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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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和国家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特别是在对外交往、对外合作的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950年接收第一批东欧国家留学生,到现在遍布全球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百多所孔子学院的建立,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历程。而今汉语学习热正在全球日渐升温,新中国走出了一条自己特有的汉语和中国文化推广之道。
  新中国接收第一批外国留学生
  1949年获得新生的人民中国,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遏制,于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新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建交高潮。1950年初,中国政府决定与新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各交换五名留学生。当年的8月23日,从北大、清华等高校毕业生中挑选出的25名中国留学生,乘火车离开了北京,经莫斯科分赴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五国留学。
  1950年11月底,北京的清华大学接收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外国留学生,他们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十四位同学。他们预定在清华大学学习四年,第一年为专修中国语文,作为更进一步的学习基础。这批东欧来华留学生的培养目标是,掌握中国语文的一般能力,并使他们通过学习,能获得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及其他方面的初步认识。
  1950年7月,清华大学受教育部委托设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学机构“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清华是一所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学,清华大学教务长、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被中央政府任命为班主任,由中央政府任命一个班的班主任,这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绝无仅有。新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在这里写下了开创性的一笔。从美国回国任教的邓懿,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过教授外国人中文经验的老师;钟棂担任助教。这十四位留学生一半人会英语,一半人会俄语。同时掌握了这两种语言的钟棂任课堂教学翻译。
  邓懿是我国著名的对外汉语教育家,她不仅是教授第一批来华留学生汉语的老师,同时也是1958年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完整的对外汉语教材——《汉语教科书》的编写者。她所创建的语法教学体系,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影响了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汉语教学。邓懿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的夫人。周先生为了纪念与邓先生结婚七十五周年,著有《钻石婚杂忆》,书中说:“1941年秋,美国政府为了对日战争的需要,在几所主要的原有中文和日文课的大学里设立了‘陆军特别训练班’,分别开设陆军士兵的中文和日文班。哈佛的日文班由叶理绥教授主持,由一位美籍日裔和一位美日混血的美国人以及我三人协助。中文班由赵元任先生主持,找了一批说北京话的中国学生协助,邓懿也在其中,由赵先生讲大课,包括课文、语法等,再分小班分别训练。赵先生非常注重语音的纯正,例如,‘老虎’二字作为一个词的时候,北京发音就是‘(牢)虎’。邓懿说的是纯粹的北京话,成为赵先生在语音方面的得力助手。她也在做赵先生助手的过程中,从赵先生那学了不少汉语语音、语法的知识,为她以后回国教外国学生汉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0年,由邓懿任教的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在一个温暖的冬日,在清华学堂北边的同方部礼堂开课了。留学生每天学习五小时,因为语言的不同,教师上课的时候用俄文或是其他外国文讲课。除了讲课以外,还有一小时的听录音机,录音机可以把标准的发音录下来,然后再放出来,帮助同学们练习,同学们有时也把自己的发音录下来,以便校正自己发音的不正确。这样不但可以使他们很快地进步,更能使他们早日熟悉中国的语言。
  面对留学生高涨的学习热情,为了不辜负他们的期望,邓懿带领着年轻的语文专修班的老师们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没有教材,她就自己编写。那时外国学生都很好奇,他们的老师为什么看起来总是那样忙碌呢?
  1951年,其余几个签署了互换学生协议国家的留学生也相继到达北京。同时,因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语法修辞讲话》而引起轰动的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也被调到专修班来负责管理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工作。语文专修班的规模逐渐扩大。1952年,因为全国高等学校间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清华中文系转入北京大学,周培源调任北京大学校长,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也随之从清华调整到了北大,改名为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
  除了这批留学生,那年又接收了六十多名外国留学生,为了安排这些学生们的生活教学,又调来一部分教师,上课的有十几位老师。当时北大非常重视这项工作,给学生提供好的语言环境,基本上每个留学生都配备一个中国学生朋友。中国学生更是认真负责,不仅解决留学生汉语学习方面的困难,还要帮助他们学习专业,因为留学生要用中文听课,有什么问题,笔记写不下来,或者是专业本身遇到什么难题,中国学生几乎就接替教师,来继续辅导他们。
  语言凝聚友谊
  当交换生中国语文班的教学在如火如荼般地进行时,朝鲜战场激战正酣。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已将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以南。胜利在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着手战后重建工作,派大批青年留学中国。朝鲜学生首先要过语言关,于是对外汉语教学在瞬间加大了工作量。从1952年开始,朝鲜连续几年大批地派留学生到中国留学,其中有大学生,还有一部分中专生,也有少数研究生。为了接受上千人的朝鲜留学生,教育部在北京大学成立了朝鲜教学小组。对朝鲜学生的汉语教学工作由北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谟担任。
  战争期间,朝鲜能送一批青年学生来中国培养很不容易,所以汉语教学工作是很紧张很艰苦的,但是大家很高兴,觉得确实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刚刚取得胜利,越南奠边府又传捷报。奠边府大捷为越南抗击法国殖民侵略,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为了支持越南的战后重建,中国政府在北京、南宁和桂林先后培养了一千多名越南留学生。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就这样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平等合作中,在血与火结成的战斗友谊中探索成长。
  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们也给中国的老师和同学带来了新的信息、新的思想。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来求学,越来越多的老师投入到对外汉语教学这项工作中来。
  留学生中有一个生动的故事,最具代表性。
  在北大学习的1950年第一批罗马尼亚学生罗明,学习很优秀,每天下午抱着录音机来回听。到1958年,大家在背后听他讲话,听不出来他是外国人,一点儿洋腔洋调都没有。有一次,在首都影院,给留学生举行国庆电影招待会,由罗明解说,他是先用英文,接着用法语,之后用中文,准确、流利的中文说得满场为之 吃惊。
  当时,语文专修班的留学生在完成了一年半到两年的汉语学习后,就要进入北大各系进行专业学习。罗明当时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他的学籍档案记载,本名叫罗穆鲁斯·约恩·布杜拉,1931年出生,工人出身,1950年到北京来做交换学生时是个十九岁的青年。从他各学期的成绩记录上看,罗明一直保持着各门功课优秀的成绩。在学期的教师评语中,却有老师写着这样一段评语:因为外事工作需要,此同学耽误了一些课程,但总体较为优秀。
  他到底参加了什么外事活动呢?
  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56年拍摄的一部名为《兄弟般的友谊》的影片中,有罗明的身影,那时他的身份是朱德出访罗马尼亚时的随行翻译。因为成绩优秀,罗明还没毕业就已经开始为中国和罗马尼亚的领导人担任翻译。那时,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舞台上,罗马尼亚民众听到了朗诵汉语诗歌的声音,通过这名年轻的工作人员听到了朱德的贺词。
  后来这个能说一口漂亮汉语的年轻人,从北大毕业后,进入罗马尼亚外交部,专门从事对华关系工作。他还是经常在中罗友好访问时担任翻译,也因此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接见。1990年罗明出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
  写在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开篇上的这十四位第一批来华留学的东欧学生攻克了语言关后,进入北大各系,开始了对不同专业的学习。当年帮助专修班老师油印教材的保加利亚游击队员季连绰,后来成为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以老子为研究课题。罗明的夫人,也是他当年的同学安娜·埃瓦·布杜拉,中文名叫萨安娜,则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这些东欧学生从北大毕业后,按照预期计划进入了本国的外交部、对外贸易部,有人则回到了本国的大学里从事与中国历史、文学等相关的研究工作。他们都为汉语在各自国家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汉语远行的脚步
  1952年北大的朱德熙教授,到保加利亚去担任汉语教师,这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位出国的汉语教师。1961年到1964年,国家专门在几个大学培养了一批专业的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当时叫出国储备师资。他们当时是从各个大学的毕业生里边专门挑的,集中在北外、北大等几个大学里面,做专门的培养。学了三年,然后派到国外去工作。应该说这奠定了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以及科研力量的基础。而此时越来越多的亚非拉青年也来到中国留学,教育部决定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非洲留学生办公室。第二年这个办公室与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语文专修班合并,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外国留学生办公室。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对外汉语教学办公室。接着,在外国语学院成立了外国留学生预备学校,王亦山做校长。1962年,经国务院批准,外国留学生办公室和出国留学生部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独立,成立了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这就是今天的北京语言大学的前身。1965年初,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教育部将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改名为北京语言学院。这里就是各国留学生在北京的家。
  北京语言学院刚刚建立,《西行漫记》作者、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就到语言学院来听课,并且进行了教学录像。斯诺回美国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当时国内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中断,拍摄教学录像的事也使当时参与的老师受到严厉批判,成为他们不愿再回首的往事。1966年夏天,北京语言学院接到通知,全校停课,并将全部在校外国留学生送回国。成立不久的语言学院于1971年宣布撤销,全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就此中断。
  1972年,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契机,中国与欧美一系列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由此迎来了新中国第三次建交高潮。这一年有近40个国家向中国提出派遣留学生的要求。同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北京语言学院正式复校。恢复阶段,对外汉语教学在师资、教材、校舍、设备管理等各方面都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广大教职员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1972年至1977年的5年间,中国共接受留学生2266名,1977年在校留学生总数为1217人,尽管如此,仍未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规模。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第一批到中国来留学的外国学生中,有一位在21世纪担任了罗马尼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名叫维奥列尔·伊斯蒂乔亚。他1973年到达北京,是“文化大革命”中几个最早来到中国学习的罗马尼亚学生。大使夫人维奥列尔·达妮娅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中国北京,也是1973年来中国的留学生。她这次依然在母亲曾经求学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她的父亲就是曾经担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的罗明,后来她的丈夫也成为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罗明的儿子,达妮娅的弟弟罗阳·约·布杜拉又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中国学习汉语的罗马尼亚留学生。父母1950年来华,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史上的第一批留学生。女儿和女婿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复苏时期的第一批留学生,儿子是改革开放后的来华留学生。
  这是怎样的机缘啊!而当我们循着他们的足迹追寻中国对外汉语事业发展的脚步时,不由发出感叹,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每一步发展都会被这样一个罗马尼亚家庭所见证。一个罗马尼亚家庭,因为汉语,而与中国结缘。这样的缘分,让我们看到了汉语的力量。
  汉语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保持强大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但是汉语的声音,中国的声音,在国际舞台上变得越来越有分量,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国要走向世界,世界要了解中国,可是语言成为各国之间交流的最大障碍,要消除这种障碍,必须靠本国语言让更多的外国人学会。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同时又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因此要随着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前进。汉语越来越吸引人,这个话可以概括一个规律,就是一种民族语言在世界上的流行,是和使用这种语言民族的实力、国际地位成正比的。
  1983年6月,参加筹备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的专家学者正式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名称。1988年9月全国对外汉语教学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首次提出把向世界推广汉语当做国家和民族的一项事业。2005年第一次世界汉语大会在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2006年7月6日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在京召开,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孔子学院院长出席会议,会议的重要议题是共同探讨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推广之道。孔子学院是我国与国外大学联合在海外开办,以推广正宗的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华文化为目的的汉语专门学校。这是自2004年以来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全球范围内着力推行的一件大事。从1950年清华大学开办的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到今天孔子学院落户世界许多城市,进行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推广,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
  两千六百年前,孔子有一个梦想——坐着木筏出海但这个梦想他一生也没能实现。今天在全球的孔子学院中,几乎每一个学校都有孔子的塑像祥和地矗立在学校的某个显著位置。当不同国家的人,能够使用汉语交流的时候,孔子“有教无类”、“和为贵”的思想,也将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责任编辑 刘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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