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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赚钱的浙商争先恐后投身创业投资的大跃进中。最土的钱以最洋的名头做着几十年来未变的拆借生意
在德清县，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刘晓人案让当地的经济倒退5〜10年，这里的大小老板们几乎全体沦陷于刘的集资诈骗案中。然而，在职业的创投人士看来，这起悲剧的发生在意料之内、情理之中。
早在“刘晓人案”之前，全民创投的浪潮已在浙江掀起，浙商们把创投公司看成是最时髦、最便捷的创富工具。2006年以来的高峰时期，浙江平均每个县兴起近百家投资公司，仅在杭州注册的就有800余家。杭州最豪华的写字楼——公元大厦成了创投公司最密集的集散地，浙商领袖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联合其他11家知名浙江民企成立了浙商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几十年来赚辛苦钱的浙商在创投浪潮中跃进。在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的印象里，浙商做投资的风潮始于2006年下半年。那时，股市开始上扬，不断有新经济公司在海内外IPO。“起初，做PE（私募股权投资）投资的特别多，后来又兴起做风险投资。”汪力成说。近两三年，不断有人来找他，想一起看项目、找项目，至少有3拨人曾提出和他一起成立投资公司。
是什么激发了浙江商人们的投资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浙江变异了的投资产业链上，链接LP（有限合伙人）与GP（一般合伙人，基金管理者）的是以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新经济标杆和雅戈尔创始人李如成做pre-IPO的创富神话。浙商们津津乐道，阿里巴巴的成功上市让其投资方软银获得高达71倍的投资回报；2007年，宁波服装大佬李如成通过参股中信证券、广博股份和宁波银行等，获得股权投资回报170多亿元。
在浙江，这样的情况很常见：一两家企业作为发起人，拉另外几个企业加入，每家拿出几千万元成立一个人民币基金，请一个团队来做企业上市前的股权投资或风险投资。“他们大多是做服装、五金、贸易等传统产业出身，有丰富的创业经验，财富积累比较早，但做得很辛苦，厌倦了用最传统的方式赚最辛苦的钱。尤其去年的金融危机对他们打击很大，他们很多人想卖掉工厂，转型做投资、做LP（有限合伙人）。”诺亚财富管理中心总裁汪静波说。2008年，诺亚财富帮助红杉资本募集人民币基金10亿元，汪静波对浙江本土LP有着印象深刻的群体印象。
两年前，温州成立了浙江省第一个人民币基金，募集资金9亿元。但这个基金没能顺利运作下去，很快被清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LP把这只基金看成是自己投资的一个公司，把自己看成是公司股东。基金每投资一个项目都要由LP共同来判断，LP成了投资经营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导致GP没有运作空间，最终退出。
一个基金从募集到封闭运作，基本的游戏规则是：LP把资金委托给个人或者机构，定好周期、回报以及分配机制后，不能过多干涉委托平台的投资行为。但是这个游戏规则在浙江有些水土不服。“很多浙江本土LP都要随时了解GP的一举一动，关注每一个项目细微的进展情况，甚至要对每个投资决策发表自身的意见。”任强（匿名）说，他是浙江某创投机构的资深合伙人，做投资之前，曾在IT行业摸爬滚打了13年。他的感触是，IT圈浮躁，浙江的创投圈更浮躁。“浙江企业主转型做LP，却没有一个职业的LP心态。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直觉和过去创业的经验。”任强说。
LP强势干预，GP只能迁就妥协，而且活跃在浙江的GP与LP一样，大多不够专业，半路出家。“很多GP，表面上有经验，其实并没有。他们有的来自证券公司里的投行部，有的是一些基金经理。
他们顶多算票友，过去的经验和管理一笔基金是两回事。”中科企业家学院执行院长潘强龙说，他的学生中有不少人转型做投资。一次，一个学员对他讲，我请到一个很职业的GP，他原来是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副总，对怎么把一个企业做上市很有经验。还有的本土LP，因为请不到职业的GP，干脆让原公司里的财务人员负责操作，自己上阵去找项目，看项目，扮演半个GP。
“把自己偶然的成功当作规律，把胆大当作智慧，以短期逐利的心态从事创业投资。这是浙江创投圈普遍存在的问题。”潘强龙说。
刘晓人入狱前有着民间创投第一人和“天使大哥”等称号，事实上他在做的，仍然是拆东墙补西墙的高息拆借生意。刘晓人不是个案，而是一个群像的写照。近年来，许多继续活跃在浙江的所谓创业投资机构，其所从事的与几十年来浙江地下金融业有着高度关联。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民营企业发达，金融服务跟不上，开始流行“抬会”。其模式是：若干人组成一个会，以经济上的相互扶助为主要目的，聚拢各自的资金，会员们轮流使用，用的人支付利息，不用的人吃进利息。当时，“抬会”里集资的主要用途是投资工厂、办实业，由此催生出一大批早期的浙江制造业企业。80年代末，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大量“抬会”的资金链出现断裂，由此导致浙江大批企业破产倒闭。
90年代中期以后，地下钱庄成为“抬会”的变身，其存在形式主要是：典当、担保，从事资金的高利拆借。在这一轮里，资金的风向从实业转向了房地产，破坏性的创新无处不在：拍卖到一块土地，拿到土地证，先不付钱，拿土地证到银行贷款，然后拿贷款支付土地费用，接着利用地下钱庄的通道来集资建房。这一轮一直持续了十多年。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仍然有浙商因短贷长投，倒在资金链断裂的血泊中。
“一直活跃的地下钱庄到了21世纪又有了新名头，做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但资金的来源是一样的，出资人的心态和他们过去做抬会、做担保时一样，是做短期拆借的心态。而资金听上去有了新去处，不投工厂、房地产，而是投新经济、新模式，但实际上很多钱被不规范的LP拿去做高利贷的生意。”潘强龙说。
刘晓人案也许会让浙商投资互联网的热潮有所降温，但创投浪潮并未褪去，下一轮投资泡沫正在兴起。新能源已经成为浙商鏖战的战场。从这一轮到下一轮，你方唱罢我登场。接力棒在不同的主角中传递，不变的是涌动的泡沫。
在德清县，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刘晓人案让当地的经济倒退5〜10年，这里的大小老板们几乎全体沦陷于刘的集资诈骗案中。然而，在职业的创投人士看来，这起悲剧的发生在意料之内、情理之中。
早在“刘晓人案”之前，全民创投的浪潮已在浙江掀起，浙商们把创投公司看成是最时髦、最便捷的创富工具。2006年以来的高峰时期，浙江平均每个县兴起近百家投资公司，仅在杭州注册的就有800余家。杭州最豪华的写字楼——公元大厦成了创投公司最密集的集散地，浙商领袖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联合其他11家知名浙江民企成立了浙商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几十年来赚辛苦钱的浙商在创投浪潮中跃进。在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的印象里，浙商做投资的风潮始于2006年下半年。那时，股市开始上扬，不断有新经济公司在海内外IPO。“起初，做PE（私募股权投资）投资的特别多，后来又兴起做风险投资。”汪力成说。近两三年，不断有人来找他，想一起看项目、找项目，至少有3拨人曾提出和他一起成立投资公司。
是什么激发了浙江商人们的投资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浙江变异了的投资产业链上，链接LP（有限合伙人）与GP（一般合伙人，基金管理者）的是以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新经济标杆和雅戈尔创始人李如成做pre-IPO的创富神话。浙商们津津乐道，阿里巴巴的成功上市让其投资方软银获得高达71倍的投资回报；2007年，宁波服装大佬李如成通过参股中信证券、广博股份和宁波银行等，获得股权投资回报170多亿元。
在浙江，这样的情况很常见：一两家企业作为发起人，拉另外几个企业加入，每家拿出几千万元成立一个人民币基金，请一个团队来做企业上市前的股权投资或风险投资。“他们大多是做服装、五金、贸易等传统产业出身，有丰富的创业经验，财富积累比较早，但做得很辛苦，厌倦了用最传统的方式赚最辛苦的钱。尤其去年的金融危机对他们打击很大，他们很多人想卖掉工厂，转型做投资、做LP（有限合伙人）。”诺亚财富管理中心总裁汪静波说。2008年，诺亚财富帮助红杉资本募集人民币基金10亿元，汪静波对浙江本土LP有着印象深刻的群体印象。
两年前，温州成立了浙江省第一个人民币基金，募集资金9亿元。但这个基金没能顺利运作下去，很快被清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LP把这只基金看成是自己投资的一个公司，把自己看成是公司股东。基金每投资一个项目都要由LP共同来判断，LP成了投资经营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导致GP没有运作空间，最终退出。
一个基金从募集到封闭运作，基本的游戏规则是：LP把资金委托给个人或者机构，定好周期、回报以及分配机制后，不能过多干涉委托平台的投资行为。但是这个游戏规则在浙江有些水土不服。“很多浙江本土LP都要随时了解GP的一举一动，关注每一个项目细微的进展情况，甚至要对每个投资决策发表自身的意见。”任强（匿名）说，他是浙江某创投机构的资深合伙人，做投资之前，曾在IT行业摸爬滚打了13年。他的感触是，IT圈浮躁，浙江的创投圈更浮躁。“浙江企业主转型做LP，却没有一个职业的LP心态。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直觉和过去创业的经验。”任强说。
LP强势干预，GP只能迁就妥协，而且活跃在浙江的GP与LP一样，大多不够专业，半路出家。“很多GP，表面上有经验，其实并没有。他们有的来自证券公司里的投行部，有的是一些基金经理。
他们顶多算票友，过去的经验和管理一笔基金是两回事。”中科企业家学院执行院长潘强龙说，他的学生中有不少人转型做投资。一次，一个学员对他讲，我请到一个很职业的GP，他原来是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副总，对怎么把一个企业做上市很有经验。还有的本土LP，因为请不到职业的GP，干脆让原公司里的财务人员负责操作，自己上阵去找项目，看项目，扮演半个GP。
“把自己偶然的成功当作规律，把胆大当作智慧，以短期逐利的心态从事创业投资。这是浙江创投圈普遍存在的问题。”潘强龙说。
刘晓人入狱前有着民间创投第一人和“天使大哥”等称号，事实上他在做的，仍然是拆东墙补西墙的高息拆借生意。刘晓人不是个案，而是一个群像的写照。近年来，许多继续活跃在浙江的所谓创业投资机构，其所从事的与几十年来浙江地下金融业有着高度关联。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民营企业发达，金融服务跟不上，开始流行“抬会”。其模式是：若干人组成一个会，以经济上的相互扶助为主要目的，聚拢各自的资金，会员们轮流使用，用的人支付利息，不用的人吃进利息。当时，“抬会”里集资的主要用途是投资工厂、办实业，由此催生出一大批早期的浙江制造业企业。80年代末，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大量“抬会”的资金链出现断裂，由此导致浙江大批企业破产倒闭。
90年代中期以后，地下钱庄成为“抬会”的变身，其存在形式主要是：典当、担保，从事资金的高利拆借。在这一轮里，资金的风向从实业转向了房地产，破坏性的创新无处不在：拍卖到一块土地，拿到土地证，先不付钱，拿土地证到银行贷款，然后拿贷款支付土地费用，接着利用地下钱庄的通道来集资建房。这一轮一直持续了十多年。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仍然有浙商因短贷长投，倒在资金链断裂的血泊中。
“一直活跃的地下钱庄到了21世纪又有了新名头，做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但资金的来源是一样的，出资人的心态和他们过去做抬会、做担保时一样，是做短期拆借的心态。而资金听上去有了新去处，不投工厂、房地产，而是投新经济、新模式，但实际上很多钱被不规范的LP拿去做高利贷的生意。”潘强龙说。
刘晓人案也许会让浙商投资互联网的热潮有所降温，但创投浪潮并未褪去，下一轮投资泡沫正在兴起。新能源已经成为浙商鏖战的战场。从这一轮到下一轮，你方唱罢我登场。接力棒在不同的主角中传递，不变的是涌动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