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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日在馆藏档案中发现一份宋庆龄的英文信手稿，长达13页，收信人为Com.Kung Peng,日期为7月13日。笔者考证后确定此信写于1966年，收信人Com.Kung Peng是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的龚澎。结合其他档案资料，笔者弄清了宋庆龄写这封信的缘由，即希望通过龚澎向女作家韩素音转达自己的一些观点和意见。
宋庆龄写信的缘由
女作家韩素音，原名周光瑚，中西混血儿，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与龚澎是燕京大学同学，也是多年的好朋友。得益于龚澎的鼓励和帮助，韩素音1956年以后至“文革”期间多次访问中国。此间她写过很多介绍新中国的文章，并经常在国外召开中国问题报告会，为新中国的政策作宣传与解释工作。通过龚澎的安排，周恩来曾多次和她谈话，让她觉得获益匪浅，也更加了解中国的情况和世界的形势。而用韩素音自己的话来说，“如果没有龚澎，我就不可能做到过去我所做的工作，不论是讲学、参加会议或专题讨论，广播和电视采访以及著述”。 ①韩素音毫不置疑地说: “我所有的知识，不论什么，全都归功于周恩来总理的殷切教导，而且是通过龚澎，这一切才成为可能。”②
1966年5月，韩素音又来到中国，也就是在那一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由此开始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文革”在全国展开。那时，韩素音的第三本自传体小说《寂夏》即将完成，正计划写另外一本书《再生凤凰》。她在中国各地采访，目睹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种种现象。6月底，韩素音作为观察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会议结束后，7月9日，她和所有来自五十三个国家的180名代表受到刘少奇、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而那一年也是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7月12日，韩素音到宋庆龄的寓所去拜访她。在韩素音眼中，宋庆龄“红光满面，皮肤和头发都带着光泽，声音优美，美丽温柔的姿态中总是蕴藏着钢铁般的意志”。③宋庆龄与韩素音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话题自然涉及到了孙中山。宋庆龄也回答了韩素音提出的一些问题，如对美国的看法，对“文革”的想法等。之后的那一周里，亚非作家们离开了北京，韩素音也离开北京到各地参观采访去了。
韩素音走后，宋庆龄又仔细回想她与韩素音的谈话。宋庆龄一贯坚持谨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过去不乏自己的言论或观点被一些新闻记者曲解以及一些作家对她的不实描写。宋庆龄不希望自己的话被错误地理解或引用，因为一旦有谬误产生，就可能被作为历史长久地流传下去，因此为了让自己的谈话更完美，或者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她给韩素音的好友龚澎写了这封信。
宋庆龄在信中表达的观点
宋庆龄在信中希望通过龚澎进一步向韩素音阐述自己三个主要观点：
一、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是必要的
宋庆龄在致龚澎的信中说：“我们国家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对于保护我们斗争的成就是绝对有必要的，不仅是对于我们国家和人民，而且是对于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
宋庆龄认为一个新制度战胜旧制度不是必然的，而且要通过积极的努力加以捍卫，否则就有可能产生倒退，让旧制度有机会卷土重来。她说：“看看那些后来背叛了其人民，背叛了新制度，将资本主义者变为帝国主义者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南斯拉夫的铁托、苏联以及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必须时时保持警惕。他们这么做，就将人民的统治变成了中坚的官僚阶级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独裁统治。历史事实表明新制度的胜利也不是必然的，必须通过斗争获得，并加以保卫。胜利者松懈了，旧制度就会试图卷土重来。我们要为新的健康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成长扫清道路，不然，小小萌芽就会蔓延成茂密的藤蔓，遏制新生事物的发展，毒化部分人的心灵，让那些试图恢复旧制度的人有机可乘。这会导致修正主义，导致他们国内共产党的瓦解和社会主义国家变色——将他们暴露于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冲击之下。这给我们上了有力的一课。”
宋庆龄认为当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捍卫新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她说：“毛主席和共产党一定非常英明地要我们对此提高警惕，用正确的思想武装我们自己。这也是中国劳动农民、士兵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今天正在做的事情。毛主席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已经证明是一贯正确的、成功的。他给了我们判断正误的可靠标准。”
宋庆龄写这封信的时候，“文革”刚开始不久，从信的内容看宋庆龄这个时候表述的是对社会主义文化运动积极的态度。这与她1966年写给格雷斯·格兰尼奇信中的叙述是一致的。她在给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说：“你一定看到了所有关于这里发生变化的报道——一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它将确保修正主义的魔影不论现在还是今后都不可能出现。”④她在这封信上的口气显示出她对这场运动的广泛目的是赞同的，她相信这是推动社会和个人前进的动力。
这些内容反映了宋庆龄最初对“文革”的看法，但是随着“文革”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展开，很多老同志受到冲击，有些事情让她不理解，有些事情她不喜欢，有些事情让她伤心难过，宋庆龄对这场运动的态度也随着运动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她曾经写信给外国朋友讲述“文革”的情况，并嘱咐信阅后一定要销毁。在1972年7月8日给廖梦醒的信中，宋庆龄说：“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已经学会了话到嘴边留三分。”⑤这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从1966年底参加完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之后直至1972年，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宋庆龄都没有公开发表过讲话。
二、海外华人应该为自己祖国自豪
在宋庆龄看来，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为什么海外华人应该为自己祖国自豪。而她7月12日与韩素英谈话时仅提到了人民公社，因此，她在信中补充说：“我们国家每个角落都在进行着伟大的建设，艺术和科技振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再没有饥饿和乞讨——人人都有机会学习和攻读，提高自身的层次——再没有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在我们的港口横行我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了原子弹，不是为了侵略和进攻，而是为了保卫祖国。尽管敌人试图孤立和牵制我们，我们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困难。”通过这些，宋庆龄表明发展中的新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已不再是过去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海外的华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祖国自豪。
三、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
关于对孙中山的论述在信中占了一大半的内容。宋庆龄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先生，在信中她写道：“孙中山后来认识到他的革命建立的根基不稳。但他依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与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革命者保持紧密联系。他不懈地自我学习，努力在政治上成长以领导革命。他不懈地寻求理论和实践的道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中国的解放。在长期艰苦的革命实践中，他知道必须决定枪杆子应该掌握在谁的手中……”
在信中，宋庆龄分析了孙中山当时所处的复杂环境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她写道：“孙中山时代的中国是极端复杂的。依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大国——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等众多国家支持的军阀和军事总督们奉行军阀割据和军事混战，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斗争推向了顶点，特别是在清王朝被推翻以后。……他欢迎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国民党中的一些人拒绝跟他走同样的道路，他的原则是要么走革命的道路，要么退出——如果他们不退出的话，他就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那些真正为了中国在世界上获得自由和平等而奋斗的人。”
“孙中山的目标已经实现并被超越。他的名字和精神留在我们心中。我为他长达40多年的奋斗而感到自豪。他的遗言：‘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今天听起来仍然是正确的。”
宋庆龄论述孙中山的这些内容，是经过反复斟酌并请爱泼斯坦修改之后的结果。早在几个月前，宋庆龄就开始起草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也就是她于1966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发表的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纪念讲话，英文手稿长达51页。这篇讲话精神饱满，思想丰富，主题是随着革命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孙中山能够改变自己的观点和方法，以推动革命前进而不是加以阻止。宋庆龄托龚澎向韩素音转达的这些有关孙中山的论述，是那篇纪念文章的最后几段，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可以说是那篇纪念文章的最精华最重点的部分。可见，宋庆龄是将她修改后认为比较满意的内容转达给韩素音的，因为她怕之前就孙中山问题所作的回答不够完美或不够全面，或被错误地理解或引用。
韩素音引用了宋庆龄原意
龚澎将宋庆龄的意思转达给了韩素音，并于7月15日给宋庆龄写了回信，第一段如下：
“亲爱的宋副主席：
我已遵照您的指示，向韩素音念了您写的话。我表示希望她不要把您的谈话引用错了。她说她一定忠实地报道您的谈话；她说您肯接见她，又同她谈了许多话，对她来说是莫大的光荣。”
的确，在韩素音的自传《再生凤凰》中，她如实地记录了去拜访宋庆龄，以及与宋庆龄谈话的经历。就宋庆龄对孙中山的评价，她引用了下面的内容：“孙中山先生开始做的事，现在正在完成。我们评价一个人，必须研究他的历史背景，孙先生不是共产党人，但他在晚年是很接近共产党的。”⑥就宋庆龄对“文革”的想法，韩素音是这样引用的：“‘文革’是极其重要的；新的制度不会自然到来，要为它战斗，要捍卫它；旧秩序复辟随时都是可能的，不能允许人们有接受复辟旧秩序的思想基础，我们必须拿起武器和自己斗，自觉地建立新的制度……”⑦因为中文翻译的关系，在文字表述上略有不同，但意思是相同的，可见韩素音是按照宋庆龄的原意引用的，没有做任何的个人理解和诠释。因宋庆龄在信的末尾告知要将这些内容加到一篇文章中去，于是龚澎将宋庆龄的意思向韩素音转达之后，又将原稿跟回信一起送还给了宋庆龄。
（作者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员）
责任编辑 肖阿伍
注释：
①②《怀念我最好的朋友龚澎》，韩素音，《今日中国(中文版)》1985年第10期。
③⑥⑦《韩素音自传——再生凤凰》，韩素音著，庄绎传、杨适华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8，49页。
④宋庆龄1966年8月24日致格雷斯·格兰尼奇信，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第589-590页。
⑤《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431页。
宋庆龄写信的缘由
女作家韩素音，原名周光瑚，中西混血儿，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与龚澎是燕京大学同学，也是多年的好朋友。得益于龚澎的鼓励和帮助，韩素音1956年以后至“文革”期间多次访问中国。此间她写过很多介绍新中国的文章，并经常在国外召开中国问题报告会，为新中国的政策作宣传与解释工作。通过龚澎的安排，周恩来曾多次和她谈话，让她觉得获益匪浅，也更加了解中国的情况和世界的形势。而用韩素音自己的话来说，“如果没有龚澎，我就不可能做到过去我所做的工作，不论是讲学、参加会议或专题讨论，广播和电视采访以及著述”。 ①韩素音毫不置疑地说: “我所有的知识，不论什么，全都归功于周恩来总理的殷切教导，而且是通过龚澎，这一切才成为可能。”②
1966年5月，韩素音又来到中国，也就是在那一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由此开始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文革”在全国展开。那时，韩素音的第三本自传体小说《寂夏》即将完成，正计划写另外一本书《再生凤凰》。她在中国各地采访，目睹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种种现象。6月底，韩素音作为观察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会议结束后，7月9日，她和所有来自五十三个国家的180名代表受到刘少奇、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而那一年也是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7月12日，韩素音到宋庆龄的寓所去拜访她。在韩素音眼中，宋庆龄“红光满面，皮肤和头发都带着光泽，声音优美，美丽温柔的姿态中总是蕴藏着钢铁般的意志”。③宋庆龄与韩素音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话题自然涉及到了孙中山。宋庆龄也回答了韩素音提出的一些问题，如对美国的看法，对“文革”的想法等。之后的那一周里，亚非作家们离开了北京，韩素音也离开北京到各地参观采访去了。
韩素音走后，宋庆龄又仔细回想她与韩素音的谈话。宋庆龄一贯坚持谨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过去不乏自己的言论或观点被一些新闻记者曲解以及一些作家对她的不实描写。宋庆龄不希望自己的话被错误地理解或引用，因为一旦有谬误产生，就可能被作为历史长久地流传下去，因此为了让自己的谈话更完美，或者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她给韩素音的好友龚澎写了这封信。
宋庆龄在信中表达的观点
宋庆龄在信中希望通过龚澎进一步向韩素音阐述自己三个主要观点：
一、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是必要的
宋庆龄在致龚澎的信中说：“我们国家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对于保护我们斗争的成就是绝对有必要的，不仅是对于我们国家和人民，而且是对于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
宋庆龄认为一个新制度战胜旧制度不是必然的，而且要通过积极的努力加以捍卫，否则就有可能产生倒退，让旧制度有机会卷土重来。她说：“看看那些后来背叛了其人民，背叛了新制度，将资本主义者变为帝国主义者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南斯拉夫的铁托、苏联以及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必须时时保持警惕。他们这么做，就将人民的统治变成了中坚的官僚阶级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独裁统治。历史事实表明新制度的胜利也不是必然的，必须通过斗争获得，并加以保卫。胜利者松懈了，旧制度就会试图卷土重来。我们要为新的健康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成长扫清道路，不然，小小萌芽就会蔓延成茂密的藤蔓，遏制新生事物的发展，毒化部分人的心灵，让那些试图恢复旧制度的人有机可乘。这会导致修正主义，导致他们国内共产党的瓦解和社会主义国家变色——将他们暴露于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冲击之下。这给我们上了有力的一课。”
宋庆龄认为当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捍卫新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她说：“毛主席和共产党一定非常英明地要我们对此提高警惕，用正确的思想武装我们自己。这也是中国劳动农民、士兵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今天正在做的事情。毛主席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已经证明是一贯正确的、成功的。他给了我们判断正误的可靠标准。”
宋庆龄写这封信的时候，“文革”刚开始不久，从信的内容看宋庆龄这个时候表述的是对社会主义文化运动积极的态度。这与她1966年写给格雷斯·格兰尼奇信中的叙述是一致的。她在给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说：“你一定看到了所有关于这里发生变化的报道——一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它将确保修正主义的魔影不论现在还是今后都不可能出现。”④她在这封信上的口气显示出她对这场运动的广泛目的是赞同的，她相信这是推动社会和个人前进的动力。
这些内容反映了宋庆龄最初对“文革”的看法，但是随着“文革”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展开，很多老同志受到冲击，有些事情让她不理解，有些事情她不喜欢，有些事情让她伤心难过，宋庆龄对这场运动的态度也随着运动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她曾经写信给外国朋友讲述“文革”的情况，并嘱咐信阅后一定要销毁。在1972年7月8日给廖梦醒的信中，宋庆龄说：“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已经学会了话到嘴边留三分。”⑤这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从1966年底参加完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之后直至1972年，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宋庆龄都没有公开发表过讲话。
二、海外华人应该为自己祖国自豪
在宋庆龄看来，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为什么海外华人应该为自己祖国自豪。而她7月12日与韩素英谈话时仅提到了人民公社，因此，她在信中补充说：“我们国家每个角落都在进行着伟大的建设，艺术和科技振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再没有饥饿和乞讨——人人都有机会学习和攻读，提高自身的层次——再没有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在我们的港口横行我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了原子弹，不是为了侵略和进攻，而是为了保卫祖国。尽管敌人试图孤立和牵制我们，我们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困难。”通过这些，宋庆龄表明发展中的新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已不再是过去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海外的华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祖国自豪。
三、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
关于对孙中山的论述在信中占了一大半的内容。宋庆龄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先生，在信中她写道：“孙中山后来认识到他的革命建立的根基不稳。但他依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与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革命者保持紧密联系。他不懈地自我学习，努力在政治上成长以领导革命。他不懈地寻求理论和实践的道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中国的解放。在长期艰苦的革命实践中，他知道必须决定枪杆子应该掌握在谁的手中……”
在信中，宋庆龄分析了孙中山当时所处的复杂环境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她写道：“孙中山时代的中国是极端复杂的。依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大国——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等众多国家支持的军阀和军事总督们奉行军阀割据和军事混战，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斗争推向了顶点，特别是在清王朝被推翻以后。……他欢迎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国民党中的一些人拒绝跟他走同样的道路，他的原则是要么走革命的道路，要么退出——如果他们不退出的话，他就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那些真正为了中国在世界上获得自由和平等而奋斗的人。”
“孙中山的目标已经实现并被超越。他的名字和精神留在我们心中。我为他长达40多年的奋斗而感到自豪。他的遗言：‘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今天听起来仍然是正确的。”
宋庆龄论述孙中山的这些内容，是经过反复斟酌并请爱泼斯坦修改之后的结果。早在几个月前，宋庆龄就开始起草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也就是她于1966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发表的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纪念讲话，英文手稿长达51页。这篇讲话精神饱满，思想丰富，主题是随着革命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孙中山能够改变自己的观点和方法，以推动革命前进而不是加以阻止。宋庆龄托龚澎向韩素音转达的这些有关孙中山的论述，是那篇纪念文章的最后几段，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可以说是那篇纪念文章的最精华最重点的部分。可见，宋庆龄是将她修改后认为比较满意的内容转达给韩素音的，因为她怕之前就孙中山问题所作的回答不够完美或不够全面，或被错误地理解或引用。
韩素音引用了宋庆龄原意
龚澎将宋庆龄的意思转达给了韩素音，并于7月15日给宋庆龄写了回信，第一段如下：
“亲爱的宋副主席：
我已遵照您的指示，向韩素音念了您写的话。我表示希望她不要把您的谈话引用错了。她说她一定忠实地报道您的谈话；她说您肯接见她，又同她谈了许多话，对她来说是莫大的光荣。”
的确，在韩素音的自传《再生凤凰》中，她如实地记录了去拜访宋庆龄，以及与宋庆龄谈话的经历。就宋庆龄对孙中山的评价，她引用了下面的内容：“孙中山先生开始做的事，现在正在完成。我们评价一个人，必须研究他的历史背景，孙先生不是共产党人，但他在晚年是很接近共产党的。”⑥就宋庆龄对“文革”的想法，韩素音是这样引用的：“‘文革’是极其重要的；新的制度不会自然到来，要为它战斗，要捍卫它；旧秩序复辟随时都是可能的，不能允许人们有接受复辟旧秩序的思想基础，我们必须拿起武器和自己斗，自觉地建立新的制度……”⑦因为中文翻译的关系，在文字表述上略有不同，但意思是相同的，可见韩素音是按照宋庆龄的原意引用的，没有做任何的个人理解和诠释。因宋庆龄在信的末尾告知要将这些内容加到一篇文章中去，于是龚澎将宋庆龄的意思向韩素音转达之后，又将原稿跟回信一起送还给了宋庆龄。
（作者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员）
责任编辑 肖阿伍
注释：
①②《怀念我最好的朋友龚澎》，韩素音，《今日中国(中文版)》1985年第10期。
③⑥⑦《韩素音自传——再生凤凰》，韩素音著，庄绎传、杨适华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8，49页。
④宋庆龄1966年8月24日致格雷斯·格兰尼奇信，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第589-590页。
⑤《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