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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对辽代葬俗、壁画以及墓葬中出土的器物等进行分析，论述其反映的辽代宗教信仰。辽代前期主要以萨满教为主，面具、金属网络等是信奉萨满教的体现。辽代中后期，大量墓葬中的壁画反映了佛教文化，部分葬俗也受到佛教的影响，特别是一部分信奉佛教的汉族人将火葬的习俗带至辽朝。而在另一些墓葬壁画及出土器物中，也体现出道教的特色。由于文化的交流融合，辽代的宗教信仰从单一的萨满教逐渐发展成了萨满教、佛教、道教三教结合的情况。
关键词：辽代墓葬;宗教信仰;萨满教;佛教;道教
0 前言
辽代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制度、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均有其独特之处，特别是宗教信仰方面，既保留了萨满教这一原始信仰，同时又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中原佛教、道教开始逐渐深入到辽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由于佛教门类众多，本文所述佛教均指汉传佛教。宗教对契丹人的影响在其墓葬中得以体现，本文将从辽代葬俗、壁画、墓葬中所出土的器物来论述辽朝人的宗教信仰。
1 辽代墓葬所体现的宗教信仰
1.1 萨满教
1.1.1 面具
契丹族本身为生活在北方的游牧民族，多以狩猎为生，面具的出现可以很好地辅助其狩猎，是一种有利于生产生活的工具。有学者认为：“狩猎生产和巫术是面具起源最重要的因素，面具是原始伪装狩猎的工具。”应是面具产生的最原始用途。随着社会的进步，辽代契丹人已经不再依赖狩猎这种原始生产方式，但面具在契丹社会中仍发挥作用。辽代的萨满有着戴面具的习惯①，他们认为面具可以成为通灵的工具，帮助其进入特殊的状态，以达到与另一个世界沟通的目的。同时，因为萨满教产生于母系社会，萨满的形象也大多以女性为主，所以佩戴面具能让部分男性萨满的身份得以掩饰。
而在辽代葬俗中，信奉萨满教的契丹人相信，面具可以在人死后起到护魂的作用。在萨满教的灵魂观中，人有三魂，人死后三魂不灭，并且要去往各自的魂归之所。在这一过程中，灵魂会受到恶灵的侵害，面具正是为了保护灵魂，使其得以保存，并有依托之处，安全到达另一个世界①。这是面具在辽代习俗中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辽代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出土过两件覆盖于死者面部的金面具，用薄金片制成。驸马萧绍矩面部的金面具脸型稍长，颧部微突，鼻梁瘦长。双耳另制，用3个银铆钉与面具连为一体。面具整体呈金黄色，瞳仁、双眉及上额处一窄长条为浅黄色（图1）。昭乌达盟宁城县小刘仗子辽墓1号墓出土1件铜面具，脸略长，外部鎏金，长21厘米，两耳用铜丝套于耳上，内部留有残丝绸痕迹（图2）。北京市郊房山县（现房山区）东方红炼油厂辽代古墓中发掘出1件鎏金银面具，现藏于首都博物馆。该面具保存完整，长31厘米，脸部轮廓极为清楚，上有髡头，下有较长一段脖子。从造型上看慈眉善目，完全是一副和善的佛家形象（图3）②。从上述3个出土的辽代面具的外观来看，图1、图2中的两个面具均长脸、长耳、高颧骨、高鼻梁，五官棱角分明，是典型的契丹人样貌;而图3中的面具五官圆润饱满、耳厚，为典型的佛教特征。推测可能是佛教对契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有学者认为，辽代有死者戴面具的丧俗，是受佛教影响的体现。笔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首先，自汉代佛教传入以来，以金属面具覆面的葬俗为辽代特有，并不见于其他信奉佛教的朝代。其次，该面具的特征多为契丹人形象，而契丹人所信奉的萨满教中也有戴面具的习俗，前文已有陈述，此处不再赘述。最后，同样信奉萨满教的满族，也有戴面具的习惯。满族民间传说《两世罕王传》和《萨大人传》有载：面具“其源盖来自其‘古昔狩猎’，捕息兽或鸟群，头遮草伞，渐近捕捉得矣。”①由此可见，以金属面具覆面的葬俗体现了契丹人对于萨满教的信仰。对于图3中所展现的带有佛教色彩的面具，笔者认为，契丹人建立辽朝后，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原地区佛教的影响，进而产生了此种面具，这也是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一种体现。
1.1.2 金属网络
在辽代葬俗中有“树葬”的习惯，为了方便后人处理尸身，便将其穿戴金属网络，由头、身、臂、手、腿、足等六个部分组成。金属网络的作用与金属面具的作用相似，契丹人相信它们可以保护死者灵魂不被恶灵侵害。关于金属网络的出现学术界说法不一，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萨满教的法器，萨满在通灵时，需要借助法器的力量进入另一个世界并且与神灵沟通。河北宣化辽墓的《散乐图》上的侍乐人（巫师）就戴有臂网。因而死后穿戴网络面具者可能是契丹专业巫者②。金属网络的作用则是为了保护死者灵魂，使其有所依附，顺利到达魂归之所，也是萨满教在丧葬中的体现。二是契丹人有树葬的传统葬俗，《旧唐书》中有载：“子孙死，父母晨夕哭之。父母死，子孙不哭。死者不得作塚墓，以马驾车送入大山，置之树上，亦无服纪……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尸体置于树上难免腐坏，为免后续收尸骨不便，金属网络则起到了保护尸体的作用。三是金属网络与金缕玉衣这一葬俗有关。二者均贴合尸骨，反映了尸骨形态，或为受到中原地区佛教影响的体现。
笔者认为该葬俗更多为契丹人信奉萨满教的体现，树葬是契丹族中一种古老的葬俗，而萨满教对于契丹人的影响也颇为深远。在萨满教观念中，人死后灵魂不灭，归于山林，通过祭山仪式以缅怀逝者。《辽史》中有载：“设天神、地祇位于木叶山，东乡;中立君树，前植群树，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树，以为神门。皇帝、皇后至，夷离毕具礼仪。”树葬或为萨满教的一种体现，而金属网络所起到的护魂、护尸作用，均可视为受到了萨满教的影响，反映了萨满教的再生观。
1.1.3 金属铃
在萨满教中，声音是一种特殊的传递和维系信息的符号。萨满认为其使用的如腰铃之类的各种铃铛能够起到沟通神灵的作用，腰铃一旦响起便认为是正在与神灵沟通。另外，野兽、恶灵等惧怕声响，铃声可以对其产生震慑，铃铛被认为是萨满沟通天地、驱除恶灵的法器。在辽代墓葬中出土了各种形式的铃铛，如辽宁法库叶茂台23号辽墓出土22件铜铃及1件鎏金銮铃，二者均为两半球合成，中空，上有扁鼻，鼻中有圆穿孔③;汤原新城辽墓出土5件铜铃，其中4件大致呈三角形，在三角形底部相鄰的两个角上，各有一个球形铜铃，铜铃的三条棱上饰有凸弦纹，棱的上部中间有一个系绳用的小圆孔，另1件为残件④;巴林右旗巴彦琥绍辽墓出土1件铁铃，横置于足下，铸造锈蚀，一爪残断，铃芯不存。铁铃为方形梯形体，扁钮，中圆穿，斜肩，斜壁，四面中下部为“风”字形弧缺，四爪，内顶有半环形吊鼻，通高28厘米，宽14.6厘米⑤。 尽管上述出土铃铛的材质、性质有所差别，然而根据铃在萨满教中的作用可推测出，以铃置于死者棺中，是契丹人相信这样可以帮助死者去除恶灵，保护灵魂，顺利到达魂归之所，与前文中所述的面具、金属网络的作用类似。以铃作为陪葬品的葬俗较为广泛，体现出萨满教在当时社会的影响。
契丹人长期生活在自然环境复杂的北方地区，需要面临多变的气候及复杂的地形，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不发达的时代，人们抵御自然、疾病等风险的能力较差，导致其一方面畏惧自然，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自然的崇拜，山川、日月及熊、鹿等动物均可以成为其崇拜的对象。萨满教之所以能够在契丹社会中盛行，也多源于此。萨满教本身相信灵魂不灭，面具、金属网络、金属铃等器物的存在，不仅体现了契丹人以狩猎为主的生产方式的需要，更体现出这三种器物的护魂作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萨满教满足了契丹人的需要。
1.2 佛教
1.2.1 葬俗
上文中有所陈述，受萨满教的影响，辽代的葬俗有天葬、树葬等形式，而进入辽代晚期，佛教的广泛传播使得火葬形式的增加。与萨满教的灵魂观不同，佛教的诸多思想体现了其对精神层面的影响，灵魂不受肉体限制，不为形式所制约，因而肉体的存在与否，对于信奉佛教的人而言并不十分重要。僧侣甚至是得道高僧均有火葬的传统，信众也随之效仿，这使得火葬随之盛行。在辽代，贵族、士绅等群体多为虔诚的佛教徒，在墓葬中佛教的元素体现得尤为明显。辽宁朝阳木头城子辽代壁画墓为辽代晚期小型火葬墓，墓志损坏，仅可辨别出墓主姓名及官爵，墓中棺床前方两侧各放置3个骨灰罐。在石棺、木棺和6个骨灰罐中均放有骨灰，大概是一个家庭的合葬墓。①朝阳沟门子辽墓和廊坊市安次区西永丰村辽代壁画墓也都属于辽代晚期的火葬墓，墓主为辽国的汉族人。从上述这些辽墓中可以推测，辽代的火葬墓出现在晚期，其原因或为佛教在辽代传播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佛教的发展相对于前期更为兴盛。而另一点，墓主人以辽朝的汉人居多，可推测佛教得以在辽朝大范围传播，与辽朝社会吸收了更多的汉族人也有一定的关系。
1.2.2 佛教相关器物
辽朝人的崇佛还体现在对佛塔的大量修建上，在辽宁昌图县塔东辽代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塔基及地宫，并在地宫中出土了铜门、铜背光及铜制、铁制的造像，佛像以趺坐、站立的形象居多，除少数锈蚀、面部模糊外，多为细目长眉、束髻、身着宽松衣袍的形象;石制罗汉头像呈长眉阔目、面相浑圆状;陶制塑像的手、头、足等构件均呈现出浑圆饱满状。吉林海龙镇郊辽金时期建筑遗址中出土佛手轻抚狮头的形象，手指肥短。上述出土遗物均体现出佛教温和、向善的特点，这反映了辽朝人对佛教的深刻理解。
佛教的出现对辽代的制作工艺也产生了影响，辽宁建平辽墓出土1件双凤鎏金铜冠饰，其上饰莲花纹，刻有梵文。这一图案的产生一方面体现了佛教对当时社会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佛教逐渐融入当地生活，这一世俗化的过程也是佛教影响辽代文化的过程。
1.2.3 墓葬壁画
河北宣化辽代壁画墓为辽代汉族张氏的家族墓地，其壁画的丰富程度在墓葬中较为罕见，该壁画直观反映了墓主人的日常生活。通过壁画可知，墓主人生前崇佛，墓中有3幅备经图，代表佛教的莲花饰于直棂窗上，并有植物花卉、仙鹤等3幅图中均绘有书案，其上放置香炉、经书、经卷、念珠等物，可看出当时已为读佛经设置了专门的读经室。此3幅壁画的墓主人分别为张匡正、张世卿、张恭诱，根据辽代张氏家族世系可知，3人分别为张氏家族的第二代、第四代和第五代，这说明佛教的发展具有传承性。河北宣化下八里韩师训墓的东北壁上绘有3个妇女形象，桌上放置香炉、碗及小几，几上置有经卷、佛珠等。上述两座墓葬的壁画均体现出崇佛的现象，并且在时间上两座墓的时间跨度并不大，可反映出这一时期佛教的盛行及对当时社会的深刻影响。
笔者在前文提及，契丹人的传统葬俗多受萨满教的影响，以面具、金属网络、金属铃为随葬品正是这一宗教信仰的体现。然而，在辽朝建立后，民族融合不断加深，与汉族人交往更为密切，这为佛教思想在契丹人传播提供了可能和便利。佛教得以在辽朝广泛传播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萨满教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信奉的主要目的均与自然和生存有关，并且将熊、鹿、鸟类等自然因素作为信奉对象，具有相当强的原始性，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攻击性，甚至是残酷和暴力。不但不能起到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相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进步，在辽朝建立后，这种宗教内容逐渐不再适应社会需要。特别是在辽朝建立的初期，萨满神速姑对朝政的干涉引起耶律阿保机的不满，两者之间的对立也是加速萨满教在辽朝衰落的一项重要原因。据《辽史》记载：“上以兵追之，剌葛遣其党寅底石引兵径趋行宫，焚其辎重、庐帐，纵兵大杀。皇后急遣曷古鲁救之，仅得天子旗鼓而已。其党神速姑复劫西楼，焚明王楼。”从此处不难看出政权与萨满权力的冲突。此事件之后，萨满教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仅仅在传统祭祀中出现，并逐步形式化。其二，随着辽朝的建立和稳定及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契丹人开始不再愿意信奉带有原始性的萨满教，而佛教教义遵从的是善恶因果，从根本上来看是将思想向“善”的方向引导，这一观念恰好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当时的人们需要稳定的精神世界，同时也符合统治者的治国要求，以便维护社会安定。
1.3 道教
与佛教在辽朝传播的原因相似，道教在辽朝得以传播与统治者的支持联系紧密。神册三年（918），耶律阿保机下令在契丹境内修建孔子庙、佛寺、道观。相当一部分贵族也是道教的信奉者，这一点在其墓葬中也不难发现。辽代平原公主墓壁画绘有大面积祥云，并在火焰珠两侧绘有仙鹤，仙鹤旁绘有祥云。北票季杖子辽代壁画墓中的壁画上绘有多个身着道袍的差役形象，由此可见，墓主为道教信徒无疑。同时，墓中的壁画高大且丰富，耗资巨大，推測该墓主为契丹贵族。在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现鎏金银冠、高翅鎏金银冠、银制鎏金道教造像各1件，其中，鎏金银冠上錾刻一道教人物像，高翅鎏金银冠刻有凤鸟、云纹等图案，道教造像下为双重镂空六瓣花叶形底座，像后有背光，边缘有九朵卷云，或似九枝灵芝。造像人物高髻长须，身着宽袖长袍，双手捧物盘膝而坐①。 上述几座墓葬均为辽代贵族墓，出土了部分典型具有道教色彩的器物。上层贵族以其强有力的影响力推动了道教在辽朝的传播。道教的“休养生息”“无为”等思想，符合统治者维护社会安定和统治的需要，同时，辽朝建立后，政治、经济逐渐趋于稳定，社会群体开始有更高的精神诉求，渴望精神上的满足，道教“出世”“逍遥”的概念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要。而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得以在辽朝传播，可见辽宋两朝的交流频繁，文化呈现出融合趋势。
2 结语
通过对辽代的葬俗、墓葬中的壁画以及出土器物的分析可见，辽朝的宗教从以往单一的萨满教发展到萨满教、佛教、道教三教结合。从文化角度来看，这是辽代社会的一大进步。这种局面得以形成主要得益于统治者的支持以及民族之间密切的交流往来。从壁画、出土器物也可以看出，萨满教的影响逐渐减小，而佛教、道教深入到辽代的社会生活中，呈现出文化融合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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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辽代墓葬;宗教信仰;萨满教;佛教;道教
0 前言
辽代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制度、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均有其独特之处，特别是宗教信仰方面，既保留了萨满教这一原始信仰，同时又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中原佛教、道教开始逐渐深入到辽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由于佛教门类众多，本文所述佛教均指汉传佛教。宗教对契丹人的影响在其墓葬中得以体现，本文将从辽代葬俗、壁画、墓葬中所出土的器物来论述辽朝人的宗教信仰。
1 辽代墓葬所体现的宗教信仰
1.1 萨满教
1.1.1 面具
契丹族本身为生活在北方的游牧民族，多以狩猎为生，面具的出现可以很好地辅助其狩猎，是一种有利于生产生活的工具。有学者认为：“狩猎生产和巫术是面具起源最重要的因素，面具是原始伪装狩猎的工具。”应是面具产生的最原始用途。随着社会的进步，辽代契丹人已经不再依赖狩猎这种原始生产方式，但面具在契丹社会中仍发挥作用。辽代的萨满有着戴面具的习惯①，他们认为面具可以成为通灵的工具，帮助其进入特殊的状态，以达到与另一个世界沟通的目的。同时，因为萨满教产生于母系社会，萨满的形象也大多以女性为主，所以佩戴面具能让部分男性萨满的身份得以掩饰。
而在辽代葬俗中，信奉萨满教的契丹人相信，面具可以在人死后起到护魂的作用。在萨满教的灵魂观中，人有三魂，人死后三魂不灭，并且要去往各自的魂归之所。在这一过程中，灵魂会受到恶灵的侵害，面具正是为了保护灵魂，使其得以保存，并有依托之处，安全到达另一个世界①。这是面具在辽代习俗中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辽代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出土过两件覆盖于死者面部的金面具，用薄金片制成。驸马萧绍矩面部的金面具脸型稍长，颧部微突，鼻梁瘦长。双耳另制，用3个银铆钉与面具连为一体。面具整体呈金黄色，瞳仁、双眉及上额处一窄长条为浅黄色（图1）。昭乌达盟宁城县小刘仗子辽墓1号墓出土1件铜面具，脸略长，外部鎏金，长21厘米，两耳用铜丝套于耳上，内部留有残丝绸痕迹（图2）。北京市郊房山县（现房山区）东方红炼油厂辽代古墓中发掘出1件鎏金银面具，现藏于首都博物馆。该面具保存完整，长31厘米，脸部轮廓极为清楚，上有髡头，下有较长一段脖子。从造型上看慈眉善目，完全是一副和善的佛家形象（图3）②。从上述3个出土的辽代面具的外观来看，图1、图2中的两个面具均长脸、长耳、高颧骨、高鼻梁，五官棱角分明，是典型的契丹人样貌;而图3中的面具五官圆润饱满、耳厚，为典型的佛教特征。推测可能是佛教对契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有学者认为，辽代有死者戴面具的丧俗，是受佛教影响的体现。笔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首先，自汉代佛教传入以来，以金属面具覆面的葬俗为辽代特有，并不见于其他信奉佛教的朝代。其次，该面具的特征多为契丹人形象，而契丹人所信奉的萨满教中也有戴面具的习俗，前文已有陈述，此处不再赘述。最后，同样信奉萨满教的满族，也有戴面具的习惯。满族民间传说《两世罕王传》和《萨大人传》有载：面具“其源盖来自其‘古昔狩猎’，捕息兽或鸟群，头遮草伞，渐近捕捉得矣。”①由此可见，以金属面具覆面的葬俗体现了契丹人对于萨满教的信仰。对于图3中所展现的带有佛教色彩的面具，笔者认为，契丹人建立辽朝后，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原地区佛教的影响，进而产生了此种面具，这也是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一种体现。
1.1.2 金属网络
在辽代葬俗中有“树葬”的习惯，为了方便后人处理尸身，便将其穿戴金属网络，由头、身、臂、手、腿、足等六个部分组成。金属网络的作用与金属面具的作用相似，契丹人相信它们可以保护死者灵魂不被恶灵侵害。关于金属网络的出现学术界说法不一，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萨满教的法器，萨满在通灵时，需要借助法器的力量进入另一个世界并且与神灵沟通。河北宣化辽墓的《散乐图》上的侍乐人（巫师）就戴有臂网。因而死后穿戴网络面具者可能是契丹专业巫者②。金属网络的作用则是为了保护死者灵魂，使其有所依附，顺利到达魂归之所，也是萨满教在丧葬中的体现。二是契丹人有树葬的传统葬俗，《旧唐书》中有载：“子孙死，父母晨夕哭之。父母死，子孙不哭。死者不得作塚墓，以马驾车送入大山，置之树上，亦无服纪……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尸体置于树上难免腐坏，为免后续收尸骨不便，金属网络则起到了保护尸体的作用。三是金属网络与金缕玉衣这一葬俗有关。二者均贴合尸骨，反映了尸骨形态，或为受到中原地区佛教影响的体现。
笔者认为该葬俗更多为契丹人信奉萨满教的体现，树葬是契丹族中一种古老的葬俗，而萨满教对于契丹人的影响也颇为深远。在萨满教观念中，人死后灵魂不灭，归于山林，通过祭山仪式以缅怀逝者。《辽史》中有载：“设天神、地祇位于木叶山，东乡;中立君树，前植群树，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树，以为神门。皇帝、皇后至，夷离毕具礼仪。”树葬或为萨满教的一种体现，而金属网络所起到的护魂、护尸作用，均可视为受到了萨满教的影响，反映了萨满教的再生观。
1.1.3 金属铃
在萨满教中，声音是一种特殊的传递和维系信息的符号。萨满认为其使用的如腰铃之类的各种铃铛能够起到沟通神灵的作用，腰铃一旦响起便认为是正在与神灵沟通。另外，野兽、恶灵等惧怕声响，铃声可以对其产生震慑，铃铛被认为是萨满沟通天地、驱除恶灵的法器。在辽代墓葬中出土了各种形式的铃铛，如辽宁法库叶茂台23号辽墓出土22件铜铃及1件鎏金銮铃，二者均为两半球合成，中空，上有扁鼻，鼻中有圆穿孔③;汤原新城辽墓出土5件铜铃，其中4件大致呈三角形，在三角形底部相鄰的两个角上，各有一个球形铜铃，铜铃的三条棱上饰有凸弦纹，棱的上部中间有一个系绳用的小圆孔，另1件为残件④;巴林右旗巴彦琥绍辽墓出土1件铁铃，横置于足下，铸造锈蚀，一爪残断，铃芯不存。铁铃为方形梯形体，扁钮，中圆穿，斜肩，斜壁，四面中下部为“风”字形弧缺，四爪，内顶有半环形吊鼻，通高28厘米，宽14.6厘米⑤。 尽管上述出土铃铛的材质、性质有所差别，然而根据铃在萨满教中的作用可推测出，以铃置于死者棺中，是契丹人相信这样可以帮助死者去除恶灵，保护灵魂，顺利到达魂归之所，与前文中所述的面具、金属网络的作用类似。以铃作为陪葬品的葬俗较为广泛，体现出萨满教在当时社会的影响。
契丹人长期生活在自然环境复杂的北方地区，需要面临多变的气候及复杂的地形，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不发达的时代，人们抵御自然、疾病等风险的能力较差，导致其一方面畏惧自然，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自然的崇拜，山川、日月及熊、鹿等动物均可以成为其崇拜的对象。萨满教之所以能够在契丹社会中盛行，也多源于此。萨满教本身相信灵魂不灭，面具、金属网络、金属铃等器物的存在，不仅体现了契丹人以狩猎为主的生产方式的需要，更体现出这三种器物的护魂作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萨满教满足了契丹人的需要。
1.2 佛教
1.2.1 葬俗
上文中有所陈述，受萨满教的影响，辽代的葬俗有天葬、树葬等形式，而进入辽代晚期，佛教的广泛传播使得火葬形式的增加。与萨满教的灵魂观不同，佛教的诸多思想体现了其对精神层面的影响，灵魂不受肉体限制，不为形式所制约，因而肉体的存在与否，对于信奉佛教的人而言并不十分重要。僧侣甚至是得道高僧均有火葬的传统，信众也随之效仿，这使得火葬随之盛行。在辽代，贵族、士绅等群体多为虔诚的佛教徒，在墓葬中佛教的元素体现得尤为明显。辽宁朝阳木头城子辽代壁画墓为辽代晚期小型火葬墓，墓志损坏，仅可辨别出墓主姓名及官爵，墓中棺床前方两侧各放置3个骨灰罐。在石棺、木棺和6个骨灰罐中均放有骨灰，大概是一个家庭的合葬墓。①朝阳沟门子辽墓和廊坊市安次区西永丰村辽代壁画墓也都属于辽代晚期的火葬墓，墓主为辽国的汉族人。从上述这些辽墓中可以推测，辽代的火葬墓出现在晚期，其原因或为佛教在辽代传播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佛教的发展相对于前期更为兴盛。而另一点，墓主人以辽朝的汉人居多，可推测佛教得以在辽朝大范围传播，与辽朝社会吸收了更多的汉族人也有一定的关系。
1.2.2 佛教相关器物
辽朝人的崇佛还体现在对佛塔的大量修建上，在辽宁昌图县塔东辽代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塔基及地宫，并在地宫中出土了铜门、铜背光及铜制、铁制的造像，佛像以趺坐、站立的形象居多，除少数锈蚀、面部模糊外，多为细目长眉、束髻、身着宽松衣袍的形象;石制罗汉头像呈长眉阔目、面相浑圆状;陶制塑像的手、头、足等构件均呈现出浑圆饱满状。吉林海龙镇郊辽金时期建筑遗址中出土佛手轻抚狮头的形象，手指肥短。上述出土遗物均体现出佛教温和、向善的特点，这反映了辽朝人对佛教的深刻理解。
佛教的出现对辽代的制作工艺也产生了影响，辽宁建平辽墓出土1件双凤鎏金铜冠饰，其上饰莲花纹，刻有梵文。这一图案的产生一方面体现了佛教对当时社会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佛教逐渐融入当地生活，这一世俗化的过程也是佛教影响辽代文化的过程。
1.2.3 墓葬壁画
河北宣化辽代壁画墓为辽代汉族张氏的家族墓地，其壁画的丰富程度在墓葬中较为罕见，该壁画直观反映了墓主人的日常生活。通过壁画可知，墓主人生前崇佛，墓中有3幅备经图，代表佛教的莲花饰于直棂窗上，并有植物花卉、仙鹤等3幅图中均绘有书案，其上放置香炉、经书、经卷、念珠等物，可看出当时已为读佛经设置了专门的读经室。此3幅壁画的墓主人分别为张匡正、张世卿、张恭诱，根据辽代张氏家族世系可知，3人分别为张氏家族的第二代、第四代和第五代，这说明佛教的发展具有传承性。河北宣化下八里韩师训墓的东北壁上绘有3个妇女形象，桌上放置香炉、碗及小几，几上置有经卷、佛珠等。上述两座墓葬的壁画均体现出崇佛的现象，并且在时间上两座墓的时间跨度并不大，可反映出这一时期佛教的盛行及对当时社会的深刻影响。
笔者在前文提及，契丹人的传统葬俗多受萨满教的影响，以面具、金属网络、金属铃为随葬品正是这一宗教信仰的体现。然而，在辽朝建立后，民族融合不断加深，与汉族人交往更为密切，这为佛教思想在契丹人传播提供了可能和便利。佛教得以在辽朝广泛传播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萨满教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信奉的主要目的均与自然和生存有关，并且将熊、鹿、鸟类等自然因素作为信奉对象，具有相当强的原始性，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攻击性，甚至是残酷和暴力。不但不能起到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相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进步，在辽朝建立后，这种宗教内容逐渐不再适应社会需要。特别是在辽朝建立的初期，萨满神速姑对朝政的干涉引起耶律阿保机的不满，两者之间的对立也是加速萨满教在辽朝衰落的一项重要原因。据《辽史》记载：“上以兵追之，剌葛遣其党寅底石引兵径趋行宫，焚其辎重、庐帐，纵兵大杀。皇后急遣曷古鲁救之，仅得天子旗鼓而已。其党神速姑复劫西楼，焚明王楼。”从此处不难看出政权与萨满权力的冲突。此事件之后，萨满教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仅仅在传统祭祀中出现，并逐步形式化。其二，随着辽朝的建立和稳定及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契丹人开始不再愿意信奉带有原始性的萨满教，而佛教教义遵从的是善恶因果，从根本上来看是将思想向“善”的方向引导，这一观念恰好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当时的人们需要稳定的精神世界，同时也符合统治者的治国要求，以便维护社会安定。
1.3 道教
与佛教在辽朝传播的原因相似，道教在辽朝得以传播与统治者的支持联系紧密。神册三年（918），耶律阿保机下令在契丹境内修建孔子庙、佛寺、道观。相当一部分贵族也是道教的信奉者，这一点在其墓葬中也不难发现。辽代平原公主墓壁画绘有大面积祥云，并在火焰珠两侧绘有仙鹤，仙鹤旁绘有祥云。北票季杖子辽代壁画墓中的壁画上绘有多个身着道袍的差役形象，由此可见，墓主为道教信徒无疑。同时，墓中的壁画高大且丰富，耗资巨大，推測该墓主为契丹贵族。在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现鎏金银冠、高翅鎏金银冠、银制鎏金道教造像各1件，其中，鎏金银冠上錾刻一道教人物像，高翅鎏金银冠刻有凤鸟、云纹等图案，道教造像下为双重镂空六瓣花叶形底座，像后有背光，边缘有九朵卷云，或似九枝灵芝。造像人物高髻长须，身着宽袖长袍，双手捧物盘膝而坐①。 上述几座墓葬均为辽代贵族墓，出土了部分典型具有道教色彩的器物。上层贵族以其强有力的影响力推动了道教在辽朝的传播。道教的“休养生息”“无为”等思想，符合统治者维护社会安定和统治的需要，同时，辽朝建立后，政治、经济逐渐趋于稳定，社会群体开始有更高的精神诉求，渴望精神上的满足，道教“出世”“逍遥”的概念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要。而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得以在辽朝传播，可见辽宋两朝的交流频繁，文化呈现出融合趋势。
2 结语
通过对辽代的葬俗、墓葬中的壁画以及出土器物的分析可见，辽朝的宗教从以往单一的萨满教发展到萨满教、佛教、道教三教结合。从文化角度来看，这是辽代社会的一大进步。这种局面得以形成主要得益于统治者的支持以及民族之间密切的交流往来。从壁画、出土器物也可以看出，萨满教的影响逐渐减小，而佛教、道教深入到辽代的社会生活中，呈现出文化融合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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