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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对于访谈内容进行类属分析，探究大学生朋友圈社交压力的反弹现象。研究发现，大学生朋友圈社交压力的反弹现象主要出于三大原因：基于“碎片症”的社交压力反弹、基于“点赞”等互动形式的社交压力反弹以及基于“自我呈现”的社交压力反弹，造成不同程度关闭朋友圈的行为结果。
关键词：大学生；朋友圈；社交压力的反弹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7-0077-02
在《2016年微信用户数据报告》中，朋友圈成为微信上使用率第一的功能，但目前也出现了用户在朋友圈活跃度降低的趋势[1]。人们的社交不再像传统生活那样，为了生存和生产而交往，而是为了社交而社交，导致某种人际关系疲劳，即社交压力的反弹。
2016年7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0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35.8%的受访者想关闭朋友圈，其中19.7%的受访者正打算关闭朋友圈，13.8%的受访者曾经关闭过朋友圈，2.4%的受访者已经关闭朋友圈。在大学生群体中，也出现了不同程度关闭朋友圈的行为，他们关闭或是局部关闭朋友圈的动机有哪些？本文将采用深度访谈法实证分析大学生朋友圈的关闭行为，探究分析大学生朋友圈社交压力的反弹现象。
一、访谈对象及研究方法
本次访谈对象总人数12人，均为上海高校的本科生，来自12个不同的专业，四个年级比为1︰1︰1︰1，男女比例为1︰1，他们均有不同程度的关闭朋友圈的行为，出现了朋友圈社交压力的反弹现象。参与此次深度访谈的被访者信息详见表1。
本研究主要采取深度访谈法，对于12位大学生不同程度关闭朋友圈的行为动机进行深度访谈，了解他们朋友圈好友结构、朋友圈内容结构、朋友圈过往社交经历以及社交心理等情况。经受访者同意，访谈过程全程录音，访谈过后，对于访谈内容进行类属分析。
二、访谈结果
1.基于“碎片症”的社交压力反弹
微信朋友圈功能的开发，初衷尽管是建立属于私人性质的社交，但是随着微信使用场景空间的无限扩大化，朋友圈出现泛化的趋势，呈现出一种公域与私域、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混杂互嵌的移动场景。移动场景表明了这样一种状态，一个人可以同时置身于多种场景，场景是随着人而移动、交织、拼贴、融合的，而且在这个场景中充满了即刻的互动。受众在朋友圈的社交是将个体置于移动化的场景当中，实现高度动态性的实时社交[2]。在这一过程中，社交内容往往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即去中心化和非连续性的。
受众在使用朋友圈功能时，需要穿梭在不同的移动场景中，碎片化的信息内容给予受众高效率的传播时，也会引发受众注意力的分散，产生碎片化的思维方式[3]。在海量庞杂的朋友圈信息中，受众也会感受到信息过量的高压，出现消极的受众心态。《信息烟尘》一书的作者戴维·申克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当记者，他在一次信息过量冲击的高压下提出信息时代“碎片症”的概念：一种认知障碍，源于个体在不间断接触片段性信息和世界时感到自己被切断了与整体感之间的联系[4]。
在深度访谈过程中，所有受访者均表示，在浏览朋友圈时接触的信息大多是碎片化的无用信息，占据并浪费了大部分时间，是在进行不必要的无效社交，他们因而失去关注其他有用信息的精力。受访者8表示：“我朋友圈大概有近一千人，陌生人所占的比重约为50%，虽然会屏蔽一些人的朋友圈，但是我自身朋友圈中各种商品的代购信息以及广告，以及发布的一些生活状态，还是会占据大量比重，这些碎片化的信息绑架了我平時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浏览朋友圈时会产生一定的反感，对于信息失去获取的兴趣。”
2.基于“点赞”等互动形式的社交压力反弹
《2016年微信用户数据报告》反映“点赞”成为微信朋友圈的最热互动，占互动形式的57.6%。在微信朋友圈社交中，“点赞”原本是受众为表达对于观点或是内容的赞同和支持，维持朋友圈人际关系的重要交互形式[1]。这一互动形式凭借便利性以及传达价值的直接性成为朋友圈互动的主流形式。但是与此同时，在社会不断变迁的作用下，“点赞”也在逐渐突破原有的功能框架，衍生出其他的功能属性[5]。
作为朋友圈商业营销的重要手段，“集赞”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朋友圈的内容中，在熟人圈和陌生人圈这一强弱关系交织的朋友圈中，“集赞”往往成为“道德绑架”或是“人情绑架”的社交形式。用“绑架”来修饰这种社交关系，表示这种社交关系是建立在“道德”或是“人情”的基础上，具有强迫性和被动性，这必然会让朋友圈受众产生社交压力的反弹，促使其降低朋友圈的活跃度，甚至是关闭朋友圈。
在深度访谈过程中，受访者9表示：“由于朋友圈好友有很多亲戚长辈，出于礼貌和人情，父母会时不时提醒和要求为某些亲戚朋友的朋友圈内容点赞，有时候出于厌烦，会关闭朋友圈，以此作为拒绝‘人情绑架’的理由。”
3.基于“自我呈现”的社交压力反弹
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将日常生活环境分为“前台”和“后台”两个区域，在日常互动中，人们或多或少扮演着演员和观众的角色。“有时，个体将会以一种完全筹划好的方式行动，以一种既定的方式表达自己，仅仅为了给他人造成某种印象，它也许会从他们那里唤起他打算获得的特定的回应。[6]”库利也在形象互动论中提出相似的“镜中之我”的概念，即在社会交往中，他人就像一面镜子，“我”倾向于往镜子中投射我所想象的在别人面前的形象，得到我所想象的评价。
在微信朋友圈的互动中，朋友圈成为虚拟“前台”，演员在虚拟前台上进行自己筹划好的理想化表演。由此，微信朋友圈出现了“晒”文化。但作为强弱关系交织的微信，就会出现在角色扮演中呈现多个自我，即开启限制朋友可见或是限制朋友查看朋友圈的范围等功能，在不同圈层有不同的“自我呈现”。长期运作下，演员也会呈现疲态，倾向于向虚拟化和匿名性更高的微博或是QQ空间等“舞台”分流。 在深度访谈中，被访者承认自己处于一个自我展示的前台中，会出于一些目的或是炫耀的心理晒一些内容，也会根据所传播的内容来设置限制可见。受访者5表示：“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经常看到的是他人美化过的内容，我自己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也会选择性地挑选照片，朋友圈本身就是一个晒的平台，但是时间久了也会感觉很累，有些负能量就往往会通过发微博来表达。”
同时，作为观众，也会受到舞台表演所形成的情景的影响，从而产生自我否定或者自我怀疑。受访者2表示：“有时候会看到有人晒点赞评论，光点赞的就能有500人，会对自己的社交产生压力，对于自身交朋友的方式和能力产生质疑，从而对朋友圈社交產生不适。”
三、总 结
将访谈所得资料进行总结分析后，研究者将结果反馈给12位受访者，他们均反映分析结果符合他们目前所处的心理状态以及关闭朋友圈的行为动机，为此，本研究的效度是可以接受的。
通过深度访谈，本文对于大学生朋友圈社交压力的反弹现象原因分析为以下几点。
1.朋友圈泛化，出现多种关系交织混杂的移动场景，加剧了朋友圈内容和受众思维的碎片化，造成受众产生对于过量的无效信息或是碎片信息的压力感，对于接收信息产生消极心态，影响对于世界整体的认知，出现“碎片症”，产生朋友圈社交压力的反弹。
2.朋友圈“点赞”的主流交互形式随着社会关系以及文化变迁，从单纯表示“赞成”态度衍生成商业营销的手段，基于熟人圈和陌生人圈这一强弱关系交织的朋友圈，产生“道德绑架”或是“人情绑架”的情况，让受众出现朋友圈社交压力的反弹。
3.朋友圈成为强弱关系混杂的“前台”，传播者基于不同的观众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产生基于不同角色表演的疲态心理；作为观众，也会因为演员所呈现的场景而影响对于自我的评价甚至自我怀疑和否定，朋友圈的不适感使其产生朋友圈社交压力的反弹。
参考文献：
[1] 腾讯报告.2016年微信用户数据报告[R].2016.
[2] 孙伟.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J].学术月刊.2015（12）：5-19.
[3] 方杏.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行为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
[4] 李伶俐.微博热的冷思考——兼论微博碎片化的特征及影响[J].新闻爱好者.2011（9）：82-84.
[5] 刘一楠.社交网络的点赞——关系网络重建与道德绑架[J].美与时代.2017（1）.
[6] （美）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黄爱华，冯钢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7-71.
[责任编辑：传馨]
关键词：大学生；朋友圈；社交压力的反弹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7-0077-02
在《2016年微信用户数据报告》中，朋友圈成为微信上使用率第一的功能，但目前也出现了用户在朋友圈活跃度降低的趋势[1]。人们的社交不再像传统生活那样，为了生存和生产而交往，而是为了社交而社交，导致某种人际关系疲劳，即社交压力的反弹。
2016年7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0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35.8%的受访者想关闭朋友圈，其中19.7%的受访者正打算关闭朋友圈，13.8%的受访者曾经关闭过朋友圈，2.4%的受访者已经关闭朋友圈。在大学生群体中，也出现了不同程度关闭朋友圈的行为，他们关闭或是局部关闭朋友圈的动机有哪些？本文将采用深度访谈法实证分析大学生朋友圈的关闭行为，探究分析大学生朋友圈社交压力的反弹现象。
一、访谈对象及研究方法
本次访谈对象总人数12人，均为上海高校的本科生，来自12个不同的专业，四个年级比为1︰1︰1︰1，男女比例为1︰1，他们均有不同程度的关闭朋友圈的行为，出现了朋友圈社交压力的反弹现象。参与此次深度访谈的被访者信息详见表1。
本研究主要采取深度访谈法，对于12位大学生不同程度关闭朋友圈的行为动机进行深度访谈，了解他们朋友圈好友结构、朋友圈内容结构、朋友圈过往社交经历以及社交心理等情况。经受访者同意，访谈过程全程录音，访谈过后，对于访谈内容进行类属分析。
二、访谈结果
1.基于“碎片症”的社交压力反弹
微信朋友圈功能的开发，初衷尽管是建立属于私人性质的社交，但是随着微信使用场景空间的无限扩大化，朋友圈出现泛化的趋势，呈现出一种公域与私域、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混杂互嵌的移动场景。移动场景表明了这样一种状态，一个人可以同时置身于多种场景，场景是随着人而移动、交织、拼贴、融合的，而且在这个场景中充满了即刻的互动。受众在朋友圈的社交是将个体置于移动化的场景当中，实现高度动态性的实时社交[2]。在这一过程中，社交内容往往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即去中心化和非连续性的。
受众在使用朋友圈功能时，需要穿梭在不同的移动场景中，碎片化的信息内容给予受众高效率的传播时，也会引发受众注意力的分散，产生碎片化的思维方式[3]。在海量庞杂的朋友圈信息中，受众也会感受到信息过量的高压，出现消极的受众心态。《信息烟尘》一书的作者戴维·申克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当记者，他在一次信息过量冲击的高压下提出信息时代“碎片症”的概念：一种认知障碍，源于个体在不间断接触片段性信息和世界时感到自己被切断了与整体感之间的联系[4]。
在深度访谈过程中，所有受访者均表示，在浏览朋友圈时接触的信息大多是碎片化的无用信息，占据并浪费了大部分时间，是在进行不必要的无效社交，他们因而失去关注其他有用信息的精力。受访者8表示：“我朋友圈大概有近一千人，陌生人所占的比重约为50%，虽然会屏蔽一些人的朋友圈，但是我自身朋友圈中各种商品的代购信息以及广告，以及发布的一些生活状态，还是会占据大量比重，这些碎片化的信息绑架了我平時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浏览朋友圈时会产生一定的反感，对于信息失去获取的兴趣。”
2.基于“点赞”等互动形式的社交压力反弹
《2016年微信用户数据报告》反映“点赞”成为微信朋友圈的最热互动，占互动形式的57.6%。在微信朋友圈社交中，“点赞”原本是受众为表达对于观点或是内容的赞同和支持，维持朋友圈人际关系的重要交互形式[1]。这一互动形式凭借便利性以及传达价值的直接性成为朋友圈互动的主流形式。但是与此同时，在社会不断变迁的作用下，“点赞”也在逐渐突破原有的功能框架，衍生出其他的功能属性[5]。
作为朋友圈商业营销的重要手段，“集赞”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朋友圈的内容中，在熟人圈和陌生人圈这一强弱关系交织的朋友圈中，“集赞”往往成为“道德绑架”或是“人情绑架”的社交形式。用“绑架”来修饰这种社交关系，表示这种社交关系是建立在“道德”或是“人情”的基础上，具有强迫性和被动性，这必然会让朋友圈受众产生社交压力的反弹，促使其降低朋友圈的活跃度，甚至是关闭朋友圈。
在深度访谈过程中，受访者9表示：“由于朋友圈好友有很多亲戚长辈，出于礼貌和人情，父母会时不时提醒和要求为某些亲戚朋友的朋友圈内容点赞，有时候出于厌烦，会关闭朋友圈，以此作为拒绝‘人情绑架’的理由。”
3.基于“自我呈现”的社交压力反弹
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将日常生活环境分为“前台”和“后台”两个区域，在日常互动中，人们或多或少扮演着演员和观众的角色。“有时，个体将会以一种完全筹划好的方式行动，以一种既定的方式表达自己，仅仅为了给他人造成某种印象，它也许会从他们那里唤起他打算获得的特定的回应。[6]”库利也在形象互动论中提出相似的“镜中之我”的概念，即在社会交往中，他人就像一面镜子，“我”倾向于往镜子中投射我所想象的在别人面前的形象，得到我所想象的评价。
在微信朋友圈的互动中，朋友圈成为虚拟“前台”，演员在虚拟前台上进行自己筹划好的理想化表演。由此，微信朋友圈出现了“晒”文化。但作为强弱关系交织的微信，就会出现在角色扮演中呈现多个自我，即开启限制朋友可见或是限制朋友查看朋友圈的范围等功能，在不同圈层有不同的“自我呈现”。长期运作下，演员也会呈现疲态，倾向于向虚拟化和匿名性更高的微博或是QQ空间等“舞台”分流。 在深度访谈中，被访者承认自己处于一个自我展示的前台中，会出于一些目的或是炫耀的心理晒一些内容，也会根据所传播的内容来设置限制可见。受访者5表示：“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经常看到的是他人美化过的内容，我自己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也会选择性地挑选照片，朋友圈本身就是一个晒的平台，但是时间久了也会感觉很累，有些负能量就往往会通过发微博来表达。”
同时，作为观众，也会受到舞台表演所形成的情景的影响，从而产生自我否定或者自我怀疑。受访者2表示：“有时候会看到有人晒点赞评论，光点赞的就能有500人，会对自己的社交产生压力，对于自身交朋友的方式和能力产生质疑，从而对朋友圈社交產生不适。”
三、总 结
将访谈所得资料进行总结分析后，研究者将结果反馈给12位受访者，他们均反映分析结果符合他们目前所处的心理状态以及关闭朋友圈的行为动机，为此，本研究的效度是可以接受的。
通过深度访谈，本文对于大学生朋友圈社交压力的反弹现象原因分析为以下几点。
1.朋友圈泛化，出现多种关系交织混杂的移动场景，加剧了朋友圈内容和受众思维的碎片化，造成受众产生对于过量的无效信息或是碎片信息的压力感，对于接收信息产生消极心态，影响对于世界整体的认知，出现“碎片症”，产生朋友圈社交压力的反弹。
2.朋友圈“点赞”的主流交互形式随着社会关系以及文化变迁，从单纯表示“赞成”态度衍生成商业营销的手段，基于熟人圈和陌生人圈这一强弱关系交织的朋友圈，产生“道德绑架”或是“人情绑架”的情况，让受众出现朋友圈社交压力的反弹。
3.朋友圈成为强弱关系混杂的“前台”，传播者基于不同的观众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产生基于不同角色表演的疲态心理；作为观众，也会因为演员所呈现的场景而影响对于自我的评价甚至自我怀疑和否定，朋友圈的不适感使其产生朋友圈社交压力的反弹。
参考文献：
[1] 腾讯报告.2016年微信用户数据报告[R].2016.
[2] 孙伟.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J].学术月刊.2015（12）：5-19.
[3] 方杏.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行为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
[4] 李伶俐.微博热的冷思考——兼论微博碎片化的特征及影响[J].新闻爱好者.2011（9）：82-84.
[5] 刘一楠.社交网络的点赞——关系网络重建与道德绑架[J].美与时代.2017（1）.
[6] （美）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黄爱华，冯钢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7-71.
[责任编辑：传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