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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和各省级层面加强引导.理顺各部门责任权利，明晰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分工，构建保护农村水环境的全社会治理体系。
作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工作内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被写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
近25年来，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总排放量翻了一番。农村生活污水排放不当，不仅引起水体富营养化和水体黑臭，还威胁饮用水安全。我国从2005年开始强化农村污水治理，至去年11月底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50.8万套。
因为承担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研究任务，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锐，过去一年间到全国多地进行了实地调研。
“为了少走弯路、节约资金，在全国各地大范围推行农村污水治理前应切实做好试点研究，加强顶层设计与引导，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化体系。”刘锐说。
浙江探索
在农村污水治理方面，浙江基本实现了全省规划保留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全覆盖，并在全国率先开展运维管理体制机制的探索创新，处理设施的运维管理水平处在全国前列。
刘锐谈道，浙江建立了省、市、县、乡、村各负其责的“五位一体”运维管理体系;形成了以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运维为主、村镇自行运维为辅的处理设施运维模式;形成了处理设施出水水质企业自检、主管部门抽查和生态环境厅年度监督性检测的水质监督体系。
此外，浙江出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技术导则》、《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标准化评价导则》等标准导则，在全省开展了标准化运维试点工作，指导各县市重新编制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浙江省、市、县均制定相关考核办法，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工作进行考核评价，表彰工作优秀单位，并给予一定资金奖补。
今年，浙江把《浙江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条例》列入2019年省人大一类项目，以解决农村污水治理缺乏上位法、职责不明、无管理依据、无处罚依据等问题。
顶层规划缺乏
2003年以来，浙江投入300多亿元进行农村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去年用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的资金近6.9亿元。
“今后很多设施还要提升改造，费用会进一步增加。如果将浙江的费用推算到全国，那么全国则需要投入数千亿元。”刘锐说。
农村污水处理是我国高质量、快速发展中遇到的新命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过去10年取得了很多经验，但也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些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投入使用后，效果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设施的设计和建设缺少顶层规划和标准规范指引，科技支撑不够，未建立设施长效运维的保障体制机制。
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首次从法律层面对农村污水处理作出规定，但没有出台细则。谁来设计、按什么规则设计，谁来建、按什么规则建，谁来运维、按什么规则运维，谁来监管、按什么规则监管等，缺少科学指导和制约。
与城镇污水处理相比，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数量大、分布散，运维和监管费人费力。另外，设施相对简陋，标准化与自动化程度较低，加上水质水量变化大、可支付运行费用低，给运维和监管增加了不小难度。
刘锐调研发现，农村污水处理长效运行监管还存在问题，如资金保障机制不完善，“重建设、轻维护”现象严重;可持续的农村污水治理收費机制尚未建立，PPP模式立法未完成;缺少运维准入和效果评价机制;监管体制未理顺，使用者责任未受重视。此外，试点工作研究不充分，未形成值得推广的农村污水处理、运维和监管模式。“由于其自身特点，农村污水设施不能照搬城市污水厂设计与管理经验，也不能全国一刀切。”
尽快建立运维和监管机制
“希望从国家和各省级层面加强引导，理顺各部门责任权利，明晰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分工，构建保护农村水环境的全社会治理体系。”刘锐说。
要实现污水治理全流程管控，就要明确不同类型污水处理设施的排放标准、建设备案程序、资金保障制度、设施建设标准、运行维护要求、定期监测制度、设施质控准入和人员资质认定等。
“各地应自上而下组织编制农村规划，一旦确定不宜随便更改。”刘锐谈道，要研究建立科学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评价指标体系，从技术、经济、有效性和适宜性角度，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的绩效进行科学、客观、综合评估，监督工作实效。
鼓励持续开展技术、工艺的工程应用优化研究与技术评估，突破技术难点;以资源循环利用、全流程管控为出发点，探讨污水治理与农村农业生产需求相结合的技术。加强基于互联网远程智能化运维监管的探索和研究，提高农村分散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维监管效率。
尽快研究建立有效的运维和监督管理机制非常必要。以国家或各省层面为主导，建立严格、公开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市场准入机制;推行设施的标准化建设，对设施结构与建设标准、技术性能指标、设施产品质量等进行明确规定。加快建立企业的资质评价和信用披露体系，促进农村污水运维新兴行业的健康发展。
“拓宽融资渠道，鼓励社会专业化组织参与农村生活水处理设施运维，支持多种经营模式相结合的专业服务队伍建设，把设施运维推向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刘锐建议。
作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工作内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被写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
近25年来，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总排放量翻了一番。农村生活污水排放不当，不仅引起水体富营养化和水体黑臭，还威胁饮用水安全。我国从2005年开始强化农村污水治理，至去年11月底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50.8万套。
因为承担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研究任务，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锐，过去一年间到全国多地进行了实地调研。
“为了少走弯路、节约资金，在全国各地大范围推行农村污水治理前应切实做好试点研究，加强顶层设计与引导，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化体系。”刘锐说。
浙江探索
在农村污水治理方面，浙江基本实现了全省规划保留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全覆盖，并在全国率先开展运维管理体制机制的探索创新，处理设施的运维管理水平处在全国前列。
刘锐谈道，浙江建立了省、市、县、乡、村各负其责的“五位一体”运维管理体系;形成了以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运维为主、村镇自行运维为辅的处理设施运维模式;形成了处理设施出水水质企业自检、主管部门抽查和生态环境厅年度监督性检测的水质监督体系。
此外，浙江出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技术导则》、《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标准化评价导则》等标准导则，在全省开展了标准化运维试点工作，指导各县市重新编制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浙江省、市、县均制定相关考核办法，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工作进行考核评价，表彰工作优秀单位，并给予一定资金奖补。
今年，浙江把《浙江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条例》列入2019年省人大一类项目，以解决农村污水治理缺乏上位法、职责不明、无管理依据、无处罚依据等问题。
顶层规划缺乏
2003年以来，浙江投入300多亿元进行农村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去年用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的资金近6.9亿元。
“今后很多设施还要提升改造，费用会进一步增加。如果将浙江的费用推算到全国，那么全国则需要投入数千亿元。”刘锐说。
农村污水处理是我国高质量、快速发展中遇到的新命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过去10年取得了很多经验，但也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些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投入使用后，效果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设施的设计和建设缺少顶层规划和标准规范指引，科技支撑不够，未建立设施长效运维的保障体制机制。
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首次从法律层面对农村污水处理作出规定，但没有出台细则。谁来设计、按什么规则设计，谁来建、按什么规则建，谁来运维、按什么规则运维，谁来监管、按什么规则监管等，缺少科学指导和制约。
与城镇污水处理相比，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数量大、分布散，运维和监管费人费力。另外，设施相对简陋，标准化与自动化程度较低，加上水质水量变化大、可支付运行费用低，给运维和监管增加了不小难度。
刘锐调研发现，农村污水处理长效运行监管还存在问题，如资金保障机制不完善，“重建设、轻维护”现象严重;可持续的农村污水治理收費机制尚未建立，PPP模式立法未完成;缺少运维准入和效果评价机制;监管体制未理顺，使用者责任未受重视。此外，试点工作研究不充分，未形成值得推广的农村污水处理、运维和监管模式。“由于其自身特点，农村污水设施不能照搬城市污水厂设计与管理经验，也不能全国一刀切。”
尽快建立运维和监管机制
“希望从国家和各省级层面加强引导，理顺各部门责任权利，明晰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分工，构建保护农村水环境的全社会治理体系。”刘锐说。
要实现污水治理全流程管控，就要明确不同类型污水处理设施的排放标准、建设备案程序、资金保障制度、设施建设标准、运行维护要求、定期监测制度、设施质控准入和人员资质认定等。
“各地应自上而下组织编制农村规划，一旦确定不宜随便更改。”刘锐谈道，要研究建立科学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评价指标体系，从技术、经济、有效性和适宜性角度，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的绩效进行科学、客观、综合评估，监督工作实效。
鼓励持续开展技术、工艺的工程应用优化研究与技术评估，突破技术难点;以资源循环利用、全流程管控为出发点，探讨污水治理与农村农业生产需求相结合的技术。加强基于互联网远程智能化运维监管的探索和研究，提高农村分散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维监管效率。
尽快研究建立有效的运维和监督管理机制非常必要。以国家或各省层面为主导，建立严格、公开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市场准入机制;推行设施的标准化建设，对设施结构与建设标准、技术性能指标、设施产品质量等进行明确规定。加快建立企业的资质评价和信用披露体系，促进农村污水运维新兴行业的健康发展。
“拓宽融资渠道，鼓励社会专业化组织参与农村生活水处理设施运维，支持多种经营模式相结合的专业服务队伍建设，把设施运维推向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刘锐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