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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两人的婚姻曾被记者形容为“打火石”与“韧钢”的结合。她是海明威四任妻子中，唯一抛弃海明威的女人。玛莎·盖尔霍恩的传奇，更在于她是上世纪第一位女战地记者和优秀作家。
5月28日，在HBO的电视电影《海明威与盖尔霍恩》首播之际，扮演玛莎·盖尔霍恩的妮可·基德曼说，她想用自己的表演，向今年2月22日刚在叙利亚遇难的“独眼”战地记者玛丽·科尔文(Marie Colvin)致敬。
“我把她看作能与玛莎相提并论的人。这两位女性都是世间罕有的女战地记者，但玛莎·盖尔霍恩是第一个。”基德曼说。
玛莎·盖尔霍恩(1908年－1998年)是上世纪第一位女战地记者和优秀作家，她的名字却很少有人记得。即使偶尔被提及，也总被冠以“海明威第三任妻子”的头衔。盖尔霍恩一生都在抗拒这个标签，“我的人生不是任何人的注脚”。
伦敦《每日电讯报》称她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地记者”。盖尔霍恩曾亲历报道西班牙内战、芬兰战争、日军侵占上海、越南战争等八次世界上最著名的战事，以实际行动兑现了她的诺言——“战争在哪里，我就去哪里。”
其间，她还写成5部长篇小说、14部短篇小说，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并于1958年获得“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她于1959年出版的《战争的真相》一书，被后来许多战地记者奉为经典。据说，玛丽·科尔文生前在各个战场的枪林弹雨中穿行时也一直带着这本书。
在盖尔霍恩去世的第二年，新闻界设立了以她名字命名的新闻奖。去年，维基解密创始人朱里安·阿桑奇获此殊荣。2008年，美国邮政局纪念美国全国记者俱乐部成立100周年，在以5名参与过20世纪重大报道活动的记者发行的纪念邮票中，盖尔霍恩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女记者。
“我只喜欢男人的世界”
玛莎·盖尔霍恩出生于美国圣路易斯的一个德裔犹太家庭。1926年，18岁的盖尔霍恩入读费城的布林莫尔学院，开始文学创作。临近毕业，盖尔霍恩却选择退学——她无法忍受学校循规蹈矩、一成不变的生活，渴望新的刺激和冒险。1927年，她加入《新共和》杂志，成为一名记者。这份著名的美国周刊于1914年创刊，发行至今。
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盖尔霍恩受美国联邦救济署署长哈里·霍普金斯委托，前往美国各地了解并报道民众艰难的生活状况。她人生中出版的第一本报道集《民困见闻录》(The Trouble I’’ve Seen，1936年)，对罗斯福“新政”的制定产生了很大影响。她的报道还引起了当时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注意，两人从此成为一生的挚友。
没过几年，不安分的盖尔霍恩又前往巴黎，担任美联社的驻外记者。她在当地报道、撰写专栏，并成为美国1930年代“和平主义运动”的一员。在那里，她遇见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一法国经济学家贝特朗·德·儒弗内尔。那一年，盖尔霍恩22岁。
这段不幸的婚姻只维持了两年，因为儒弗内尔无法忍受妻子的女权和强硬性格。他看出，盖尔霍恩绝不是一个甘愿依偎在丈夫怀里的女人。在给朋友的信中，盖尔霍恩写道：“没有一个世界能让男人与女人共同拥有。既然如此，我只喜欢男人的世界。”
然而在当时那个年代，像盖尔霍恩这样的女子却很难得到社会的青睐。相反，她的强势和独立让很多男人不寒而栗。儒弗内尔的继母曾评价她说：“这个女人简直就是地狱里的魔鬼。”
1934年，盖尔霍恩回到美国，继续从事她热爱的新闻事业。两年后的冬天，她第一次遇见了欧内斯特·海明威。根据《海明威与盖尔霍恩》交代的背景，两人相遇在佛罗里达西礁岛的一家名为Sloppy Joe’’s的酒吧，一见钟情。那时的海明威已经出版了《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等小说，同时也是非常出色的新闻记者；那时的盖尔霍恩28岁，金发碧眼，身材修长，已是有两部著作问世的名作家和记者。相似的文学修养和个性令他们一见如故，两人边喝着酒，边谈论文学。那个曾在非洲征服过狮子的男人，很快就被眼前这个拥有美丽容貌、在文学上野心勃勃的女人所征服。
后来，海明威在小说《富人与穷人》中借男主人公弗雷迪之口，描述了自己初见盖尔霍恩时的感受：“她盘腿坐在一只很高的凳子上，向外看着街道。弗雷迪羡慕地看着她。他认为她是那年冬天西礁岛上风韵最别致的异乡客。”
许多作家都幻想能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自己笔下的角色。对海明威来说，在Sloppy Joe’’s的那个下午，这个梦寐以求的场景确实发生了。在与盖尔霍恩聊天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这个性格硬朗、思想开放、性观念自由的“情场杀手”，简直就是自己第一部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布雷特·阿希里。
“就像一朵海上的泡沫，她出现了——就连海明威自己都没有意料到。”《海明威与盖尔霍恩》导演菲利普·考夫曼说，“这个他笔下的女人、梦中的女人，突然就这样走进了他的生活。”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接到邀请去西班牙报道战况。次年三月，当海明威途经法国到达西班牙时，盖尔霍恩早已作为《科里尔周刊》的记者，在西班牙的战火中开始她的工作。两人从彼此身上获得灵感，盖尔霍恩凭一篇篇货真价实的现场报道成为当时战地记者的典范，而海明威则以战争为背景，写出了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患难与共的日子让他们爱得更加深切。当海明威看到盖尔霍恩和男人一起冲在第一线、不顾自己安危从废墟中救出失去母亲的婴儿时，他对身边的人发出感叹“这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人。”
1940年11月20日，两人在怀俄明州结婚。海明威成为盖尔霍恩的第二任丈夫，盖尔霍恩成为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一位记者把他们的结合形容成“打火石”和“韧钢”的结合。
唯一抛弃海明威的女人
结婚后，两人过了一段短暂平静的生活，但盖尔霍恩很快又接到《科里尔周刊》的邀请，前往中国报道抗日战争。海明威起初不愿意，但在盖尔霍恩“就把此行当作度蜜月”的哄骗下，陪同妻子来到中国。
这段旅程在后来海明威的传记中被大肆渲染，但其实，真正的主角是盖尔霍恩。凭借她与罗斯福夫妇的私交，他们在重庆采访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等国民党政要，还见到了周恩来。盖尔霍恩对周恩来十分欣赏，被他强烈的个人魅力吸引。她在传记中写道：“我们认为，周恩来是个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见过唯一的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将是他们的。”而对于蒋介石夫妇，盖尔霍恩则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好感，“他们口若悬河地向我们宣传，其效果就像往沙里泼水”。 在盖尔霍恩为采访到处奔忙的时候，海明威却无法忍受自己只是作为妻子的陪衬，被她冷落。他不断抱怨生活环境恶劣，对盖尔霍恩口中的“蜜月之行”冷嘲热讽。中国之行后，两人的感情出现裂痕。海明威曾说：“如果两个人相爱了，他们便不会有美满结局。”不幸一语成谶。
在他们刚结婚时，菲茨杰拉德曾说：“我想这次应该和海明威从前那些皮格马利翁式的婚姻不同吧。”的确，盖尔霍恩与他的前两任妻子都不同，她们都对海明威百依百顺，执掌家务，温柔克己。海明威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因为默默承受了被抛弃的命运，在海明威眼里一直是“圣女”的形象。他在回忆录《流动的盛宴》里对她充满留恋，说希望他的生活停留在和她在一起的日子(尽管当初抛弃她的时候铁石心肠)。唯独盖尔霍恩强悍、独立，与海明威平起平坐。她反对海明威酗酒，也忍受不了他没完没了的婚外情。或许也正因为这个“不同”，让他们的爱情之火很快燃起，也很快耗尽。盖尔霍恩曾说“海明威和我，都害怕对方，只有对方知道，另一个人是多么的残暴。”
1945年，盖尔霍恩出走了。她是海明威四任妻子中，唯一抛弃了海明威的女人。若干年后，当盖尔霍恩在新闻和写作上都获得成功时，海明威仍然耿耿于怀。他说：“世界上有千千万万名叫玛莎的女仆，她们都那么乐于服从命令，盖尔霍恩挺可爱，可惜就是太野心勃勃了。”
关注战争中的人，而非战争本身
“战争是一场恶性疾病，是愚蠢的行径，是一座监狱。它造成的痛苦难以言说。但战争又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历史，是我们不得不置身的地方。”盖尔霍恩曾如此写道。
与海明威分开后，盖尔霍恩仍然马不停蹄奔赴于各个战场，报道国际上的重大战事。“天大地大，还有很多可爱的地方。我要追随自己的心，就算必须浪迹天涯，也在所不惜。”她说。
诺曼底登陆时，盖尔霍恩乔装成护士，乘船跟随英军，第一时间登陆，成为首位报道者。而当时同样以战地记者身份报道诺曼底登陆的海明威，正站在彼岸山崖。
印尼反抗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是盖尔霍恩难以忘却的一场灾难。她痛恨殖民主义，谴责那些维持殖民统治的镇压行为。她也亲历了以色列的成立和旋即爆发的与阿拉伯邻国之间的中东战争。
盖尔霍恩的战地报道以描述战争下的平民境遇著称。她写的是政治与战事夹缝中的人间真实故事。她曾说，她对所谓战争的策略和国家间的政治没有丝毫兴趣，她的兴趣在人一那些深受战争折磨的百姓的灾难和悲苦。
1966年，她前往西贡，为《卫报》报道越南战争。在那里，她撰写的一些通讯被认为是她最有感染力的作品。她前往医院，探访那些被轰炸致残的无辜男女老少。“我看见世代生活在这片可爱土地上的人们，正被残杀殆尽。我看到侵略者在离和平家国万里之遥的他乡发起战争，这难道就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光荣?”
她为战争的受难者写道：“我们这些吃饱喝足的白种人，永远无法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很少有战地记者像她那样直接表达对美军的愤慨，以致她后来被拒签了重返越南的签证。
70多岁时，她前往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撰写报道抨击里根政府的中美洲政策。而美国入侵巴拿马时，她已81岁高龄。她把自己锁在一艘医疗船的厕所里，见证了美国对巴拿马的入侵。直到1992年波黑战争时，她才终于承认自己老了，不能再去前线了。
1961年，海明威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30多年后的1998年，身患癌症、视力衰退的盖尔霍恩也在伦敦公寓里服安眠药自杀。这两个生前勇敢、强悍的人，竟巧合地用同样的方式迎接死亡。
虽然盖尔霍恩和海明威的婚姻只维持了5年，她却因此挣扎了50年。晚年，盖尔霍恩接受媒体采访时，拒绝任何人提到海明威这个名字。
5月28日，在HBO的电视电影《海明威与盖尔霍恩》首播之际，扮演玛莎·盖尔霍恩的妮可·基德曼说，她想用自己的表演，向今年2月22日刚在叙利亚遇难的“独眼”战地记者玛丽·科尔文(Marie Colvin)致敬。
“我把她看作能与玛莎相提并论的人。这两位女性都是世间罕有的女战地记者，但玛莎·盖尔霍恩是第一个。”基德曼说。
玛莎·盖尔霍恩(1908年－1998年)是上世纪第一位女战地记者和优秀作家，她的名字却很少有人记得。即使偶尔被提及，也总被冠以“海明威第三任妻子”的头衔。盖尔霍恩一生都在抗拒这个标签，“我的人生不是任何人的注脚”。
伦敦《每日电讯报》称她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地记者”。盖尔霍恩曾亲历报道西班牙内战、芬兰战争、日军侵占上海、越南战争等八次世界上最著名的战事，以实际行动兑现了她的诺言——“战争在哪里，我就去哪里。”
其间，她还写成5部长篇小说、14部短篇小说，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并于1958年获得“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她于1959年出版的《战争的真相》一书，被后来许多战地记者奉为经典。据说，玛丽·科尔文生前在各个战场的枪林弹雨中穿行时也一直带着这本书。
在盖尔霍恩去世的第二年，新闻界设立了以她名字命名的新闻奖。去年，维基解密创始人朱里安·阿桑奇获此殊荣。2008年，美国邮政局纪念美国全国记者俱乐部成立100周年，在以5名参与过20世纪重大报道活动的记者发行的纪念邮票中，盖尔霍恩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女记者。
“我只喜欢男人的世界”
玛莎·盖尔霍恩出生于美国圣路易斯的一个德裔犹太家庭。1926年，18岁的盖尔霍恩入读费城的布林莫尔学院，开始文学创作。临近毕业，盖尔霍恩却选择退学——她无法忍受学校循规蹈矩、一成不变的生活，渴望新的刺激和冒险。1927年，她加入《新共和》杂志，成为一名记者。这份著名的美国周刊于1914年创刊，发行至今。
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盖尔霍恩受美国联邦救济署署长哈里·霍普金斯委托，前往美国各地了解并报道民众艰难的生活状况。她人生中出版的第一本报道集《民困见闻录》(The Trouble I’’ve Seen，1936年)，对罗斯福“新政”的制定产生了很大影响。她的报道还引起了当时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注意，两人从此成为一生的挚友。
没过几年，不安分的盖尔霍恩又前往巴黎，担任美联社的驻外记者。她在当地报道、撰写专栏，并成为美国1930年代“和平主义运动”的一员。在那里，她遇见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一法国经济学家贝特朗·德·儒弗内尔。那一年，盖尔霍恩22岁。
这段不幸的婚姻只维持了两年，因为儒弗内尔无法忍受妻子的女权和强硬性格。他看出，盖尔霍恩绝不是一个甘愿依偎在丈夫怀里的女人。在给朋友的信中，盖尔霍恩写道：“没有一个世界能让男人与女人共同拥有。既然如此，我只喜欢男人的世界。”
然而在当时那个年代，像盖尔霍恩这样的女子却很难得到社会的青睐。相反，她的强势和独立让很多男人不寒而栗。儒弗内尔的继母曾评价她说：“这个女人简直就是地狱里的魔鬼。”
1934年，盖尔霍恩回到美国，继续从事她热爱的新闻事业。两年后的冬天，她第一次遇见了欧内斯特·海明威。根据《海明威与盖尔霍恩》交代的背景，两人相遇在佛罗里达西礁岛的一家名为Sloppy Joe’’s的酒吧，一见钟情。那时的海明威已经出版了《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等小说，同时也是非常出色的新闻记者；那时的盖尔霍恩28岁，金发碧眼，身材修长，已是有两部著作问世的名作家和记者。相似的文学修养和个性令他们一见如故，两人边喝着酒，边谈论文学。那个曾在非洲征服过狮子的男人，很快就被眼前这个拥有美丽容貌、在文学上野心勃勃的女人所征服。
后来，海明威在小说《富人与穷人》中借男主人公弗雷迪之口，描述了自己初见盖尔霍恩时的感受：“她盘腿坐在一只很高的凳子上，向外看着街道。弗雷迪羡慕地看着她。他认为她是那年冬天西礁岛上风韵最别致的异乡客。”
许多作家都幻想能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自己笔下的角色。对海明威来说，在Sloppy Joe’’s的那个下午，这个梦寐以求的场景确实发生了。在与盖尔霍恩聊天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这个性格硬朗、思想开放、性观念自由的“情场杀手”，简直就是自己第一部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布雷特·阿希里。
“就像一朵海上的泡沫，她出现了——就连海明威自己都没有意料到。”《海明威与盖尔霍恩》导演菲利普·考夫曼说，“这个他笔下的女人、梦中的女人，突然就这样走进了他的生活。”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接到邀请去西班牙报道战况。次年三月，当海明威途经法国到达西班牙时，盖尔霍恩早已作为《科里尔周刊》的记者，在西班牙的战火中开始她的工作。两人从彼此身上获得灵感，盖尔霍恩凭一篇篇货真价实的现场报道成为当时战地记者的典范，而海明威则以战争为背景，写出了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患难与共的日子让他们爱得更加深切。当海明威看到盖尔霍恩和男人一起冲在第一线、不顾自己安危从废墟中救出失去母亲的婴儿时，他对身边的人发出感叹“这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人。”
1940年11月20日，两人在怀俄明州结婚。海明威成为盖尔霍恩的第二任丈夫，盖尔霍恩成为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一位记者把他们的结合形容成“打火石”和“韧钢”的结合。
唯一抛弃海明威的女人
结婚后，两人过了一段短暂平静的生活，但盖尔霍恩很快又接到《科里尔周刊》的邀请，前往中国报道抗日战争。海明威起初不愿意，但在盖尔霍恩“就把此行当作度蜜月”的哄骗下，陪同妻子来到中国。
这段旅程在后来海明威的传记中被大肆渲染，但其实，真正的主角是盖尔霍恩。凭借她与罗斯福夫妇的私交，他们在重庆采访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等国民党政要，还见到了周恩来。盖尔霍恩对周恩来十分欣赏，被他强烈的个人魅力吸引。她在传记中写道：“我们认为，周恩来是个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见过唯一的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将是他们的。”而对于蒋介石夫妇，盖尔霍恩则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好感，“他们口若悬河地向我们宣传，其效果就像往沙里泼水”。 在盖尔霍恩为采访到处奔忙的时候，海明威却无法忍受自己只是作为妻子的陪衬，被她冷落。他不断抱怨生活环境恶劣，对盖尔霍恩口中的“蜜月之行”冷嘲热讽。中国之行后，两人的感情出现裂痕。海明威曾说：“如果两个人相爱了，他们便不会有美满结局。”不幸一语成谶。
在他们刚结婚时，菲茨杰拉德曾说：“我想这次应该和海明威从前那些皮格马利翁式的婚姻不同吧。”的确，盖尔霍恩与他的前两任妻子都不同，她们都对海明威百依百顺，执掌家务，温柔克己。海明威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因为默默承受了被抛弃的命运，在海明威眼里一直是“圣女”的形象。他在回忆录《流动的盛宴》里对她充满留恋，说希望他的生活停留在和她在一起的日子(尽管当初抛弃她的时候铁石心肠)。唯独盖尔霍恩强悍、独立，与海明威平起平坐。她反对海明威酗酒，也忍受不了他没完没了的婚外情。或许也正因为这个“不同”，让他们的爱情之火很快燃起，也很快耗尽。盖尔霍恩曾说“海明威和我，都害怕对方，只有对方知道，另一个人是多么的残暴。”
1945年，盖尔霍恩出走了。她是海明威四任妻子中，唯一抛弃了海明威的女人。若干年后，当盖尔霍恩在新闻和写作上都获得成功时，海明威仍然耿耿于怀。他说：“世界上有千千万万名叫玛莎的女仆，她们都那么乐于服从命令，盖尔霍恩挺可爱，可惜就是太野心勃勃了。”
关注战争中的人，而非战争本身
“战争是一场恶性疾病，是愚蠢的行径，是一座监狱。它造成的痛苦难以言说。但战争又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历史，是我们不得不置身的地方。”盖尔霍恩曾如此写道。
与海明威分开后，盖尔霍恩仍然马不停蹄奔赴于各个战场，报道国际上的重大战事。“天大地大，还有很多可爱的地方。我要追随自己的心，就算必须浪迹天涯，也在所不惜。”她说。
诺曼底登陆时，盖尔霍恩乔装成护士，乘船跟随英军，第一时间登陆，成为首位报道者。而当时同样以战地记者身份报道诺曼底登陆的海明威，正站在彼岸山崖。
印尼反抗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是盖尔霍恩难以忘却的一场灾难。她痛恨殖民主义，谴责那些维持殖民统治的镇压行为。她也亲历了以色列的成立和旋即爆发的与阿拉伯邻国之间的中东战争。
盖尔霍恩的战地报道以描述战争下的平民境遇著称。她写的是政治与战事夹缝中的人间真实故事。她曾说，她对所谓战争的策略和国家间的政治没有丝毫兴趣，她的兴趣在人一那些深受战争折磨的百姓的灾难和悲苦。
1966年，她前往西贡，为《卫报》报道越南战争。在那里，她撰写的一些通讯被认为是她最有感染力的作品。她前往医院，探访那些被轰炸致残的无辜男女老少。“我看见世代生活在这片可爱土地上的人们，正被残杀殆尽。我看到侵略者在离和平家国万里之遥的他乡发起战争，这难道就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光荣?”
她为战争的受难者写道：“我们这些吃饱喝足的白种人，永远无法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很少有战地记者像她那样直接表达对美军的愤慨，以致她后来被拒签了重返越南的签证。
70多岁时，她前往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撰写报道抨击里根政府的中美洲政策。而美国入侵巴拿马时，她已81岁高龄。她把自己锁在一艘医疗船的厕所里，见证了美国对巴拿马的入侵。直到1992年波黑战争时，她才终于承认自己老了，不能再去前线了。
1961年，海明威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30多年后的1998年，身患癌症、视力衰退的盖尔霍恩也在伦敦公寓里服安眠药自杀。这两个生前勇敢、强悍的人，竟巧合地用同样的方式迎接死亡。
虽然盖尔霍恩和海明威的婚姻只维持了5年，她却因此挣扎了50年。晚年，盖尔霍恩接受媒体采访时，拒绝任何人提到海明威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