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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剑，浙江衢州人。浙江省作协、中国化工作协会员。作品曾发表于《诗歌月刊》《江南诗》《青年作家》《山西文学》《野草》《山东文学》《边疆文学》《十月少年文学》《品味-浙江诗人》《浙江散文》《大观东京文学》《椰城》等期刊。
“那么，你真杀人了？”
“是的。你知道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吃阿普唑仑。这药有时会让人倦乏。这段时间，特别入冬之后，我睡眠一直不好，深睡眠时间少，所以容易多梦。好几次半夜醒来，刚才的梦境就沉甸甸地摆在手边，简直像每天的KPI考核一样实在。我不敢看时间，担心余下稀薄的睡眠会因此受影响。有时反过来，阴沉沉的白天，也像夜晚，而你看到的那些人，就像在梦境中。有天下午开董事会，总之是那些程式化的发言吧，混乱的数据，模糊的语调，然后做出重大投资决策。那天，忽然就所有人都看着我，我明白，是该我发言的时候了。但我确实不想说任何话。在众人的目光中，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闭上眼睛。是个梦吧，我告诉自己。一切醒来就会不存在，不是吗？总之，现在，很多事变得不确定了，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但我肯定，我是真的用刀捅了一个人，用的平时摆放在书桌上的那把拉孜藏刀。2016年西藏自驾游，在八角街的路边无意中买下。契诃夫说过，如果你在第一幕里写墙上挂着一把枪，后边一定要放枪。你看，我所读过的那些书，就这么一五一十地左右着我的生活。或者反过来，我的所谓的人生，最后只不過验证了那些早就写下的文字。谁知道呢？那血流下来，粘糊糊地，沾满了我的右手，像手里捏着一个破掉了的热水袋。我在水龙头下面搓洗了很久，热水器尖锐地鸣叫，水从冰凉到渐渐滚烫，然而一直冲洗不干净。最后，我用洗脸的毛巾擦干净手和刀，把刀子重新放置在书桌上，放在那些诗集和小说集中间，然后把那条白色毛巾丢在楼下的垃圾箱里。我记得很清楚，专门丢在那个红色的不可回收类别的桶里。我希望现在它已经在垃圾焚烧炉里化为灰烬。”
“是今天晚上的事？”
“对。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四十岁生日。刚才我一直在开车，没有导航，不看百度地图，就沿着320国道线一路开下去。一开始还有方向，有标识，到现在，完全不知道开到那儿了。一条崭新的路，柏油路面干干净净。一直在听一首歌，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这首歌比我还大几岁，是皇后乐队在1975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A Night at the Opera》中的单曲。很奇怪，你与一首歌的缘分，跟一个人的缘分差不多。很多时候，遇见就遇见了。先前并不喜欢，他们的长头发，呃，同性恋？但前天第一次听，把我听哭了。真的。我原以为是那种浮夸的，暴烈的，叛逆的音乐，想不到却是那种清澈的，忧伤的，脆弱的，破碎的，像一个孩子般的中年男人，像他即将粉碎的人生。这几天，我一直在反复地听，反反复复地，循环地听。哪怕是今天傍晚。我一直在用山水音响，开到最大声，单曲循环。即使在我杀人的同时。”
“为什么？是这首歌让你产生了杀人的想法？”
“应该说与这首歌无关。事实上，我怀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杀过一个人。那时我住在一个矿区里……”
“你指的是你的小说《造谣》？我以为那是虚构的。”
“你知道，一个作家无法完全虚构一个故事。事实上，我确实在那个矿区呆过。那个矿区，就像我小说里写的那样，是个封闭的小社会。那年，也真有个孩子离家出门，去投奔河南少林寺学功夫。那孩子是我的朋友，可笑的是，现在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他的名字。”
“他在小说中叫王建国。”
“可能吧。有时我只是随手写个名字。已经有读者向我反映了，我好几个小说中都出现了王建国的名字，问我是否有何深意？其实完全没有。这名字就是刚好摆在我手边的烟卷，我只是顺手点燃它，放到嘴边。”
“那小说中被杀掉的孩子，是否真实存在呢？”
“应该是的。记得那年我十三岁，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那个夜里，我确实好像用刀子，或其它什么工具，捅了一个阻挡我的人，一个比我更大一点的小孩。跟小说不同的是，那天我并没有爬到那座山上去看高音喇叭。正像我的责任编辑说的那样，一个在矿区长大的孩子，怎么会以为高音喇叭就是‘造谣’本身呢？不同的是，那天我其实是沿着公路一直往前走。你知道，那天晚上的月光很好，八十年代的水泥马路在月光下是很明亮的。我一直往前走，希望能走到县城，或者其它更远的地方。那个晚上我好像一直在不断地走路，好像就那么一路走到天亮，直到矿区里赶出来的解放大卡带着父母，把我逮到。”
“后来呢？”
“后来也没什么，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也许是父母都吓坏了。很奇怪，不是吗？我一如既往地继续读完矿区小学，然后到县城读中学，读大学，然后工作，一直到今天。”
“那个孩子呢？那个被你用螺丝刀或其它什么工具捅了肚子的孩子？”
“不知道。好像那件事被谁刻意隐瞒了。你知道，那是个奇怪的年代啊。”
“所以你也不能确定你在十三岁那年就真的杀了一个人，是吗？”
“但我总因此做梦，在梦中一次次地杀了一个人，事实确凿无疑，醒来时心砰砰地跳，整个人仿佛躺在水里。唯一不确定的，那个被我一次次杀掉的，那个倒霉的家伙，究竟是谁？他总是模糊的，身高，年龄，性别。但他同时又无比真实，触手可及，像一个跟我相处了多年的旧人。”
“那么，是否可以推论，你说你傍晚杀掉一个人，或许也是个梦呢？”
“这个不同。这个是真实的。我完全清楚。毕竟是几个小时之前的事。我现在拿着手机，还感觉手上是黏糊糊的。——对不起，我刚才再次确认了一下。我的手现在很干净，指甲也剪得整整齐齐，但它是肮脏的，像我四十年的人生。我还记得她的脸，那张干净的脸，像栀子花一样的脸。我记得刀子捅进去的时候，如此顺滑，就像花瓣轻轻滑落到水面上。她的表情很安静，很坦然，仿佛早知道我会做这样的事。唯一吃惊的是我自己。”
“能告诉我她是谁吗？” “不，我不能说她的名字。”
“哦。你还好吗？”
“我不能说，我对太多事情都没有把握。就像现在我站在这个地方，左边是一大片收割后的稻田，肮脏的水洼，远远地看到一个长满香樟树的村子。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右边是丘陵，南方常见的红土矮山丘，上面种满了柑橘。这条马路，我站了这么长时间，甚至没有一辆车子经过。只有呼呼的风声。你听到了吗这风声？还有我车子里放的《波西米亚狂想曲》。隔着玻璃窗可能声音有点轻。但它好像一直响在我耳边。你说奇怪吗，在我四十岁生日的时候，与一首歌相遇，然后，我就像活在它里面了。被它完全吸进去了。它就像我一直想写的那种小说，是的，要有民谣，吉他独奏，要有歌剧和硬摇滚，要有六分钟夸张且任性的长度，和戛然而止的哭泣。它就是我。”
“你还好吗？”
“其实，确实也不太好。我在想那个可怜的女孩，她在如此美好的年纪，死在我手里。”
“能跟我说说她吗？——如果你不想说她名字的话。”
“嗯，其实本不该是她。今年年初在黄山脚底下，我跟朋友去拜访了一个大师，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我今年必将杀死一个人！”
“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这些的？”
“从来不信，反过来，我一再跟朋友去拜访那些所谓的大师，一次次与他们交锋。他们的五行八卦理论，占星术，相术，他们的察颜观色，他们的含糊其辞。所有算命的伎俩几乎都建立在一种混沌理论和心理暗示下，用似是而非的语言和瞬间察觉的信息，组织大概率的揣测，一步步引导你走向你自己早就知道的答案。这跟大部分管理咨询差不多。但那次不同。我们到他家时，他几乎就是一个你在单位里经常看到的中年男人，穿着普通，长像普通，泡茶递烟，然后一言不发。对，他不让你说话，而其它很多人甚至会诱导你说很多话，从中透露许多你自己的信息。他就在一旁陪着我，喝茶，抽烟。然后开始说话。他把我从小到大的经历，清晰地阐述了一遍。没有丝毫含糊，就是某年月日你遇见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就像干部履历表一样准确无误。我一开始有点惊讶，甚至怀疑是否有人透露过我的信息，玩串通好的游戏。但他说，你十三岁时杀过人。这让我彻底震惊了。仿佛我在他面前是透明的。我現在还无法回忆他的脸，那个房间里比较暗，我们的脸都浮现在室内久久未能散去的烟雾中。然后他说，‘你今年还会再杀一人。’我几乎呆住了。我问他，是否有法破解？他说，无法，命中双杀。但可以自己选择杀死的对象。”
“你说得我有点害怕了。”
“更害怕的是我自己。我走出去的时候，在客厅等我的朋友说我脸色铁青，整个人哆嗦得像风中的叶子。回来后我一直在想，不，我想的不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杀人，而是该选择谁。”
“这个，真可以选择？”
“是的，我确实很认真地考虑过，如果真要选择，会是谁。告诉你，我列表中第一个人是老K。对，我的顶头上司。公认的工作狂，优秀的能人，单位里的暴君。然后呢？其它方面几乎乏善可呈。我从未遇见过这样一个人，他生命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献给了工作，不，更准确地说，也许应该说是他的仕途。无数次，深更半夜接到他的电话，询问某工作报告中的数据细节。这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表现，而恰好是他夜间应酬完毕，一觉睡醒，顺便开始工作。你总会遇见这样的人，把工作报告当作综艺节目一样，在半夜三更看得津津有味。跟着他的人个个累得人仰马翻，耳石症，高血压，胆囊炎，等等。他自己也百病缠身，却仍然精力充沛。也许在中国，你会遇见很多这样的官员吧。在老K手下，你是无法有自己的私生活的。有次，本地报纸上登了我一首诗，虽然用的笔名。然后不知道谁向老K打了小报告。老K在某个会议开始前开玩笑，说，哟，我们中间出了个诗人啊，干工作就是要有才情，有诗意，才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然后在会议中，再次强调，要5+2、白+黑地干。是的，他们总是有办法，让你觉得你是错的。他们很多人在晚间喝酒、打牌，或做其它营生，偏生能每时每刻关注领导的电话和微信，第一时间点赞转发，仿佛他们永远战斗在工作第一线。而领导们喜欢这个。谁不喜欢全心全意的拥戴者呢？哪怕是假装的也好。毕竟大家都只是心照不宣的游戏罢。那段时间，我很焦虑，自己越来越像个工具，螺丝刀或者扳手。我不敢去读那些心爱的书，扪心自问，感觉自己不像一个合格的干部。我就像来自白区的地下干部，总觉得自己不洁，拼命要自我反省和检讨，揪出皮袍下的那个小来。”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痛苦。”
“表面上却是风光的，被重用，被提拔，不是吗？真正的冲突是在政府交办的南门街改造上。当时我对同济大学的方案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准备把沿街的旧店铺全部推倒，那些只不过是建国后到八九十年代的破旧建筑，毫无文物价值。他们的方案是全部采用明清徽派风格，打造一条类似杭州清河坊一样的仿古街。我反对的理由很简单，这样的仿古街太同质化，千篇一律。而南门街原来的旧房子，虽然没有文物价值，却是几十年来人们生活的处所，有生活体温。如果说价值，这是现代文物价值。然后老K在会上泼口大骂，说我什么小资产阶级情调，小肚鸡肠上不了台面，只合躲在暗处写几句破诗。”
“所以，你动了杀心？”
“是的，我想到了黄山那位大师说的话。我想，士可杀不可辱，或许应验在这里吧。然而没有，因政绩显著，老K很快被调到省里了。临行欢送酒宴，我随着人群，祝贺，敬酒，你知道我这脾气。然而他特意走过来敬我酒，说，你是有才的。这让我有点眼泪汪汪了。”
“也是喜剧收场。”
“是的。所以，老K不在我的名单了。第二个列入的名字是我妻子。”
“为什么？你不是一直爱她吗？”
“她的确很好，无可挑剔。结婚十年，是个称职的好妻子。直到最近，她终于对我无法忍受了。她说，她不喜欢我的看书，我的写作，我的发呆，我的对世界心事重重的模样。你看，可笑不，十年了，她终于说出来了。”
“就为这个，你要杀她？” “她提出离婚，你知道，这对我是致命的。我们如果婚姻有变化，要向组织汇报，要填写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这会毁了我的前程。我说过，我来自矿区，一个家家户户在一起吃晚饭的小社会。直到今天我还觉得，一大家族一起吃晚饭是件幸福的事。如果离婚，我的家人会怎么想？当然，还有我自己，你知道，我一直很自卑，我在竭力隐藏自己真实的内心，我知道我浅薄，怯弱，仿佛永远在双层玻璃后观察这个世界。我永远把自己躲在一个安全的角落。同时我是个好演员，会扮演完美角色，在场合上表现得得心应手。只有在家里，在周末我一个人整天躲在书房里时，那个孤单无助的小孩，才是我。而她，要毁了这些。我感觉被全世界抛弃了，像一个人站在一个孤零零的高处，所有的雨水都淋向我。我们已经分居了，同在屋檐下的分居，然而好几次我半夜醒来时，发现自己正站在她的床头，手里握着那把藏刀。而她睡得正香，仿佛世界一片美好。”
“所以，你终于还是……”
“我杀死的，不是她。是另一个女孩。可怜的女孩。她何辜，认识了我。她只有二十几岁，年轻，漂亮，像一朵刚绽放的花。你知道吗，她对我有多好。多少次，她会静静听我说那些破事。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不会嘲笑我。她愿意耐心地读我写下的文字，哪怕是阴郁的，癫狂的，病症的。有一次，在万达广场的星巴克，我用手机记下几句混乱的句子，一首诗？或许吧。其实非常普通的词，‘我是三次被放逐的王孙/一次是北方烽火，一次是宗室屠戮/一次是南方午睡中的遗忘与宽恕’，像我所有写过的文字一样矫情，苍白。但那一刻仿佛用尽了我全身的气力，仿佛我要用毕生的微不足道的苦难，来诠释这几行平淡无奇的诗。这是一种双重的悲哀。
“你是这么看待你自己的文字？还有你的人生？”
“那时，我无论如何也止不住泪水。是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在人声嘈杂处，在某个角落，我，一个中年男人，衣着光鲜，一败涂地，忽然就眼泪汪汪。我知道我的人生，我在几个战场作战，然后一一被打败。一次次，我想逃离，想杀死无形的对手。你知道吗，其实，真的是盈亏同源，成就你的事物，同时也在戕害你。所以海明威只能很男人地自杀，乔布斯会偏执地对待苹果公司和自己的胰腺炎，而李佛摩尔终于厌倦了一次次的触底反弹。哦，死亡，我们无法理解那些身处高处者为何还会选择自杀，其实，在那一刻，所有成绩与光荣都是虚无的，都已经清零，只有当下的痛苦，只有你的病，你的牙疼，你胃中的空落落，你所有一点点的不如意，是最真实的，专属的。”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我也知道，当时，在那里，万达广场星巴克朝南的没有窗户的角落里，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她就坐在我对面，不说话，只是安静地看着我。我想，她明白一切。她的拥抱温暖，柔软。她的身体像世上最完美的诗歌。我发现我几乎没有一分钟不去想她，醒来的第一秒钟，睡着时的梦里。钱钟书说，老男人恋爱，就像老房子着火。我开始恍惚，企图在梦中抓住什么。她的影子，她的笑。我几乎发狂地想知道，她每一分钟都在干什么，和谁在一起。皇后乐队的主唱弗雷德说，有时候我会冷汗涔涔地醒来，因为孤身一人而害怕。我也一样。一模一样啊。我始终在想，老天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一个女孩来到我身边，一个我终身都无法企及的女孩，一定是有什么意义。这意义远比我这个人重要。有天晚上，梦中醒来，我忽然明白了，大师为什么说我会杀人，而我自己可以选择。我必将选择一个我最爱的人，她如此美好，而我注定无法得到她。我不忍心她活在这个芜杂的，我们短暂相聚却注定要永远隔离的世上。事实上，在多年的梦中，我早就已经一遍遍地把刀子捅进她那无辜的身体，杀死了她。而我必将在现实中亲手杀死她。”
“你……”
“傍晚她过来，像悲剧的女主角，像漂浮在水面的奥菲利娅。我最后一次拥抱她，然后用刀子简单明了地捅进她的身体，就像我十三岁那年一样。仿佛是一次回归。如果命中注定要承担罪孽，就让它来吧。我看见她还是微笑的，好像早就想到这个结局。她叫杨柳。我亲手杀死了一棵可以相依为命的树。然后我出门，开车，沿着一条陌生的道路一直往前。现在，我说完了，所有的一切。我愿意承担所有后果。现在你可以报警了。”
“为什么打我电话？”
“随机拨打的，按通话键，跳出来的就是你，署名是叶子。你是叶子吧？对不起我想不起你是谁了。”
“你不知道我是谁？”
“坦率地讲，不是很清楚。但我觉得你是个很熟悉的人，我听见你的声音。你的声音，让我想把这一切告诉你。我需要有个人听我说话，然后帮我解决剩下的事。”
“我是杨柳啊，你没有杀我，我还好好的，在听你说话啊。”
“不，我不能确定。你的号码显示的名字是叶子。如果你是杨柳，那这个叶子是谁？几个小时前我杀死的那个女孩是谁？”
“你没有杀我，你也没有杀死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你没有杀人，十三岁那年，四十岁的今天。一切都只是你的幻觉。你说的叶子，是你小说《老木是一棵树》里面死掉的那个女孩。现在跟你说话的，是我啊，我是杨柳啊。你没有杀死任何一个人，你只是累了，你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已经两天了，你写小说写太久了，你说的这些，不是真的，只是你的梦或者文字，不是吗？一切都好好的，你回来吧，回来好吗？你回来，一切都好的。你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在那里。你看，这条马路这么干净，却没有一辆车子经过。这片收割后的空荡荡的稻田，就像我四十岁的生活，空空荡荡。你是叶子，或者杨柳，我不知道，你是我现在唯一想通话的人，想听的声音。现在我讲完了我的故事，我要挂掉电话了，你看手机都快没电了。我现在不想开车了，我想走路，就这么往前走，像十三岁那年一样。但不会有一辆卡车在后面追我了是吗？还好我带着耳机，我会听着《波西米亚狂想曲》，一路走下去。走路，多么美好的事。我会沿着这条路，这首歌，这些年来写过的文字，一点点，鈍刀割肉般的记忆，一直走下去。再见了，你，和你的声音。再见了，我要走了。
责任编辑 婧 婷
“那么，你真杀人了？”
“是的。你知道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吃阿普唑仑。这药有时会让人倦乏。这段时间，特别入冬之后，我睡眠一直不好，深睡眠时间少，所以容易多梦。好几次半夜醒来，刚才的梦境就沉甸甸地摆在手边，简直像每天的KPI考核一样实在。我不敢看时间，担心余下稀薄的睡眠会因此受影响。有时反过来，阴沉沉的白天，也像夜晚，而你看到的那些人，就像在梦境中。有天下午开董事会，总之是那些程式化的发言吧，混乱的数据，模糊的语调，然后做出重大投资决策。那天，忽然就所有人都看着我，我明白，是该我发言的时候了。但我确实不想说任何话。在众人的目光中，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闭上眼睛。是个梦吧，我告诉自己。一切醒来就会不存在，不是吗？总之，现在，很多事变得不确定了，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但我肯定，我是真的用刀捅了一个人，用的平时摆放在书桌上的那把拉孜藏刀。2016年西藏自驾游，在八角街的路边无意中买下。契诃夫说过，如果你在第一幕里写墙上挂着一把枪，后边一定要放枪。你看，我所读过的那些书，就这么一五一十地左右着我的生活。或者反过来，我的所谓的人生，最后只不過验证了那些早就写下的文字。谁知道呢？那血流下来，粘糊糊地，沾满了我的右手，像手里捏着一个破掉了的热水袋。我在水龙头下面搓洗了很久，热水器尖锐地鸣叫，水从冰凉到渐渐滚烫，然而一直冲洗不干净。最后，我用洗脸的毛巾擦干净手和刀，把刀子重新放置在书桌上，放在那些诗集和小说集中间，然后把那条白色毛巾丢在楼下的垃圾箱里。我记得很清楚，专门丢在那个红色的不可回收类别的桶里。我希望现在它已经在垃圾焚烧炉里化为灰烬。”
“是今天晚上的事？”
“对。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四十岁生日。刚才我一直在开车，没有导航，不看百度地图，就沿着320国道线一路开下去。一开始还有方向，有标识，到现在，完全不知道开到那儿了。一条崭新的路，柏油路面干干净净。一直在听一首歌，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这首歌比我还大几岁，是皇后乐队在1975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A Night at the Opera》中的单曲。很奇怪，你与一首歌的缘分，跟一个人的缘分差不多。很多时候，遇见就遇见了。先前并不喜欢，他们的长头发，呃，同性恋？但前天第一次听，把我听哭了。真的。我原以为是那种浮夸的，暴烈的，叛逆的音乐，想不到却是那种清澈的，忧伤的，脆弱的，破碎的，像一个孩子般的中年男人，像他即将粉碎的人生。这几天，我一直在反复地听，反反复复地，循环地听。哪怕是今天傍晚。我一直在用山水音响，开到最大声，单曲循环。即使在我杀人的同时。”
“为什么？是这首歌让你产生了杀人的想法？”
“应该说与这首歌无关。事实上，我怀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杀过一个人。那时我住在一个矿区里……”
“你指的是你的小说《造谣》？我以为那是虚构的。”
“你知道，一个作家无法完全虚构一个故事。事实上，我确实在那个矿区呆过。那个矿区，就像我小说里写的那样，是个封闭的小社会。那年，也真有个孩子离家出门，去投奔河南少林寺学功夫。那孩子是我的朋友，可笑的是，现在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他的名字。”
“他在小说中叫王建国。”
“可能吧。有时我只是随手写个名字。已经有读者向我反映了，我好几个小说中都出现了王建国的名字，问我是否有何深意？其实完全没有。这名字就是刚好摆在我手边的烟卷，我只是顺手点燃它，放到嘴边。”
“那小说中被杀掉的孩子，是否真实存在呢？”
“应该是的。记得那年我十三岁，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那个夜里，我确实好像用刀子，或其它什么工具，捅了一个阻挡我的人，一个比我更大一点的小孩。跟小说不同的是，那天我并没有爬到那座山上去看高音喇叭。正像我的责任编辑说的那样，一个在矿区长大的孩子，怎么会以为高音喇叭就是‘造谣’本身呢？不同的是，那天我其实是沿着公路一直往前走。你知道，那天晚上的月光很好，八十年代的水泥马路在月光下是很明亮的。我一直往前走，希望能走到县城，或者其它更远的地方。那个晚上我好像一直在不断地走路，好像就那么一路走到天亮，直到矿区里赶出来的解放大卡带着父母，把我逮到。”
“后来呢？”
“后来也没什么，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也许是父母都吓坏了。很奇怪，不是吗？我一如既往地继续读完矿区小学，然后到县城读中学，读大学，然后工作，一直到今天。”
“那个孩子呢？那个被你用螺丝刀或其它什么工具捅了肚子的孩子？”
“不知道。好像那件事被谁刻意隐瞒了。你知道，那是个奇怪的年代啊。”
“所以你也不能确定你在十三岁那年就真的杀了一个人，是吗？”
“但我总因此做梦，在梦中一次次地杀了一个人，事实确凿无疑，醒来时心砰砰地跳，整个人仿佛躺在水里。唯一不确定的，那个被我一次次杀掉的，那个倒霉的家伙，究竟是谁？他总是模糊的，身高，年龄，性别。但他同时又无比真实，触手可及，像一个跟我相处了多年的旧人。”
“那么，是否可以推论，你说你傍晚杀掉一个人，或许也是个梦呢？”
“这个不同。这个是真实的。我完全清楚。毕竟是几个小时之前的事。我现在拿着手机，还感觉手上是黏糊糊的。——对不起，我刚才再次确认了一下。我的手现在很干净，指甲也剪得整整齐齐，但它是肮脏的，像我四十年的人生。我还记得她的脸，那张干净的脸，像栀子花一样的脸。我记得刀子捅进去的时候，如此顺滑，就像花瓣轻轻滑落到水面上。她的表情很安静，很坦然，仿佛早知道我会做这样的事。唯一吃惊的是我自己。”
“能告诉我她是谁吗？” “不，我不能说她的名字。”
“哦。你还好吗？”
“我不能说，我对太多事情都没有把握。就像现在我站在这个地方，左边是一大片收割后的稻田，肮脏的水洼，远远地看到一个长满香樟树的村子。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右边是丘陵，南方常见的红土矮山丘，上面种满了柑橘。这条马路，我站了这么长时间，甚至没有一辆车子经过。只有呼呼的风声。你听到了吗这风声？还有我车子里放的《波西米亚狂想曲》。隔着玻璃窗可能声音有点轻。但它好像一直响在我耳边。你说奇怪吗，在我四十岁生日的时候，与一首歌相遇，然后，我就像活在它里面了。被它完全吸进去了。它就像我一直想写的那种小说，是的，要有民谣，吉他独奏，要有歌剧和硬摇滚，要有六分钟夸张且任性的长度，和戛然而止的哭泣。它就是我。”
“你还好吗？”
“其实，确实也不太好。我在想那个可怜的女孩，她在如此美好的年纪，死在我手里。”
“能跟我说说她吗？——如果你不想说她名字的话。”
“嗯，其实本不该是她。今年年初在黄山脚底下，我跟朋友去拜访了一个大师，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我今年必将杀死一个人！”
“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这些的？”
“从来不信，反过来，我一再跟朋友去拜访那些所谓的大师，一次次与他们交锋。他们的五行八卦理论，占星术，相术，他们的察颜观色，他们的含糊其辞。所有算命的伎俩几乎都建立在一种混沌理论和心理暗示下，用似是而非的语言和瞬间察觉的信息，组织大概率的揣测，一步步引导你走向你自己早就知道的答案。这跟大部分管理咨询差不多。但那次不同。我们到他家时，他几乎就是一个你在单位里经常看到的中年男人，穿着普通，长像普通，泡茶递烟，然后一言不发。对，他不让你说话，而其它很多人甚至会诱导你说很多话，从中透露许多你自己的信息。他就在一旁陪着我，喝茶，抽烟。然后开始说话。他把我从小到大的经历，清晰地阐述了一遍。没有丝毫含糊，就是某年月日你遇见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就像干部履历表一样准确无误。我一开始有点惊讶，甚至怀疑是否有人透露过我的信息，玩串通好的游戏。但他说，你十三岁时杀过人。这让我彻底震惊了。仿佛我在他面前是透明的。我現在还无法回忆他的脸，那个房间里比较暗，我们的脸都浮现在室内久久未能散去的烟雾中。然后他说，‘你今年还会再杀一人。’我几乎呆住了。我问他，是否有法破解？他说，无法，命中双杀。但可以自己选择杀死的对象。”
“你说得我有点害怕了。”
“更害怕的是我自己。我走出去的时候，在客厅等我的朋友说我脸色铁青，整个人哆嗦得像风中的叶子。回来后我一直在想，不，我想的不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杀人，而是该选择谁。”
“这个，真可以选择？”
“是的，我确实很认真地考虑过，如果真要选择，会是谁。告诉你，我列表中第一个人是老K。对，我的顶头上司。公认的工作狂，优秀的能人，单位里的暴君。然后呢？其它方面几乎乏善可呈。我从未遇见过这样一个人，他生命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献给了工作，不，更准确地说，也许应该说是他的仕途。无数次，深更半夜接到他的电话，询问某工作报告中的数据细节。这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表现，而恰好是他夜间应酬完毕，一觉睡醒，顺便开始工作。你总会遇见这样的人，把工作报告当作综艺节目一样，在半夜三更看得津津有味。跟着他的人个个累得人仰马翻，耳石症，高血压，胆囊炎，等等。他自己也百病缠身，却仍然精力充沛。也许在中国，你会遇见很多这样的官员吧。在老K手下，你是无法有自己的私生活的。有次，本地报纸上登了我一首诗，虽然用的笔名。然后不知道谁向老K打了小报告。老K在某个会议开始前开玩笑，说，哟，我们中间出了个诗人啊，干工作就是要有才情，有诗意，才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然后在会议中，再次强调，要5+2、白+黑地干。是的，他们总是有办法，让你觉得你是错的。他们很多人在晚间喝酒、打牌，或做其它营生，偏生能每时每刻关注领导的电话和微信，第一时间点赞转发，仿佛他们永远战斗在工作第一线。而领导们喜欢这个。谁不喜欢全心全意的拥戴者呢？哪怕是假装的也好。毕竟大家都只是心照不宣的游戏罢。那段时间，我很焦虑，自己越来越像个工具，螺丝刀或者扳手。我不敢去读那些心爱的书，扪心自问，感觉自己不像一个合格的干部。我就像来自白区的地下干部，总觉得自己不洁，拼命要自我反省和检讨，揪出皮袍下的那个小来。”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痛苦。”
“表面上却是风光的，被重用，被提拔，不是吗？真正的冲突是在政府交办的南门街改造上。当时我对同济大学的方案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准备把沿街的旧店铺全部推倒，那些只不过是建国后到八九十年代的破旧建筑，毫无文物价值。他们的方案是全部采用明清徽派风格，打造一条类似杭州清河坊一样的仿古街。我反对的理由很简单，这样的仿古街太同质化，千篇一律。而南门街原来的旧房子，虽然没有文物价值，却是几十年来人们生活的处所，有生活体温。如果说价值，这是现代文物价值。然后老K在会上泼口大骂，说我什么小资产阶级情调，小肚鸡肠上不了台面，只合躲在暗处写几句破诗。”
“所以，你动了杀心？”
“是的，我想到了黄山那位大师说的话。我想，士可杀不可辱，或许应验在这里吧。然而没有，因政绩显著，老K很快被调到省里了。临行欢送酒宴，我随着人群，祝贺，敬酒，你知道我这脾气。然而他特意走过来敬我酒，说，你是有才的。这让我有点眼泪汪汪了。”
“也是喜剧收场。”
“是的。所以，老K不在我的名单了。第二个列入的名字是我妻子。”
“为什么？你不是一直爱她吗？”
“她的确很好，无可挑剔。结婚十年，是个称职的好妻子。直到最近，她终于对我无法忍受了。她说，她不喜欢我的看书，我的写作，我的发呆，我的对世界心事重重的模样。你看，可笑不，十年了，她终于说出来了。”
“就为这个，你要杀她？” “她提出离婚，你知道，这对我是致命的。我们如果婚姻有变化，要向组织汇报，要填写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这会毁了我的前程。我说过，我来自矿区，一个家家户户在一起吃晚饭的小社会。直到今天我还觉得，一大家族一起吃晚饭是件幸福的事。如果离婚，我的家人会怎么想？当然，还有我自己，你知道，我一直很自卑，我在竭力隐藏自己真实的内心，我知道我浅薄，怯弱，仿佛永远在双层玻璃后观察这个世界。我永远把自己躲在一个安全的角落。同时我是个好演员，会扮演完美角色，在场合上表现得得心应手。只有在家里，在周末我一个人整天躲在书房里时，那个孤单无助的小孩，才是我。而她，要毁了这些。我感觉被全世界抛弃了，像一个人站在一个孤零零的高处，所有的雨水都淋向我。我们已经分居了，同在屋檐下的分居，然而好几次我半夜醒来时，发现自己正站在她的床头，手里握着那把藏刀。而她睡得正香，仿佛世界一片美好。”
“所以，你终于还是……”
“我杀死的，不是她。是另一个女孩。可怜的女孩。她何辜，认识了我。她只有二十几岁，年轻，漂亮，像一朵刚绽放的花。你知道吗，她对我有多好。多少次，她会静静听我说那些破事。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不会嘲笑我。她愿意耐心地读我写下的文字，哪怕是阴郁的，癫狂的，病症的。有一次，在万达广场的星巴克，我用手机记下几句混乱的句子，一首诗？或许吧。其实非常普通的词，‘我是三次被放逐的王孙/一次是北方烽火，一次是宗室屠戮/一次是南方午睡中的遗忘与宽恕’，像我所有写过的文字一样矫情，苍白。但那一刻仿佛用尽了我全身的气力，仿佛我要用毕生的微不足道的苦难，来诠释这几行平淡无奇的诗。这是一种双重的悲哀。
“你是这么看待你自己的文字？还有你的人生？”
“那时，我无论如何也止不住泪水。是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在人声嘈杂处，在某个角落，我，一个中年男人，衣着光鲜，一败涂地，忽然就眼泪汪汪。我知道我的人生，我在几个战场作战，然后一一被打败。一次次，我想逃离，想杀死无形的对手。你知道吗，其实，真的是盈亏同源，成就你的事物，同时也在戕害你。所以海明威只能很男人地自杀，乔布斯会偏执地对待苹果公司和自己的胰腺炎，而李佛摩尔终于厌倦了一次次的触底反弹。哦，死亡，我们无法理解那些身处高处者为何还会选择自杀，其实，在那一刻，所有成绩与光荣都是虚无的，都已经清零，只有当下的痛苦，只有你的病，你的牙疼，你胃中的空落落，你所有一点点的不如意，是最真实的，专属的。”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我也知道，当时，在那里，万达广场星巴克朝南的没有窗户的角落里，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她就坐在我对面，不说话，只是安静地看着我。我想，她明白一切。她的拥抱温暖，柔软。她的身体像世上最完美的诗歌。我发现我几乎没有一分钟不去想她，醒来的第一秒钟，睡着时的梦里。钱钟书说，老男人恋爱，就像老房子着火。我开始恍惚，企图在梦中抓住什么。她的影子，她的笑。我几乎发狂地想知道，她每一分钟都在干什么，和谁在一起。皇后乐队的主唱弗雷德说，有时候我会冷汗涔涔地醒来，因为孤身一人而害怕。我也一样。一模一样啊。我始终在想，老天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一个女孩来到我身边，一个我终身都无法企及的女孩，一定是有什么意义。这意义远比我这个人重要。有天晚上，梦中醒来，我忽然明白了，大师为什么说我会杀人，而我自己可以选择。我必将选择一个我最爱的人，她如此美好，而我注定无法得到她。我不忍心她活在这个芜杂的，我们短暂相聚却注定要永远隔离的世上。事实上，在多年的梦中，我早就已经一遍遍地把刀子捅进她那无辜的身体，杀死了她。而我必将在现实中亲手杀死她。”
“你……”
“傍晚她过来，像悲剧的女主角，像漂浮在水面的奥菲利娅。我最后一次拥抱她，然后用刀子简单明了地捅进她的身体，就像我十三岁那年一样。仿佛是一次回归。如果命中注定要承担罪孽，就让它来吧。我看见她还是微笑的，好像早就想到这个结局。她叫杨柳。我亲手杀死了一棵可以相依为命的树。然后我出门，开车，沿着一条陌生的道路一直往前。现在，我说完了，所有的一切。我愿意承担所有后果。现在你可以报警了。”
“为什么打我电话？”
“随机拨打的，按通话键，跳出来的就是你，署名是叶子。你是叶子吧？对不起我想不起你是谁了。”
“你不知道我是谁？”
“坦率地讲，不是很清楚。但我觉得你是个很熟悉的人，我听见你的声音。你的声音，让我想把这一切告诉你。我需要有个人听我说话，然后帮我解决剩下的事。”
“我是杨柳啊，你没有杀我，我还好好的，在听你说话啊。”
“不，我不能确定。你的号码显示的名字是叶子。如果你是杨柳，那这个叶子是谁？几个小时前我杀死的那个女孩是谁？”
“你没有杀我，你也没有杀死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你没有杀人，十三岁那年，四十岁的今天。一切都只是你的幻觉。你说的叶子，是你小说《老木是一棵树》里面死掉的那个女孩。现在跟你说话的，是我啊，我是杨柳啊。你没有杀死任何一个人，你只是累了，你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已经两天了，你写小说写太久了，你说的这些，不是真的，只是你的梦或者文字，不是吗？一切都好好的，你回来吧，回来好吗？你回来，一切都好的。你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在那里。你看，这条马路这么干净，却没有一辆车子经过。这片收割后的空荡荡的稻田，就像我四十岁的生活，空空荡荡。你是叶子，或者杨柳，我不知道，你是我现在唯一想通话的人，想听的声音。现在我讲完了我的故事，我要挂掉电话了，你看手机都快没电了。我现在不想开车了，我想走路，就这么往前走，像十三岁那年一样。但不会有一辆卡车在后面追我了是吗？还好我带着耳机，我会听着《波西米亚狂想曲》，一路走下去。走路，多么美好的事。我会沿着这条路，这首歌，这些年来写过的文字，一点点，鈍刀割肉般的记忆，一直走下去。再见了，你，和你的声音。再见了，我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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