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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届“棋王赛”上，我再次邂逅菲律宾棋王陈罗平，旧友相见自然分外亲切，一番畅谈后，陈先生向我个人以及黑龙江棋院发出邀请，请我们光临菲律宾，交流棋艺。我们十分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棋王赛”结束后，由我、赵国荣、棋院副院长马思敦和“棋王赛”赞助单位哈尔滨不锈钢厂的厂长一行四人组成黑龙江代表队访问菲律宾。提起哈尔滨不锈钢厂，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就算是老哈尔滨人可能也不甚了解，可是要提起“他她乐”抽油烟机，也许每个哈尔滨人都耳熟能详。可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他她乐”这个在哈尔滨曾经红极一时的名牌产品，也被淹没得无影无踪。这一现象让我联想到象棋，这项曾在七八十年代红透全国的运动，现在的处境却也十分尴尬，这其中或多或少存在某些必然的联系。
菲律宾，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去了，故地重游虽然不像赵国荣他们那么兴奋，却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第一次来菲，由于受到不白之冤(详情请见第四期《棋艺》)，心情分外沉重，而这次则轻松了许多。
在菲律宾，我们除了与当地棋迷交流外，还与台北队、菲律宾队进行了一场“三角赛”。最后我和赵国荣组成的黑龙江队轻松取得冠军，台北队获得亚军，菲律宾队垫底。在菲短短数日，大家都十分开心。当我们回国时，又应香港棋界邀请，在港逗留了数日，之后取道澳门，然后回到黑龙江，紧接着又应邀出席亚洲杯，那段时间真是马不停蹄。
亚洲杯回来后，本以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没想到又收到新加坡发来的邀请函，希望我去新加坡任教。原来亚洲杯上，我与新加坡代表相处得十分愉快，并在棋艺上给予他们一定指点。他们回去，决定从中国请一名高水平的教练员，经过仔细筛选，他们选中了我。
接到邀请，我考虑再三，因为当时团体赛要开始了，如果我在这时走了，有可能无法参赛。最后对方保证，只要我在新加坡执教六个月，保证我能如期参加团体赛，于是我便同意了。临走前我将女队的训练工作交给孙志伟，男队交给了赵国荣，那时赵国荣正处于棋艺的巅峰期，所以将棋队重任交给他们，我还是很放心的。
到了新加坡，我被安排在新加坡象棋总会副会长张槐之先生的家中。那是一座三层楼的别墅，张先生将二楼腾出让我居住，他住在三楼，一楼作为我平时授课的场所。
新加坡是一座花园式的城市，绿化很好，各种绿地和花坛点缀于林立楼宇中，将整座城市装扮得十分美丽。而且新加坡还非常干净，道路上几乎看不到痰迹纸屑，也许是市民出于对当地法律的威慑吧。据说新加坡法律规定，严重破坏环境卫生的人将被处于鞭刑。受刑者的背部会被打得皮开肉绽，要留下永久的伤痕。当然即使不采取这种酷刑，也没人会忍心破坏这清新如画的景致。新加坡人热情好客，由于那里华人众多，所以我丝毫没有身在国外的不适。每天早晨，用过早餐后都会有专车将我送到新加坡象棋总会。白天我和一些棋友下棋聊天，晚上给前来学棋的学生们讲课，倒也十分惬意。
来棋会学棋的主要是当地的一些大学生，这个年纪对学棋来说是晚了点，如果在国内都应该有成绩了。可是在新加坡，学棋纯属个人爱好，自己还要贴钱，所以学棋的人很少。但是即使这样，我也没有丝毫懈怠，仍然精心编写了教学提纲。现在新加坡一些顶尖棋手，就是我那时培养过的。
除此以外，我在新加坡还重点培养了几名棋手，其中有郑海文和张心欢，老棋迷对这两个名字可能都不陌生。郑海文可以说是我最喜爱的一名海外弟子了，他的成绩十分优秀，也很有发展前途。但也许是天妒英才，在我回国不久，他就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当时郑海文只有二十来岁，还十分年轻，真是令人惋惜。
年少时郑海文就显露出过人的棋艺天赋。当年胡荣华出访狮城，曾做车轮战表演，对手中就有郑海文，他是当时惟一一位战胜胡荣华的棋手。我在新加坡期间，也最器重郑海文，对他的指导也最多、最认真。我与他一共对弈了20多盘，发现他的计算能力很强，中残技术也不错，只是布局稍显稚嫩。于是我就着重指导他的开局，将我当时最新的布局心得都无私地传授给他。
很快我的付出和郑海文的勤奋得到了回报。随后不久在台湾举行的“中山杯”上，初出茅庐的郑海文一举战胜了台湾吴贵临、香港赵汝权等众多海外名手，获得冠军。而且由于郑海文的优秀表现，还使新加坡队获得了团体冠军。由于台湾当局对大陆人士十分敏感，所以我未能赴台，但我早就预料到他会成功。
当这位双料冠军载誉归来时，新加坡棋界安排了隆重的庆功酒会，大家都完全沉浸在喜悦之中。回想起这些，我不禁又要为英年早逝的郑海文惋惜，否则他一定会成为凌驾于吴贵临、赵汝权之上的海外第一高手。
与郑海文相比，另一位受我专门培养的女弟子张心欢则偷懒多了。张心欢平时并不用功，都是草草应付了事。可是在1990年的世界杯上，她却战胜了来自大陆的女子第一高手黄玉莹。当时新加坡男队虽有郑海文，但在强大的中国军团面前也只有退避三舍了，可是女子却有一拼。尤其当黄玉莹知道我在新队执教后，心理就先输了一分，因为她十分悚我的布局。为张心欢制定布局时，我就断定黄玉莹会走“外五行”开局，所以我特意给张心欢摆了一套变化。比赛时黄玉莹果真走了一个“外五行”的开局，就这样张心欢有心攻无心，轻松地取得了胜利，并最后获得了女子冠军。
“棋王赛”结束后，由我、赵国荣、棋院副院长马思敦和“棋王赛”赞助单位哈尔滨不锈钢厂的厂长一行四人组成黑龙江代表队访问菲律宾。提起哈尔滨不锈钢厂，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就算是老哈尔滨人可能也不甚了解，可是要提起“他她乐”抽油烟机，也许每个哈尔滨人都耳熟能详。可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他她乐”这个在哈尔滨曾经红极一时的名牌产品，也被淹没得无影无踪。这一现象让我联想到象棋，这项曾在七八十年代红透全国的运动，现在的处境却也十分尴尬，这其中或多或少存在某些必然的联系。
菲律宾，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去了，故地重游虽然不像赵国荣他们那么兴奋，却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第一次来菲，由于受到不白之冤(详情请见第四期《棋艺》)，心情分外沉重，而这次则轻松了许多。
在菲律宾，我们除了与当地棋迷交流外，还与台北队、菲律宾队进行了一场“三角赛”。最后我和赵国荣组成的黑龙江队轻松取得冠军，台北队获得亚军，菲律宾队垫底。在菲短短数日，大家都十分开心。当我们回国时，又应香港棋界邀请，在港逗留了数日，之后取道澳门，然后回到黑龙江，紧接着又应邀出席亚洲杯，那段时间真是马不停蹄。
亚洲杯回来后，本以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没想到又收到新加坡发来的邀请函，希望我去新加坡任教。原来亚洲杯上，我与新加坡代表相处得十分愉快，并在棋艺上给予他们一定指点。他们回去，决定从中国请一名高水平的教练员，经过仔细筛选，他们选中了我。
接到邀请，我考虑再三，因为当时团体赛要开始了，如果我在这时走了，有可能无法参赛。最后对方保证，只要我在新加坡执教六个月，保证我能如期参加团体赛，于是我便同意了。临走前我将女队的训练工作交给孙志伟，男队交给了赵国荣，那时赵国荣正处于棋艺的巅峰期，所以将棋队重任交给他们，我还是很放心的。
到了新加坡，我被安排在新加坡象棋总会副会长张槐之先生的家中。那是一座三层楼的别墅，张先生将二楼腾出让我居住，他住在三楼，一楼作为我平时授课的场所。
新加坡是一座花园式的城市，绿化很好，各种绿地和花坛点缀于林立楼宇中，将整座城市装扮得十分美丽。而且新加坡还非常干净，道路上几乎看不到痰迹纸屑，也许是市民出于对当地法律的威慑吧。据说新加坡法律规定，严重破坏环境卫生的人将被处于鞭刑。受刑者的背部会被打得皮开肉绽，要留下永久的伤痕。当然即使不采取这种酷刑，也没人会忍心破坏这清新如画的景致。新加坡人热情好客，由于那里华人众多，所以我丝毫没有身在国外的不适。每天早晨，用过早餐后都会有专车将我送到新加坡象棋总会。白天我和一些棋友下棋聊天，晚上给前来学棋的学生们讲课，倒也十分惬意。
来棋会学棋的主要是当地的一些大学生，这个年纪对学棋来说是晚了点，如果在国内都应该有成绩了。可是在新加坡，学棋纯属个人爱好，自己还要贴钱，所以学棋的人很少。但是即使这样，我也没有丝毫懈怠，仍然精心编写了教学提纲。现在新加坡一些顶尖棋手，就是我那时培养过的。
除此以外，我在新加坡还重点培养了几名棋手，其中有郑海文和张心欢，老棋迷对这两个名字可能都不陌生。郑海文可以说是我最喜爱的一名海外弟子了，他的成绩十分优秀，也很有发展前途。但也许是天妒英才，在我回国不久，他就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当时郑海文只有二十来岁，还十分年轻，真是令人惋惜。
年少时郑海文就显露出过人的棋艺天赋。当年胡荣华出访狮城，曾做车轮战表演，对手中就有郑海文，他是当时惟一一位战胜胡荣华的棋手。我在新加坡期间，也最器重郑海文，对他的指导也最多、最认真。我与他一共对弈了20多盘，发现他的计算能力很强，中残技术也不错，只是布局稍显稚嫩。于是我就着重指导他的开局，将我当时最新的布局心得都无私地传授给他。
很快我的付出和郑海文的勤奋得到了回报。随后不久在台湾举行的“中山杯”上，初出茅庐的郑海文一举战胜了台湾吴贵临、香港赵汝权等众多海外名手，获得冠军。而且由于郑海文的优秀表现，还使新加坡队获得了团体冠军。由于台湾当局对大陆人士十分敏感，所以我未能赴台，但我早就预料到他会成功。
当这位双料冠军载誉归来时，新加坡棋界安排了隆重的庆功酒会，大家都完全沉浸在喜悦之中。回想起这些，我不禁又要为英年早逝的郑海文惋惜，否则他一定会成为凌驾于吴贵临、赵汝权之上的海外第一高手。
与郑海文相比，另一位受我专门培养的女弟子张心欢则偷懒多了。张心欢平时并不用功，都是草草应付了事。可是在1990年的世界杯上，她却战胜了来自大陆的女子第一高手黄玉莹。当时新加坡男队虽有郑海文，但在强大的中国军团面前也只有退避三舍了，可是女子却有一拼。尤其当黄玉莹知道我在新队执教后，心理就先输了一分，因为她十分悚我的布局。为张心欢制定布局时，我就断定黄玉莹会走“外五行”开局，所以我特意给张心欢摆了一套变化。比赛时黄玉莹果真走了一个“外五行”的开局，就这样张心欢有心攻无心，轻松地取得了胜利，并最后获得了女子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