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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间，刘建军帮助两万多名中国人去非洲淘金，在非洲各国建立了50多个“华人老板村”……
局长闯非洲，华人“桃花源”里發现大商机
刘建军出生在河北景县农村，当过县长和保定市外贸局长。
1998年中国尚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刘建军發现保定的外贸出口形势越發不妙。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他發现只有非洲似乎与这场金融灾难无关。他决定去非洲考察。
数月时间，刘建军跑了非洲十多个国家。同样的商品，他比较当地价格与中国的發现：非洲虽然發展滞后，但当地富人及白人的消费能力很强，许多商品的售价要比在我国高出许多倍。
刘建军有一位朋友在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工作。考察即将结束时，朋友找到他说：“赞比西河北岸有一群保定人，他们的签证已经过期8个多月了还不肯走。你老刘是保定的官，赶紧做做工作，让他们回去吧!”刘建军很不解：不是说非洲很贫苦吗?怎么老乡不愿意回国?
刘建军在赞比西河畔见到了被当地人尊称为“中国专家”的老乡，其中大部分是保定吕家庄一带的农民，也有几个河南人和安徽人。两年前，他们跟随北京一个建设单位来援助莫桑比克兴修水坝。来到非洲后，他们發现这里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种什么产量都很高，根本不用施肥，但当地人的种植观念和生活方式还很原始。
时间一长，这帮中国人就和当地农民成了朋友，并将自己的耕种方法教给他们。当地黑人也乐意将自家多不胜数的土地分给这些“农业专家”耕种，连租金都不收。保定农民發现，只要不懒惰，这里的钱比国内好赚多了。当地一公斤白菜售价4美元，一公斤黄瓜售价5美元，一根葱都要1美元!由于气候较暖，这里每年可以收获三季水稻。于是，援建工程结束后，他们就不愿意离开了。
刘建军不但没能做通老乡们的工作，他们还反过来央求他帮忙续签，他们还想把妻儿也接到非洲来。老刘回国后费了不少劲，帮那些河北同乡办妥了续签手续，并把他们的妻儿也护送到了非洲。
但孩子们到了异国他乡，上学怎么办呢?抱着“帮人帮到底”的想法，老刘又开始张罗着在河北寻找老师，但有着稳定工作的老师们都不愿去非洲。最后，一对教师夫妻勉强答应去一年，条件是保定这边的学校要为他们办停薪留职。
1999年5月，当刘建军再次来到那个赞比西河畔的小村庄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一年内，有近百名中国北方农民到此谋生，那里俨然成了一个“华人村”。原本在国内当村长的人到了那里还是村长，会计仍当会计，男人种菜，女人种花，篱笆圈里六畜兴旺。大家的生活都过得十分富裕，一年下来，人均收入竟高达三四万美元!
那对保定教师夫妇在当地开办的学校，不仅解决了“华人村”孩子的学习问题，还吸纳了不少非洲本地人来学习汉语。他们还拥有草场、水井、磨坊、牛羊、池塘和森林，成了农场主。薄暮时分，他们倚着面包树欣赏美丽花田和头顶的彩云，顺口吟哦几句诗词……那对教师夫妻感慨道：“这哪里是贫穷、落后的黑非洲，简直就是理想中的桃花源啊!”一年下来，两口子种植收入4万美元，学校收入3万多美元。
乐当“摆渡人”，助中国人去非洲掘金
这些中国农民在非洲种地致富的经历，深深触动了刘建军。他当过多年县长，知道国内耕地少，有些地方每个农民平均也就一亩甚至几分田地。“我国劳动力过剩，资本流动性过剩。而非洲是一块没有被完全开發的富饶之地，论田地，到处是肥沃的黑土腐殖层；说宝藏，黄金、钻石等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为什么不能把劳动力作为商品流转起来?为什么不把资本引出国门流动生利?”刘建军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兴奋。他有了在非洲建立“华人老板村”的最初构想，准备从家乡召集大批贫困农民、下岗工人和商界老板到非洲创业。
那次回国后，刘建军印了很多宣传资料，见人就宣传“非洲是个好地方”。他说非洲不穷，非洲是块处女地，到处都是宝；非洲大多数地方并不热，许多地区与云南、海南处在同一纬度上，四季如春；非洲劳动力十分廉价，开农场、搞工厂都很好雇人；在非洲租地的年租金为每公顷(15亩)几美元，有的国家甚至不要钱，租赁期39～99年……
但宣传了3个月，没有一个人找他报名。大家都不相信印象中贫瘠落后、疾病横行的非洲，会是一个黄金遍地的创业乐园。
就在刘建军心灰意冷的时候，在保定经商的两个温州人打电话给刘建军。结果，保定人没招到，倒是有50多个温州人报了名。老刘乐呵呵地帮他们办好了出国手续，并且不收取一分“中介费”。
见精明的温州人都去了非洲，并在短短几个月内赚了不少钱，保定人闻讯后纷纷“躁动”起来。从1999年初开始，找刘建军报名去非洲“插队”的人突然多了起來，有农民、老板，也有知识分子。商人李柱是其中一员，他在非洲的掘金经历极富传奇色彩。
和刘建军去了一趟乌干达后，李柱顿时感觉开了眼。几个月后，他就在该国租了1.2万亩地，租期五年，租金总共是1.25万美元。他原本计划种菜、养鱼，搞一个农场。巧的是，李柱租的这块地里有一座山，山间有一挂瀑布。有一天，在瀑布边，一块石头吸住了他的公文包——他的公文包上有两块磁铁。李柱很吃惊，迅速请来专家进行勘察。勘察结果把他乐坏了，这是一个含铁量在60％以上的富铁矿。继续勘察，专家还發现了金矿、钻石矿和蛭石矿!于是李柱改变计划，搞起了矿业……如今，他已是大名鼎鼎的达菲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资产过亿。
李柱的成功带动了不少中国人在非洲买山、买矿石开采权。在那的开采成本加运输费，只相当于国内开采成本的1／3左右，而矿石中的“宝贝”含量却十分诱人。
在非洲创下惊人财富的保定人，回到家乡后又是买车又是建别墅，使得更多的北方农民怦然心动。到2002年，每月找刘建军报名去非洲的人多达四五百个。
打造50座“中国老板村”，成传奇大酋长
后来在刘建军的倡导下，去非洲淘金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组成了一个个“保定村”。由于95％的“村民”都是富有的老板，当地人都称之为“中国老板村”。每个“村”的规模不等，人数多的近400人，少的仅50多人，其中大多来自河北保定，也有一部分其它省份的人。各“村”都有经过民主选举的村支书和村主任，负责和当地政府签订项目、组织和协调村民的工作。用刘建军的话说，“老板村”的模式就是为了避免以往中国人在国外单打独斗的状况，其战术原则是：变麻雀战为运动战、变游击队为正规军、变出口产品为出口产业。 2003年从外贸局退休后，刘建军成为中非民间商会会长，他把所有精力都用于带动中国人到非洲致富。在“文化先行、义利兼顾、背靠祖国、追赶世界”的指导思想下，他为非洲“保定村”制定了《保定村组织办法》、《保定村民公约》、《保定村临时党支部条例》，还亲自作词、创作了《保定村民之歌》：“告别家乡，挥手太行，打起行囊，飞过蓝天，越过海洋，辽阔非洲，播撒春光；带着嘱托，带着理想，發展友谊，共富国强……”
2004年初，刘建军在南非创办了中国武校。随后，他又在保定为42个非洲国家开设青年培训班，教他们学习中文和中医，以及农业和商贸知识。2005年，他还创办了中英文刊物《非洲之窗》，供往返非洲航班和在华非洲人订阅。他还聘请赞比亚、乌干达演员到北京和保定表演，组织了近百人参加的中非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以后，刘建军和他在非洲缔造的“中国老板村”火了。新华社、路透社和法新社等全球著名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他，一些發展中国家纷纷派团去“保定村”考察。然而，在“出名”的同时，刘建军也在承受着不为人知的辛苦和艰险，以及各种恶语攻击。
2007年4月，刘建军在国外为“保定村”谈合同时被抢劫，并被歹徒用匕首划伤了手臂；2009年秋天在刚果勘察矿山建路时，刘建军和同伴在一棵树下过夜，天亮才發现旁边的大树上一条大蟒蛇正窥视着他们的脑袋!……
比这些更令老刘难以忍受的是来自各方的攻击：西方一个自由撰稿人在加拿大写文章称刘建军是“圈地屯粮的殖民主义分子”。然而，非洲人民却因为刘建军让他们粮食大丰收、经济大繁荣，而推崇他为“西非六部联合名誉大酋长”，并赠送给他1000公顷良田，还让他参加总统女儿的婚礼。
国内有人攻击刘建军，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捞钱，而他却先后被授予“全国百位公益事业楷模”、“共和国经济建设功勋人物”、“世界杰出华商代表”等荣誉。
让刘建军最高兴的，是在非洲看到中国人拥有长期经营权的大片土地上，长出了山东登海的玉米、袁隆平的杂交稻；看到异国的华人医院门口排出几十米长的候诊患者；看到说一口中国话的来华进修非洲青年；看到非洲一些贫困县的百姓能穿上物美价廉的中国服装，用上中国制造的电器；看到坦桑兰宝石、锰矿、玛瑙装进运往天津港的集装箱……
到2012年止，14年问，刘建军组织去非洲的中国人超过2.4万名。他们在尼日利亚、肯尼亚、苏丹和赞比亚等3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50多个“中国老板村”。这些乡音缭绕的“村子”以惊人的速度在异国崛起，村民们大多以豪车代步，个个身家不菲。
近些年，刘建军在帮同胞到非洲创业的同时，也在西非经营着自己获赠的1000公顷田地，大面积种植薰衣草、药材等，获得了可观收入。此外，他还注册了带有自己肖像的“酋长”牌国际商标，目前已有十几个产品。外交部领导曾高兴地鼓励他把“酋长”牌出口非洲的产品發展到上百个，因为只有文化的融合，才有持久的合作与友好發展。
尽管已经积累了近千万财富，但刘建軍最感幸福的是，看到自己带到非洲的“村民”们都过上了好日子。
当有人问他：“您已经60多岁了，不希望放弃拼搏，养性修身吗?”老刘用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有所作为”回答，并且背诵起他写给自己的打油诗：“有钱难买老来忙，地球就是健身房。人生经验挑着用，助人助己也辉煌!”
编辑／吴彦群
局长闯非洲，华人“桃花源”里發现大商机
刘建军出生在河北景县农村，当过县长和保定市外贸局长。
1998年中国尚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刘建军發现保定的外贸出口形势越發不妙。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他發现只有非洲似乎与这场金融灾难无关。他决定去非洲考察。
数月时间，刘建军跑了非洲十多个国家。同样的商品，他比较当地价格与中国的發现：非洲虽然發展滞后，但当地富人及白人的消费能力很强，许多商品的售价要比在我国高出许多倍。
刘建军有一位朋友在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工作。考察即将结束时，朋友找到他说：“赞比西河北岸有一群保定人，他们的签证已经过期8个多月了还不肯走。你老刘是保定的官，赶紧做做工作，让他们回去吧!”刘建军很不解：不是说非洲很贫苦吗?怎么老乡不愿意回国?
刘建军在赞比西河畔见到了被当地人尊称为“中国专家”的老乡，其中大部分是保定吕家庄一带的农民，也有几个河南人和安徽人。两年前，他们跟随北京一个建设单位来援助莫桑比克兴修水坝。来到非洲后，他们發现这里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种什么产量都很高，根本不用施肥，但当地人的种植观念和生活方式还很原始。
时间一长，这帮中国人就和当地农民成了朋友，并将自己的耕种方法教给他们。当地黑人也乐意将自家多不胜数的土地分给这些“农业专家”耕种，连租金都不收。保定农民發现，只要不懒惰，这里的钱比国内好赚多了。当地一公斤白菜售价4美元，一公斤黄瓜售价5美元，一根葱都要1美元!由于气候较暖，这里每年可以收获三季水稻。于是，援建工程结束后，他们就不愿意离开了。
刘建军不但没能做通老乡们的工作，他们还反过来央求他帮忙续签，他们还想把妻儿也接到非洲来。老刘回国后费了不少劲，帮那些河北同乡办妥了续签手续，并把他们的妻儿也护送到了非洲。
但孩子们到了异国他乡，上学怎么办呢?抱着“帮人帮到底”的想法，老刘又开始张罗着在河北寻找老师，但有着稳定工作的老师们都不愿去非洲。最后，一对教师夫妻勉强答应去一年，条件是保定这边的学校要为他们办停薪留职。
1999年5月，当刘建军再次来到那个赞比西河畔的小村庄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一年内，有近百名中国北方农民到此谋生，那里俨然成了一个“华人村”。原本在国内当村长的人到了那里还是村长，会计仍当会计，男人种菜，女人种花，篱笆圈里六畜兴旺。大家的生活都过得十分富裕，一年下来，人均收入竟高达三四万美元!
那对保定教师夫妇在当地开办的学校，不仅解决了“华人村”孩子的学习问题，还吸纳了不少非洲本地人来学习汉语。他们还拥有草场、水井、磨坊、牛羊、池塘和森林，成了农场主。薄暮时分，他们倚着面包树欣赏美丽花田和头顶的彩云，顺口吟哦几句诗词……那对教师夫妻感慨道：“这哪里是贫穷、落后的黑非洲，简直就是理想中的桃花源啊!”一年下来，两口子种植收入4万美元，学校收入3万多美元。
乐当“摆渡人”，助中国人去非洲掘金
这些中国农民在非洲种地致富的经历，深深触动了刘建军。他当过多年县长，知道国内耕地少，有些地方每个农民平均也就一亩甚至几分田地。“我国劳动力过剩，资本流动性过剩。而非洲是一块没有被完全开發的富饶之地，论田地，到处是肥沃的黑土腐殖层；说宝藏，黄金、钻石等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为什么不能把劳动力作为商品流转起来?为什么不把资本引出国门流动生利?”刘建军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兴奋。他有了在非洲建立“华人老板村”的最初构想，准备从家乡召集大批贫困农民、下岗工人和商界老板到非洲创业。
那次回国后，刘建军印了很多宣传资料，见人就宣传“非洲是个好地方”。他说非洲不穷，非洲是块处女地，到处都是宝；非洲大多数地方并不热，许多地区与云南、海南处在同一纬度上，四季如春；非洲劳动力十分廉价，开农场、搞工厂都很好雇人；在非洲租地的年租金为每公顷(15亩)几美元，有的国家甚至不要钱，租赁期39～99年……
但宣传了3个月，没有一个人找他报名。大家都不相信印象中贫瘠落后、疾病横行的非洲，会是一个黄金遍地的创业乐园。
就在刘建军心灰意冷的时候，在保定经商的两个温州人打电话给刘建军。结果，保定人没招到，倒是有50多个温州人报了名。老刘乐呵呵地帮他们办好了出国手续，并且不收取一分“中介费”。
见精明的温州人都去了非洲，并在短短几个月内赚了不少钱，保定人闻讯后纷纷“躁动”起来。从1999年初开始，找刘建军报名去非洲“插队”的人突然多了起來，有农民、老板，也有知识分子。商人李柱是其中一员，他在非洲的掘金经历极富传奇色彩。
和刘建军去了一趟乌干达后，李柱顿时感觉开了眼。几个月后，他就在该国租了1.2万亩地，租期五年，租金总共是1.25万美元。他原本计划种菜、养鱼，搞一个农场。巧的是，李柱租的这块地里有一座山，山间有一挂瀑布。有一天，在瀑布边，一块石头吸住了他的公文包——他的公文包上有两块磁铁。李柱很吃惊，迅速请来专家进行勘察。勘察结果把他乐坏了，这是一个含铁量在60％以上的富铁矿。继续勘察，专家还發现了金矿、钻石矿和蛭石矿!于是李柱改变计划，搞起了矿业……如今，他已是大名鼎鼎的达菲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资产过亿。
李柱的成功带动了不少中国人在非洲买山、买矿石开采权。在那的开采成本加运输费，只相当于国内开采成本的1／3左右，而矿石中的“宝贝”含量却十分诱人。
在非洲创下惊人财富的保定人，回到家乡后又是买车又是建别墅，使得更多的北方农民怦然心动。到2002年，每月找刘建军报名去非洲的人多达四五百个。
打造50座“中国老板村”，成传奇大酋长
后来在刘建军的倡导下，去非洲淘金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组成了一个个“保定村”。由于95％的“村民”都是富有的老板，当地人都称之为“中国老板村”。每个“村”的规模不等，人数多的近400人，少的仅50多人，其中大多来自河北保定，也有一部分其它省份的人。各“村”都有经过民主选举的村支书和村主任，负责和当地政府签订项目、组织和协调村民的工作。用刘建军的话说，“老板村”的模式就是为了避免以往中国人在国外单打独斗的状况，其战术原则是：变麻雀战为运动战、变游击队为正规军、变出口产品为出口产业。 2003年从外贸局退休后，刘建军成为中非民间商会会长，他把所有精力都用于带动中国人到非洲致富。在“文化先行、义利兼顾、背靠祖国、追赶世界”的指导思想下，他为非洲“保定村”制定了《保定村组织办法》、《保定村民公约》、《保定村临时党支部条例》，还亲自作词、创作了《保定村民之歌》：“告别家乡，挥手太行，打起行囊，飞过蓝天，越过海洋，辽阔非洲，播撒春光；带着嘱托，带着理想，發展友谊，共富国强……”
2004年初，刘建军在南非创办了中国武校。随后，他又在保定为42个非洲国家开设青年培训班，教他们学习中文和中医，以及农业和商贸知识。2005年，他还创办了中英文刊物《非洲之窗》，供往返非洲航班和在华非洲人订阅。他还聘请赞比亚、乌干达演员到北京和保定表演，组织了近百人参加的中非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以后，刘建军和他在非洲缔造的“中国老板村”火了。新华社、路透社和法新社等全球著名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他，一些發展中国家纷纷派团去“保定村”考察。然而，在“出名”的同时，刘建军也在承受着不为人知的辛苦和艰险，以及各种恶语攻击。
2007年4月，刘建军在国外为“保定村”谈合同时被抢劫，并被歹徒用匕首划伤了手臂；2009年秋天在刚果勘察矿山建路时，刘建军和同伴在一棵树下过夜，天亮才發现旁边的大树上一条大蟒蛇正窥视着他们的脑袋!……
比这些更令老刘难以忍受的是来自各方的攻击：西方一个自由撰稿人在加拿大写文章称刘建军是“圈地屯粮的殖民主义分子”。然而，非洲人民却因为刘建军让他们粮食大丰收、经济大繁荣，而推崇他为“西非六部联合名誉大酋长”，并赠送给他1000公顷良田，还让他参加总统女儿的婚礼。
国内有人攻击刘建军，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捞钱，而他却先后被授予“全国百位公益事业楷模”、“共和国经济建设功勋人物”、“世界杰出华商代表”等荣誉。
让刘建军最高兴的，是在非洲看到中国人拥有长期经营权的大片土地上，长出了山东登海的玉米、袁隆平的杂交稻；看到异国的华人医院门口排出几十米长的候诊患者；看到说一口中国话的来华进修非洲青年；看到非洲一些贫困县的百姓能穿上物美价廉的中国服装，用上中国制造的电器；看到坦桑兰宝石、锰矿、玛瑙装进运往天津港的集装箱……
到2012年止，14年问，刘建军组织去非洲的中国人超过2.4万名。他们在尼日利亚、肯尼亚、苏丹和赞比亚等3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50多个“中国老板村”。这些乡音缭绕的“村子”以惊人的速度在异国崛起，村民们大多以豪车代步，个个身家不菲。
近些年，刘建军在帮同胞到非洲创业的同时，也在西非经营着自己获赠的1000公顷田地，大面积种植薰衣草、药材等，获得了可观收入。此外，他还注册了带有自己肖像的“酋长”牌国际商标，目前已有十几个产品。外交部领导曾高兴地鼓励他把“酋长”牌出口非洲的产品發展到上百个，因为只有文化的融合，才有持久的合作与友好發展。
尽管已经积累了近千万财富，但刘建軍最感幸福的是，看到自己带到非洲的“村民”们都过上了好日子。
当有人问他：“您已经60多岁了，不希望放弃拼搏，养性修身吗?”老刘用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有所作为”回答，并且背诵起他写给自己的打油诗：“有钱难买老来忙，地球就是健身房。人生经验挑着用，助人助己也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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