭霸之所以不在中国，是因为我们有燕双鹰。”“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绝不首先使用燕双鹰”。而更多的军事题材文艺作品总少不了俊男靓女，仿佛没有感情戏，编剧导演就无法创演。如此种种，虽然在客观上为网友提供了不少欢乐，但文艺作品绝不能只凭着猎奇来博人眼球，这是对艺术的不尊重，也是对演员本身及其所要表现角色的不尊重。 曲艺艺谚有云“装文扮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需要演员集中展现，这就对曲艺作品的人物勾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之，曲艺作品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刻画，创造的传奇范式的人物亦为数不少。就军事题材来说，四川评书《川军借粮》在“惫懒”的小我与为国的大我冲突中勾勒出一个真实饱满的、兼备传记范式与传奇范式的川军将士形象，令人观之击节。中篇弹词《大浪淘沙》则三种范式兼备，表现了“四·一二”反革命活动后中共两位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和顾顺章截然不同的选择：前者慷慨就义，后者则叛变投敌。值得一提的是，该作品并没有遵循革命历史范式的一般创作流程，就将人物作脸谱化处理，而是通过两人的一番对话道出了真实人物的复杂性，道出信仰与生存的冲突，从而进一步凸显出拥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的无畏和忠诚。
由此观之，曲艺在合理框架内塑造丰满人物形象是有心得的。更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注意与时俱进，但要有效避开绊倒其他姊妹艺术的门槛。特别是在描写人物互动时尤其需要注意，如果说古典作品中“金丝大环刀、闭月羞光剑、飞檐走壁人、美女爱英雄”还能引起受众兴趣的话，那当代军事题材曲艺作品如果也循着这条路走的话，很有可能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当代情感题材作品太盛，真正能补精神之钙、显民族之神、壮国威军威的充满阳刚之气的现实主义作品也需多多益善。
三 在开拓市场同时保证主旋律宣传
文艺作品在当代需要传播。一方面是在当今较为商业化的社会环境中，文艺作品同样是一种可以被估价的产品，其创意构思、演员阵容、表现手法及营销手段等，都是放在商业天平一端的砝码，而天平另一端则是受众的接受度及他们愿意为这一作品付出的代价，好的作品往往因在以上一个或者几个方面有上佳表现而得到受众的青睐。但同时，商业价值不是文艺作品的唯一价值，其天生带有的思想内核决定了其必然担负起创演方或有意或无意赋予的文化传播或者宣教功能。而军事题材文艺作品在这方面的表现尤甚，代表则是美国好莱坞的军事大片。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艾特伍德在其著作《战争与帝国》一书中认为：“美国的历史是一个充满战争和扩张的历史。战争在提高美国国际地位的同时，深刻改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美国的对外行为。”他指出，“美国诞生于战争、奴役和屠杀之中，它的事业是从暴力起步的，它的成长伴随着一连串的屠杀，从佩克特屠杀到伤膝河大屠杀（标志着印第安战争的结束），到越南美莱村大屠杀，再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它却把所有的错误归咎于其他人。我们给数以百万计的人带来了灾难，并给大屠杀冠之以‘自由和民主’将战胜黑暗力量的名义” ④。
也正是因为这份“离开了战争美国似乎就无法生存”的直观印象，好莱坞大片中的军事题材作品是最多的。借着连年不断的战争，这些作品对军事的解读和诠释也是最为多样化的：如《血战钢锯岭》阐发了在战场上勇气的另类定义，《拯救大兵瑞恩》则表现出了一些西方式的人本主义思想，《锅盖头》则表现出一些反战的特质，《壮志凌云》是美军自我标榜伟大的最佳注解。但不论是哪个阐释角度，此类作品的终点是唯一的，即把美国塑造成“拯救世界的正义化身”、全世界的“民主楷模”和“自由灯塔”等。这种美国式主旋律在商业包装后被推向全世界并大获成功。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公共外交的战争舆论动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好莱坞电影占据世界电影市场的垄断地位，它影响了全球观众的审美品位和思想观念，因此好莱坞电影成为了美国政府在战争舆论动员中最直接的工具。战争期间带有明显宣传动员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影片，实现了在意识形态、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三方面的统一。这些好莱坞电影为美国外交战略摇旗呐喊的同时，也塑造和定位了全球受众的价值取向，乃至重新整合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⑤。
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在军事题材文艺作品方面还有较大的进步空间。《战狼》系列的出现，《红海行动》的成功昭示着商业化军事题材电影的阶段性成功。但包括曲艺在内的各种文艺形式在探索军事题材作品的创演路径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究其原因，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市场大潮的冲击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主旋律的重构稍显滞后，这就导致了部分群众对冷锋此类的“战狼英雄”嗤之以鼻，这是对本国文化的不自信乃至茫然的必然结果。所以从根本上重建文化自信是保证文艺商业化不走歪路的根本保证，也是主旋律文艺作品在市场上大放异彩的基本前提。
曲艺是接地气的艺术形式，长期以来就与普通百姓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在以前，借着曲艺艺人生动的艺术表现，大众对善恶、正邪、好坏有了最朴实但最直观的认识，同时也借着这种认识一点点凝聚成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坚定认识和对文化自信的坚定信仰。如今曲艺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正面临着向产业转型的艰难抉择。道路虽然曲折但目标必须坚定，曲艺人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还要跟上时代，学习文艺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的运作方式。就军事题材作品的创演来说，还要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学习一定的军事知识，并将传统的精神内核融入现代化的创演中，在产业转型的物质基础上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任何文艺形式及其要表现的题材类型，都不能脱离一国的现实情况而独立展现。而泱泱大国雄立东方的历史记忆与近代百年屈辱的集体记忆相交织，构成了我国对军事题材文艺作品的独特需要。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尚武精神”，一个拥有浩然正气的民族才能具有崇高之美。文人墨客的忧国忧民、戍边将士的执着坚守、枪林弹雨下的无畏牺牲。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英雄壮举，才有了有力诠释“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民族精神的传递，才有了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稳固。而当前，正在重构的民族意识呼唤英雄，而社会人群精神上的缺钙远比身体缺钙带来的危害更为严重，军事题材文艺作品可以针对这两方面做有效地“治疗”，而中国曲艺在这方面必将有所作为。
注释：
①《“抗日神剧”罔顾公共理性》，《人民日报》2013年3月29日第24版。
②“如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4日，第二十七軍对长津湖地区立足未稳之敌进攻作战时，各部队消耗主要依靠战前储备的5日量给养物资。因军后勤仅有的15辆运输汽车，又被敌机炸毁13辆，分部前运物资的车辆，也在途中多次被炸或受阻，后方补充十分困难，送到部队的主副食物资十分有限……”（罗元生：《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给养供应保障》，载《党史博览》2014年第2期，第38页）。
③此处详述请参见黄继明：《抗美援朝：一车高粱米换一车美国兵》，载《文史博览》2014年第4期，第45页。
④保罗·艾特伍德：《美国战争史——战争如何塑造美国》，张敏等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第220-221页。
⑤王丽莉：《当前中国对美公共外交：舆论态势与认知空间》，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 年第1期，第48页。
群众有理由对此类“文艺作品”的大量出现保持担忧和警惕，而曲艺工作者作为文艺工作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持对此类“作品”高度关注同时，更应该积极思考：如何避免走上“神剧”的老路。
一 作品要故事性与逻辑性兼备
如果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史看做一个汉堡，那军事斗争与和平就应该分别是面饼和馅料——前者的厚度总是甚于后者。如此我们可以大胆下一结论，人类在和平时代创造的一切——精神或者物质财富——总能在军事中体现出同样甚至更大的价值。军事的一般展现形式是最直觀的对抗，在对抗中人性的善恶、物质的优劣、结果的成败总是会最直接的展现出来，而故事性往往就会在这种刚性和直观的碰撞中得到充分的爆发。英国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不论在《轻骑兵进击》中如何“赞美他们那次的冲锋/赞美那一队轻骑兵，高贵的六百名！”，也不能掩盖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军队指挥层“有人判断错了”，进而让“六百名轻骑兵进入了死亡之谷”的悲剧。同样的，在血肉横飞的一战欧洲战场上，德国作者米夏埃尔·于尔格斯却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平安夜间敌对双方士兵不约而同握手停战的感人局面，这才有了他著名的战地纪实文学《战争中的平安夜》。这部作品充分展现出了人性之美，但如果把视野放大到整个战争进程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段短短的和平是如此珍贵且渺小——就如同被攥在血手里的冷香茉莉一般，美丽却脆弱。这种由强烈对比而来的故事性在我国有军事因子的诗词中一样有体现，譬如“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唐·李欣《古从军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唐·杜甫《兵车行》）”是通过鲜明对比表达对穷兵黩武的不满和讽刺，如此种种，不能详列。
曲艺中也有此类作品。比如经典的山东快书作品《一车高粱米》就讲述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两位志愿军汽车兵郭玉善、张永河夜间向前线运送给养而误入美军防区，与一辆运送美军的军车相撞。两位战士利用美军错认而询问的功夫，跳上敌军车而妙计俘虏了30名美军的故事。通过在抗美援朝的大背景下敌我双方的一次偶然冲突，塑造出志愿军战士机智勇敢的形象，进而折射出历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我军指战员智勇兼备的整体形象。
综上而言，军事题材的故事性是丰富的，但创演是需要十足谨慎的。军事斗争在体现直观性同时也体现着极强的逻辑性——打仗不是街头斗殴，也不是在网上指点江山。和平时期如何建设军队？战时后勤如何保障？军队如何调度？进攻路线如何选择？战局僵持时如何转入防御甚至布置撤退？这些都需要极强的逻辑操作。虽然世界军事史上也确实有些偶然事件——比如1453年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最终陷落是因为一扇不起眼的科克波塔门，但纵观世界军事史，凡是能称雄一时的军队，往往是整体逻辑性和局部灵活性结合最佳的军队。所以军事题材曲艺作品也应当充分体现这一特质，在挖掘故事性同时时刻保持军事的合理性。回到对山东快书《一车高粱米》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所有的故事情节其实都是围绕“夜晚”展开的。这一方面说明了志愿军初入朝参战时后勤补给不足的情况② ，必须酌情在夜间进行补给以减少损失;另一方面也为接下来的故事展开铺垫逻辑性——试想如果此事发生在白天，那两位战士断然无幸。而正因为是在夜晚，这样“一车高粱米换一车美国兵”才有可能是真③ 。
所以曲艺工作者在日后加强军事题材作品创演时，要关注故事性，但不能因为故事性而忽略了逻辑性——弹药无限化、人物超人化、场景扁平化、情节低龄化等都需要注意避免。
二 人物要在合理性中丰富形象
人物是文艺作品的基本构成因素之一。我们要看到的故事、场景及内涵思想，都需要在人物的自我表现或者交叉互动中体现。所以衡量一个文艺作品好坏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人物塑造是否成功。当前军事题材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塑造范式大体可以分为三类：革命历史范式、传记范式和传奇范式。革命历史范式下的军事文艺作品的人物叙事需要在遵循史实的前提下形成“史”与“事”的交融;传记范式下的军事文艺作品人物叙事则需要展现魅力人格、注重以史写人;传奇范式下的军事文艺作品人物叙事则需要演绎传奇故事，塑造另类英雄。这三个范式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交叉，譬如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及根据其衍生出的各类文艺作品，就兼具革命历史范式和传奇范式;小说《生死线》及同名电视剧则兼具传记范式和传奇范式——尽管我们不大可能确切找出欧阳山川、四道风等人物的确切历史形象，但那些人物确是那个年代人物群像的浓缩集合体，符合更高层次的传记范式。但总的来说，革命历史范式和传记范式类的作品不可能太出格，毕竟其创作原点中的历史真实“含量”更高，而近年来饱受诟病的军事题材文艺作品多数都是传奇范式的。
中国当代文学文艺的发展历程，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也是寻找、建立和更替种种范式的过程。而就实现可能来说，传奇范式是容易取得突破的，首先其受到历史和真实的制约较少，其次更容易在揣摩受众喜好中“与时俱进”。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传奇范式的军事题材文艺作品出现，优秀者如电视剧《士兵突击》、电影《战狼》系列等，但更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众多“神剧”人物——像《永不磨灭的番号》中孙成海营长向天上扔了一颗手榴弹，竟把一架日本飞机炸了下来;再如《抗日奇侠》中，一名抗日英雄将鬼子撕成了两半，“鬼子”血肉横飞，“英雄”凛然一笑。“手撕鬼子 ”因此被网友恶搞地推选为“横店名菜”;再如《燕双鹰》系列中的主人公燕双鹰，因其开挂一样的人生而被网友“敬畏”，网上更有段子称“灭霸之所以不在中国，是因为我们有燕双鹰。”“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绝不首先使用燕双鹰”。而更多的军事题材文艺作品总少不了俊男靓女，仿佛没有感情戏，编剧导演就无法创演。如此种种，虽然在客观上为网友提供了不少欢乐，但文艺作品绝不能只凭着猎奇来博人眼球，这是对艺术的不尊重，也是对演员本身及其所要表现角色的不尊重。 曲艺艺谚有云“装文扮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需要演员集中展现，这就对曲艺作品的人物勾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之，曲艺作品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刻画，创造的传奇范式的人物亦为数不少。就军事题材来说，四川评书《川军借粮》在“惫懒”的小我与为国的大我冲突中勾勒出一个真实饱满的、兼备传记范式与传奇范式的川军将士形象，令人观之击节。中篇弹词《大浪淘沙》则三种范式兼备，表现了“四·一二”反革命活动后中共两位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和顾顺章截然不同的选择：前者慷慨就义，后者则叛变投敌。值得一提的是，该作品并没有遵循革命历史范式的一般创作流程，就将人物作脸谱化处理，而是通过两人的一番对话道出了真实人物的复杂性，道出信仰与生存的冲突，从而进一步凸显出拥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的无畏和忠诚。
由此观之，曲艺在合理框架内塑造丰满人物形象是有心得的。更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注意与时俱进，但要有效避开绊倒其他姊妹艺术的门槛。特别是在描写人物互动时尤其需要注意，如果说古典作品中“金丝大环刀、闭月羞光剑、飞檐走壁人、美女爱英雄”还能引起受众兴趣的话，那当代军事题材曲艺作品如果也循着这条路走的话，很有可能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当代情感题材作品太盛，真正能补精神之钙、显民族之神、壮国威军威的充满阳刚之气的现实主义作品也需多多益善。
三 在开拓市场同时保证主旋律宣传
文艺作品在当代需要传播。一方面是在当今较为商业化的社会环境中，文艺作品同样是一种可以被估价的产品，其创意构思、演员阵容、表现手法及营销手段等，都是放在商业天平一端的砝码，而天平另一端则是受众的接受度及他们愿意为这一作品付出的代价，好的作品往往因在以上一个或者几个方面有上佳表现而得到受众的青睐。但同时，商业价值不是文艺作品的唯一价值，其天生带有的思想内核决定了其必然担负起创演方或有意或无意赋予的文化传播或者宣教功能。而军事题材文艺作品在这方面的表现尤甚，代表则是美国好莱坞的军事大片。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艾特伍德在其著作《战争与帝国》一书中认为：“美国的历史是一个充满战争和扩张的历史。战争在提高美国国际地位的同时，深刻改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美国的对外行为。”他指出，“美国诞生于战争、奴役和屠杀之中，它的事业是从暴力起步的，它的成长伴随着一连串的屠杀，从佩克特屠杀到伤膝河大屠杀（标志着印第安战争的结束），到越南美莱村大屠杀，再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它却把所有的错误归咎于其他人。我们给数以百万计的人带来了灾难，并给大屠杀冠之以‘自由和民主’将战胜黑暗力量的名义” ④。
也正是因为这份“离开了战争美国似乎就无法生存”的直观印象，好莱坞大片中的军事题材作品是最多的。借着连年不断的战争，这些作品对军事的解读和诠释也是最为多样化的：如《血战钢锯岭》阐发了在战场上勇气的另类定义，《拯救大兵瑞恩》则表现出了一些西方式的人本主义思想，《锅盖头》则表现出一些反战的特质，《壮志凌云》是美军自我标榜伟大的最佳注解。但不论是哪个阐释角度，此类作品的终点是唯一的，即把美国塑造成“拯救世界的正义化身”、全世界的“民主楷模”和“自由灯塔”等。这种美国式主旋律在商业包装后被推向全世界并大获成功。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公共外交的战争舆论动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好莱坞电影占据世界电影市场的垄断地位，它影响了全球观众的审美品位和思想观念，因此好莱坞电影成为了美国政府在战争舆论动员中最直接的工具。战争期间带有明显宣传动员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影片，实现了在意识形态、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三方面的统一。这些好莱坞电影为美国外交战略摇旗呐喊的同时，也塑造和定位了全球受众的价值取向，乃至重新整合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⑤。
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在军事题材文艺作品方面还有较大的进步空间。《战狼》系列的出现，《红海行动》的成功昭示着商业化军事题材电影的阶段性成功。但包括曲艺在内的各种文艺形式在探索军事题材作品的创演路径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究其原因，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市场大潮的冲击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主旋律的重构稍显滞后，这就导致了部分群众对冷锋此类的“战狼英雄”嗤之以鼻，这是对本国文化的不自信乃至茫然的必然结果。所以从根本上重建文化自信是保证文艺商业化不走歪路的根本保证，也是主旋律文艺作品在市场上大放异彩的基本前提。
曲艺是接地气的艺术形式，长期以来就与普通百姓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在以前，借着曲艺艺人生动的艺术表现，大众对善恶、正邪、好坏有了最朴实但最直观的认识，同时也借着这种认识一点点凝聚成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坚定认识和对文化自信的坚定信仰。如今曲艺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正面临着向产业转型的艰难抉择。道路虽然曲折但目标必须坚定，曲艺人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还要跟上时代，学习文艺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的运作方式。就军事题材作品的创演来说，还要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学习一定的军事知识，并将传统的精神内核融入现代化的创演中，在产业转型的物质基础上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任何文艺形式及其要表现的题材类型，都不能脱离一国的现实情况而独立展现。而泱泱大国雄立东方的历史记忆与近代百年屈辱的集体记忆相交织，构成了我国对军事题材文艺作品的独特需要。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尚武精神”，一个拥有浩然正气的民族才能具有崇高之美。文人墨客的忧国忧民、戍边将士的执着坚守、枪林弹雨下的无畏牺牲。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英雄壮举，才有了有力诠释“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民族精神的传递，才有了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稳固。而当前，正在重构的民族意识呼唤英雄，而社会人群精神上的缺钙远比身体缺钙带来的危害更为严重，军事题材文艺作品可以针对这两方面做有效地“治疗”，而中国曲艺在这方面必将有所作为。
注释：
①《“抗日神剧”罔顾公共理性》，《人民日报》2013年3月29日第24版。
②“如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4日，第二十七軍对长津湖地区立足未稳之敌进攻作战时，各部队消耗主要依靠战前储备的5日量给养物资。因军后勤仅有的15辆运输汽车，又被敌机炸毁13辆，分部前运物资的车辆，也在途中多次被炸或受阻，后方补充十分困难，送到部队的主副食物资十分有限……”（罗元生：《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给养供应保障》，载《党史博览》2014年第2期，第38页）。
③此处详述请参见黄继明：《抗美援朝：一车高粱米换一车美国兵》，载《文史博览》2014年第4期，第45页。
④保罗·艾特伍德：《美国战争史——战争如何塑造美国》，张敏等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第220-221页。
⑤王丽莉：《当前中国对美公共外交：舆论态势与认知空间》，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 年第1期，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