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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为纪念波兰克拉柯夫起义两周年大会演说中的一句名言。方志敏与文天祥就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古有文天祥。今有方志敏。一个是古代的民族英雄。一个是当代的人民英雄；一个是南宋王朝的丞相，一个是闽浙赣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个是以《正气歌》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而震烁史坛的古代爱国名臣，一个是以《可爱的中国》和“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豪迈华章而饮誉中华的当代共产党人。
一样的人生抱负：治国平天下
文天祥少年时就读吉安白鹭洲书院，“览群书，知天下，识大义”。他在孔庙中看到先贤欧阳修、胡铨、杨邦义、周必大“庐陵四忠”的塑像时，就立下壮志：“我死后不配享于他们之中。非大丈夫。”他极为钦佩孙岳珂所撰《金陀粹编》中岳飞的《论马》，虽说论马，实则论人，认为人生要有远大抱负和真才实学。公元1256年，21岁的文天祥赴京都杭州参加进士考试，“心雄万夫”。在殿试中，他的《御试策》力主改革，切中时弊，被主考官礼部侍郎王应麟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称之“人才”难得。南宋理宗皇帝喜称“天之祥者，宋之瑞也”，将文天祥钦定为状元。公元1259年，文天祥为父守孝3年后撰写了一篇惊世之作——《己未上皇帝书》，冒死相谏，直指当朝奸佞，要求立斩丞相董宋臣，“以谢宗庙神灵，以解中外怨怒”，并提出了精简冗员、破格用人、实行征兵制、救亡图存等若干改革举措，认为“时势可造英雄，弊政可毁人杰”。《己未上皇帝书》一文表达了文天祥一生精忠报国的思想精髓。然而，由于奸臣当道，他的治国平天下的正确主张未能得到朝廷的采纳。宋理宗赐给他一只金碗，让他当瑞州知府。文天祥秉公理政，被百姓称为“文青天”。
方志敏少年时就读弋阳叠山书院，“知识渐开，渐渐懂得爱护中国的道理”，期间深受弋阳乡贤、南宋爱国志士谢叠山思想的影响。谢叠山是位很有骨气和侠气的学者、志士，他曾变卖家产募兵抗元，亲率义军与元军作战，失败后弃家入闽，隐姓哩名，以教书、编织草鞋为生。南宋灭亡后，元朝高官、谢叠山的恩师留梦炎劝他人仕，他以一纸《却聘书》拒绝出山，最后绝食而亡。方志敏十分崇尚南宋江西“两座山”(文山——文天祥，叠山——谢枋得)，敬仰岳飞、于谦等英雄人物，“一心想做岳武穆”，期盼“带几千兵或几万兵，打到日本去，踏平三岛”。五四时期，他积极组织游行，抵制日货，立誓“我方志敏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他在九江南伟烈学校读书时，就潜心研卖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读书会”，畅谈“社会主义”，研究“苏俄道路”。他在上海看到洋人在中国公园门前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字牌时，极为愤怒，大声疾呼：“难道我们还不应为积弱的中国去和帝国主义列强奋斗么!”“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长，这是刻不容缓的了。”为了救国救民，方志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欣喜地说：“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件最可纪念的事。”他还说：“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为以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甚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他认为，共产主义是“绝对的真理”，“是我们的基本信仰”，“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
治国平天下，救匡救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文天祥与方志敏共同的人生抱负，共同的治国理念。正是这种抱负和理念，支撑了文天祥与方志敏亮丽、悲壮的人生。
一样的爱国情怀：高风耀千秋
文天祥因为官清正，得罪了奸相贾似道，曾3次被罢官。回归家乡隐居。公元1271年，忽必烈继承汗位后，派兵进攻南宋，于公元1274年攻下了南宋门户襄樊。不久，宋度宗病死，由4岁的宋恭帝即位，元朝乘机派出20万大军。由左丞相伯颜率颂，进攻南宋首府临安。宋恭帝的祖母太皇太后急忙下诏，命令各地起兵到京城“勤王”抗元，解救国难。然而，到京都勤王的只有文天祥、张世杰等人。文天祥乃状元出身，一介书生，时任江西安抚副使、赣州太守。他接到勤王的诏书后，高举义旗，起兵抗元，回归故里，毁家纾难，变卖祖传基业，连家宅“竹居”也卖了，甚至连母亲的金钗、玉簪都充作军资，在赣州府募资银1，37万两，招募3万民兵。为救国难，文天祥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当时有人认为文天祥“起兵勤王”是冒险之举，他却说：“国家有難，匹夫有责，我只有这么做，希望能使天下的忠臣义士都起来勤王，这样大宋的天下就有救了。”是年8月，文天祥率领部队开赴苏州、常州一带同元军作战。公元1276年(德佑二年)，元军打到距京城30余里的浙江皋亭山，形势危急。文天祥临危受命，被朝廷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文天祥率部同元军作战，连克会昌、于都、兴国、临江、洪州、袁州、瑞州等地，战绩辉煌。他在兴国的督府成为东南抗元军事力量的中枢和大本营。然而，文天祥率领的不足2万人的义军，终究不敌伯颜率领的20万元军，在永丰的空坑，义军遭受重创，大部将士阵亡，文天祥亲人罹难。公元1278年(祥兴元年)12月，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县的五坡岭遇强敌兵败，吞毒未死，被元军俘获。他从国难以来创建这支抗元义军，在南国孤军奋战，与元军周旋作战3年有余，虽未能取胜，却也尽了自己的报国之责。
方志敏生长在中国已被沦为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时代，青少年时期就曾立下爱国报国之志。爱国必须救国，必须探寻救国之道。方志敏曾热烈地呼喊：“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方志敏不仅是杰出的江西地方党团创建者、江西农民运动领袖、赣东北红军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而且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主要领导人和饮誉中外的民族英雄。1934年7月初，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回部分兵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七军团6000余人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国民党的腹心地域，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根据地。抗日先遣队在闽浙一带遭到国民党重兵的“追剿”，10月底冲破封锁线进入赣东北苏区。部队仅剩2500余人。11月4日，根据中央军委电令，红七军团与赣东北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的战略任务。红十军团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5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下辖红十九、二十两个师，共8000余人。方志敏临危受命，经过短暂的准备，于11月24日撤离苏区首府葛源，开始出击皖南，奔赴抗日前线，并在黄山山麓的汤口地区再次亮出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蒋介石惊悉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挥师皖南，急忙调其心腹干将浙江保安纵队司令俞济时为总 指挥官，统率国民党第四十九师、第七师所部3万余人，“专事追剿”，另配备各路部隊相机堵截，以对付方志敏和抗日先遣队。因敌众我寡，抗日先遣队在谭家桥等地受到重创，方志敏率部撤离浙西遂安茶山，结束了为期40余天的皖南行动，重返赣东北苏区。1935年1月，抗日先遣队又遭到国民党重兵的阻截分割，兵败怀玉山。1月29日，饱受饥寒的方志敏晕倒在怀玉山陇首村高竹山的一棵大树下，不幸被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十三旅俘获。军团长刘畴西、师长王如痴等亦相继被俘。至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遭至失败。粟裕回顾此事时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然而方志敏等同志领导的广大指战员和烈士们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已成为红军斗争史英勇悲壮的一页，将永垂青史!”1937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出版专号《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这是中共中央对方志敏英雄业绩的充分肯定。
一个抗元，一个抗日，国难当头，临危受命，慷慨统兵，精忠报国。这就是文天祥与方志敏共同的爱国之心、共同的报国之志。正是这种崇高的心志，铸就了两个民族英雄高耸入云的爱国丰碑。
一样的道德文章：正气贯日月
文天祥在五坡岭被俘后，目睹了皇帝跳海身亡、南宋王朝的覆灭，被元军押解到大都。忽必烈十分赏识文天祥的才华和忠诚，亲自召见他。文天祥见了忽必烈昂首不跪。忽必烈对文天祥说：“如果你能归顺我，我就让你做宰相。如果你不愿意做宰相，当枢密院使也行。”文天祥却回答说：“除了死，我什么都不要。”忽必烈只得将他关押在牢中，一关就是4年。文天祥被囚禁在破陋不堪、阴暗潮湿的土牢里，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写出了气贯长虹的《正气歌》。文天祥如孟子所云，“我善养吾浩然正气”。他立即想到了中国历史上12位正气凛然的仁人志士，如不畏强权的齐太史，秉笔直书的董狐，冒死椎刺秦王的张良，十九年持节不屈的苏武。被俘拒降的马郡将军严颜，还有侠骨剑肠、大智大勇的嵇绍、张巡、颜真卿、管宁、诸葛亮、祖逖……文天祥文思泉涌，在《正气歌》中写道：“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文天祥的《正气歌》透出了一股惊世骇俗、磅礴凛烈的正气。一种高耸入云、顶天立地的伟力。《正气歌》是华夏文化的瑰宝，是民族精神的绝唱。
文天祥有千古流传的《正气歌》，方志敏有脍炙人口的《可爱的中国》。《可爱的中国》堪称现代的《正气歌》。方志敏不幸被俘入狱后，不仅铁骨铮铮，宁死不屈，而且在狱中坦然处之，冷静思考，系统地总结了党在赣东北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阐述了一个共产党人“积极的奋斗的”人生观，为党和人民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16篇文稿计14万字的宝贵精神遗产。他大义凛然地写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当然都抱着积极的奋斗的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是偷生怕死的人。我们为革命而生，愿为革命而死，到现在无法得生，或在我瘗骨的地方，只有一死谢党的时候，我们就下决心就义。”方志敏在狱中表述的“积极的奋斗的人生观”，已经用他辉煌的革命生涯和伟大的人格魅力给世人作出了完美的解读。在临刑之际，他心静如水，坦然自若，是那样的安祥，那样的镇定，没有丝毫的踌躇和彷徨，没有丝毫的动摇和抱怨。他用诗一般的文字，满含深情地从容写道：“……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唤一天。如果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在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可视为我对于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革命敬礼；如果那花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这就是方志敏!临终前，他想到的还是“要为中国呼喊”，想到的还是“爱国志士们”。这种爱国情怀，这种拳拳之心，已经到了人类情感的极致，到了共产党人的最高境界。方志敏为国捐躯，化为涅槃凤凰了，然而他的不死灵魂并没有熄灭对可爱中国“光明前途”的期盼。他预感到自己将要西去，却依然对未来中国的“光明前途”充满着热切渴望。这种期盼、信念和渴望，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未来中国“光明前途”的“八个代替”的构想上。这就是：“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健康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欢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怕等地携手了。”多么远大的目光，多么赤诚的憧憬，多么准确的判断!如今，可以告慰于九泉之下方志敏的是，他的“八个代替”的构想已经变成了活生生、金灿灿的现实，现代中国、我们可爱的母亲已经“最美丽的装饰起来”，正在“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已经雄壮、伟岸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道德是育人的，文章是传世的。文天祥与方志敏的道德文章是中华民族史上震古铄今的英雄史诗，是中国仁人志士伟大精神的光辉写照。
一样的民族气节：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被俘后，元阴大将伯颜、元帝忽必烈、留梦炎、吴坚、张弘范及堂弟文壁等人，纷纷前来劝降，许以高官厚禄，皆被文天祥严词拒绝。文天祥自从被俘后，就下定了“杀身成二”“舍生取义”的决心。文天祥一路被锁在船舷上，当船驶入珠江口外的零丁洋进入梅关时，他由广东珠江的零丁洋联想到江西万安的惶恐滩，面对大海，感慨万千，诗兴大发，一挥而就《过零丁洋》一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k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公元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到大都菜市口刑场。他神态自若地登上刑台，朝南跪拜，从容地说：“我文天祥走完了该走的路，死而无憾。我报国至此了!”一代民族英雄就这样化成一缕忠魂，扶摇青天，光照神州，时年47岁。文天祥英勇就义后，人们在他的衣袋里发现了他的遗书：“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拿天与之相，谨南向再拜一死。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言，庶已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翌年，文天祥的灵柩归葬吉州(今江西吉安)庐陵。作为大宋王朝的最后一位宰相，文天祥在抗元斗争中表现出一种宁死不屈的高贵民族气节。他奉命于败军之际，受任于危难之间，以其光辉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抱负，演绎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方志敏在怀玉山陇首村被俘后押往上饶，国民党弹冠相庆。当天，国民党赣浙闽皖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俞伯庆等高官要员，纷纷前来劝降。方志敏严词“回敬”说：“我们军事上是暂时失败，政治上是不会失败的。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实现的!”是年2月2日，方志敏被押往南昌，囚禁在“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蒋介石由南京飞抵南昌，导演了一幕幕“示众”“劝降”的闹剧。2月7日，国民党当局在南昌豫章公园举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全场屏息无声，方志敏正要讲话，军警吓得草草收场。方志敏回顾说：“他们背我到台口站着，任众观览。我昂然的站着，睁大眼睛看台下观众。我自问是一个清白的革命家，一世没有做过一点不道德的事，何所愧而不能见人。观众看到我虎死不倒威的雄样子，倒很惊奇起来。”在这场“信仰的交锋”中，方志敏坚定地说：“朝三暮四，没有气节的人，我是不能做的”；“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我完全知道这个危险，处在这事无两全的时候，我只会走死的一条路”。1935年8月6日，方志敏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南昌下沙窝，时年36岁。他以热血和生命铸造了当代中华民族之魂。方志敏就义前留下的遗嘱有：《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致全体同志书》《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其中最动人心魄的铁骨铮言是：“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1964年12月，毛泽东曾亲笔题写“方志敏烈士之墓”七个大字。毛泽东称赞方志敏“死的伟大”，称赞他在狱中的遗作是“不朽之作”，称赞“弋阳出了一个人民英雄方志敏”，称赞他“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忠于信仰。这就是文天祥与方志敏共同的民族气节、共同的坚定信念。
责任编辑 刘金旭
一样的人生抱负：治国平天下
文天祥少年时就读吉安白鹭洲书院，“览群书，知天下，识大义”。他在孔庙中看到先贤欧阳修、胡铨、杨邦义、周必大“庐陵四忠”的塑像时，就立下壮志：“我死后不配享于他们之中。非大丈夫。”他极为钦佩孙岳珂所撰《金陀粹编》中岳飞的《论马》，虽说论马，实则论人，认为人生要有远大抱负和真才实学。公元1256年，21岁的文天祥赴京都杭州参加进士考试，“心雄万夫”。在殿试中，他的《御试策》力主改革，切中时弊，被主考官礼部侍郎王应麟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称之“人才”难得。南宋理宗皇帝喜称“天之祥者，宋之瑞也”，将文天祥钦定为状元。公元1259年，文天祥为父守孝3年后撰写了一篇惊世之作——《己未上皇帝书》，冒死相谏，直指当朝奸佞，要求立斩丞相董宋臣，“以谢宗庙神灵，以解中外怨怒”，并提出了精简冗员、破格用人、实行征兵制、救亡图存等若干改革举措，认为“时势可造英雄，弊政可毁人杰”。《己未上皇帝书》一文表达了文天祥一生精忠报国的思想精髓。然而，由于奸臣当道，他的治国平天下的正确主张未能得到朝廷的采纳。宋理宗赐给他一只金碗，让他当瑞州知府。文天祥秉公理政，被百姓称为“文青天”。
方志敏少年时就读弋阳叠山书院，“知识渐开，渐渐懂得爱护中国的道理”，期间深受弋阳乡贤、南宋爱国志士谢叠山思想的影响。谢叠山是位很有骨气和侠气的学者、志士，他曾变卖家产募兵抗元，亲率义军与元军作战，失败后弃家入闽，隐姓哩名，以教书、编织草鞋为生。南宋灭亡后，元朝高官、谢叠山的恩师留梦炎劝他人仕，他以一纸《却聘书》拒绝出山，最后绝食而亡。方志敏十分崇尚南宋江西“两座山”(文山——文天祥，叠山——谢枋得)，敬仰岳飞、于谦等英雄人物，“一心想做岳武穆”，期盼“带几千兵或几万兵，打到日本去，踏平三岛”。五四时期，他积极组织游行，抵制日货，立誓“我方志敏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他在九江南伟烈学校读书时，就潜心研卖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读书会”，畅谈“社会主义”，研究“苏俄道路”。他在上海看到洋人在中国公园门前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字牌时，极为愤怒，大声疾呼：“难道我们还不应为积弱的中国去和帝国主义列强奋斗么!”“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长，这是刻不容缓的了。”为了救国救民，方志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欣喜地说：“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件最可纪念的事。”他还说：“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为以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甚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他认为，共产主义是“绝对的真理”，“是我们的基本信仰”，“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
治国平天下，救匡救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文天祥与方志敏共同的人生抱负，共同的治国理念。正是这种抱负和理念，支撑了文天祥与方志敏亮丽、悲壮的人生。
一样的爱国情怀：高风耀千秋
文天祥因为官清正，得罪了奸相贾似道，曾3次被罢官。回归家乡隐居。公元1271年，忽必烈继承汗位后，派兵进攻南宋，于公元1274年攻下了南宋门户襄樊。不久，宋度宗病死，由4岁的宋恭帝即位，元朝乘机派出20万大军。由左丞相伯颜率颂，进攻南宋首府临安。宋恭帝的祖母太皇太后急忙下诏，命令各地起兵到京城“勤王”抗元，解救国难。然而，到京都勤王的只有文天祥、张世杰等人。文天祥乃状元出身，一介书生，时任江西安抚副使、赣州太守。他接到勤王的诏书后，高举义旗，起兵抗元，回归故里，毁家纾难，变卖祖传基业，连家宅“竹居”也卖了，甚至连母亲的金钗、玉簪都充作军资，在赣州府募资银1，37万两，招募3万民兵。为救国难，文天祥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当时有人认为文天祥“起兵勤王”是冒险之举，他却说：“国家有難，匹夫有责，我只有这么做，希望能使天下的忠臣义士都起来勤王，这样大宋的天下就有救了。”是年8月，文天祥率领部队开赴苏州、常州一带同元军作战。公元1276年(德佑二年)，元军打到距京城30余里的浙江皋亭山，形势危急。文天祥临危受命，被朝廷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文天祥率部同元军作战，连克会昌、于都、兴国、临江、洪州、袁州、瑞州等地，战绩辉煌。他在兴国的督府成为东南抗元军事力量的中枢和大本营。然而，文天祥率领的不足2万人的义军，终究不敌伯颜率领的20万元军，在永丰的空坑，义军遭受重创，大部将士阵亡，文天祥亲人罹难。公元1278年(祥兴元年)12月，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县的五坡岭遇强敌兵败，吞毒未死，被元军俘获。他从国难以来创建这支抗元义军，在南国孤军奋战，与元军周旋作战3年有余，虽未能取胜，却也尽了自己的报国之责。
方志敏生长在中国已被沦为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时代，青少年时期就曾立下爱国报国之志。爱国必须救国，必须探寻救国之道。方志敏曾热烈地呼喊：“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方志敏不仅是杰出的江西地方党团创建者、江西农民运动领袖、赣东北红军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而且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主要领导人和饮誉中外的民族英雄。1934年7月初，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回部分兵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七军团6000余人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国民党的腹心地域，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根据地。抗日先遣队在闽浙一带遭到国民党重兵的“追剿”，10月底冲破封锁线进入赣东北苏区。部队仅剩2500余人。11月4日，根据中央军委电令，红七军团与赣东北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的战略任务。红十军团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5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下辖红十九、二十两个师，共8000余人。方志敏临危受命，经过短暂的准备，于11月24日撤离苏区首府葛源，开始出击皖南，奔赴抗日前线，并在黄山山麓的汤口地区再次亮出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蒋介石惊悉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挥师皖南，急忙调其心腹干将浙江保安纵队司令俞济时为总 指挥官，统率国民党第四十九师、第七师所部3万余人，“专事追剿”，另配备各路部隊相机堵截，以对付方志敏和抗日先遣队。因敌众我寡，抗日先遣队在谭家桥等地受到重创，方志敏率部撤离浙西遂安茶山，结束了为期40余天的皖南行动，重返赣东北苏区。1935年1月，抗日先遣队又遭到国民党重兵的阻截分割，兵败怀玉山。1月29日，饱受饥寒的方志敏晕倒在怀玉山陇首村高竹山的一棵大树下，不幸被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十三旅俘获。军团长刘畴西、师长王如痴等亦相继被俘。至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遭至失败。粟裕回顾此事时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然而方志敏等同志领导的广大指战员和烈士们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已成为红军斗争史英勇悲壮的一页，将永垂青史!”1937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出版专号《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这是中共中央对方志敏英雄业绩的充分肯定。
一个抗元，一个抗日，国难当头，临危受命，慷慨统兵，精忠报国。这就是文天祥与方志敏共同的爱国之心、共同的报国之志。正是这种崇高的心志，铸就了两个民族英雄高耸入云的爱国丰碑。
一样的道德文章：正气贯日月
文天祥在五坡岭被俘后，目睹了皇帝跳海身亡、南宋王朝的覆灭，被元军押解到大都。忽必烈十分赏识文天祥的才华和忠诚，亲自召见他。文天祥见了忽必烈昂首不跪。忽必烈对文天祥说：“如果你能归顺我，我就让你做宰相。如果你不愿意做宰相，当枢密院使也行。”文天祥却回答说：“除了死，我什么都不要。”忽必烈只得将他关押在牢中，一关就是4年。文天祥被囚禁在破陋不堪、阴暗潮湿的土牢里，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写出了气贯长虹的《正气歌》。文天祥如孟子所云，“我善养吾浩然正气”。他立即想到了中国历史上12位正气凛然的仁人志士，如不畏强权的齐太史，秉笔直书的董狐，冒死椎刺秦王的张良，十九年持节不屈的苏武。被俘拒降的马郡将军严颜，还有侠骨剑肠、大智大勇的嵇绍、张巡、颜真卿、管宁、诸葛亮、祖逖……文天祥文思泉涌，在《正气歌》中写道：“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文天祥的《正气歌》透出了一股惊世骇俗、磅礴凛烈的正气。一种高耸入云、顶天立地的伟力。《正气歌》是华夏文化的瑰宝，是民族精神的绝唱。
文天祥有千古流传的《正气歌》，方志敏有脍炙人口的《可爱的中国》。《可爱的中国》堪称现代的《正气歌》。方志敏不幸被俘入狱后，不仅铁骨铮铮，宁死不屈，而且在狱中坦然处之，冷静思考，系统地总结了党在赣东北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阐述了一个共产党人“积极的奋斗的”人生观，为党和人民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16篇文稿计14万字的宝贵精神遗产。他大义凛然地写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当然都抱着积极的奋斗的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是偷生怕死的人。我们为革命而生，愿为革命而死，到现在无法得生，或在我瘗骨的地方，只有一死谢党的时候，我们就下决心就义。”方志敏在狱中表述的“积极的奋斗的人生观”，已经用他辉煌的革命生涯和伟大的人格魅力给世人作出了完美的解读。在临刑之际，他心静如水，坦然自若，是那样的安祥，那样的镇定，没有丝毫的踌躇和彷徨，没有丝毫的动摇和抱怨。他用诗一般的文字，满含深情地从容写道：“……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唤一天。如果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在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可视为我对于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革命敬礼；如果那花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这就是方志敏!临终前，他想到的还是“要为中国呼喊”，想到的还是“爱国志士们”。这种爱国情怀，这种拳拳之心，已经到了人类情感的极致，到了共产党人的最高境界。方志敏为国捐躯，化为涅槃凤凰了，然而他的不死灵魂并没有熄灭对可爱中国“光明前途”的期盼。他预感到自己将要西去，却依然对未来中国的“光明前途”充满着热切渴望。这种期盼、信念和渴望，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未来中国“光明前途”的“八个代替”的构想上。这就是：“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健康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欢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怕等地携手了。”多么远大的目光，多么赤诚的憧憬，多么准确的判断!如今，可以告慰于九泉之下方志敏的是，他的“八个代替”的构想已经变成了活生生、金灿灿的现实，现代中国、我们可爱的母亲已经“最美丽的装饰起来”，正在“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已经雄壮、伟岸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了，
道德是育人的，文章是传世的。文天祥与方志敏的道德文章是中华民族史上震古铄今的英雄史诗，是中国仁人志士伟大精神的光辉写照。
一样的民族气节：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被俘后，元阴大将伯颜、元帝忽必烈、留梦炎、吴坚、张弘范及堂弟文壁等人，纷纷前来劝降，许以高官厚禄，皆被文天祥严词拒绝。文天祥自从被俘后，就下定了“杀身成二”“舍生取义”的决心。文天祥一路被锁在船舷上，当船驶入珠江口外的零丁洋进入梅关时，他由广东珠江的零丁洋联想到江西万安的惶恐滩，面对大海，感慨万千，诗兴大发，一挥而就《过零丁洋》一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k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公元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到大都菜市口刑场。他神态自若地登上刑台，朝南跪拜，从容地说：“我文天祥走完了该走的路，死而无憾。我报国至此了!”一代民族英雄就这样化成一缕忠魂，扶摇青天，光照神州，时年47岁。文天祥英勇就义后，人们在他的衣袋里发现了他的遗书：“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拿天与之相，谨南向再拜一死。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言，庶已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翌年，文天祥的灵柩归葬吉州(今江西吉安)庐陵。作为大宋王朝的最后一位宰相，文天祥在抗元斗争中表现出一种宁死不屈的高贵民族气节。他奉命于败军之际，受任于危难之间，以其光辉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抱负，演绎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方志敏在怀玉山陇首村被俘后押往上饶，国民党弹冠相庆。当天，国民党赣浙闽皖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俞伯庆等高官要员，纷纷前来劝降。方志敏严词“回敬”说：“我们军事上是暂时失败，政治上是不会失败的。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实现的!”是年2月2日，方志敏被押往南昌，囚禁在“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蒋介石由南京飞抵南昌，导演了一幕幕“示众”“劝降”的闹剧。2月7日，国民党当局在南昌豫章公园举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全场屏息无声，方志敏正要讲话，军警吓得草草收场。方志敏回顾说：“他们背我到台口站着，任众观览。我昂然的站着，睁大眼睛看台下观众。我自问是一个清白的革命家，一世没有做过一点不道德的事，何所愧而不能见人。观众看到我虎死不倒威的雄样子，倒很惊奇起来。”在这场“信仰的交锋”中，方志敏坚定地说：“朝三暮四，没有气节的人，我是不能做的”；“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我完全知道这个危险，处在这事无两全的时候，我只会走死的一条路”。1935年8月6日，方志敏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南昌下沙窝，时年36岁。他以热血和生命铸造了当代中华民族之魂。方志敏就义前留下的遗嘱有：《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致全体同志书》《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其中最动人心魄的铁骨铮言是：“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1964年12月，毛泽东曾亲笔题写“方志敏烈士之墓”七个大字。毛泽东称赞方志敏“死的伟大”，称赞他在狱中的遗作是“不朽之作”，称赞“弋阳出了一个人民英雄方志敏”，称赞他“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忠于信仰。这就是文天祥与方志敏共同的民族气节、共同的坚定信念。
责任编辑 刘金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