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宋庆龄是“20世纪的伟大女性”，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抗日战争时期，她两度来到中国抗战首都重庆，第一次为短期考察;第二次是迁居长住，她总共在渝地生活了四年，直至抗战胜利三个月后才离开。
1940年春，宋庆龄第一次到重庆。
这次她是应小妹宋美龄之邀，与大姐宋霭龄自香港飞抵山城重庆的。重庆因她出人预料的到来而轰动，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也予以她高规格的接待和热忱欢迎。自此以后，宋氏三姊妹频繁联袂亮相，不仅成为战时首都重庆的一道亮丽风景，更成为中国团结抗战的一种政治象征。在3月31日至5月9日的40余天里，宋庆龄住在上清寺范庄孔祥熙和宋霭龄家。
宋庆龄赴重庆之时，正值日本以实施所谓“桐工作”加紧分化诱降重庆国民政府之际。3月29日，在日本的一手操纵下，汪精卫在南京拼凑出刺刀下的“国民政府”，自任“行政院院长、代理政府主席”，且公然宣称对在重庆的林森“虚席以待”。与之呼应，日本一方面利用电台、报纸拼命宣传中国即将内战、分裂的谣言;一方面又于5月发动宜昌会战，并派飞机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企图以政治诱降和军事进攻的方式来动摇和摧毁中国抗战军民的意志，达到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妥协“入伙”的目的。
为回应日本和汪伪集团的政治阴谋，宋庆龄在汪精卫“登基”两天后，欣然接受宋美龄之邀赴渝，决心用“造成一个真实的家庭团圆”的方式，来公开表示宋氏姐妹捐弃前嫌、团结抗战，以激励国民共同奋斗。抵达重庆后，宋庆龄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欢迎茶会上发表讲话，重申国父遗教，痛斥汪逆“不知羞耻，投靠敌人，妄组伪府”的汉奸行径，激励国民“吾人首当坚定信念，然后能精诚团结，共救危亡”。
自1927年后的十年时间里，由于彼此政治立场不同，宋庆龄一直游离于国民党政权核心和家族圈子之外，宋氏三姊妹私下鲜有接触，更少公共场合的活动。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宋氏三姊妹都感到有抛弃分歧、团结御辱的历史责任，姊妹关系在共赴国难的大目标下得以逐步缓和，重拾久违的骨肉亲情。为此，宋庆龄曾不无自豪地告诉美国老友阿莉：“我们全家都在为抗战而工作。”因此，此次宋氏三姊妹的和解之举，不仅受到广大国民的欢迎，也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媒体纷纷赞誉“孙夫人此次到重庆，无论任务有无或大小，都是团结的有力象征”。
抵达重庆后的宋庆龄多是与宋霭龄、宋美龄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她们一道携手到市郊巡视被日机轰炸的残迹、防空设施，视察工厂、学校、医院、保育院，慰问伤病员和难童，送去她们的关爱与问候……三姊妹所到之处，人们都深受鼓舞，倍受激励。4月18日上午7时，应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的邀请，宋庆龄与宋蔼龄、宋美龄共同走进播音室，通过美国NBC电台向全美民众发表演讲，以饱含激情的语言表达中国抗战必胜的坚定决心，向国际社会发出最强有力的援助呼吁。
国民党出于政治和宣传上的需要，对宋庆龄在重庆的活动予以高度重视。3月21日，国民党中常会便决定尊称孙中山为国父，以至宋庆龄此行得到了“国母”级厚遇。此间，宋庆龄除参观考察外，还经常出席各界大大小小欢迎会和宴会。每次重要活动三姊妹多是一同参加，蒋介石也会尽量莅临并讲话。在一次重要的茶会上，蒋介石居然“极其严肃地站在孙夫人下面的一个座位上”，“没有言语，没有动作”地达十几分钟之久，足见蒋在公开场合对宋庆龄的尊重与恭敬。王安娜曾这样描述宋庆龄在重庆的活动：“她的两个姊妹孔夫人和蒋夫人，竭尽全力夸示宋家难得的大和解。她们接待客人，进行参观，举行晚宴招待外国的外交官。姊妹三人在一起的罕见场面以及那些轰动社会的场面——蒋介石与他视为异端的自由主义者的大姨子站在一起，使得摄影记者们拼命照个不停。”
在重庆期间，一向不习惯“在公众之前出头露面”的宋庆龄，一反常态地“克服羞怯”，站在人前甘愿充当“展品”。宋庆龄以此向外界表明，尽管汪精卫已卖国投敌，但宋氏三姊妹及国民党仍能团结一致，且有带领国民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当然，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宋庆龄也保持着警惕，以防止国民党“试图把她留在重庆并用恭维谄媚的方法使她不再说话”。正因为此，身在重庆的宋庆龄并没有忘记对她来说“更有益的工作”。4月15日，她以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主席身份，联合保盟会长宋子文联名发表了《致国外朋友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战事，谴责日军暴行，援助中国抗战。
40余天的时光一晃而过。5月9日晚，宋庆龄与大姐宋霭龄一同离开重庆飞往香港。20日，她在香港发表《渝行观感——自返港后对中外记者的谈话》，深深感佩重庆及大后方“最大多数之人民，对抗战信念甚为坚定”，严正指出“日寇汪逆宣传国内分裂在即，只能说是他们的梦想”！
至此，在日汪合谋破坏中国团结抗战背景下的宋庆龄重庆之行，最终以宋氏三姊妹为民族大义弃嫌和解的亲密亮相，以及各党派、各阶层展现的抗战团结意志而画上完美句号。
1941年12月10日，宋庆龄第二次到重庆。
此时，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香港却即将沦陷。宋庆龄的这次离港当属迫不得已。此前她与多数港人一样，相信日本与英国的谈判会有一个好结果，战争距离香港还很遥远，她甚至判断“未来几个月日本人肯定不会来袭，再早也要到中国农历新年以后”。然而，人们的美好幻想却被“一波又一波的敌机”投下的致命炸弹击得粉碎。
九龙被轰炸当天，宋庆龄明知自己已上日本人的黑名单，处境极为危险，却处变不惊，她在接到保盟工作人员贝特兰费尽周折打来的电话后，即向其口述了一份声明，并于次日在香港英文版的《南华早报》上发表。在此声明中，宋庆龄满怀愤怒地控诉了日军来自空中的大屠杀，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相互援助，与法西斯进行殊死战斗，直到夺取全面胜利。离港前她还表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 来到重庆后，宋庆龄再次住进了大姐宋霭龄在上清寺范庄的寓所。12月14日，刚到重庆四天的宋庆龄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应邀出席了“陪都各届反侵略互援大会”，且向媒体表达了她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迅即“向日、德、意侵略国正式宣战，甚感欣慰”的心情。
皖南事变后，宋庆龄迅即联合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人致函、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强烈谴责其背信弃义的行径，要求撤销剿共部署，保障各种抗日党派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她又通过保卫中国同盟机关刊物《新闻通讯》连续发表文章，以大量篇幅向全世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严厉斥责蒋介石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各种行为，要求其“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并同时报道了中共提出的12条解决办法。宋庆龄此举极好地配合了中共在政治上的反击，使国民党顽固派在国际国内陷入被动境地。
但此举无疑得罪了蒋介石，之后宋子文也迫于压力提出辞去保盟会长一职，这让宋庆龄与保盟一度极为被动，进而导致她与兄弟姐妹间分歧的扩大。虽然，在生活方面他们仍互相关心帮助，但在政治上却渐行渐远。因而，此次来重庆住在大姐家的宋庆龄渐渐地感受到出入不方便，通讯不自由，工作无人手，且消息被封锁，行动受监视，这些反常情形使她的日常工作生活与思想情绪受到极大的干扰和影响。无奈之下，她有了另寻一处新址单独居住的打算。宋庆龄的困境引起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注，周恩来在发给毛泽东和中央《关于对反共高潮的估计》的电文中曾提道：“孙夫人住孔家不仅不能见客，连其住屋内都借口房子不够有人同住监视，每每群众集会，故意推夫人为主席团，但不通知本人，企图使群众失望。”
1942年3月中下旬，通过兄弟宋子文的努力，为宋庆龄争取到外交部租用的一处新建楼房（即两路口新村三号）。待稍加整理后她旋即搬了进去，使之总算有了“一楼之中的自由”。此后，这处环境优雅的西洋式庭院便以“宋庆龄公馆”的面目见诸世人，它不仅成为宋庆龄的日常生活、会客接待之所在，也成为保卫中国同盟中央的实际办公地。
她在重庆的四年里，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冷遇、刁难和监视一直不曾停歇过。她的日常活动无时无刻不在别人的监视下，一举一动都被列入《情报辑要》送至蒋介石过目。1944年2月14日，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曾这样描述：“美国一些救济团体邀请孙夫人访美，蒋介石不予批准。”“我不能不得出这种印象：孙夫人目前的处境非常艰难，她比以前更像一个囚犯。”美国史学家费正清在其回忆中也曾记述，当年宋庆龄受到国民党诸多限制，“甚至她想离开重庆到中国别处去换换空气也不行，更不用说到国外去了”。
但是，这一切没有吓倒宋庆龄，反而更加激发起她“雄狮”般的斗志。对此，谢伟思曾感叹“我应约拜访的孙夫人，同我前四五次碰到她时的情况相比，她是更加直言不讳，而且显然是近乎怒不可遏了”。面对十分艰难、复杂和险恶的环境，宋庆龄敏锐洞悉和抓住各种机会，巧妙营造与运用各种条件，最大限度地争取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多方面工作，竭力突破国民党的种种刁难和限制，从而为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民族抗战奔走呼号，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社会的道义声援以及资金物资援助，是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的主要使命。为此，在重庆期间，她充分利用个人的特殊地位及影响，调动一切可借助的资源，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将中国抗战的艰难和民众的苦难，通过多种途径真实地告诉国际社会，以争取国际友人与海外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与援助，尽可能为坚持抗战提供物资保障。
保盟自皖南事变后，遇到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困难。一是作为会长的宋子文迫于蒋介石的压力而退出;二是日军占领香港使人员失散、物资损失等;三是宋庆龄到重庆后，蒋介石国民党因对保盟政治倾向的不满而设置种种障碍，由此使其活动一度难以开展。为帮助宋庆龄走出困境，1942年5月，周恩来指示廖梦醒从澳门迅速来到重庆，协助宋庆龄进行保盟重建和活动恢复工作，且充当中共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系人。保盟的恢复工作困难重重：没有固定办公场所，人员只得挤在两路口新村三号;工作时常受到国民党干扰，邮件收发不畅，出版物无处承印，募捐款项接送受阻。但是，有了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大力相助，至8月中旬，保盟中央委员会在重庆重新建立起来。
一批批国内国际各类精英聚集于保盟及其周围。国内有孙科、何香凝、冯玉祥、贺耀祖和夫人以及茅盾等官方高层人士和社会知名人士;国外有史沫特莱、爱泼斯坦、马海德、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王安娜等一大批最真诚的朋友;还有美国总统罗斯福母亲安娜·罗斯福和夫人埃利诺·罗斯福，美国作家文森特·希思，女作家赛珍珠，著名歌唱家、黑人领袖保罗·罗伯逊，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法国的著名作家托玛斯·曼等一大批既同情中国抗战又富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士。而当年各国驻华的高级军政官员，譬如美国大使、英国大使、苏联大使、加拿大大使、澳大利亚大使以及中印缅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等，都成为保盟事业的积极参与者。
抗战时期，保盟争取国际救助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宋庆龄崇高威望的感召下，经过保盟对中国抗战及国际意义的广泛宣传和艰苦细致的工作，美国援华会，美国援华联合会，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伦敦医药援华会，旧金山援华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美、英、法、印等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以及各种形式的援华组织或团体纷纷建立起来。同时，在保盟的联系下，一批批来自加拿大、印度、美国等国的援华医疗队以及白求恩、柯棣华、爱德华等优秀医务人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分赴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为中国抗战将士救死扶伤。
抗战时期，宋庆龄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支持的另一重要平台，是1939年春，她与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陈翰笙等人在香港成立的工业合作国际促进委员会（简称工合）。
工合一成立，宋庆龄即把“促进工合运动的发展，更有效地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并将国外的援助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作为目标。在宋庆龄崇高声誉的感召下，此活动很快得到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广泛响应。正如路易·艾黎所说：“外国朋友看到宋庆龄的名字就认为可靠”，由此美、英、加、澳、新等国纷纷成立工合运动推进委员会，迅速开展了资金、物资等募集活动，且通过不同途径及时将募集到的资金、物资输送到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处于困境中的民众、军队解了燃眉之急，为其生产自救和坚持抗战发挥了后援保障作用，曾被誉为“经济国防线”。1939年10月10日，叶挺曾专门致信宋庆龄，感谢工合对物资极度贫乏的新四军雪中送炭，赞誉工合的帮助是重要的，“难民参加了生产，得到了救济”，“使自给自足情况能够实现”。 对于保盟和工合的援助对象，宋庆龄始终坚持应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重点的态度。在重庆的四年中，她不时以发表对外演说及政论文章的方式，向国际社会全面系统地宣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赞誉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人民游击战争;她多次会见香港总督以及国外富商巨贾，向他们介绍中国抗战形势，请求他们为中国抗战和人类正义伸出援手;她经常写信给各类援华团体等，用真诚与博爱呼唤正义，以争取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参与援助中国抗战的行列。
正是在具有崇高威望的宋庆龄的强有力的领导下，保盟、工合等机构的募捐、慈善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大量、多种形式的国际援助才能从五湖四海汇集而来，成为中华民族持久抗战的重要物质与精神支撑之一。它们对于抗战中国的支持之大，就是一贯谦逊的宋庆龄也不无自豪地宣称，这种支持“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在此过程中，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既是持续的也是相当庞大的。
这些资助除有指定对象外，绝大部分都在宋庆龄的巧妙安排下被送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大地帮助了中共的敌后抗战事业。宋庆龄甚至还通过史迪威用美军飞机给延安送去了大型X光机，这是当时敌后根据地第一台且仅有的一台X光机;她还通过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将成吨药品和器材等救济物资运送到边区。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至1948年，由保盟支持下在抗日根据地创办的国际和平医院，就形成了由8个中心医院，42个分院，一万多床位，几十个巡回医疗队组成的巨大医疗网，为拥有1.4亿人口的军民提供了医疗服务。1946年，从重庆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在写给宋庆龄的信中，就曾对其抗战以来为敌后根据地的援助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说：“感谢您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您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
在重庆期间，对国内受灾地区和特殊人群的救济，也是宋庆龄和保盟等关注的重点。当时，她与各国驻华大使和国内知名人士一道，发起组织过各类规模的赈灾救济义赛、义演、义卖活动，譬如：赈济河南灾区的国际足球义赛，援助湖南灾区的书画义卖，中、美、英、苏音乐家救助贫困作家的同台义演等等，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既募集到可观款项，且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在争取国际援助过程中，宋庆龄始终坚持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理念，强调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中国与国际社会休戚相关的关系。她一再向海外友人昭示：中国是“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反对黑暗的伟大斗争发展为公开战争的战场之一”，“在抗日前线的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武装部队……担当着远东反法西斯战争前卫”。为此，她反对把任何国际援助当作对中国人民的“恩赐”，“或用来作为政治影响的武器”，而是把外国团体和个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纳入应尽的国际义务的范畴，从而突破了救济工作传统的不平等的施舍含义，赋予了救济工作全新的重要的时代内涵和国际政治意义。正如她在1943年9月18日《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里所指出的：“中国救济事业，作为积极的、民主的活动，就是要按照平等按照比例的原则对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还是五年前说的话。救济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济。救济只是争取民主的胜利。只有这样办，才能帮助中国人民并帮助你们自己。”
第二次到重庆后，身处沉闷压抑政治环境中的宋庆龄，真切地感到实现民主对于坚持抗战的必要性。在参加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的欢迎茶会上，她发表到重庆后的第一篇讲话，矛头直指国民党的独裁制度。她针对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国团结抗战局面出现的严重政治危机，发出了要求实行政治民主，结束一党独裁的强烈呼喊。她指出：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必须实行民主;只有实行民主，各党派才能团结起来，共同一致对外。她还痛斥“有人名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而实则是中山先生的叛徒”。宋庆龄的这篇讲话切中时弊，锋芒直指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表明她决不与专制独裁者妥协，决不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者合流的政治立场。宋庆龄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敢做敢为的不妥协态度，不仅很好地配合了中共发起的政治攻势，也给予了皖南事变后重庆及国统区沉寂一时的民主运动以有力的支持。
1942年春夏之交，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蒋介石迫于美苏的压力开始寻求国共关系的缓和，两党之间的政治谈判再度开启。即便如此，宋庆龄对于蒋介石坚持的独裁政策依然保持警惕和批评态度。7月，她撰写发表了《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再次猛烈抨击国民党对民主力量的压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过去两年中，尤其是在最近数月中，我们统一战线的情况已经大大地恶化了。……那些在抗战开始以后消声敛迹的反动分子现在又能够抬起头，大肆活动来取消人民在四年战斗中所赢得的民主果实。”以此来告诫各阶层民众不能放松对抗战的坚持和对民主的争取。
1943年3月，当反法西斯同盟在欧洲、北非及太平洋战场将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宣扬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谬论，把三民主义说成是“国民革命不变之最高原则”、“民族复兴唯一正确之路线”，企图以理论化的方式宣扬其独裁政治，为其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造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做舆论准备。宋庆龄与中共等进步力量一道对其进行了即时回应和反击，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针锋相对地指出：“应该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民众，使他们都有同等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各党各派，也应给以同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党员得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争取最后胜利。”
然而，国际风云变幻莫测。5月，当共产国际仓促解散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准备借机派胡宗南的精锐之师闪击延安，以给中共中央致死一击。在中国抗战前途命运再次处于危机关头、内战一触即发之际，宋庆龄坚定地站在中共和人民的一边。9月18日，为让海外人士更加了解民主团结对于争取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她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中明确指出：“中国没有团结，整个反法西斯阵营没有团结，就不能获得胜利。没有民主，就不能有团结。没有人民的积极性，就不能有民主，而这种积极性是建筑在对于大家所面临的问题的了解这一基础上的。” 1944年2月8日，正值大后方群众性民主运动刚刚兴起之时，宋庆龄在联合劳工新闻社发表了《致美国工人们》一文。该文对“正在为战争而生产”的美国工人表示敬意的同时，向美国工人简要阐述了中国抗战与美国人民的关系，她写道：几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亚洲的伟大屏障，阻止了日本法西斯统治这个占世界人口半数的地方。今天，盟国的力量与中国自己的力量正在中国的土地上打击日本。中国战斗得越有力，对日战争就越会缩短，美国人民生命的损失就越会减少。所以中国抗战与美国工人利益休戚攸关”。之后，她话题一转，针对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及中国抗战面临的现实危机深刻指出：“凡是民主制度最强大的地方，凡是发挥了人民积极性的地方，凡是人民战争最不受掣肘的地方，中国的抗战在那里也就最伟大和最有力量。相反地，当反动势力公开投降，或者压制人民和人民的积极性，惧怕并破坏民主运动而给敌人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中国的抗战就摇摇欲坠，节节失利。”而现实是“中国的反动派和法西斯”还很嚣张，“有些人仍然把个人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为此，她希望美国工人关心中国民主进程，“要公开发表申明反对中国发生内战”，因为中国反动势力正在准备发动内战，“企图消灭我们斗争中的民主部分。这些部分就是在陕北和敌后的根据地”。她强烈呼吁：“美国工人要表示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关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求把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生产品和礼物平等分配给一切积极抗日的中国军队，不论它在什么地区。”
《致美国工人们》可说是一篇战斗的檄文。这篇矛头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国民党的注意，蒋介石更是十分恼怒，接二连三派出要员对宋庆龄大加责难，甚至一度传言要对其施以软禁。
事态的扩大难免引起宋美龄、孔祥熙等人的紧张。宋美龄曾气愤地给宋子文打电话，要他警告戴笠：“不准在阿姊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的，我是决不答应的。”孔祥熙也曾不无担忧地诘问宋庆龄：“如果你继续乱说一通，他们把你关起来怎么办？”宋庆龄淡然道：“我欢迎！”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佩服地感叹道：“除孙夫人外，没有任何中国人敢于公开揭露高压政策，即使含蓄地讲也不敢。”
尽管面临种种威胁，宋庆龄仍于3月12日，再次对美发表了题为《孙中山与中国民主》的广播演说，进一步直言其追求中国民主进步的政治主张，深刻指出“国际民主的意义，就是一方面国家之间是平等的，同时每一个国家内部也有一个建立在人民的利益与自由表达意志的基础上的政府”。
1944年4月至12月初，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加之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国统区群众性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在此有利形势下，宋庆龄在重庆活动的条件有所好转，参加群众性的活动逐步多了起来。此间，她不仅与友人一起出席苏联大使馆、中苏文协的一些纪念日和庆祝活动，表达对苏联及其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还参加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以及一些已故爱国人士的纪念活动。特别是1944年9月，宋庆龄领衔举办和出席了老友邹韬奋先生的追悼会。当时，宋庆龄把筹备出席韬奋先生追悼会视为推动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举措，正如沈钧儒所云：我们哀悼韬奋先生就是“要为实现民主而奋斗”。
在重庆期间，宋庆龄为争取中国民主进步所做的一切，并不是想把民主作为工具与手段，而是始终将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基本思想的人民民主政治的实现作为其毕生的理想去追求，她当时之所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倍加赞赏，就是因为看到了真正的民主在那里的成功实践。而她的至高理想和宏大目标，则是抗战胜利真正实现建立起一个拥有人民民主制度的新中国。正如她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的“这种靠人民一致努力所赢得的胜利，将不允许任何不民主的制度存在下去”。而对美发表的《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的广播讲话，正是她一生奋力跋涉于民主途中，甘于奉献、无私无畏的伟大精神的光辉写照。
宋庆龄在重庆的这四个春秋，是她光辉奋斗的一生中极为困难的时期，同时也是最能表达她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民民主思想的时期。她高举民主、团结、抗战的旗帜，直接打击了蒋介石顽固派专制独裁、反共反人民的嚣张气焰，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维护和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为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引向人民民主的全面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编辑 王鸽子）
（作者是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调研员）
逆流中的团结之旅——初赴渝都
1940年春，宋庆龄第一次到重庆。
这次她是应小妹宋美龄之邀，与大姐宋霭龄自香港飞抵山城重庆的。重庆因她出人预料的到来而轰动，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也予以她高规格的接待和热忱欢迎。自此以后，宋氏三姊妹频繁联袂亮相，不仅成为战时首都重庆的一道亮丽风景，更成为中国团结抗战的一种政治象征。在3月31日至5月9日的40余天里，宋庆龄住在上清寺范庄孔祥熙和宋霭龄家。
宋庆龄赴重庆之时，正值日本以实施所谓“桐工作”加紧分化诱降重庆国民政府之际。3月29日，在日本的一手操纵下，汪精卫在南京拼凑出刺刀下的“国民政府”，自任“行政院院长、代理政府主席”，且公然宣称对在重庆的林森“虚席以待”。与之呼应，日本一方面利用电台、报纸拼命宣传中国即将内战、分裂的谣言;一方面又于5月发动宜昌会战，并派飞机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企图以政治诱降和军事进攻的方式来动摇和摧毁中国抗战军民的意志，达到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妥协“入伙”的目的。
为回应日本和汪伪集团的政治阴谋，宋庆龄在汪精卫“登基”两天后，欣然接受宋美龄之邀赴渝，决心用“造成一个真实的家庭团圆”的方式，来公开表示宋氏姐妹捐弃前嫌、团结抗战，以激励国民共同奋斗。抵达重庆后，宋庆龄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欢迎茶会上发表讲话，重申国父遗教，痛斥汪逆“不知羞耻，投靠敌人，妄组伪府”的汉奸行径，激励国民“吾人首当坚定信念，然后能精诚团结，共救危亡”。
自1927年后的十年时间里，由于彼此政治立场不同，宋庆龄一直游离于国民党政权核心和家族圈子之外，宋氏三姊妹私下鲜有接触，更少公共场合的活动。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宋氏三姊妹都感到有抛弃分歧、团结御辱的历史责任，姊妹关系在共赴国难的大目标下得以逐步缓和，重拾久违的骨肉亲情。为此，宋庆龄曾不无自豪地告诉美国老友阿莉：“我们全家都在为抗战而工作。”因此，此次宋氏三姊妹的和解之举，不仅受到广大国民的欢迎，也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媒体纷纷赞誉“孙夫人此次到重庆，无论任务有无或大小，都是团结的有力象征”。
抵达重庆后的宋庆龄多是与宋霭龄、宋美龄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她们一道携手到市郊巡视被日机轰炸的残迹、防空设施，视察工厂、学校、医院、保育院，慰问伤病员和难童，送去她们的关爱与问候……三姊妹所到之处，人们都深受鼓舞，倍受激励。4月18日上午7时，应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的邀请，宋庆龄与宋蔼龄、宋美龄共同走进播音室，通过美国NBC电台向全美民众发表演讲，以饱含激情的语言表达中国抗战必胜的坚定决心，向国际社会发出最强有力的援助呼吁。
国民党出于政治和宣传上的需要，对宋庆龄在重庆的活动予以高度重视。3月21日，国民党中常会便决定尊称孙中山为国父，以至宋庆龄此行得到了“国母”级厚遇。此间，宋庆龄除参观考察外，还经常出席各界大大小小欢迎会和宴会。每次重要活动三姊妹多是一同参加，蒋介石也会尽量莅临并讲话。在一次重要的茶会上，蒋介石居然“极其严肃地站在孙夫人下面的一个座位上”，“没有言语，没有动作”地达十几分钟之久，足见蒋在公开场合对宋庆龄的尊重与恭敬。王安娜曾这样描述宋庆龄在重庆的活动：“她的两个姊妹孔夫人和蒋夫人，竭尽全力夸示宋家难得的大和解。她们接待客人，进行参观，举行晚宴招待外国的外交官。姊妹三人在一起的罕见场面以及那些轰动社会的场面——蒋介石与他视为异端的自由主义者的大姨子站在一起，使得摄影记者们拼命照个不停。”
在重庆期间，一向不习惯“在公众之前出头露面”的宋庆龄，一反常态地“克服羞怯”，站在人前甘愿充当“展品”。宋庆龄以此向外界表明，尽管汪精卫已卖国投敌，但宋氏三姊妹及国民党仍能团结一致，且有带领国民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当然，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宋庆龄也保持着警惕，以防止国民党“试图把她留在重庆并用恭维谄媚的方法使她不再说话”。正因为此，身在重庆的宋庆龄并没有忘记对她来说“更有益的工作”。4月15日，她以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主席身份，联合保盟会长宋子文联名发表了《致国外朋友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战事，谴责日军暴行，援助中国抗战。
40余天的时光一晃而过。5月9日晚，宋庆龄与大姐宋霭龄一同离开重庆飞往香港。20日，她在香港发表《渝行观感——自返港后对中外记者的谈话》，深深感佩重庆及大后方“最大多数之人民，对抗战信念甚为坚定”，严正指出“日寇汪逆宣传国内分裂在即，只能说是他们的梦想”！
至此，在日汪合谋破坏中国团结抗战背景下的宋庆龄重庆之行，最终以宋氏三姊妹为民族大义弃嫌和解的亲密亮相，以及各党派、各阶层展现的抗战团结意志而画上完美句号。
“一楼之中的自由”——迁居渝都
1941年12月10日，宋庆龄第二次到重庆。
此时，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香港却即将沦陷。宋庆龄的这次离港当属迫不得已。此前她与多数港人一样，相信日本与英国的谈判会有一个好结果，战争距离香港还很遥远，她甚至判断“未来几个月日本人肯定不会来袭，再早也要到中国农历新年以后”。然而，人们的美好幻想却被“一波又一波的敌机”投下的致命炸弹击得粉碎。
九龙被轰炸当天，宋庆龄明知自己已上日本人的黑名单，处境极为危险，却处变不惊，她在接到保盟工作人员贝特兰费尽周折打来的电话后，即向其口述了一份声明，并于次日在香港英文版的《南华早报》上发表。在此声明中，宋庆龄满怀愤怒地控诉了日军来自空中的大屠杀，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相互援助，与法西斯进行殊死战斗，直到夺取全面胜利。离港前她还表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 来到重庆后，宋庆龄再次住进了大姐宋霭龄在上清寺范庄的寓所。12月14日，刚到重庆四天的宋庆龄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应邀出席了“陪都各届反侵略互援大会”，且向媒体表达了她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迅即“向日、德、意侵略国正式宣战，甚感欣慰”的心情。
皖南事变后，宋庆龄迅即联合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人致函、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强烈谴责其背信弃义的行径，要求撤销剿共部署，保障各种抗日党派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她又通过保卫中国同盟机关刊物《新闻通讯》连续发表文章，以大量篇幅向全世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严厉斥责蒋介石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各种行为，要求其“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并同时报道了中共提出的12条解决办法。宋庆龄此举极好地配合了中共在政治上的反击，使国民党顽固派在国际国内陷入被动境地。
但此举无疑得罪了蒋介石，之后宋子文也迫于压力提出辞去保盟会长一职，这让宋庆龄与保盟一度极为被动，进而导致她与兄弟姐妹间分歧的扩大。虽然，在生活方面他们仍互相关心帮助，但在政治上却渐行渐远。因而，此次来重庆住在大姐家的宋庆龄渐渐地感受到出入不方便，通讯不自由，工作无人手，且消息被封锁，行动受监视，这些反常情形使她的日常工作生活与思想情绪受到极大的干扰和影响。无奈之下，她有了另寻一处新址单独居住的打算。宋庆龄的困境引起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注，周恩来在发给毛泽东和中央《关于对反共高潮的估计》的电文中曾提道：“孙夫人住孔家不仅不能见客，连其住屋内都借口房子不够有人同住监视，每每群众集会，故意推夫人为主席团，但不通知本人，企图使群众失望。”
1942年3月中下旬，通过兄弟宋子文的努力，为宋庆龄争取到外交部租用的一处新建楼房（即两路口新村三号）。待稍加整理后她旋即搬了进去，使之总算有了“一楼之中的自由”。此后，这处环境优雅的西洋式庭院便以“宋庆龄公馆”的面目见诸世人，它不仅成为宋庆龄的日常生活、会客接待之所在，也成为保卫中国同盟中央的实际办公地。
她在重庆的四年里，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冷遇、刁难和监视一直不曾停歇过。她的日常活动无时无刻不在别人的监视下，一举一动都被列入《情报辑要》送至蒋介石过目。1944年2月14日，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曾这样描述：“美国一些救济团体邀请孙夫人访美，蒋介石不予批准。”“我不能不得出这种印象：孙夫人目前的处境非常艰难，她比以前更像一个囚犯。”美国史学家费正清在其回忆中也曾记述，当年宋庆龄受到国民党诸多限制，“甚至她想离开重庆到中国别处去换换空气也不行，更不用说到国外去了”。
但是，这一切没有吓倒宋庆龄，反而更加激发起她“雄狮”般的斗志。对此，谢伟思曾感叹“我应约拜访的孙夫人，同我前四五次碰到她时的情况相比，她是更加直言不讳，而且显然是近乎怒不可遏了”。面对十分艰难、复杂和险恶的环境，宋庆龄敏锐洞悉和抓住各种机会，巧妙营造与运用各种条件，最大限度地争取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多方面工作，竭力突破国民党的种种刁难和限制，从而为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争取抗战救援尽最大努力
为民族抗战奔走呼号，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社会的道义声援以及资金物资援助，是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的主要使命。为此，在重庆期间，她充分利用个人的特殊地位及影响，调动一切可借助的资源，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将中国抗战的艰难和民众的苦难，通过多种途径真实地告诉国际社会，以争取国际友人与海外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与援助，尽可能为坚持抗战提供物资保障。
保盟自皖南事变后，遇到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困难。一是作为会长的宋子文迫于蒋介石的压力而退出;二是日军占领香港使人员失散、物资损失等;三是宋庆龄到重庆后，蒋介石国民党因对保盟政治倾向的不满而设置种种障碍，由此使其活动一度难以开展。为帮助宋庆龄走出困境，1942年5月，周恩来指示廖梦醒从澳门迅速来到重庆，协助宋庆龄进行保盟重建和活动恢复工作，且充当中共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系人。保盟的恢复工作困难重重：没有固定办公场所，人员只得挤在两路口新村三号;工作时常受到国民党干扰，邮件收发不畅，出版物无处承印，募捐款项接送受阻。但是，有了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大力相助，至8月中旬，保盟中央委员会在重庆重新建立起来。
一批批国内国际各类精英聚集于保盟及其周围。国内有孙科、何香凝、冯玉祥、贺耀祖和夫人以及茅盾等官方高层人士和社会知名人士;国外有史沫特莱、爱泼斯坦、马海德、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王安娜等一大批最真诚的朋友;还有美国总统罗斯福母亲安娜·罗斯福和夫人埃利诺·罗斯福，美国作家文森特·希思，女作家赛珍珠，著名歌唱家、黑人领袖保罗·罗伯逊，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法国的著名作家托玛斯·曼等一大批既同情中国抗战又富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士。而当年各国驻华的高级军政官员，譬如美国大使、英国大使、苏联大使、加拿大大使、澳大利亚大使以及中印缅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等，都成为保盟事业的积极参与者。
抗战时期，保盟争取国际救助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宋庆龄崇高威望的感召下，经过保盟对中国抗战及国际意义的广泛宣传和艰苦细致的工作，美国援华会，美国援华联合会，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伦敦医药援华会，旧金山援华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美、英、法、印等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以及各种形式的援华组织或团体纷纷建立起来。同时，在保盟的联系下，一批批来自加拿大、印度、美国等国的援华医疗队以及白求恩、柯棣华、爱德华等优秀医务人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分赴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为中国抗战将士救死扶伤。
抗战时期，宋庆龄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支持的另一重要平台，是1939年春，她与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陈翰笙等人在香港成立的工业合作国际促进委员会（简称工合）。
工合一成立，宋庆龄即把“促进工合运动的发展，更有效地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并将国外的援助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作为目标。在宋庆龄崇高声誉的感召下，此活动很快得到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广泛响应。正如路易·艾黎所说：“外国朋友看到宋庆龄的名字就认为可靠”，由此美、英、加、澳、新等国纷纷成立工合运动推进委员会，迅速开展了资金、物资等募集活动，且通过不同途径及时将募集到的资金、物资输送到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处于困境中的民众、军队解了燃眉之急，为其生产自救和坚持抗战发挥了后援保障作用，曾被誉为“经济国防线”。1939年10月10日，叶挺曾专门致信宋庆龄，感谢工合对物资极度贫乏的新四军雪中送炭，赞誉工合的帮助是重要的，“难民参加了生产，得到了救济”，“使自给自足情况能够实现”。 对于保盟和工合的援助对象，宋庆龄始终坚持应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重点的态度。在重庆的四年中，她不时以发表对外演说及政论文章的方式，向国际社会全面系统地宣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赞誉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人民游击战争;她多次会见香港总督以及国外富商巨贾，向他们介绍中国抗战形势，请求他们为中国抗战和人类正义伸出援手;她经常写信给各类援华团体等，用真诚与博爱呼唤正义，以争取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参与援助中国抗战的行列。
正是在具有崇高威望的宋庆龄的强有力的领导下，保盟、工合等机构的募捐、慈善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大量、多种形式的国际援助才能从五湖四海汇集而来，成为中华民族持久抗战的重要物质与精神支撑之一。它们对于抗战中国的支持之大，就是一贯谦逊的宋庆龄也不无自豪地宣称，这种支持“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在此过程中，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既是持续的也是相当庞大的。
这些资助除有指定对象外，绝大部分都在宋庆龄的巧妙安排下被送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大地帮助了中共的敌后抗战事业。宋庆龄甚至还通过史迪威用美军飞机给延安送去了大型X光机，这是当时敌后根据地第一台且仅有的一台X光机;她还通过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将成吨药品和器材等救济物资运送到边区。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至1948年，由保盟支持下在抗日根据地创办的国际和平医院，就形成了由8个中心医院，42个分院，一万多床位，几十个巡回医疗队组成的巨大医疗网，为拥有1.4亿人口的军民提供了医疗服务。1946年，从重庆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在写给宋庆龄的信中，就曾对其抗战以来为敌后根据地的援助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说：“感谢您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您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
在重庆期间，对国内受灾地区和特殊人群的救济，也是宋庆龄和保盟等关注的重点。当时，她与各国驻华大使和国内知名人士一道，发起组织过各类规模的赈灾救济义赛、义演、义卖活动，譬如：赈济河南灾区的国际足球义赛，援助湖南灾区的书画义卖，中、美、英、苏音乐家救助贫困作家的同台义演等等，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既募集到可观款项，且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在争取国际援助过程中，宋庆龄始终坚持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理念，强调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中国与国际社会休戚相关的关系。她一再向海外友人昭示：中国是“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反对黑暗的伟大斗争发展为公开战争的战场之一”，“在抗日前线的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武装部队……担当着远东反法西斯战争前卫”。为此，她反对把任何国际援助当作对中国人民的“恩赐”，“或用来作为政治影响的武器”，而是把外国团体和个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纳入应尽的国际义务的范畴，从而突破了救济工作传统的不平等的施舍含义，赋予了救济工作全新的重要的时代内涵和国际政治意义。正如她在1943年9月18日《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里所指出的：“中国救济事业，作为积极的、民主的活动，就是要按照平等按照比例的原则对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还是五年前说的话。救济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济。救济只是争取民主的胜利。只有这样办，才能帮助中国人民并帮助你们自己。”
高扬抗战民主的旗帜
第二次到重庆后，身处沉闷压抑政治环境中的宋庆龄，真切地感到实现民主对于坚持抗战的必要性。在参加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的欢迎茶会上，她发表到重庆后的第一篇讲话，矛头直指国民党的独裁制度。她针对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国团结抗战局面出现的严重政治危机，发出了要求实行政治民主，结束一党独裁的强烈呼喊。她指出：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必须实行民主;只有实行民主，各党派才能团结起来，共同一致对外。她还痛斥“有人名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而实则是中山先生的叛徒”。宋庆龄的这篇讲话切中时弊，锋芒直指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表明她决不与专制独裁者妥协，决不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者合流的政治立场。宋庆龄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敢做敢为的不妥协态度，不仅很好地配合了中共发起的政治攻势，也给予了皖南事变后重庆及国统区沉寂一时的民主运动以有力的支持。
1942年春夏之交，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蒋介石迫于美苏的压力开始寻求国共关系的缓和，两党之间的政治谈判再度开启。即便如此，宋庆龄对于蒋介石坚持的独裁政策依然保持警惕和批评态度。7月，她撰写发表了《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再次猛烈抨击国民党对民主力量的压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过去两年中，尤其是在最近数月中，我们统一战线的情况已经大大地恶化了。……那些在抗战开始以后消声敛迹的反动分子现在又能够抬起头，大肆活动来取消人民在四年战斗中所赢得的民主果实。”以此来告诫各阶层民众不能放松对抗战的坚持和对民主的争取。
1943年3月，当反法西斯同盟在欧洲、北非及太平洋战场将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宣扬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谬论，把三民主义说成是“国民革命不变之最高原则”、“民族复兴唯一正确之路线”，企图以理论化的方式宣扬其独裁政治，为其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造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做舆论准备。宋庆龄与中共等进步力量一道对其进行了即时回应和反击，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针锋相对地指出：“应该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民众，使他们都有同等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各党各派，也应给以同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党员得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争取最后胜利。”
然而，国际风云变幻莫测。5月，当共产国际仓促解散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准备借机派胡宗南的精锐之师闪击延安，以给中共中央致死一击。在中国抗战前途命运再次处于危机关头、内战一触即发之际，宋庆龄坚定地站在中共和人民的一边。9月18日，为让海外人士更加了解民主团结对于争取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她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中明确指出：“中国没有团结，整个反法西斯阵营没有团结，就不能获得胜利。没有民主，就不能有团结。没有人民的积极性，就不能有民主，而这种积极性是建筑在对于大家所面临的问题的了解这一基础上的。” 1944年2月8日，正值大后方群众性民主运动刚刚兴起之时，宋庆龄在联合劳工新闻社发表了《致美国工人们》一文。该文对“正在为战争而生产”的美国工人表示敬意的同时，向美国工人简要阐述了中国抗战与美国人民的关系，她写道：几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亚洲的伟大屏障，阻止了日本法西斯统治这个占世界人口半数的地方。今天，盟国的力量与中国自己的力量正在中国的土地上打击日本。中国战斗得越有力，对日战争就越会缩短，美国人民生命的损失就越会减少。所以中国抗战与美国工人利益休戚攸关”。之后，她话题一转，针对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及中国抗战面临的现实危机深刻指出：“凡是民主制度最强大的地方，凡是发挥了人民积极性的地方，凡是人民战争最不受掣肘的地方，中国的抗战在那里也就最伟大和最有力量。相反地，当反动势力公开投降，或者压制人民和人民的积极性，惧怕并破坏民主运动而给敌人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中国的抗战就摇摇欲坠，节节失利。”而现实是“中国的反动派和法西斯”还很嚣张，“有些人仍然把个人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为此，她希望美国工人关心中国民主进程，“要公开发表申明反对中国发生内战”，因为中国反动势力正在准备发动内战，“企图消灭我们斗争中的民主部分。这些部分就是在陕北和敌后的根据地”。她强烈呼吁：“美国工人要表示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关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求把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生产品和礼物平等分配给一切积极抗日的中国军队，不论它在什么地区。”
《致美国工人们》可说是一篇战斗的檄文。这篇矛头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国民党的注意，蒋介石更是十分恼怒，接二连三派出要员对宋庆龄大加责难，甚至一度传言要对其施以软禁。
事态的扩大难免引起宋美龄、孔祥熙等人的紧张。宋美龄曾气愤地给宋子文打电话，要他警告戴笠：“不准在阿姊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的，我是决不答应的。”孔祥熙也曾不无担忧地诘问宋庆龄：“如果你继续乱说一通，他们把你关起来怎么办？”宋庆龄淡然道：“我欢迎！”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佩服地感叹道：“除孙夫人外，没有任何中国人敢于公开揭露高压政策，即使含蓄地讲也不敢。”
尽管面临种种威胁，宋庆龄仍于3月12日，再次对美发表了题为《孙中山与中国民主》的广播演说，进一步直言其追求中国民主进步的政治主张，深刻指出“国际民主的意义，就是一方面国家之间是平等的，同时每一个国家内部也有一个建立在人民的利益与自由表达意志的基础上的政府”。
1944年4月至12月初，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加之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国统区群众性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在此有利形势下，宋庆龄在重庆活动的条件有所好转，参加群众性的活动逐步多了起来。此间，她不仅与友人一起出席苏联大使馆、中苏文协的一些纪念日和庆祝活动，表达对苏联及其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还参加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以及一些已故爱国人士的纪念活动。特别是1944年9月，宋庆龄领衔举办和出席了老友邹韬奋先生的追悼会。当时，宋庆龄把筹备出席韬奋先生追悼会视为推动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举措，正如沈钧儒所云：我们哀悼韬奋先生就是“要为实现民主而奋斗”。
在重庆期间，宋庆龄为争取中国民主进步所做的一切，并不是想把民主作为工具与手段，而是始终将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基本思想的人民民主政治的实现作为其毕生的理想去追求，她当时之所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倍加赞赏，就是因为看到了真正的民主在那里的成功实践。而她的至高理想和宏大目标，则是抗战胜利真正实现建立起一个拥有人民民主制度的新中国。正如她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的“这种靠人民一致努力所赢得的胜利，将不允许任何不民主的制度存在下去”。而对美发表的《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的广播讲话，正是她一生奋力跋涉于民主途中，甘于奉献、无私无畏的伟大精神的光辉写照。
宋庆龄在重庆的这四个春秋，是她光辉奋斗的一生中极为困难的时期，同时也是最能表达她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民民主思想的时期。她高举民主、团结、抗战的旗帜，直接打击了蒋介石顽固派专制独裁、反共反人民的嚣张气焰，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维护和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为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引向人民民主的全面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编辑 王鸽子）
（作者是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