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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战将中，杨勇将军是威名赫赫的“三杨”（杨勇、杨得志、杨成武）之一。在长征路上，在平型关大捷中，在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里，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杨勇将军智勇双全，百战百胜，勇冠三军，深得毛泽东主席的喜爱，称其“耿直、刚毅”。
百战沙场五处伤痕
杨勇一生百战沙场，最能体现他英雄本色“勇”字精神的是他身上的五处伤痕。
1933年10月，红三军团十师十四团在中央苏区的洵口与敌相遇，“狭路相逢勇者胜”，时任团政治处主任的杨勇，冒着弹雨，带头冲入敌阵，一场短兵相接的厮杀开始了。一发子弹从他的头顶中央飞过，穿破了头皮，鲜血直流，他全然不顾，继续冲杀，直到敌人溃退。战后，杨勇受到军团长彭德怀的称赞，胸前挂上一枚三等红星奖章。同时，头顶也留下了两公分长、不再生发的弹痕。这是留在杨勇身上的第一处伤痕。
1934年10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统领40万大军利用湘江屏障，构成第四道封锁线，阻击红军长征。在这次极为艰苦的湘江战役中，时任红四师十团政委的杨勇率部与兄弟部队一道，执行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的重任。战斗中，团长沈述清中弹身亡，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团长又壮烈牺牲，杨勇支撑大局，率部血战两昼夜，其右大腿被弹片击中，十团400余名官兵血染湘江，中央纵队顺利过江。从此，杨勇的腿部也留下了第二处伤痕——“湘江战役纪念章”。
1935年1月，在赤水河畔的土城战役中，十团政委杨勇又一次带队冲锋，子弹从他的右腮入唇部出，一进一出，杨勇失去了6颗牙。当时，血如泉涌，用嘴指挥不了战斗，他就用笔下达命令，最后昏倒在血泊中。杨勇脸上留下的弹窝，30多年后才在北京医院由院长吴蔚然做手术填平。这次负伤是最重的第三处伤痕。
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首次与日军精锐坂垣征四郎师团21旅团在平型关交锋。按作战命令：陈光343旅进行伏击；杨得志、邓华685团堵住前面日军，并封锁其南窜道路；李天佑、杨勇686团正面冲杀敌人；徐海东指挥344旅687团在蔡家峪西南，包围分割日军的后卫部队，切断其退路。为粉碎日军的反扑，时任115师343旅（旅长陈光）686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的杨勇带领3营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不幸左肩中弹，血染军装，坚持指挥直到战斗胜利。平型关一战，115师共伤亡500多人，686团尤为惨烈，9连甚至打剩下十几个人。平型关伏击战，歼灭日军一千多人，震惊国内外，杨勇的名字也和林彪、聂荣臻、陈光等一起响彻华夏。这次负伤是第四处伤痕。
1938年9月14日，在汾（阳）离（石）公路西公岭附近，已经升任686团团长兼政委的杨勇，指挥部队伏击由汾阳开往离石的一支日军汽车运输队，不到一个小时，就全歼日军200余人，炸毁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20余辆。9月21日，在汾离公路王家池附近山谷，他又指挥部队伏击向汾阳撤退的日军第108旅团，经过激烈战斗，歼灭日军步骑兵近干人，击毙日军旅团长山口少将。吕梁大捷，震惊华北日军。此后，汾阳城门紧闭，敌人接连几天在焚烧尸体，而杨勇却在吕梁山区召开庆祝大会。在这次战斗中，杨勇再负轻伤，留下第五处伤痕。其后，杨勇随罗荣桓、陈光挺进鲁西，屡战屡捷，威震敌胆。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开路先锋
1945年8月20日，杨勇就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随即率军区主力组成东路军参加平汉战役，重挫国民党的内战图谋。同年11月，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新的野战兵团，全称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杨勇担任司令员。
1946年4月，杨勇率领第七纵队参加了陇海战役、定陶战役、滑县战役，歼灭了大量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占领冀鲁豫、打通平汉路的计划。
1947年3月16日，第七纵队与归建的兄弟部队合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杨勇继续担任司令员。由于他较多地接触刘邓首长，尤其善于把刘邓首长的作战指挥思想，运用于自己指挥的战役战斗，所以在作战指挥中，形成了一种决心果断、指挥灵活、能攻善守、英勇顽强的战斗风格。
1947年8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分三路开始千里挺进大别山。在通过黄泛区，渡沙河、红河，涉汝河、淮河的时候，一片泥泞沼泽，使人望而却步，杨勇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干部战士无不被他的行动所感动。在他的带领下，部队胜利地通过了数条河流和难行的小道，到达了大别山。在杨勇指挥下，第一纵队和中原独立旅为西路，经过22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底到达大别山区。同年10月，统一组织和指挥了高山铺战役。此役，第一纵队以伤亡9人的代价，歼国民党军5700余人，击落国民党军机1架，“为野战大军实施战略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金城反击战扬威朝鲜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写报告给刘、邓、贺首长和中央军委，要求到朝鲜打美国侵略者。由于诸多原因，他的报告没有得到批准。
1953年4月，杨勇终于有机会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杨勇到朝鲜战场时，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了协议，没想到节外生枝，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狂言：反对任何妥协，要单独打下去。他指使武力劫走2.7万中朝被俘人员，补充到李韩军中去了。
这样，进行了两年的板门店谈判停战协定就难以签订，此举激怒了中朝两军。想到美军可能背后撑腰，杨勇的干劲上来了：主打李韩军，捎带着给美军一点颜色。彭德怀赞成杨勇的看法，致电毛泽东，建议给李韩军以严重打击，再歼敌1.5万人。第二天，毛泽东回电同意。
1953年7月13日深夜10点，杨勇一声令下，志愿军炮兵1000门大炮一起怒吼，二十兵团3个突击集团在友邻配合下，向李韩军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开始突击。一小时后，敌人的前沿阵地全面突破。
家喻户晓的“奇袭白虎团”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次战役中。这时，敌人吃惊地了解到指挥这场战役的，是年仅40岁却身经百战的新任二十兵团司令员杨勇；还发现杨勇指挥过的装备现代化的第16军也调上来了，看样子还要大打。
这时，美国、李承晚一致同意停战。金城反击战役，是抗美援朝中的最后一战，志愿军向前推进了192.6公里，给了敌军以致命的一击，拉平了金城东南14公里至西南16公里的一条弧线。美国人因此认识了杨勇，说他打仗很“鬼”。南朝鲜更认识了杨勇，他们把金城这一仗比作二战的柏林战役。杨勇在朝鲜期间，忠实地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受到金日成和朝鲜人民的赞扬，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军政兼优，智勇双全
1966年5月，“文革”狂潮汹涌，杨勇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和迫害，被无休止地揪斗并一度入狱达6年之久。1973年，毛泽东发话：那位杨勇上将，还要继续“扬勇”啊，要把他放在独当一面的地方去！于是，杨勇赴新疆工作，出任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区党委第二书记。1975年8月，又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杨勇来新疆以后，不顾“四人帮”的压力，领导各族干部和群众，批判派性，解放干部，加强部队建设，为消除动乱局面，促进安定团结，作出了巨大努力，使新疆形势向安定团结的方向发展。
1977年9月，由兼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提议，杨勇调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三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和列席常委。1980年1月，任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同年8月任总参谋部党委第二书记。期间，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呕心沥血，战斗到最后一息”。
1983年1月6日，杨勇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
百战沙场五处伤痕
杨勇一生百战沙场，最能体现他英雄本色“勇”字精神的是他身上的五处伤痕。
1933年10月，红三军团十师十四团在中央苏区的洵口与敌相遇，“狭路相逢勇者胜”，时任团政治处主任的杨勇，冒着弹雨，带头冲入敌阵，一场短兵相接的厮杀开始了。一发子弹从他的头顶中央飞过，穿破了头皮，鲜血直流，他全然不顾，继续冲杀，直到敌人溃退。战后，杨勇受到军团长彭德怀的称赞，胸前挂上一枚三等红星奖章。同时，头顶也留下了两公分长、不再生发的弹痕。这是留在杨勇身上的第一处伤痕。
1934年10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统领40万大军利用湘江屏障，构成第四道封锁线，阻击红军长征。在这次极为艰苦的湘江战役中，时任红四师十团政委的杨勇率部与兄弟部队一道，执行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的重任。战斗中，团长沈述清中弹身亡，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团长又壮烈牺牲，杨勇支撑大局，率部血战两昼夜，其右大腿被弹片击中，十团400余名官兵血染湘江，中央纵队顺利过江。从此，杨勇的腿部也留下了第二处伤痕——“湘江战役纪念章”。
1935年1月，在赤水河畔的土城战役中，十团政委杨勇又一次带队冲锋，子弹从他的右腮入唇部出，一进一出，杨勇失去了6颗牙。当时，血如泉涌，用嘴指挥不了战斗，他就用笔下达命令，最后昏倒在血泊中。杨勇脸上留下的弹窝，30多年后才在北京医院由院长吴蔚然做手术填平。这次负伤是最重的第三处伤痕。
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首次与日军精锐坂垣征四郎师团21旅团在平型关交锋。按作战命令：陈光343旅进行伏击；杨得志、邓华685团堵住前面日军，并封锁其南窜道路；李天佑、杨勇686团正面冲杀敌人；徐海东指挥344旅687团在蔡家峪西南，包围分割日军的后卫部队，切断其退路。为粉碎日军的反扑，时任115师343旅（旅长陈光）686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的杨勇带领3营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不幸左肩中弹，血染军装，坚持指挥直到战斗胜利。平型关一战，115师共伤亡500多人，686团尤为惨烈，9连甚至打剩下十几个人。平型关伏击战，歼灭日军一千多人，震惊国内外，杨勇的名字也和林彪、聂荣臻、陈光等一起响彻华夏。这次负伤是第四处伤痕。
1938年9月14日，在汾（阳）离（石）公路西公岭附近，已经升任686团团长兼政委的杨勇，指挥部队伏击由汾阳开往离石的一支日军汽车运输队，不到一个小时，就全歼日军200余人，炸毁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20余辆。9月21日，在汾离公路王家池附近山谷，他又指挥部队伏击向汾阳撤退的日军第108旅团，经过激烈战斗，歼灭日军步骑兵近干人，击毙日军旅团长山口少将。吕梁大捷，震惊华北日军。此后，汾阳城门紧闭，敌人接连几天在焚烧尸体，而杨勇却在吕梁山区召开庆祝大会。在这次战斗中，杨勇再负轻伤，留下第五处伤痕。其后，杨勇随罗荣桓、陈光挺进鲁西，屡战屡捷，威震敌胆。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开路先锋
1945年8月20日，杨勇就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随即率军区主力组成东路军参加平汉战役，重挫国民党的内战图谋。同年11月，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新的野战兵团，全称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杨勇担任司令员。
1946年4月，杨勇率领第七纵队参加了陇海战役、定陶战役、滑县战役，歼灭了大量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占领冀鲁豫、打通平汉路的计划。
1947年3月16日，第七纵队与归建的兄弟部队合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杨勇继续担任司令员。由于他较多地接触刘邓首长，尤其善于把刘邓首长的作战指挥思想，运用于自己指挥的战役战斗，所以在作战指挥中，形成了一种决心果断、指挥灵活、能攻善守、英勇顽强的战斗风格。
1947年8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分三路开始千里挺进大别山。在通过黄泛区，渡沙河、红河，涉汝河、淮河的时候，一片泥泞沼泽，使人望而却步，杨勇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干部战士无不被他的行动所感动。在他的带领下，部队胜利地通过了数条河流和难行的小道，到达了大别山。在杨勇指挥下，第一纵队和中原独立旅为西路，经过22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底到达大别山区。同年10月，统一组织和指挥了高山铺战役。此役，第一纵队以伤亡9人的代价，歼国民党军5700余人，击落国民党军机1架，“为野战大军实施战略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金城反击战扬威朝鲜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写报告给刘、邓、贺首长和中央军委，要求到朝鲜打美国侵略者。由于诸多原因，他的报告没有得到批准。
1953年4月，杨勇终于有机会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杨勇到朝鲜战场时，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了协议，没想到节外生枝，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狂言：反对任何妥协，要单独打下去。他指使武力劫走2.7万中朝被俘人员，补充到李韩军中去了。
这样，进行了两年的板门店谈判停战协定就难以签订，此举激怒了中朝两军。想到美军可能背后撑腰，杨勇的干劲上来了：主打李韩军，捎带着给美军一点颜色。彭德怀赞成杨勇的看法，致电毛泽东，建议给李韩军以严重打击，再歼敌1.5万人。第二天，毛泽东回电同意。
1953年7月13日深夜10点，杨勇一声令下，志愿军炮兵1000门大炮一起怒吼，二十兵团3个突击集团在友邻配合下，向李韩军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开始突击。一小时后，敌人的前沿阵地全面突破。
家喻户晓的“奇袭白虎团”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次战役中。这时，敌人吃惊地了解到指挥这场战役的，是年仅40岁却身经百战的新任二十兵团司令员杨勇；还发现杨勇指挥过的装备现代化的第16军也调上来了，看样子还要大打。
这时，美国、李承晚一致同意停战。金城反击战役，是抗美援朝中的最后一战，志愿军向前推进了192.6公里，给了敌军以致命的一击，拉平了金城东南14公里至西南16公里的一条弧线。美国人因此认识了杨勇，说他打仗很“鬼”。南朝鲜更认识了杨勇，他们把金城这一仗比作二战的柏林战役。杨勇在朝鲜期间，忠实地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受到金日成和朝鲜人民的赞扬，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军政兼优，智勇双全
1966年5月，“文革”狂潮汹涌，杨勇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和迫害，被无休止地揪斗并一度入狱达6年之久。1973年，毛泽东发话：那位杨勇上将，还要继续“扬勇”啊，要把他放在独当一面的地方去！于是，杨勇赴新疆工作，出任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区党委第二书记。1975年8月，又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杨勇来新疆以后，不顾“四人帮”的压力，领导各族干部和群众，批判派性，解放干部，加强部队建设，为消除动乱局面，促进安定团结，作出了巨大努力，使新疆形势向安定团结的方向发展。
1977年9月，由兼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提议，杨勇调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三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和列席常委。1980年1月，任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同年8月任总参谋部党委第二书记。期间，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呕心沥血，战斗到最后一息”。
1983年1月6日，杨勇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