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同志们保驾大规模公司税减税通过国会批准已经过去了一年。如今，对《减税和就业法案》的批评者说它是专为富有的股东的犬儒主义政策。但许多经济学家对它是支持的。
　　比如，一个著名团队——其中大部分人在此前的共和党政府中任职——在《华尔街日报》上预测减税能够提振长期GDP达3%-4%，并在未来十年中相应增加大约0.4%的年GDP。在致国会的公开信中，100多名经济学家联署主张减税所造成的宏观经济学反馈，将足以补偿静态收入损失而有余。这意味着该法案日后会是赤字中性的。
　　类似地，哈佛大學的罗伯特·巴罗在报业辛迪加发表评论指出，减税将使长期真实（经通胀调整的）人均GDP提高到不可思议的7%。胡佛研究所的迈克尔·波斯金在后续分析中对巴罗的分析表示了支持。
　　最后，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文·哈塞特和哈佛大学的格雷格·曼昆认为，税收计划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主要将提振工资而非利润，因为外国储蓄者将向美国大量投资。
　　诚然，这些主要都是长期预测。但该法案的支持者们仍然说，我们将看到新增投资足以提振GDP每年增长0.4%。这意味着每年投资增加大约8000亿美元，为此，每年的投资占GDP之比需要从17.5%增加到21.5%。我们不得而知，美国经济在没有减税的情况下会如何增长。但数据表明，投资并没有提高到如此水平，也没有表现出在近期能够提高到如此水平的迹象。
　　这不足为奇。上述经济学家在发表各自关于减税方案的可能影响的乐观预测时，中立机构，如税收政策中心便已在勾勒比较现实的图景。和减税方案的大部分支持者不同，税收政策中心存在的理由不是为了取悦出资者或支持某个政党，而是为了尽可能提供最佳预测。
　　2017年对于税收法案的潜在影响的深度分歧让《纽约时报》的本雅明·亚伯鲍姆相当苦恼。“100位经济学家联署支持某个方案，而令100位经济学家在相反的声明上签上名字，这意味着什么呢？”亚伯鲍姆在当时的推特上发问。“比如，哈佛大学如何给那些号称是同一门学科的工作者，同时又彼此攻击对方是江湖骗子的一群人授予终身教职？普通人，更不用说国会议员们了，如何弄清楚哪些终身教授才是资深的经济学家？”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了。学术是为了追求真理。当学者们发现自己做错时，他们会自问为什么，以期改进方法论，争取在未来少犯错误。预测减税能够刺激投资迅速增加和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家，现在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果他们以严肃的学术态度对待自己的学科，他们会将此视为学习的信号。悲哀的是，他们并没有。他们保持缄默，这表明他们对于投资不及他们所憧憬的水平并不感到奇怪。
　　但他们为什么要奇怪呢？毕竟，如他们的模型一样，认为投资可能随着外国投资者涌入（或逃离）美国而迅速升高（或下降），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假设。个人和企业不会仅仅因为税后利润率有所提高，而猛然增加储蓄。更高的利润率确实意味着储蓄更加有利可图，但也提高了过去的储蓄的收益，从而降低储蓄需求。总的来说，两者互相抵消。
　　那些在去年发表专栏和研究支持公司税减税的人都是一开始就知道如此。这就是他们不曾拨冗审视自己有缺陷的预测、研究到底错在哪里的原因。好像他们一直都知道他们的预测是错误的似的。
　　对于仍在困惑于应该听取哪些经济学家的意见的记者来说，答案早已水落石出。如果说，过去的一年让他们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骗我一次错在你;骗我两次错在我。”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2019，编辑：许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