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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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一部世界史不过是伟人的传记,那么,一部学术史也往往是大学者的传记。英国历史学家古奇所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正是一部有关十九世纪西方著名历史学家的学术传记。
  十九世纪在西方号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自然也是史才辈出的世纪。当时德国的史学尤为发达,有关德国历史学的论述占该书约四分之一的篇幅。尼布尔、兰克、蒙森皆为一时之彦,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最强调“客观公正”的兰克学派和最提倡“主观实用”的普鲁士学派都出现于同一国度。前者对西方史学界影响之巨如同法国年鉴学派之于当代,后者也曾在德国学术界独步一时,占尽风骚。
  惩恶扬善,鉴往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自古以来就被史学家视为天经地义的信条,也几乎成了史学家自我标榜的广告用语。一八二四年德国一位年轻的中学教师兰克,却在他的处女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不冷不热地写道:“历史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育当前,嘉惠方来。可是本书并不敢奢望完成如此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不过是如实直书而已。”此言貌似谦逊,其实极为自负,大有拨乱反正舍我其谁的气概。文艺复兴以降,西方史学恢复了古典史学的传统,历史研究日趋昌盛,其缺欠也日益暴露。翻检前史,兰克发现一些史学大师往往徒有虚名,他们的名著有的是抄袭古人,有的为现实的合理性提供历史的注脚,有的为未来的时代寻找历史教训,有的把历史作为攻击异己的武器、自我辩护的盾牌。总之他们打着鉴往知来的旗号,却在兜售充满偏见的私货,这些史著往往名噪一时,但其宣传价值远远大于科学价值。针对这种学风,兰克提出“如实直书”的原则,他强调要尽最大可能把研究过去与研究者本人的感情区别开来,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详加考订,力求还事物以本来面目。“如实直书”的原则并非兰克首创,但他以自己的史学实践极力倡导了这个原则。兰克一生著作等身,全集计有五十四卷,这尚未包括他的《世界通史》在内。无论是无籍籍之名之时,还是功成名就之后,力求客观的态度则贯穿始终,有时甚至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例如,身为普鲁士的史官,兰克却对普鲁士与奥地利的领土争端袖手旁观,非但不肯动用他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国家利益论证一番,反而冷言冷语地说:“幸而,这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以至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读了他的《普鲁士史》后,也愤愤地表示,如果自己是普鲁士人或德意志人的话,必向兰克大声抗议。可见,过于不偏不倚,结果往往左右不讨好,热心的民族主义者感叹他世界主义的平静态度,道德家非议他在伦理方面的中立倾向。蒙森在兰克九十华诞之际,似褒似贬地称他为“我们中间最宽大的一个”。老前辈格维纳则直截了当地嘲笑他“想洗澡而怕湿身”。兰克对批评的答复倒也颇具雅量:“最好大家不要从同一途径来攀登历史科学”。他依然我行我素,并在柏林大学首创学术研讨班,广招弟子,培养了不少史学名家,影响遍及欧美,被推崇为近代历史科学的一代宗师。兰克第一部著作的出版日期一八二四年也被视为史学批判时代的开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兰克学派声誉鹊起之时,在德国却出现一个与兰克治学宗旨形同冰炭的普鲁士学派。此派学者根本不承认兰克的伟大,对兰克标榜的那套理论嗤之以鼻,认为书斋里的历史学家是平庸的,只有参与并影响实际政治生活的史学家才是非凡的。他们大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公然鼓吹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其中尤以德罗伊曾、聚贝尔、特赖齐克三剑客最为典型。
  德罗伊曾的代表作《普鲁士政策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历史来证明,只有霍亨索伦王室才能承担起复兴德意志帝国的重任。他坚信:“历史本身不是光明与真理,而是对它们的搜寻,是关于它们的说教,是对它们的供献”,而“政治家就是实践中的历史学家”。
  聚贝尔是兰克的及门弟子,他却公然与老师唱反调。他坦然承认:“我这个人七分之四是政治活动家,七分之三是教授”,“我在任何地方都不掩饰我作为普鲁士人和民族自由党人的见解”。他一生挥舞着普鲁士的旗帜,历史则成了为他提供进攻和防御武器的大型兵工厂。
  普鲁士学派的殿军,年轻的特赖齐克对兰克更是不屑一顾,他声称:“那种不表明自己站在哪一方的残酷无情的客观态度,正是同真正的历史感背道而驰的。”“只有心如铁石,同祖国悲欢与共的人才能写出信史。”他说,自己身上爱国者的成分比教授的成分要大千倍。正是他喊出了“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铁的时代,如果强者征服弱者,那便是生活的法则。”因此古奇指出,他的每一篇论文都执行了它的政治任务,他是“最雄辩的宣教师,最热情的信徒,最激烈的党棍,最完备地体现了历史学与政治的融合,那也就是普鲁士学派所要达到的目标”,并将他谥为“讲坛上的俾斯麦”。
  政坛上的俾斯麦一向瞧不起高谈阔论的教授学者,但普鲁士学派的业绩使他不得不刮目相看,昔日不足挂齿的学者成了铁血宰相的座上客。他感谢聚贝尔“在祖国共同事业中的长期协作”,并向特赖齐克许以柏林大学教授的诱饵。普鲁士学派的历史学家也确实没有辜负俾斯麦的一片深情厚意。在他们笔下,法国人疯狂,俄国人贪婪,英国人狡诈,奥地利人鼠目寸光,犹太人自私自利,唯有德意志人是理想主义者,普鲁士人更是出类拔萃的民族,俾斯麦也被打扮成一个正人君子。如果说政治是肮脏的,那么热衷于攀龙附凤的学者也难免不干不净,刻意为政治服务的历史学也就谈不上什么科学的尊严了。
  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学派史学家并非一班不学无术的浅薄之徒。《普鲁士政策史》乃德罗伊曾三十年辛勤笔耕的成果,聚贝尔的史著也以史料充实见长,特赖齐克更是为《德意志史》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他们颇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憨劲。当然,强烈的偏见使其科学性大打折扣,但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用史书“来唤起同胞努力奋斗,而这种奋斗精神终于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实用的手段奏效了,实用的目的达到了。看来,作为政治附庸的历史学确有其存在的理由。古奇的结论也颇耐人寻味,他认为,如果说历史学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一个民族采取行动,那么普鲁士学派三剑客都有资格跻身于伟大的历史学家之列,如果说历史学的基本目的是揭示真实情况和解释人类的活动,那么也就没有什么理由把他们算作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当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如果让俾斯麦来评判,德罗伊曾之流堪称一代史学精英。
  与俾斯麦相比,拿破仑更是技高一筹。据说拿破仑向来重视知识分子政策,在戎马倥偬之际,也不忘对文人学士优礼有加。古奇的书则从历史学方面又提供了一个佐证。拿破仑称帝以后,于一八○六年提出,应在大学增设各种历史讲座,他尤其重视当代史,认为当代史有五十年的空白是不正常的,“人们常说历史只有在事件发生后很久才能编写,我不以为然。人们写一年前的事情能够同写百年前的事情一样,也许更容易写得确切,因为读者可以按照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作判断。”“我不需要哲学,也不需要宗教史,而是需要事实的历史。”何等冠冕堂皇,今天的历史家听了也难免受宠若惊。然而不久皇帝就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了。一八○八年,有人请求皇帝批准续编维利的史著,内务大臣回答说,政府要资助更重要的事情。皇帝闻悉此事,龙颜不悦,口授备忘录如下:
  
  “我不同意内务大臣的原则,继续维利和埃诺著作的编写工作是非常有用的。最重要的是确定续编这部著作的精神。我已命令警务大臣监督米洛著作的续编工作,我希望两位大臣为续编维利和埃诺著作的工作作好安排。这项工作不仅必须委托给有真才实学的作家,而且必须委托给能够按照真实情况叙述事实,把读者引导到一八○八年,以提供正确教导的可以信赖的人。字字句句都必须表明罗马教廷的影响以及华洛瓦王朝和波旁王朝的软弱无能,必须以描绘宗教裁判所和‘十六区大屠杀’那样的笔法来描绘九月大屠杀和革命的恐怖。必须说明过去不断出现的财政紊乱的情况,最高法院的僭越行为和行政工作之失去常规,使读者在读到当代时,感到如释重负。当这部以适当的倾向性巧妙地编成的著作出现后,不会有人再有重做这个工作的愿望和耐心,特别是当他从警务部方面得到的远不是鼓励而是阻挠的时候。”
  
  从这绝妙的自白中可以看出,拿破仑不像那班头脑冬烘的大臣,认为历史编纂无足轻重,而主动将有真才实学的史学家网罗到皇帝的麾下,也就是说需要帮忙,不要帮闲,让他们按照皇帝的旨意撰写历史,通过否定过去,来肯定现在。皇帝深知倾向性过于明显,效果适得其反,因此指示要以适当的倾向性巧妙地编写,使他人因“眼前有景道不得”,而为之敛手。倘若还有人不自量力胆敢一试,皇帝就亮出最后的杀手锏——警务大臣。可见拿破仑不光是深谙韬略的军事天才,也是文化专制的行家里手。他重用史学家,但“凡是天真地接受委任的学者,必然会发现自己像关在镀金的鸟笼里一样”。其后果恰如法国史学家西斯蒙迪所言:“没有一部近代史能避免那些‘必要的’谎言,那些‘令人钦佩’的沉默。”皇帝重视历史,则历史科学亡,正如美妇为衙内看中,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胡适曾将历史比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似乎谁都可以随意摆弄,殊不知她若被权势者占为己有,又岂容他人染指。女为悦己者容,充当高级化妆师的史学家自然代不乏人,须知镀金鸟笼里的生活毕竟与陋室寒窗不可同日而语。何况他们还为后世的同行提供了就业机会,让他们有翻案文章好做。解铃还须系铃人,史学家所纂改的,必由史学家来纠正。历史规律难以捉摸,历史学的这条定律倒是不难理解的。
  英雄不入彀,入彀非英雄。拿破仑可以委任史官,却无法造就伟大的历史学家。十九世纪英国史坛巨擘阿克顿就坚信史学家应不为世俗权势所左右,而是一个主持正义公道,为人伸冤昭雪的法官。阿克顿也推崇兰克无证不信的治学方法,但他反对过于冷漠超脱的态度,强调历史与道德的一致性,在他看来,史学家不仅是事件的记录者,而且是道德的捍卫者。他对历史的评判自有一番相当偏激的理论。他认为:“在判断人物与事件时,道德应走在教条政治和民族前面。”他在评论莫尔斯、斯蒂芬斯时写道:“我们对于人物与党派的判断乃是从他们所达到的最低点来开始的。作为此事最低点的凶杀,对于我们衡量的基础具有极大价值。如果我们没有科学的零点作为开始,所有对腐败、虚伪或叛逆的谴责都将没有意义,而道德与历史也必将分道扬镳。”他呼吁永远不要让道德的通货贬值,历史的审判宁可失之过严,也不可失之过宽。“不容任何人、任何事逃脱那永久的处罚,这便是,历史有权对作恶行为所施加的处罚。”然而,当人们祈求历史的公正之时,现实已无公正可言,只有生不逢时、投诉无门的冤鬼才会向历史法庭上诉。说来令人泄气,历史的审判毕竟是迟到的审判,它纵然可以慰亡灵于九泉之下,却难以对恶势力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的史笔曾被誉为“惩罚暴君的鞭子”,可罗马的君王却一个比一个残暴;孟子曾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然而,君不见,后世的乱臣贼子日见其多,孔孟后学的胆子倒是日见其小了。对于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的君王来讲,历史的审判云云,简直可笑之至。历史已多次证明,历史的威慑力是极其有限的。无怪乎,阿克顿在弥留之际劝其儿子不要像他那样对人过于苛刻,而要“尽量宽恕人们的弱点”,不知是教儿媚俗,还是伤心悟道之言。
  有能耐的人被人作传,没能耐的人为人作传,为人作传者又被人作传,或许是一个有心而无力治国平天下的学者所能享受的最高待遇了吧。古奇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任何一个为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党派或教会大声辩护的人,是无缘进入历史女神之庙的。”此庙的门槛实在太高,在古奇看来,兰克或许有资格进庙受供,但后人早已指出,兰克也是有倾向性的。古奇此书对十九世纪的同行有褒有贬,立论似乎也力求客观,然诚如谭英华先生中译本序言所说,此书也有不少偏见。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史学家必有时代、阶级的局限,即使能摆脱这些局限,作为人,他也无法摆脱人的局限,事实上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局限出发,来评判他人的局限,又有什么“绝对的”客观公正可言呢?这样看来,史学家的相互攻讦,有时恰如五十步笑百步。然而,这里毕竟还有五十步之差,笑笑又何妨,世上百步笑五十步的事情不也很多吗?钱钟书先生说过,为人作传,正是为己作传。从这个意义上看,史家秉笔作史,倒是在为自己作传,其著作正是他们自作的墓志铭,这是任何史学史都取代不了的。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英]古奇著,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九年十月第一版,12.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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