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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画伏羲是近20年的事。1992年春,甘肃丝绸之路协会成立,我借调驻会做日常事务,后又分工伏羲文化。在穆永吉、应中逸、邓成城、于忠正等协会领导和专家学者的指导、帮助下,参与和主编了与伏羲相关的展览、图书的出版。近五年来,更是集中精力,三易其稿,完成了《伏羲画传》,前不久已正式出版。
作为中华人文始祖的伏羲,乃三皇之首、百王之先,距今至少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伏羲的形象,我见到的有人首蛇身的半人半兽型和全人型,而全人型又分有角和无角两类。我画伏羲,过去自然以这些原型为依据,处于临摹仿画阶段。
经过十年“文革”冰火磨难,知悟人神关系“天命”的我醒悟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尽管“羲皇故里”天水是我的故乡,我在那里求学、工作30多年,对这位人类始祖始终怀着虔敬之情,神往已久。但是,伏羲依然不属神格。因此,我笔下的伏羲不再是神的模样。
走下神坛的伏羲应该是什么形象呢?我开始了近20年的探索。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伏羲和他的氏族生活在距今约8500~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照搬这些结论,无法勾画出伏羲的具体形象。为此,我读了许多关于伏羲的古籍、论著和文学作品,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学科的书刊;也曾沿着伏羲氏族的足迹,探涿鹿,登常羊,谒黄陵,临曲阜,访蓝田,抱病奔走于葫芦河流域的古成纪、牛头河源的轩辕之丘、洮岷河谷的古羌之野以及黄淮间的中原大地;并借美国罗德岛州探亲之际,专程前往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印第安部落博物馆进行考察,将书本上的文字记载予以印证。
考察中,我格外留意散落和湮灭在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那些曾被列入另册的所谓迷信糟粕的习俗,从而捡得了许多有助于廓清远古迷雾的“活化石”。比如流行于陕、甘、晋、豫的民间剪纸扫天婆,其造型就蕴涵了女娲补天神话的丰富历史内涵,人物手中的抓鸡和头上的发髻是扫天的巫具,以西王母为化身的远古女始祖所戴之胜即是这支神奇的扫帚。这支扫帚后来通过取代女巫的觋(男巫),又演变为太监手中的佛尘。这支扫帚鬼使神差地又成为西方女巫的骑乘。再如甘青地区所谓的毛鬼神,究竟与南方少数民族乡镇的茅谷斯有无瓜葛……最发人深省的是对羊皮鼓(又称旋鼓、扇鼓)的诠释。在长期考证中,我的结论是:羊皮鼓声,特别是鼓柄叶环发出的欻拉声,有驱狼护羊的功效,这种声音源自响蛇角质环尾和摇动干瓠;羊皮鼓手的装扮,五官为人面,脑后彩辫为蛇身,这种扮相正是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明确指出的半人半兽化图腾。这样,羊皮鼓就与我们的人文始祖有了直接联系,不是过去一句“筮火跳神”就可以轻率否定的。
在相关资料的搜集、研究中,我觉得要有一种谨慎的心态,力戒固守成见,先入为主。2008年初,因孩子职业的改变,我与夫人去香港小住,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泡在九龙大角咀的图书馆里翻阅、抄录了大量的文字和形象资料,一些与内地观点迥异的学术论文对我启发很大。比如我国的地理环境对历史形成的影响,比如史前大洪水在全球的涉及,比如远古禅让制产生的缘由等,都让我眼界大开。回到兰州后,我不惜花费一年半的时间,毅然再改初稿。
通过十多年的学习考察,我从伏羲文化的思索研究中受益匪浅,一个自认为真实的伏羲从神坛上朝我们走来,他不再是神,而是带着人性的光辉重返人间。虽然不再是神,但他依然受到尊奉,因为毕竟是他和他所在的那个民族、那个时代,把我们的祖先从野蛮引向文明,使中华民族虽历经千难万险,仍自强不息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在伏羲复归的思考中,我发现了易学的许多理念与唯物史观是相通的。如治国(伏羲时代后期是方国)齐家平天下(处理方国之间的关系),既要有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精神,又要有地势坤深德戴物的胸怀,一张一弛,才有所成。在审时度势和待人接物上,切忌极端和矫枉过正,善于掌握“否极泰来、泰极否至”的适度。复归人间的伏羲不再是神灵,但依然杰出。杰出何在,要给予历史、科学的表述。如果一写杰出,就超越时代,无比英明,甚至隐过扬善,大书特书,无疑又把他推上了神坛。我在编绘《伏羲画传》时,对于这位人文始祖的功过是非很是费了心思,尽力使其符合历史的真实。
“作画形易而神难。”(袁文《论形神》)“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陈郁《藏噶话腴》)走下神坛的伏羲不再有神的气息、神的模样。这就是我心目中伏羲造型的“神”。
这位六七千年前的人文始祖的外形自然要符合所处时代的特征,他的发型、佩饰、衣着、用具以至他的生活环境要从当时的考古发掘、古籍文学和民间习俗中去参照和推想,特别是他的气质更是要以现代人的情感去移植模拟。当然,由于学说和审美趣味的差别,不同画家笔下的伏羲是有差异的。
对于伏羲造型的多样性,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众所周知,伏羲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部族首领,也是一群经历了几十代的民族群体。这个群体里,除了女娲,肯定还有许许多多脾性、才能、体貌各异的人物。这些人物进入艺术作品成为角色,虽然异彩纷呈,但其个性中必然具有伏羲氏族的共性。同时,又要看到这是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氏族成员的分化是一种趋势。“知欲诈愚,勇欲恐怯,强者凌弱,众欲暴寡。”所以,在为这个氏族群体造像的时候,应当善于把握这种多样和冲突。
我画伏羲,起初虽然使用毛笔,也用宣纸,但由于对中国画知知甚少,以“形似”为目标,故停留在苏东坡所说的“与儿童邻”的层次。后来,在漫友李鼎元先生的影响和指点下,开始学用中国画论,此时的伏羲造像才算入门。自从事《伏羲画传》的编绘后,深感自己国画功力的单薄,而这本画传的画面竟达1600多幅,还要考虑到以后改编动漫的衔接。于是我放弃了原先的打算,改毛笔为蘸笔,改宣纸为漫画专用原稿纸,在造型的技巧上吸收了钢笔画和卡通的表现方法。
作为中华人文始祖的伏羲,乃三皇之首、百王之先,距今至少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伏羲的形象,我见到的有人首蛇身的半人半兽型和全人型,而全人型又分有角和无角两类。我画伏羲,过去自然以这些原型为依据,处于临摹仿画阶段。
经过十年“文革”冰火磨难,知悟人神关系“天命”的我醒悟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尽管“羲皇故里”天水是我的故乡,我在那里求学、工作30多年,对这位人类始祖始终怀着虔敬之情,神往已久。但是,伏羲依然不属神格。因此,我笔下的伏羲不再是神的模样。
走下神坛的伏羲应该是什么形象呢?我开始了近20年的探索。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伏羲和他的氏族生活在距今约8500~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照搬这些结论,无法勾画出伏羲的具体形象。为此,我读了许多关于伏羲的古籍、论著和文学作品,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学科的书刊;也曾沿着伏羲氏族的足迹,探涿鹿,登常羊,谒黄陵,临曲阜,访蓝田,抱病奔走于葫芦河流域的古成纪、牛头河源的轩辕之丘、洮岷河谷的古羌之野以及黄淮间的中原大地;并借美国罗德岛州探亲之际,专程前往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印第安部落博物馆进行考察,将书本上的文字记载予以印证。
考察中,我格外留意散落和湮灭在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那些曾被列入另册的所谓迷信糟粕的习俗,从而捡得了许多有助于廓清远古迷雾的“活化石”。比如流行于陕、甘、晋、豫的民间剪纸扫天婆,其造型就蕴涵了女娲补天神话的丰富历史内涵,人物手中的抓鸡和头上的发髻是扫天的巫具,以西王母为化身的远古女始祖所戴之胜即是这支神奇的扫帚。这支扫帚后来通过取代女巫的觋(男巫),又演变为太监手中的佛尘。这支扫帚鬼使神差地又成为西方女巫的骑乘。再如甘青地区所谓的毛鬼神,究竟与南方少数民族乡镇的茅谷斯有无瓜葛……最发人深省的是对羊皮鼓(又称旋鼓、扇鼓)的诠释。在长期考证中,我的结论是:羊皮鼓声,特别是鼓柄叶环发出的欻拉声,有驱狼护羊的功效,这种声音源自响蛇角质环尾和摇动干瓠;羊皮鼓手的装扮,五官为人面,脑后彩辫为蛇身,这种扮相正是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明确指出的半人半兽化图腾。这样,羊皮鼓就与我们的人文始祖有了直接联系,不是过去一句“筮火跳神”就可以轻率否定的。
在相关资料的搜集、研究中,我觉得要有一种谨慎的心态,力戒固守成见,先入为主。2008年初,因孩子职业的改变,我与夫人去香港小住,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泡在九龙大角咀的图书馆里翻阅、抄录了大量的文字和形象资料,一些与内地观点迥异的学术论文对我启发很大。比如我国的地理环境对历史形成的影响,比如史前大洪水在全球的涉及,比如远古禅让制产生的缘由等,都让我眼界大开。回到兰州后,我不惜花费一年半的时间,毅然再改初稿。
通过十多年的学习考察,我从伏羲文化的思索研究中受益匪浅,一个自认为真实的伏羲从神坛上朝我们走来,他不再是神,而是带着人性的光辉重返人间。虽然不再是神,但他依然受到尊奉,因为毕竟是他和他所在的那个民族、那个时代,把我们的祖先从野蛮引向文明,使中华民族虽历经千难万险,仍自强不息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在伏羲复归的思考中,我发现了易学的许多理念与唯物史观是相通的。如治国(伏羲时代后期是方国)齐家平天下(处理方国之间的关系),既要有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精神,又要有地势坤深德戴物的胸怀,一张一弛,才有所成。在审时度势和待人接物上,切忌极端和矫枉过正,善于掌握“否极泰来、泰极否至”的适度。复归人间的伏羲不再是神灵,但依然杰出。杰出何在,要给予历史、科学的表述。如果一写杰出,就超越时代,无比英明,甚至隐过扬善,大书特书,无疑又把他推上了神坛。我在编绘《伏羲画传》时,对于这位人文始祖的功过是非很是费了心思,尽力使其符合历史的真实。
“作画形易而神难。”(袁文《论形神》)“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陈郁《藏噶话腴》)走下神坛的伏羲不再有神的气息、神的模样。这就是我心目中伏羲造型的“神”。
这位六七千年前的人文始祖的外形自然要符合所处时代的特征,他的发型、佩饰、衣着、用具以至他的生活环境要从当时的考古发掘、古籍文学和民间习俗中去参照和推想,特别是他的气质更是要以现代人的情感去移植模拟。当然,由于学说和审美趣味的差别,不同画家笔下的伏羲是有差异的。
对于伏羲造型的多样性,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众所周知,伏羲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部族首领,也是一群经历了几十代的民族群体。这个群体里,除了女娲,肯定还有许许多多脾性、才能、体貌各异的人物。这些人物进入艺术作品成为角色,虽然异彩纷呈,但其个性中必然具有伏羲氏族的共性。同时,又要看到这是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氏族成员的分化是一种趋势。“知欲诈愚,勇欲恐怯,强者凌弱,众欲暴寡。”所以,在为这个氏族群体造像的时候,应当善于把握这种多样和冲突。
我画伏羲,起初虽然使用毛笔,也用宣纸,但由于对中国画知知甚少,以“形似”为目标,故停留在苏东坡所说的“与儿童邻”的层次。后来,在漫友李鼎元先生的影响和指点下,开始学用中国画论,此时的伏羲造像才算入门。自从事《伏羲画传》的编绘后,深感自己国画功力的单薄,而这本画传的画面竟达1600多幅,还要考虑到以后改编动漫的衔接。于是我放弃了原先的打算,改毛笔为蘸笔,改宣纸为漫画专用原稿纸,在造型的技巧上吸收了钢笔画和卡通的表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