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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提倡国学的人是个什么想法呢？
时间转到清末，西学东渐。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了挽救中国文化，避免其被西方文化所吞噬，而提出国学、国故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在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指的区别于西学或者外国之学的中国固有之学术。
这个中国固有之学术与毛佩琦教授的中国所有之学术就有很大区别了。
1
固有，中国本来就有，产生于中国，并在中国哲学框架之下形成体系的一切学术。所有，除了固有之外，外来之学融入中国，包括中国所有民族之学，融合在一起的杂糅体。
回到清末，梁启超所谓的固有国学离“固有”还有多大差距？大概在我们头脑里，都有一种华夏文明到了明清就走下坡路的思维，进而将清末中国文化被打败的原因理解为西学的强大和中国之学的僵化保守。
那么，这种僵化保守的学术既然不能使中国强大，为何还要有人去歇斯底里的整理出来发扬呢？这个问题还要稍微提一下梁启超时代国学雏形。
之前各种以“中体西用”为原则的改革都失败了，导致有人以为中国之学并非尽皆精华，要去其糟粕，整理国粹。所以，就有人提出“国粹”为即“国学”之说。同时，这个国学雏形与日本的改革运动有关，留学日本的学者亲眼看到日本“脱亚入欧”的冒进行为转向了“找回大和魂”的渐进式改革。那么，这个“大和魂”事实上就是指的日本提出的区别于西方的日本国学。
这个日本国学除了囊括了日本原有的学术、民俗，还包括其民族精神，在这个舶来品被留学者接受转化之后，就诞生了中国国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学”运动是与当时的国家改革运动并行的。
梁启超、章太炎整理国故，提倡国学也是为了让千疮百孔的中国恢复元气，重振雄风。在他们看来这种雄风就是根于中国而用于西学的国家体系，与之前的中体西用理念别无二致。所以，这种运动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气势去抵挡汹涌的西学浪潮，反而被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给了重重一击。原因就在于，这种国故文化被认为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所在，必须根除之而后求发展。为了除掉“落后的根源”，很多学者加入到了“痛打落水狗”的队伍里。
这里其中包括被冠以“国学大师”的鲁迅、胡适之等先生。这直接导致了国学运动的没落。
2
梁启超的国学运动是失败的。虽然他被冠以“国学大师”的称号。因为，他所谓的国学没有脱离清学的藩篱，甚至始终是在清学的圈子里为国学寻找立足点。
国学问题关系到寻找中国落后的根源的大问题，那么，要对国学作定论，就一定要找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这一点上，新文化运动虽然做得很过激，但是他们的行为事实上找出了中国落后的根源，只是把这个根源扩大化了。
他们把清儒之学导致中国的落后扩大到了中国五千年文化政治体制的落后。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启超坚持清学，并把清学作为国学来阐发，是必然被新文化运动所诟病的。在国学问题上，章太炎比梁启超看得更远，也更接近国学的本义。
康梁始终是清朝统治者的同情者和维护者，这在一系列的保皇运动、支持张勋复辟和反袁运动中都得到了切实印证。他们始终对大清国抱有幻想，似乎是被满洲统治习惯了，正统都要在大清国一边，连国学都要以清学为蓝本。
同是坚持国学的章太炎先生则直接指出清朝的统治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所以，事实上，章太炎的国学与梁启超的国学是一种相对立的概念。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是继续坚持清学，并把其作为国学来发扬，还是清算清学，把清学剔除出国学，以重建大国风范。
说到这里，问题就慢慢清晰起来。坚持国学，就是要坚持中国本源文化，能让中国强大的本源文化。
而只有在强大时候和走向强大的时候的文化体系才能作为国学来发扬。
3
国学运动事实上是一种救亡图存的运动，那么，谈到国学，当然与国家政治分不开。当一个国家，走向灭亡，其同时期坚持的文化肯定是不值得提倡和发扬的。章太炎先生直接指出，“衣冠拜索虏”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所在，即上面所提到的华夏被清朝统治，形成的清学导致了中国的骤然落后。
他要发扬的是衣冠上国时期的文化，而梁启超则坚持华夷融合时期的殖民主义文化是不应该丢弃的国本。
由此观之，在理解国学的概念之前，我们不得不梳理一下明清时期和历史特定时期的文化氛围。有人说，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只是在近代才骤然落后于西方的。这个观点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国家落后，是多方面的，当然与其文化密切相关。那么，一个国家在强大的时候坚持的文化也必然与走向灭亡时候的文化是对立的。持“近代落后论”的人往往把明清绑定而论，这种绑定恰恰掩盖了我们要寻找的国学本义。
我们暂且认为中国落后是在清末，那么，清末之前的正统文化是什么？理学。是的，终清一朝，理学被当作国家正统文化通过官方规定下来。而且是挖掉了心脏的理学文化。改造理学的工程极其浩大，从满清入关开始的大屠杀，削弱民族认同感的剃发易服，到泯灭人性的文字狱，以及文字狱的登顶之作《四库全书》。本来程朱理学在对人性的约束上做足了工作。在满清入关之后，剔除了理学所坚持的民族气节，转而形成明哲保身、包容万物、追求空谈的考据文化和奴性思想。
汉民族情绪的巨大低落和长期无力翻身致使各种消极学说充斥华夏，各种激发创造的力量荡然无存，有的只是“赖活着”的自我安慰心态。在这个时候，佛教学说、道教学说与号称正统的儒家理学学说同气相求，成为奴隶之民的安眠药。
这种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潮流久而有之，自佛教入华夏，便开始了对包括道教和儒家的中华文化的侵蚀性影响，道教和儒家在与佛教对抗中慢慢迷失，走向极端。从三武一宗灭佛，范缜的桑门辩论，韩退之的攘除佛老，到朱熹、王阳明的反佛归理归心，三种文化从激烈对抗到最终偏离本初，拧成一股绳。 从避世离俗的玄学到理学，从二十四孝，到《弟子规》，从儒家排佛攘老到三教合流谈心性，华夏民族再也没有了先秦的礼乐豪侠，再也没有了汉唐的大气磅礴。
在这其中，明太祖及后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力求恢复中国元气。
这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文艺复兴的辉煌，明朝不论从文学艺术还是在国家综合实力上，都与西方齐头并进。市井文化充斥民间，百家之学与儒学分庭抗礼，科技、军事蓬勃焕发，大有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的气魄。然而，一场天灾和因天灾导致的内乱之后，一个虚弱的帝国，瞬间黯淡下去，并惨死在异族的铁蹄之下。
从此中国倒退到了欧洲走过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黑暗的中世纪。直到辛亥革命再次恢复中华和建立民国。而此时的国学运动便如历史上的儒释道对抗一样再次站起来与西学运动对抗。只是少了明辨的慧眼，而没有能力形成执古之道以御今的旧邦维新气魄。
4
近三十年来，国学运动再次挂起招牌，各种文化理念再次粉墨登场。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三教合流国学派，接续着清朝时期的殖民主义奴才文化，并且借助于现代化进程社会宽容氛围，重新号称“正统”起来。与之相近的还有泛文化国学论者，以无限包容的姿态，把世界一切文化都纳入到中国国学圈子里，即中国截止现在存在的民族所坚持的文化的总体即中国之国学。
这种自我夸张的三教合流派与世界文化融合派事实上是一种理念的不同阶段。佛教入华夏可为国学正统，包括回教、耶教的世界一切之文化融入中国理所当然也会成为国学。
于是原则性就不存在了。
这两种理念看似是忧国忧民忧天下，事实上是一种隐蔽性很强的奴才文化和汉奸哲学。打着普世主义的旗号，为一切良莠不齐之文化和军事的入侵建立了理论依据。这种文化的一个表现就是在中国范围内民族国家和民族英雄将成为暂时性历史概念，历史上的种族屠杀和侵略将被称颂，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会随着历史的辗转成为抵抗统一的阻碍分子。岳飞、文天祥、于谦、秋瑾等民族英雄都将成为反面人物。由此而来的文化荒漠也随之而蔓延。
由于这种万教合一的国学理论的原则上的模糊性，爱国主义将不再是凝聚国民的内在精神动力，华夏民族找不到民族自我认同，当然也形不成主体民族对国家的安全统一和各民族协和的保障，而使国家和民族走向虚无和分裂。
5
所谓的国学运动不仅不会救亡图存，反而在改革创新上走向救亡图存的反面。
那么，在清学扭曲华夏三百多年来，欧风美雨洗涤华夏一百多年来，我们要坚持什么样的国家之学来正本清源，重建邦本，实现旧邦新命呢？我们的“旧邦”在哪里？我们的“新命”又要如何开展？在哪里跌倒，便从哪里找教训，在哪里辉煌，便从哪里找借鉴。
中国者，华夏之中国。国学者，当为华夏之学也！
这是周流六虚，万物化生，殊途同归的周易之学。
这是家国天下，衣冠礼乐，合中有分的王道之学。
这是保合诸夏，协和万邦，平章百姓的治国之学。
这是敬天法祖，孝忠家国，不畏暴虐的民族之学。
这是大厦将倾，百家继起，诸子合谋的为民之学。
这是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的治学之学。
这是甲骨金文、篆隶楷行草的文字之学；
这是阴阳相贯，水墨素纸，浑然天成的美术之学；
这是刚柔相济，护国爱民的武术之学；
这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救民困厄的为医之学；
这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酒的美食之学；
这是论说序记，诗词歌赋，升降平仄，咏物言志，正风化民的文章之学；
这是军国大事，不可不察的兵家之学；这是制器利民，奇技精巧的科技之学；
这是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经商之学；这是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民本之学；
这是为民父母，如己所出，清正廉洁的为官之学；这是见利思义，打抱不平，扶弱济贫的行侠之学；这是道之所在，行之所趋，敢为天下先的英雄之学……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种华夏旧邦之学以及由此诞生的维新之学，或许才能是真正的国学吧。
——摘自《明和家汉文化生活馆》
时间转到清末，西学东渐。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了挽救中国文化，避免其被西方文化所吞噬，而提出国学、国故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在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指的区别于西学或者外国之学的中国固有之学术。
这个中国固有之学术与毛佩琦教授的中国所有之学术就有很大区别了。
1
固有，中国本来就有，产生于中国，并在中国哲学框架之下形成体系的一切学术。所有，除了固有之外，外来之学融入中国，包括中国所有民族之学，融合在一起的杂糅体。
回到清末，梁启超所谓的固有国学离“固有”还有多大差距？大概在我们头脑里，都有一种华夏文明到了明清就走下坡路的思维，进而将清末中国文化被打败的原因理解为西学的强大和中国之学的僵化保守。
那么，这种僵化保守的学术既然不能使中国强大，为何还要有人去歇斯底里的整理出来发扬呢？这个问题还要稍微提一下梁启超时代国学雏形。
之前各种以“中体西用”为原则的改革都失败了，导致有人以为中国之学并非尽皆精华，要去其糟粕，整理国粹。所以，就有人提出“国粹”为即“国学”之说。同时，这个国学雏形与日本的改革运动有关，留学日本的学者亲眼看到日本“脱亚入欧”的冒进行为转向了“找回大和魂”的渐进式改革。那么，这个“大和魂”事实上就是指的日本提出的区别于西方的日本国学。
这个日本国学除了囊括了日本原有的学术、民俗，还包括其民族精神，在这个舶来品被留学者接受转化之后，就诞生了中国国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学”运动是与当时的国家改革运动并行的。
梁启超、章太炎整理国故，提倡国学也是为了让千疮百孔的中国恢复元气，重振雄风。在他们看来这种雄风就是根于中国而用于西学的国家体系，与之前的中体西用理念别无二致。所以，这种运动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气势去抵挡汹涌的西学浪潮，反而被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给了重重一击。原因就在于，这种国故文化被认为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所在，必须根除之而后求发展。为了除掉“落后的根源”，很多学者加入到了“痛打落水狗”的队伍里。
这里其中包括被冠以“国学大师”的鲁迅、胡适之等先生。这直接导致了国学运动的没落。
2
梁启超的国学运动是失败的。虽然他被冠以“国学大师”的称号。因为，他所谓的国学没有脱离清学的藩篱，甚至始终是在清学的圈子里为国学寻找立足点。
国学问题关系到寻找中国落后的根源的大问题，那么，要对国学作定论，就一定要找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这一点上，新文化运动虽然做得很过激，但是他们的行为事实上找出了中国落后的根源，只是把这个根源扩大化了。
他们把清儒之学导致中国的落后扩大到了中国五千年文化政治体制的落后。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启超坚持清学，并把清学作为国学来阐发，是必然被新文化运动所诟病的。在国学问题上，章太炎比梁启超看得更远，也更接近国学的本义。
康梁始终是清朝统治者的同情者和维护者，这在一系列的保皇运动、支持张勋复辟和反袁运动中都得到了切实印证。他们始终对大清国抱有幻想，似乎是被满洲统治习惯了，正统都要在大清国一边，连国学都要以清学为蓝本。
同是坚持国学的章太炎先生则直接指出清朝的统治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所以，事实上，章太炎的国学与梁启超的国学是一种相对立的概念。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是继续坚持清学，并把其作为国学来发扬，还是清算清学，把清学剔除出国学，以重建大国风范。
说到这里，问题就慢慢清晰起来。坚持国学，就是要坚持中国本源文化，能让中国强大的本源文化。
而只有在强大时候和走向强大的时候的文化体系才能作为国学来发扬。
3
国学运动事实上是一种救亡图存的运动，那么，谈到国学，当然与国家政治分不开。当一个国家，走向灭亡，其同时期坚持的文化肯定是不值得提倡和发扬的。章太炎先生直接指出，“衣冠拜索虏”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所在，即上面所提到的华夏被清朝统治，形成的清学导致了中国的骤然落后。
他要发扬的是衣冠上国时期的文化，而梁启超则坚持华夷融合时期的殖民主义文化是不应该丢弃的国本。
由此观之，在理解国学的概念之前，我们不得不梳理一下明清时期和历史特定时期的文化氛围。有人说，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只是在近代才骤然落后于西方的。这个观点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国家落后，是多方面的，当然与其文化密切相关。那么，一个国家在强大的时候坚持的文化也必然与走向灭亡时候的文化是对立的。持“近代落后论”的人往往把明清绑定而论，这种绑定恰恰掩盖了我们要寻找的国学本义。
我们暂且认为中国落后是在清末，那么，清末之前的正统文化是什么？理学。是的，终清一朝，理学被当作国家正统文化通过官方规定下来。而且是挖掉了心脏的理学文化。改造理学的工程极其浩大，从满清入关开始的大屠杀，削弱民族认同感的剃发易服，到泯灭人性的文字狱，以及文字狱的登顶之作《四库全书》。本来程朱理学在对人性的约束上做足了工作。在满清入关之后，剔除了理学所坚持的民族气节，转而形成明哲保身、包容万物、追求空谈的考据文化和奴性思想。
汉民族情绪的巨大低落和长期无力翻身致使各种消极学说充斥华夏，各种激发创造的力量荡然无存，有的只是“赖活着”的自我安慰心态。在这个时候，佛教学说、道教学说与号称正统的儒家理学学说同气相求，成为奴隶之民的安眠药。
这种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潮流久而有之，自佛教入华夏，便开始了对包括道教和儒家的中华文化的侵蚀性影响，道教和儒家在与佛教对抗中慢慢迷失，走向极端。从三武一宗灭佛，范缜的桑门辩论，韩退之的攘除佛老，到朱熹、王阳明的反佛归理归心，三种文化从激烈对抗到最终偏离本初，拧成一股绳。 从避世离俗的玄学到理学，从二十四孝，到《弟子规》，从儒家排佛攘老到三教合流谈心性，华夏民族再也没有了先秦的礼乐豪侠，再也没有了汉唐的大气磅礴。
在这其中，明太祖及后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力求恢复中国元气。
这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文艺复兴的辉煌，明朝不论从文学艺术还是在国家综合实力上，都与西方齐头并进。市井文化充斥民间，百家之学与儒学分庭抗礼，科技、军事蓬勃焕发，大有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的气魄。然而，一场天灾和因天灾导致的内乱之后，一个虚弱的帝国，瞬间黯淡下去，并惨死在异族的铁蹄之下。
从此中国倒退到了欧洲走过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黑暗的中世纪。直到辛亥革命再次恢复中华和建立民国。而此时的国学运动便如历史上的儒释道对抗一样再次站起来与西学运动对抗。只是少了明辨的慧眼，而没有能力形成执古之道以御今的旧邦维新气魄。
4
近三十年来，国学运动再次挂起招牌，各种文化理念再次粉墨登场。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三教合流国学派，接续着清朝时期的殖民主义奴才文化，并且借助于现代化进程社会宽容氛围，重新号称“正统”起来。与之相近的还有泛文化国学论者，以无限包容的姿态，把世界一切文化都纳入到中国国学圈子里，即中国截止现在存在的民族所坚持的文化的总体即中国之国学。
这种自我夸张的三教合流派与世界文化融合派事实上是一种理念的不同阶段。佛教入华夏可为国学正统，包括回教、耶教的世界一切之文化融入中国理所当然也会成为国学。
于是原则性就不存在了。
这两种理念看似是忧国忧民忧天下，事实上是一种隐蔽性很强的奴才文化和汉奸哲学。打着普世主义的旗号，为一切良莠不齐之文化和军事的入侵建立了理论依据。这种文化的一个表现就是在中国范围内民族国家和民族英雄将成为暂时性历史概念，历史上的种族屠杀和侵略将被称颂，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会随着历史的辗转成为抵抗统一的阻碍分子。岳飞、文天祥、于谦、秋瑾等民族英雄都将成为反面人物。由此而来的文化荒漠也随之而蔓延。
由于这种万教合一的国学理论的原则上的模糊性，爱国主义将不再是凝聚国民的内在精神动力，华夏民族找不到民族自我认同，当然也形不成主体民族对国家的安全统一和各民族协和的保障，而使国家和民族走向虚无和分裂。
5
所谓的国学运动不仅不会救亡图存，反而在改革创新上走向救亡图存的反面。
那么，在清学扭曲华夏三百多年来，欧风美雨洗涤华夏一百多年来，我们要坚持什么样的国家之学来正本清源，重建邦本，实现旧邦新命呢？我们的“旧邦”在哪里？我们的“新命”又要如何开展？在哪里跌倒，便从哪里找教训，在哪里辉煌，便从哪里找借鉴。
中国者，华夏之中国。国学者，当为华夏之学也！
这是周流六虚，万物化生，殊途同归的周易之学。
这是家国天下，衣冠礼乐，合中有分的王道之学。
这是保合诸夏，协和万邦，平章百姓的治国之学。
这是敬天法祖，孝忠家国，不畏暴虐的民族之学。
这是大厦将倾，百家继起，诸子合谋的为民之学。
这是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的治学之学。
这是甲骨金文、篆隶楷行草的文字之学；
这是阴阳相贯，水墨素纸，浑然天成的美术之学；
这是刚柔相济，护国爱民的武术之学；
这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救民困厄的为医之学；
这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酒的美食之学；
这是论说序记，诗词歌赋，升降平仄，咏物言志，正风化民的文章之学；
这是军国大事，不可不察的兵家之学；这是制器利民，奇技精巧的科技之学；
这是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经商之学；这是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民本之学；
这是为民父母，如己所出，清正廉洁的为官之学；这是见利思义，打抱不平，扶弱济贫的行侠之学；这是道之所在，行之所趋，敢为天下先的英雄之学……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种华夏旧邦之学以及由此诞生的维新之学，或许才能是真正的国学吧。
——摘自《明和家汉文化生活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