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村子里有一个现象，村里的人很多人有外号，村支书叫二捣鼓，我老爷爷叫诸葛亮，我家后面的邻居叫大头龟，还有弟兄五个，分别叫“大猪二羊三瘸子四鼠五幺子”。这些外号跟着人一辈子，直到他们进了坟墓，比他们的正式名字流行得多。
　　我上小学时，同学们之间也兴起外号，有一次最好的朋友给我起了个外号，我俩还打了一中午，最后他喊着我的新外号扬长而去，我俩的友谊差点破裂。五年级到城市里上学，几个长得洋娃娃一样的女生，拉着手把我围在圈里不让出去，整齐地喊着“小胖子，小胖子”，我体会到的羞耻感到现在都印象深刻。从那以后我对外号格外敏感，谁给我起外号就想揍谁。在校园里，一群人里面往往有一个可怜的孩子，被他的玩伴们叫做“肥猪”之类极度侮辱的外号，他越是抗争，玩伴就越开心，久而久之他开始安之若素。我看到这些就为他感到悲哀，因为理解他心里面的痛苦，那个外号像一个小魔鬼，一生都要缠着他了。
　　后来读小说《蝇王》，最有智慧的一个孩子是个胖子，爱思考问题，有严重的哮喘病，像一个知识分子，结果被首领叫做“猪崽子”。他也进行了抗争，但终究没有摆脱这个外号，为了自己的眼镜，抱着一只海螺死去。这个孩子的痛苦、抗争和死亡，令我感到最深的悲哀，即使抛去知识分子被扼杀的象征意义，把他看做一个对抗施加给自己的外号与野蛮的普通孩子。
　　长大以后，才发现最善于给人起外号的，并不是孩子，而是大人和组织，他们更热衷于这个，而且起得更花样百出，被起了外号的人往往瞬间定型，变得失魂落魄，命运也更加七零八落。浏览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什么“半边天”、“臭老九”、“工人老大哥”、“汉奸”、“卖国贼”、“走资派”、“反动权威”、“四人帮”、“林秃子”、“小资产阶级”，一个个标志着身份歧视的外号，成了锋利的刀子，把人群切割成不同的等级，划分着他们的命运走向，也割裂了族群、社会与国家。
　　尤其在“文革”期间，整个国家的人们心智速降到了儿童水准，玩着互相起外号的游戏，这个游戏的玩法是这样的：先从领袖语录中寻章摘句，找到一个合适的外号，迅速抛给对手，占据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居高临下施以打击，消灭对方的声誉、尊严甚至肉体，一局游戏结束。然后，别的对手再如法炮制，互相摧毁，直至最终同归于尽，game over。游戏规则中第一条就是“你死我活”，对话、协商、谈判、沟通、共识、和解等都在严禁之列。这款游戏被领袖命名为“与人斗其乐无穷”。
　　在这样的政治游戏中，你会深刻体会到“命名就是一切”的含义。给对手起一个准确的外号，那是斗争的最高形式，等于直接宣判了对手死刑，一个起外号的天才，可以谈笑间让政治对手灰飞烟灭。而历史与真相、是非与公理，在起外号的快感中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写到这里，我知道我想说什么了。
　　“五毛”、“公知”、“西奴”、“左粪”、“右粪”、“我爸是李刚”、“表哥”、“范跑跑”、“郭跳跳”、“余含泪”、“周老虎”、“大表哥”、“美分”、“汉奸”……当你想抹黑谁，搞臭谁，想构陷谁，就给他们起个外号，直截了当，不容置辩，一刀致命，永世不得翻身，这种害人的办法，跟“文革”文化完全没有区别。一个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宽容与妥协，博弈与沟通，在这里根本行不通。当有人试图对大家讲一讲民主的道理，一群人就高呼“公知！公知！打倒公知！”说话的人往往两股战战，不寒而栗，话都讲不出来了。同样的，当有人试图温和地为政府辩护两句，“五毛”的波涛就汹涌而来，既然成了五毛，那他就成了坏人，再说什么也没用了。
　　《动物庄园》里描述过，当一个动物试图为自己辩护，一群羊就高喊“两条腿坏，四条腿好”，讲道理的就只能落荒而逃，或被群众集体杀死。很多年过去了，同样的场景，却每天都在我们这里发生。
　　刚看过赵薇执导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一句台词给人印象深刻：“我终于变成了我反感的那个人。”我们都反对专制与野蛮，但我们经常变成我们反对的那种人，这是这个荒谬时代最大的悲剧之一。
　　潘采夫
　　专栏作家，现居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