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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理达，是我国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和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的长女，安徽巢县人，1925年出生于天津，1958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医学院，为新中国著名的免疫学专家，少将军衔。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免疫学研究所研究员、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等职，还出任过中国气功免疫学会理事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免疫学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医学气功学会副主席、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被授予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她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在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下，自幼怀有真挚的爱国之情和强烈的报国之志。
将门出虎子 家风毓俊秀
冯理达的父亲冯玉祥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亲历、主持了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滦州起义、推翻袁世凯、挫败张勋复辟、驱逐末代皇帝、誓师北伐、邀请孙中山北上、五原誓师等等，身经两朝（清、民国）数代（从光绪、宣统至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军阀黑暗统治中出现的一位难得的追求光明和进步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是一员豪迈的战将，也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对家人的爱与对祖国的爱同样炽热。冯理达晚年常说，父亲一直活在自己心中。
冯理达的母亲李德全出身穷苦，1911年，她考入北京贝满女中，1915年进入京师女子协和大学。毕业后，回到母校贝满女中任教，并任青年会总干事，是个豪爽、泼辣、刚毅、质朴的女子。1924年2月19日，冯玉祥与李德全结婚。婚后，李德全用宽容和爱心为冯玉祥挑起家庭的重担，精心照顾好他已故前妻留下的孩子们。她总穿蓝布大褂，不施脂粉；吃的是粗茶淡饭，安于简朴的生活，作风与当时的官太太、阔小姐全然不同。他们夫妇生了5个子女：女儿理达、颖达、晓达，儿子洪光、洪达。儿子洪光1927年在上海走失，后来再也没有找到。
1925年，冯理达这个可爱的小天使降临人间，为冯玉祥夫妇带来极大欢乐，被视为掌上明珠。冯玉祥在一首诗中写道：“坐小凳，赛谁美，孩子叫妈梳头发。评一评，论一论，真正美的是理达。”
冯理达从小跟父母在一起，从天津到泰山，从泰山到张家口，从重庆到武汉，从南京到美国，一直到冯玉祥回国途中遇难，她始终都在父亲身边。父亲常给她讲生动有趣的故事，教育她洁身自爱，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冯玉祥对子女要求甚严，他留下的遗嘱也曾表示：“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对严父的谆谆教导，冯理达始终铭记在心。
冯理达清楚记得她11岁时，全家搬到泰山居住。父亲要求她每周写100个大字、1000个小字，冬天要到室外耍大刀，刮风下雨也不能偷懒。为了培养孩子们独立生活的技能，冯玉祥制定家规：男孩子必须学会缝衣服、织毛衣活；女孩子必须学会开汽车。家务劳动由孩子分工来做，每人一周轮流做饭。孩子们每当轮到自己做饭时，都亲自下厨掌勺献艺，妈妈在旁边打下手。冯理达还记得父亲有一则日记这样写道：“理达昨天回家来，回来一次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收拾屋子、洗衣服、洗家伙、做饭，样样事情都添帮手。”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得冯家几个兄弟姐妹都很要强、能干，后来都很有出息。
1943年，冯理达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临毕业之际，她对自己未来职业的抉择感到犹豫不定，班主任便建议她考医科大学，说这是个“你不求别人而别人要求你的‘铁饭碗’”。母亲李德全也赞同她学医，她对女儿说：“就去做个医生吧，将来给老百姓谋点福。”恰好在这时，冯理达的一位很亲近的长辈患病，在医院动手术时，糊涂的医生竟将一把止血钳忘在其腹中，以至于这位长辈出院不久就去世了。这件事对冯理达触动很大。于是，她毅然决定了走学医这条人生之路。1944年，冯理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都齐鲁大学医学院。1946年转学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生物系。
冯理达全盘继承了冯玉祥将军平民意识的优秀品质，像父亲那样勤勉读书，像母亲那般聪明伶俐，既气质高雅又平易近人。1958年，她在苏联获得了公认很难拿到的医学院免疫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免疫学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后被调入海军总医院，30多年努力奋斗，从普通医生干到副院长，直至离休。
冯理达医德高尚，虽出身名门，身居要职，但从来都是以普通人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温柔可亲，举止大方。几十年来，她为人处世都一直遵循着父亲的遗言：洁身自好、奋发图强、独立自主。冯理达正是凭着自己的双手成为医学博士、免疫学专家的。
民主新伴侣 自由两先锋
1947年，因蒋介石发动内战，在美国的冯玉祥极为愤慨地写下《告全国同胞书》，毅然决定与共产党全面合作。为此，他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并吊销了出国护照。在美国，冯玉祥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还常常被便衣特务盯梢。此时，留学生罗元铮挺身而出，毅然放弃学业，与冯理达共同承担了冯玉祥的司机、警卫、秘书、翻译、勤务等项任务。最终，罗元铮与冯理达走到了一起，成为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达半个多世纪的终身伴侣。其实，早在抗战时期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在成都认识了，而且还曾在一个合唱团里唱歌，宣传抗日救国，对真理、对进步的共同追求使他们早已心心相印。
1947年中秋节，冯玉祥从加州柏克莱赶往纽约。冯理达与罗元铮在前排轮流开车，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坐在后排。夫妻俩看着前面的这对青年人，便小声商量起什么事来。中午，他们来到加州首府圣克里门蒂，一个花园一般的小镇。吃午饭时，冯玉祥突然对女儿和罗元铮说：“有件大事要跟你们说一下。”李德全接着说：“是关于你俩的终身大事，今天是中秋佳节团圆日，你们就结婚吧！”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结婚就结婚。行车途中，他们把车子停下来，就在路边的草地上举行了婚礼。没有教堂，没有婚纱，没有风琴伴奏，但却显得那样的圣洁、隆重。冯玉祥亲自主持婚礼，给一对新人拍了结婚照，请过路的美国人给全家拍了合影。冯玉祥还细心地打开美国地图，在公路沿线找到一个适于新婚夫妇住宿的福地——“LOVE LOCK”，译成中文就是“爱锁”，又铺开在圣克里门蒂购买的饰有银花的大红对子，亲笔题写了一副对联赠给他们：“民主新伴侣，自由两先锋。”这副对子成了父亲留给他们的最珍贵的遗产。
罗元铮后来也留学苏联，1953年成为最早归国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专家。虽然夫妻俩专业不同，但他们有着共同理想，事业上互相支持并配合默契，直到晚年老两口仍恩爱如初。
冯理达之子罗悠真回忆说：“2003年，父亲的去世，对母亲是一个沉重打击，她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句话也不说。但在送别父亲的第二天，她就穿着整齐的军装，到办公室上班去了。父亲的骨灰盒一直放在家里，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在父亲的骨灰盒前默默地呆上一会儿，和父亲说说话儿。在床上依然摆放着父亲生前用过的被褥，照例夏天换席子，冬天铺毛毯，每10天换一次床单。客厅里，在父亲生前喜欢坐的摇椅上，母亲为他摆放着最爱看的《古代谚语精华解说》，每天早晨起来，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开新的一页，交代父亲不要读得太多、太累……常年坚持，从未改变。” “我的父母从一对热血青年，并肩奋斗，到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他们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在家里，母亲唱歌，父亲伴奏；母亲画梅兰竹菊，父亲配诗题字；两人还经常在一起探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党的好女儿 儿子的人生导师
2008年2月8日18时许，冯理达因病逝世，终年83岁。这年1月20日，病重的冯理达意识尚清醒，当她得知胡锦涛总书记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吴文俊的消息后，立即请身边人员找来报纸，给她读《深情的关怀，倾心的交谈》这篇纪实报道。她反复听了3遍，直到深度昏迷，留下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微笑。
冯理达在弥留之际对儿子罗悠真说：“悠真，你爸爸想我了……”这时，罗悠真看到泪水从母亲的眼角涌了出来。作为儿子，罗悠真多么希望母亲能多留些时日，可他更能理解母亲的心愿。母亲转入重症监护室后，罗悠真向医院建议，如果继续抢救不能改变结果，希望能及时中止，不要浪费国家的医疗资源。罗悠真想，这应该是母亲在最后时刻唯一能为党和人民做的，也是她所追求的那种平凡而崇高的人生境界！
在冯理达的遗物里，有4个精致的木盒，珍藏着她用毛笔正楷抄写的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一幅幅长卷展开，足有百米，7万余字，字字力透纸背，饱含深情。她还把抄录的党章复印成册，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她所熟悉的党员干部和基层党支部。16年中，她曾先后送出了750多套手抄本党章。
在人生风雨中，冯理达始终追随党，历经磨难矢志不改。她曾用35份入党申请书，抒发自己对党的执著追求。1975年12月23日，当得知自己被批准入党的消息后，冯理达流着泪激动地说：“我终于入党了，我终于实现了自己26年的夙愿。” 当天，她就给远在外地当兵的儿子写了一封长信，自豪地说：“妈妈是党的女儿，咱们家全是党员啦！”
在冯理达的75本日记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话是“感谢党”、“感谢人民”。正是这种一生执著的情感，使她把报效祖国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冯理达曾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士，那么，我就姓中、姓军、姓海，这就是我的特色。”她把为兵服务作为爱党报国的事业平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50多岁的冯理达以急迫的心情投入工作，建成我军第一个免疫学研究中心，创立了免疫物理学、免疫康复学和部队免疫学等基础理论，主编学术专著8部，260万字。1991年，她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早期归国定居专家”称号。
冯理达曾29次作为中央和卫生部工作组负责人，带队奔赴流脑、霍乱、痢疾等重疫区，以及邢台地震中心区。她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偏僻农村，挨家逐户防病治病、调查研究。1998年，在抗洪抢险的紧急关头，73岁的她，主动向医院党委请缨，坚决要求加入医疗队奔赴灾区。她还把传播大众健康知识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多年来，她不知疲倦地深入社区、农村、工厂和部队授课，只要有人邀请，她都不计报酬，有求必应。
冯理达严格按照党章要求，一丝不苟地履行党员的义务。她把交纳党费看得非常神圣，从来没有迟交过一次，她经常交纳千元党费，弥留之际还特别嘱咐儿子代交1万元党费。冯理达是一个月薪上万元的“月光族”老人，在她身边工作了20多年的王庆莉说：“每到月底，她都催着我去取钱，她的工资月月光，几乎都用来接济别人了。”
冯理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20年间，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呼声，先后提出减免农业税和农村教育附加费、重视解决困难群体基本医疗保障、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等155项提案，53份书面发言。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她为构建和谐社会所付出的心血和自觉担当的责任。
冯理达对生与死的辩证规律有着本质的彻悟。进入80岁后，她肺部纤维化症状不断加重，在日记中她却写道：“我要把花甲当花季”，“我要做一个80岁的人民的好姑娘”。她就是这样一个至真至纯到忘我的人。
2007年11月，82岁高龄的冯理达肺部已出现纤维化症状，经常咳得满脸通红，身体明显不支。有一次，海军总医院高压氧科主任潘晓雯生气地劝她：“您都病成这样了，不要再去讲课了。”冯理达说：“像我这个年纪，能多讲一场是一场，只要安排了就一定要去！”她拖着病体赶到空军指挥学院作健康辅导报告，主持人劝她坐下讲课，她说：“我是来讲课的，不是来开会的。”120分钟的报告，冯理达像往常一样始终站着授课，充满激情，深入浅出地讲解医学保健知识，现场示范健身动作，引来台下听众阵阵热烈的掌声。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堂课竟然成了冯理达最后一课。（题图为冯理达夫妇在旅途中举办了简朴的婚礼）
（责任编辑：徐 嘉）
将门出虎子 家风毓俊秀
冯理达的父亲冯玉祥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亲历、主持了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滦州起义、推翻袁世凯、挫败张勋复辟、驱逐末代皇帝、誓师北伐、邀请孙中山北上、五原誓师等等，身经两朝（清、民国）数代（从光绪、宣统至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军阀黑暗统治中出现的一位难得的追求光明和进步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是一员豪迈的战将，也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对家人的爱与对祖国的爱同样炽热。冯理达晚年常说，父亲一直活在自己心中。
冯理达的母亲李德全出身穷苦，1911年，她考入北京贝满女中，1915年进入京师女子协和大学。毕业后，回到母校贝满女中任教，并任青年会总干事，是个豪爽、泼辣、刚毅、质朴的女子。1924年2月19日，冯玉祥与李德全结婚。婚后，李德全用宽容和爱心为冯玉祥挑起家庭的重担，精心照顾好他已故前妻留下的孩子们。她总穿蓝布大褂，不施脂粉；吃的是粗茶淡饭，安于简朴的生活，作风与当时的官太太、阔小姐全然不同。他们夫妇生了5个子女：女儿理达、颖达、晓达，儿子洪光、洪达。儿子洪光1927年在上海走失，后来再也没有找到。
1925年，冯理达这个可爱的小天使降临人间，为冯玉祥夫妇带来极大欢乐，被视为掌上明珠。冯玉祥在一首诗中写道：“坐小凳，赛谁美，孩子叫妈梳头发。评一评，论一论，真正美的是理达。”
冯理达从小跟父母在一起，从天津到泰山，从泰山到张家口，从重庆到武汉，从南京到美国，一直到冯玉祥回国途中遇难，她始终都在父亲身边。父亲常给她讲生动有趣的故事，教育她洁身自爱，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冯玉祥对子女要求甚严，他留下的遗嘱也曾表示：“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对严父的谆谆教导，冯理达始终铭记在心。
冯理达清楚记得她11岁时，全家搬到泰山居住。父亲要求她每周写100个大字、1000个小字，冬天要到室外耍大刀，刮风下雨也不能偷懒。为了培养孩子们独立生活的技能，冯玉祥制定家规：男孩子必须学会缝衣服、织毛衣活；女孩子必须学会开汽车。家务劳动由孩子分工来做，每人一周轮流做饭。孩子们每当轮到自己做饭时，都亲自下厨掌勺献艺，妈妈在旁边打下手。冯理达还记得父亲有一则日记这样写道：“理达昨天回家来，回来一次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收拾屋子、洗衣服、洗家伙、做饭，样样事情都添帮手。”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得冯家几个兄弟姐妹都很要强、能干，后来都很有出息。
1943年，冯理达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临毕业之际，她对自己未来职业的抉择感到犹豫不定，班主任便建议她考医科大学，说这是个“你不求别人而别人要求你的‘铁饭碗’”。母亲李德全也赞同她学医，她对女儿说：“就去做个医生吧，将来给老百姓谋点福。”恰好在这时，冯理达的一位很亲近的长辈患病，在医院动手术时，糊涂的医生竟将一把止血钳忘在其腹中，以至于这位长辈出院不久就去世了。这件事对冯理达触动很大。于是，她毅然决定了走学医这条人生之路。1944年，冯理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都齐鲁大学医学院。1946年转学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生物系。
冯理达全盘继承了冯玉祥将军平民意识的优秀品质，像父亲那样勤勉读书，像母亲那般聪明伶俐，既气质高雅又平易近人。1958年，她在苏联获得了公认很难拿到的医学院免疫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免疫学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后被调入海军总医院，30多年努力奋斗，从普通医生干到副院长，直至离休。
冯理达医德高尚，虽出身名门，身居要职，但从来都是以普通人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温柔可亲，举止大方。几十年来，她为人处世都一直遵循着父亲的遗言：洁身自好、奋发图强、独立自主。冯理达正是凭着自己的双手成为医学博士、免疫学专家的。
民主新伴侣 自由两先锋
1947年，因蒋介石发动内战，在美国的冯玉祥极为愤慨地写下《告全国同胞书》，毅然决定与共产党全面合作。为此，他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并吊销了出国护照。在美国，冯玉祥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还常常被便衣特务盯梢。此时，留学生罗元铮挺身而出，毅然放弃学业，与冯理达共同承担了冯玉祥的司机、警卫、秘书、翻译、勤务等项任务。最终，罗元铮与冯理达走到了一起，成为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达半个多世纪的终身伴侣。其实，早在抗战时期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在成都认识了，而且还曾在一个合唱团里唱歌，宣传抗日救国，对真理、对进步的共同追求使他们早已心心相印。
1947年中秋节，冯玉祥从加州柏克莱赶往纽约。冯理达与罗元铮在前排轮流开车，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坐在后排。夫妻俩看着前面的这对青年人，便小声商量起什么事来。中午，他们来到加州首府圣克里门蒂，一个花园一般的小镇。吃午饭时，冯玉祥突然对女儿和罗元铮说：“有件大事要跟你们说一下。”李德全接着说：“是关于你俩的终身大事，今天是中秋佳节团圆日，你们就结婚吧！”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结婚就结婚。行车途中，他们把车子停下来，就在路边的草地上举行了婚礼。没有教堂，没有婚纱，没有风琴伴奏，但却显得那样的圣洁、隆重。冯玉祥亲自主持婚礼，给一对新人拍了结婚照，请过路的美国人给全家拍了合影。冯玉祥还细心地打开美国地图，在公路沿线找到一个适于新婚夫妇住宿的福地——“LOVE LOCK”，译成中文就是“爱锁”，又铺开在圣克里门蒂购买的饰有银花的大红对子，亲笔题写了一副对联赠给他们：“民主新伴侣，自由两先锋。”这副对子成了父亲留给他们的最珍贵的遗产。
罗元铮后来也留学苏联，1953年成为最早归国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专家。虽然夫妻俩专业不同，但他们有着共同理想，事业上互相支持并配合默契，直到晚年老两口仍恩爱如初。
冯理达之子罗悠真回忆说：“2003年，父亲的去世，对母亲是一个沉重打击，她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句话也不说。但在送别父亲的第二天，她就穿着整齐的军装，到办公室上班去了。父亲的骨灰盒一直放在家里，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在父亲的骨灰盒前默默地呆上一会儿，和父亲说说话儿。在床上依然摆放着父亲生前用过的被褥，照例夏天换席子，冬天铺毛毯，每10天换一次床单。客厅里，在父亲生前喜欢坐的摇椅上，母亲为他摆放着最爱看的《古代谚语精华解说》，每天早晨起来，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开新的一页，交代父亲不要读得太多、太累……常年坚持，从未改变。” “我的父母从一对热血青年，并肩奋斗，到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他们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在家里，母亲唱歌，父亲伴奏；母亲画梅兰竹菊，父亲配诗题字；两人还经常在一起探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党的好女儿 儿子的人生导师
2008年2月8日18时许，冯理达因病逝世，终年83岁。这年1月20日，病重的冯理达意识尚清醒，当她得知胡锦涛总书记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吴文俊的消息后，立即请身边人员找来报纸，给她读《深情的关怀，倾心的交谈》这篇纪实报道。她反复听了3遍，直到深度昏迷，留下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微笑。
冯理达在弥留之际对儿子罗悠真说：“悠真，你爸爸想我了……”这时，罗悠真看到泪水从母亲的眼角涌了出来。作为儿子，罗悠真多么希望母亲能多留些时日，可他更能理解母亲的心愿。母亲转入重症监护室后，罗悠真向医院建议，如果继续抢救不能改变结果，希望能及时中止，不要浪费国家的医疗资源。罗悠真想，这应该是母亲在最后时刻唯一能为党和人民做的，也是她所追求的那种平凡而崇高的人生境界！
在冯理达的遗物里，有4个精致的木盒，珍藏着她用毛笔正楷抄写的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一幅幅长卷展开，足有百米，7万余字，字字力透纸背，饱含深情。她还把抄录的党章复印成册，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她所熟悉的党员干部和基层党支部。16年中，她曾先后送出了750多套手抄本党章。
在人生风雨中，冯理达始终追随党，历经磨难矢志不改。她曾用35份入党申请书，抒发自己对党的执著追求。1975年12月23日，当得知自己被批准入党的消息后，冯理达流着泪激动地说：“我终于入党了，我终于实现了自己26年的夙愿。” 当天，她就给远在外地当兵的儿子写了一封长信，自豪地说：“妈妈是党的女儿，咱们家全是党员啦！”
在冯理达的75本日记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话是“感谢党”、“感谢人民”。正是这种一生执著的情感，使她把报效祖国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冯理达曾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士，那么，我就姓中、姓军、姓海，这就是我的特色。”她把为兵服务作为爱党报国的事业平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50多岁的冯理达以急迫的心情投入工作，建成我军第一个免疫学研究中心，创立了免疫物理学、免疫康复学和部队免疫学等基础理论，主编学术专著8部，260万字。1991年，她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早期归国定居专家”称号。
冯理达曾29次作为中央和卫生部工作组负责人，带队奔赴流脑、霍乱、痢疾等重疫区，以及邢台地震中心区。她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偏僻农村，挨家逐户防病治病、调查研究。1998年，在抗洪抢险的紧急关头，73岁的她，主动向医院党委请缨，坚决要求加入医疗队奔赴灾区。她还把传播大众健康知识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多年来，她不知疲倦地深入社区、农村、工厂和部队授课，只要有人邀请，她都不计报酬，有求必应。
冯理达严格按照党章要求，一丝不苟地履行党员的义务。她把交纳党费看得非常神圣，从来没有迟交过一次，她经常交纳千元党费，弥留之际还特别嘱咐儿子代交1万元党费。冯理达是一个月薪上万元的“月光族”老人，在她身边工作了20多年的王庆莉说：“每到月底，她都催着我去取钱，她的工资月月光，几乎都用来接济别人了。”
冯理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20年间，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呼声，先后提出减免农业税和农村教育附加费、重视解决困难群体基本医疗保障、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等155项提案，53份书面发言。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她为构建和谐社会所付出的心血和自觉担当的责任。
冯理达对生与死的辩证规律有着本质的彻悟。进入80岁后，她肺部纤维化症状不断加重，在日记中她却写道：“我要把花甲当花季”，“我要做一个80岁的人民的好姑娘”。她就是这样一个至真至纯到忘我的人。
2007年11月，82岁高龄的冯理达肺部已出现纤维化症状，经常咳得满脸通红，身体明显不支。有一次，海军总医院高压氧科主任潘晓雯生气地劝她：“您都病成这样了，不要再去讲课了。”冯理达说：“像我这个年纪，能多讲一场是一场，只要安排了就一定要去！”她拖着病体赶到空军指挥学院作健康辅导报告，主持人劝她坐下讲课，她说：“我是来讲课的，不是来开会的。”120分钟的报告，冯理达像往常一样始终站着授课，充满激情，深入浅出地讲解医学保健知识，现场示范健身动作，引来台下听众阵阵热烈的掌声。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堂课竟然成了冯理达最后一课。（题图为冯理达夫妇在旅途中举办了简朴的婚礼）
（责任编辑：徐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