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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学术概论》由梁启超先生著于1920年。原题是《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是为《欧洲文艺复兴史》写序而作，但后因文章过长才独立成书。这本书不足七万字，却被誉为一部“无所不包”的著作，这本书是以新史学思想体系写成的学术史专著，阐述了清代學术思潮源头及流变，总结了清朝267年学术史。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先生概述了清代学术的演变历程，论述了各个阶段的趋势、时代条件和主要成就，高度提倡清代学者的“科学精神”，并且利用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地对清代学者给予中肯的评价，展示他谦虚而严谨的治学态度，从中可以看出其治学态度受到了传统学术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清代学术概论》;传统学术;治学方法;影响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5-0052-02
梁启超先生在启蒙时，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接受过传统学术教育，也曾潜心研究过经史子集。直到拜康有为先生为师，方才“决然舍弃旧学”学习“新学”，而所谓“新学”，除了部分是康有为自己的维新变法的思想之外，主要是“陆王心学、史学及西学的梗概”，日常所读之书依然是封建士大夫通常所读之书，如《宋元明儒学案》 《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治学宗旨依然是“修己治人”“内圣外王”。但，梁启超先生也曾说过：“一生所学之得力，皆在此年。”可见，在其治学理念形成过程中，传统学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及影响。这之后直到1918年，梁启超先生主要精力放在了官场，当时的文章著作也多为政治服务。而1918到1929年，才是他真正潜心学术时期，当时的他“专欲学问，不涉政论”，也是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治学思想和理论。在1921年完成了《清代学术概论》，用六万字左右的篇幅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清代学者治学态度和方法，也显示出其潜心研究的成果。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提及，清代初期，学者的治学方法贵在创新，“治学方法为了摆脱晚明虚学之弊，所以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说。认为学问、学习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问题，高谈义理是虚诞可笑的。” ①②“经世致用”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术的务实作用，让学术融入实践中，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让学术理论更好地为解决社会问题服务。梁启超先生的治学态度正是摒弃了乾嘉学派严重脱离实际的学风，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指导原则，以占有资料为原则出发点，形成了他独有的、得以传承的治学风尚。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先生明确提出“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并对善疑求真创获做了具体的分析，认为“对待学问首先应该以善疑为出发点，善疑的结果是为了求真，善疑、求真的最终目的与结果都是要归结到创获上来。”故此，本文将从善疑、求真、创获这三个方面来讨论梁启超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一、以善疑为出发点
在学术史的研究问题上，梁启超先生明确反对宋学“以依附古人为重，不敢有所怀疑”的治学态度。很多学者在研究文学多以古人流传下来的文章书籍为依据，即使对一些大家的或者名声响亮的文章、书籍心有疑惑，也都碍于对其名声或地位有所忌惮而不敢直接提岀来。但是，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先生认为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是成功的，以及胡渭在《易图明辨》中指出的宋以来所谓的《河图》《洛书》传自邵雍而非羲、文、周、孔所有，与《易》无关等，一些触及了宋学主要根源核心，重创了宋学的论证，这些举动都是渐开学者的质疑之风，促使学者改变全盘接受的态度，用批判的和严谨的态度去思考那些经典文章与书籍，辨伪存真，促进学术史研究的发展。
梁启超先生对这种“善疑”的学风极为赞扬，不仅敢于质疑古代大家文豪的论证，在对待自己的老师康有为先生也不例外。他发现自己的师父康有为先生的治学态度过于重主观轻客观，有时会曲解甚至抹杀证据，表现出“好依傍”“名实混淆”等特点，种种这些，最终导致康、梁在学派上走向分裂。
在学术史研究过程中，梁启超先生总是以“为什么”开头，经常会发现一些前人未发现的现象并就这些现象提出问题，经过仔细查找，反复论证，分析原因，最后得出结论。例如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先生就曾对以考证学为主的各学派进行分析，多方考量、对比，层层深入，最终找出了它们的盛衰原因。在其后来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史料鉴别中也曾提岀“夫学问之道，必先有怀疑然后有新学问发生，有新问题然后有研究，有 研究然后有发明。” ③故治学，当有善疑精神，而提出疑问，是为求真。
二、善疑之结果就是为了求真
在对宋明理学进行研究分析的时候，梁启超先生就曾直接指出旧的治学方式是“遏制创造，奖励虚伪”，对于这种的治学的态度，先生是极其厌恶的，认为其是“指鹿为马，淆乱真相，为学问不忠实。”换言之，对于清代学者的“求真”的科学探究精神是秉持高度赞扬的态度。例如梁启超现在评判惠栋治学方式和态度的时候就曾说其“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不问“真不真”，只问“汉不汉”的“胶 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因此，导致启蒙时期的怀疑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阙焉”。对戴震治学态度则评价为“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并且对他能有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大加赞扬。梁启超先生更是将乾嘉学派的考证学视为正统，并将其归纳为十条：“1.凡立一义，必依证据;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3.孤证不为定说;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为不德;5.最喜欢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6.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7.所见不合，则相辩诘;8.辩诘以为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9.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10.文体贵朴实简洁。”从这十条足以看出，乾嘉学派对梁启超先生在治学态度上的深远影响，让其治学过程中即使可能做不到绝对的，纯粹地客观， 但依然尽量地抛弃主观成见和臆断，这样的治学态度是值得肯定、效仿和传承的。当然，在治学上不仅要求真，更重要的是在求真的基础上进行创获，才能达到治学的真正目的。 三、善疑、求真，其最终目的与结果都是要归结到
创获上来
这本《清代学术概论》的出版本身在学术史上就是一种创获，就是梁启超先生推崇善疑、求真治學精神最好的体现。这部著作的创获首先是体现在对学术史的分期上，书中将清代思潮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四个时期。其次，是对清代学术基本特征的归纳，即清代学术是以复古为特征，以绵密的考证形式出现而呈现出层层递进的上升趋势，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独立思潮。最后，是在对学术史研究理论上加以深化，不仅对清代学术研究进行了总结，而且还对今后学术史的发展进行了预测。
书中的“创获”一词，就是指创新收获，而收获不仅仅是自己所得，也是为了让后人也能从中有所得，这点可以体现在他对待清代学者的学术态度上，在书所列的众多清代学者中，梁启超先生最推崇的是清代启蒙时期的顾炎武，以及他的“建设研究之方法”：贵创、博证、致用。其中的贵创，就是指批判宋学模仿古人，依傍古人权威的风气。倡导学者在研究学术史的时候要富有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就是来源于善疑、求真。因此，在研究学术史的时候，首先对前人的研究定论和权威不要盲目相信，要敢于提出质疑，用怀疑的眼光去审视，拥有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这样才有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到真正的创新。梁启超先生就是抱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学术史学的改造问题，提出以批判与创新的精神为宗旨的“新史学”主张。
综上所述，在这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先生用清代学术的盛衰为例，总结出四点治学要义，即在吸外来文化的同时不能随意否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要忠于学问，保持“学者的人格”，不能将其作为服务其他事业的手段;在研究上要有善疑、求真、创获的精神;要以前人为鉴，找出自己的不足与确定，时时记得要纠正和改变自己。用极少的笔墨勾勒出清代学术的发展脉络，为后世在研究学术史上提供了借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要知道在中国近现代百余年的学术发展历程中人才辈岀，如果能对他们的所思所想都能有所梳理与研究，不仅对中国文化发展有益，也对继承和发扬世界人类精神文化颇有益处。
梁启超先生之所以能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上能取得成功，除了因为他开阔的眼界、渊博的知识、亲历的感触外，还有他力求做到客观研究的目的，以及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精神。其审视清代学术的目光打破了原有的框架，将清代学术源头追溯到晚明时期，对清代学术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除此之外，他还写出了很多有关治学方面的文章，像《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法》《治国学杂谈》等，这些文章和他的史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为新的治学方法奠定基础，也许其文章中的有些论述还有待商榷，但他所著文章典籍所具有的参考价值和拓荒意义，将永远在中国的学术史上熠熠生辉。
注释：
①王苗苗：《读〈清代学术概论〉有感——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赤峰学院学报：作文教学研究》2016年01期，第20-21页。
②奚椿年：《梁启超治学方法简论》，《广西社会科学》1990年Z1期，第90-94页。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66年版，第87-88页。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陈颖.主义与方法——梁启超、胡适国学治学思想比较研究[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1997， （3）：1-5.
[3]夏晓虹.梁启超文选[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4]李春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现今治学的启示[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9）：175-176.
作者简介：
朱晴，女，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 《清代学术概论》;传统学术;治学方法;影响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5-0052-02
梁启超先生在启蒙时，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接受过传统学术教育，也曾潜心研究过经史子集。直到拜康有为先生为师，方才“决然舍弃旧学”学习“新学”，而所谓“新学”，除了部分是康有为自己的维新变法的思想之外，主要是“陆王心学、史学及西学的梗概”，日常所读之书依然是封建士大夫通常所读之书，如《宋元明儒学案》 《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治学宗旨依然是“修己治人”“内圣外王”。但，梁启超先生也曾说过：“一生所学之得力，皆在此年。”可见，在其治学理念形成过程中，传统学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及影响。这之后直到1918年，梁启超先生主要精力放在了官场，当时的文章著作也多为政治服务。而1918到1929年，才是他真正潜心学术时期，当时的他“专欲学问，不涉政论”，也是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治学思想和理论。在1921年完成了《清代学术概论》，用六万字左右的篇幅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清代学者治学态度和方法，也显示出其潜心研究的成果。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提及，清代初期，学者的治学方法贵在创新，“治学方法为了摆脱晚明虚学之弊，所以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说。认为学问、学习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问题，高谈义理是虚诞可笑的。” ①②“经世致用”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术的务实作用，让学术融入实践中，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让学术理论更好地为解决社会问题服务。梁启超先生的治学态度正是摒弃了乾嘉学派严重脱离实际的学风，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指导原则，以占有资料为原则出发点，形成了他独有的、得以传承的治学风尚。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先生明确提出“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并对善疑求真创获做了具体的分析，认为“对待学问首先应该以善疑为出发点，善疑的结果是为了求真，善疑、求真的最终目的与结果都是要归结到创获上来。”故此，本文将从善疑、求真、创获这三个方面来讨论梁启超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一、以善疑为出发点
在学术史的研究问题上，梁启超先生明确反对宋学“以依附古人为重，不敢有所怀疑”的治学态度。很多学者在研究文学多以古人流传下来的文章书籍为依据，即使对一些大家的或者名声响亮的文章、书籍心有疑惑，也都碍于对其名声或地位有所忌惮而不敢直接提岀来。但是，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先生认为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是成功的，以及胡渭在《易图明辨》中指出的宋以来所谓的《河图》《洛书》传自邵雍而非羲、文、周、孔所有，与《易》无关等，一些触及了宋学主要根源核心，重创了宋学的论证，这些举动都是渐开学者的质疑之风，促使学者改变全盘接受的态度，用批判的和严谨的态度去思考那些经典文章与书籍，辨伪存真，促进学术史研究的发展。
梁启超先生对这种“善疑”的学风极为赞扬，不仅敢于质疑古代大家文豪的论证，在对待自己的老师康有为先生也不例外。他发现自己的师父康有为先生的治学态度过于重主观轻客观，有时会曲解甚至抹杀证据，表现出“好依傍”“名实混淆”等特点，种种这些，最终导致康、梁在学派上走向分裂。
在学术史研究过程中，梁启超先生总是以“为什么”开头，经常会发现一些前人未发现的现象并就这些现象提出问题，经过仔细查找，反复论证，分析原因，最后得出结论。例如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先生就曾对以考证学为主的各学派进行分析，多方考量、对比，层层深入，最终找出了它们的盛衰原因。在其后来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史料鉴别中也曾提岀“夫学问之道，必先有怀疑然后有新学问发生，有新问题然后有研究，有 研究然后有发明。” ③故治学，当有善疑精神，而提出疑问，是为求真。
二、善疑之结果就是为了求真
在对宋明理学进行研究分析的时候，梁启超先生就曾直接指出旧的治学方式是“遏制创造，奖励虚伪”，对于这种的治学的态度，先生是极其厌恶的，认为其是“指鹿为马，淆乱真相，为学问不忠实。”换言之，对于清代学者的“求真”的科学探究精神是秉持高度赞扬的态度。例如梁启超现在评判惠栋治学方式和态度的时候就曾说其“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不问“真不真”，只问“汉不汉”的“胶 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因此，导致启蒙时期的怀疑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阙焉”。对戴震治学态度则评价为“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并且对他能有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大加赞扬。梁启超先生更是将乾嘉学派的考证学视为正统，并将其归纳为十条：“1.凡立一义，必依证据;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3.孤证不为定说;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为不德;5.最喜欢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6.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7.所见不合，则相辩诘;8.辩诘以为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9.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10.文体贵朴实简洁。”从这十条足以看出，乾嘉学派对梁启超先生在治学态度上的深远影响，让其治学过程中即使可能做不到绝对的，纯粹地客观， 但依然尽量地抛弃主观成见和臆断，这样的治学态度是值得肯定、效仿和传承的。当然，在治学上不仅要求真，更重要的是在求真的基础上进行创获，才能达到治学的真正目的。 三、善疑、求真，其最终目的与结果都是要归结到
创获上来
这本《清代学术概论》的出版本身在学术史上就是一种创获，就是梁启超先生推崇善疑、求真治學精神最好的体现。这部著作的创获首先是体现在对学术史的分期上，书中将清代思潮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四个时期。其次，是对清代学术基本特征的归纳，即清代学术是以复古为特征，以绵密的考证形式出现而呈现出层层递进的上升趋势，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独立思潮。最后，是在对学术史研究理论上加以深化，不仅对清代学术研究进行了总结，而且还对今后学术史的发展进行了预测。
书中的“创获”一词，就是指创新收获，而收获不仅仅是自己所得，也是为了让后人也能从中有所得，这点可以体现在他对待清代学者的学术态度上，在书所列的众多清代学者中，梁启超先生最推崇的是清代启蒙时期的顾炎武，以及他的“建设研究之方法”：贵创、博证、致用。其中的贵创，就是指批判宋学模仿古人，依傍古人权威的风气。倡导学者在研究学术史的时候要富有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就是来源于善疑、求真。因此，在研究学术史的时候，首先对前人的研究定论和权威不要盲目相信，要敢于提出质疑，用怀疑的眼光去审视，拥有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这样才有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到真正的创新。梁启超先生就是抱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学术史学的改造问题，提出以批判与创新的精神为宗旨的“新史学”主张。
综上所述，在这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先生用清代学术的盛衰为例，总结出四点治学要义，即在吸外来文化的同时不能随意否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要忠于学问，保持“学者的人格”，不能将其作为服务其他事业的手段;在研究上要有善疑、求真、创获的精神;要以前人为鉴，找出自己的不足与确定，时时记得要纠正和改变自己。用极少的笔墨勾勒出清代学术的发展脉络，为后世在研究学术史上提供了借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要知道在中国近现代百余年的学术发展历程中人才辈岀，如果能对他们的所思所想都能有所梳理与研究，不仅对中国文化发展有益，也对继承和发扬世界人类精神文化颇有益处。
梁启超先生之所以能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上能取得成功，除了因为他开阔的眼界、渊博的知识、亲历的感触外，还有他力求做到客观研究的目的，以及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精神。其审视清代学术的目光打破了原有的框架，将清代学术源头追溯到晚明时期，对清代学术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除此之外，他还写出了很多有关治学方面的文章，像《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法》《治国学杂谈》等，这些文章和他的史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为新的治学方法奠定基础，也许其文章中的有些论述还有待商榷，但他所著文章典籍所具有的参考价值和拓荒意义，将永远在中国的学术史上熠熠生辉。
注释：
①王苗苗：《读〈清代学术概论〉有感——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赤峰学院学报：作文教学研究》2016年01期，第20-21页。
②奚椿年：《梁启超治学方法简论》，《广西社会科学》1990年Z1期，第90-94页。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66年版，第87-88页。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陈颖.主义与方法——梁启超、胡适国学治学思想比较研究[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1997， （3）：1-5.
[3]夏晓虹.梁启超文选[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4]李春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现今治学的启示[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9）：175-176.
作者简介：
朱晴，女，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