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邮政局工作，负责邮寄和收寄包裹。在这个四通八达的时代，寄包裹的人实在不多，而那个女人又常常来，所以我记住了她。她是我们胡同口卖煎饼的，40岁出头的样子，个子很矮，嗓门挺高。
　　起初，我对她有些不屑，甚至是反感。她每次来，都寄一些不值钱的杂物，帽子、毛衣、电池、汤匙、饼干、咸菜等等。而她又特别丢三落四，常常是把东西都放到了柜台上，才忽然想起来还差一样什么，就让我看着，她跑回去拿。
　　有一次，她把包裹拿到邮局后，发现又落了一样东西，匆忙跑回家后，她拿来了一双厚厚的棉袜子。她缝包裹的时候，我忍不住劝她：“你不如直接寄点钱回去，让他们自己买，何必寄东西呢，邮费这么贵。”她叹了口气说：“老人岁数大了，腿脚不方便，让别人去买，常常是东西没买来，钱也不见了。”
　　“是给你父母亲寄吗？”我有点好奇。“我妈。”她轻轻说。
　　后来我就看出来了，那包裹一定是给她母亲寄的。因为只有女儿对母亲，才会那么的细心周到，生怕给少了。比如有一次，她要寄一些奶粉和豆腐干，自己带来的箱子太小，挤了半天还差两袋奶粉塞不进去。我告诉她有大一点的箱子卖，一个7块钱。她犹豫了半天，还是拜托我帮她看一下东西，然后跑向了邮局对面的商店。
　　我以为她要再买些什么，却见她指着店门口的空纸箱，跟店主说着什么。原来她想跟人家要大些的纸箱。那个店主摇摇头，没有给她。她立即跑去另一家，比比划划地说了半天，人家还是摇头。她焦急地跑过一家家商店，小小的个子，凌乱的头发，破旧的外衣。我看着，心里忽然有些感动。
　　其实，少寄两袋奶粉也没什么吧，反正以后还可以再寄。况且，她的经济也是那么拮据，少寄几次想必母亲不会埋怨吧。
　　后来她高兴地拿了一个破纸箱来，问我能不能用。那么破肯定是不能用了，可我怕她失望，就帮她在箱子上密密实实地缠了一些透明胶带，费了半天劲，总算能用了。她看着打好的包裹，由衷地笑，一个劲地说：“你可真好，谢谢了，多谢你了。”
　　“不客气。”我说，“老太太有你这么孝顺的闺女，真是有福气。”
　　她又叹气，摇摇头说：“几年见不到一面，哪敢说孝顺啊。老太太想我想得眼睛都瞎了。唉，天大的不孝啊。”
　　“几年都不回去吗?”
　　“嗯。回去一次就是几千块，卖煎饼一年赚的钱也不够回一次家的。回不起啊。”
　　我从来不知道，回不起家该是怎样的心情，但她眼里流露出的无奈和悲伤，让我这个旁观者感到难受。
　　那以后，每次路过胡同口，我都会多买一些煎饼。她的煎饼做得不错，只是利润太微薄。而她寄包裹的频率越来越大了。寄的东西，也与以往不一样。先是寄些营养品，后来寄了几次药。
　　直到那一次，她拿了一个小包裹来，我打开，里面是一套黑布衣裤，是寿服。我暗自吃惊，抬头看时，才发现她的眼睛有些红肿。那是唯一的一次，她只寄了这一样东西。
　　我默默地给她办好邮寄手续，把收据递给她。
　　她忽然低下头说：“大概是最后一次寄包裹了。”声音有些哽咽。
　　我心里一酸，问：“老太太……”“快要不行了，估计也就这个月的事了。”她说着，抬手抹了抹眼泪：“我想打个电话。”
　　 “好。”我赶紧把柜台上的公话拿给她。她笨拙地拨了号码，用方言说起来：“……婶子身边不能离人……我不回去了，婶子不行那天，千万告诉我，我在这摆个灵堂，哭她几声……”
　　挂了电话，她眼睛红红的。
　　 “不是你妈吗？怎么是婶子？”我听得不对劲。
　　 “说来话长了。”她吸吸鼻子，黝黑的面颊上还挂着泪痕，“是我继母，按说该叫妈，可是哥哥姐姐都不认她做妈，我也就跟着叫婶子了。”
　　原来，她自幼丧母，父亲再娶时，她才两岁。继母是同村女子，因为聋哑嫁不出去，30岁时才跟了父亲。继母自己没有生育，只当她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对她万般的好。一次她羡慕同村孩子吃油条，继母便跑到别人家里要。被赶出来后，又跑去另外一家，不知道挨了多少拳脚，才要来半根油条给她。一个聋哑人，平时已经受尽人们的白眼和欺辱，却还用尽全力地想让她活得好。后来她出来打工，常年在外，继母想她想得双眼失明。她的哥哥姐姐与继母感情一直不好，谁也不愿意负担她。残疾的继母独自过日子，艰辛可想而知。家里每来一个人，继母都要上去摸索，看是不是她回来了。她想把继母接到身边，可是，一提起这事老公便要与她离婚。其实他们那个巴掌大的家，也实在无法再收留一个人。于是她只能把所有的生活用品寄回去，一切继母需要的东西，她都寄。就这样，她养了继母十几年，但她还是深深内疚和自责。现在，继母已经瘫在床上动弹不得，估计是要寿终正寝了。
　　“不过，感谢老天爷，”她说，“她身体那么不好，居然能活到70岁。我真是知足了。”
　　听着她的话，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她自己已经做到能力的极限了，却还不停地深深自责；她这样自责着，却还知足地感谢老天。
　　我忽然想起，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没去看我母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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