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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主题鲜明的中央一号文件（下称“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如约而至。它勾画出新时期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在于农业现代化，指明了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在于改革创新。
2014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持续向好、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增”，农民增收有望实现“十一连快”，农业农村经济在高起点上实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稳中增效。
但进入新常态之后，农业农村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与新困难，农业现代化需要解决的粮食安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等几大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同时，农业农村发展又面临许多新机遇、新潜力与新途径，从农产品供求、农业投入补贴，到农业人口转移等各方面都承载着新变化与新希望。
面对这种新老问题交织、新旧矛盾交汇的格局，一号文件有哪些破题之举？有专家指出，文件围绕现代农业、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农村改革、农村法治五个部分展开，可谓“对症下药”，现实针对性突出。
一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每年发布的第一份文件，聚焦的主题往往是国家当前需要重点关注和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全年工作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地位。细数改革开放以来的多份一号文件，其中以“三农”为主题的共有17个。
这17个文件也并非一直连续，中间曾有中断。20世纪80年代初，在农村改革如火如荼推进的大背景下，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5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5个一号文件，对当时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18年后，自2004年起，一号文件又连续12年聚焦“三农”。
一号文件涉农传统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中断？那是因为当时全国从上到下认为：改革本就从农村开始，且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今后重要问题都在城市，工作重心也从农村开始转到城市。
那么，时隔18年后，一号文件为何又重新锁定“三农”？这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背景：20世纪末，我国农业生产环境出现复杂局面，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几年低速徘徊在4%以下。此外，城市改革经过10多年“加速跑”后，城乡发展严重失衡，极大地影响小康社会建设进程。
“一号文件的再次聚焦，彰显了‘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定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朱立志认为，与去年相比，今年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相信在文件部署下，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有望加快推进。
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美丽乡村，既不是一场农村脱贫致富的大运动，也不是涂抹一张华而不实的水彩画，而是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结合体，是要实实在在地提升农民的幸福感。
今年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并出台一系列举措，就是针对既往农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对症下药，是为加快农村改革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是为推进美丽新农村建设增加底气、“强筋壮骨”。
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1/5的人口，以高投入的生产模式，实现粮食生产“十一连增”，近年来我国农业取得显著成绩。但日益稀缺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不具竞争力的价格，正对农业生产高投入高产出的旧有发展模式亮起“红灯”，不少农民感慨“地越种越硬、越种越薄，肥越施越多、成本越涨越高”，如何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农业面临的新课题。
正是由于这种紧迫性，今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必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
朱立志认为，当前“耕子孙田种当季粮”的旧有发展模式严重透支地力和产能，且已走到尽头。一号文件对“转方式”浓墨重彩，极具针对性，传递出我国必须走现代农业道路的信号。
“文件提出要不断增强粮食生产能力，这与以往更多地强调产量增长的表述有着明显区别。中国强，农业必须强，农业的强不是体现在产量上，而是在竞争力上，这意味着农业在‘转方式’上将有更多突破。”朱立志说。
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下，占农民收入重要部分的打工收入，增长前景不容乐观；而在家庭经营性收入方面，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与大宗农产品价格低迷“双碰头”，老乡的种田收入增长空间进一步缩窄。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之后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是0.469。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元春表示，0.47到0.49之间的基尼系数反映出目前我国收入差距仍然比较大。尤其是城镇居民内部和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比较大。“比如城乡差距大概有3倍，按照城镇工资统计，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的差距为4倍左右。”
农民增收是每年关注的重点。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努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势头。强调富裕农民，必须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开发农村二三产业增收空间，拓宽农村外部增收渠道，加大政策助农增收力度。
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指出，一号文件对农民增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破解方案，内外兼具、多措并举。文件提出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出乡村生态休闲、观光农业的思路，对提升农业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有一定帮助。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商务部特聘专家、农业部农产品市场流通专家洪涛认为，大量的补贴、收储已经不适应农业发展，既不反映市场的供需规律，也给农村可持续增收带来挑战。农产品目标价格改革虽然短期内可能对农民收入产生一定影响，但是长远来看，理顺了市场关系，有利于农民增收。
专家认为，除了农产品外，目前在外务工也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近年来，种植业的收入比重不断下降，非种植占比不断提升，农业结构变化就是农民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目前农民工在技能培训、工资水平、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落实同工同酬、扩大城镇社会保险对农民工覆盖实际上是变相增加了农民收入，也有利于使农民的各项权益得到保障。 当前农村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还比较低下，农村的人居环境还需要大力改善，农村老龄化、空心化程度比较严重。
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村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许多污染由城市向农村转移，产生了严重的土壤、水质、空气和农作物污染等问题，且呈现出多种类、难降解、高危害等特性，一些地区已呈“垃圾围村”之势。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繁荣农村，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今年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目前，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农村水、电、路、气、房等基础设施需要加大投入，公共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指出，新农村建设未来要由单向突进向综合发展迈进，不仅注重改善改变村容村貌，更要注重发展农村经济，持续增加农民收入；要由“物”的新农村向“人”的新农村迈进，不仅重视保障农民物质利益，而且重视尊重农民的财产权益和民主权利；要由城乡分割向城乡一体化迈进，不仅强调立足于促进农村自身的发展，而且重视城市带动农村，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指出，一号文件在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强调公共服务水平及文化建设，提出要创新乡贤文化，传承乡村文明，实现由“物”到“人”的转变，内涵更为丰富。在推进路径上，文件首次提出“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这将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广阔的资金渠道。
农村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长期被禁锢，产权归属不清晰，如何“唤醒”农村大量“沉睡的资产”，已成“三农”发展的一大挑战。
而集体经济乏力，给农民增收带来了巨大困扰。在改革逐渐走入深水区的同时，如何破解农村急需解决的难题以及激活农村发展活力成为当前工作重点。
因此2015年，改革仍是统领农业发展的关键词之一。一号文件提出，必须把农村改革放在突出位置。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开展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所所长叶兴表示，30多年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释放了长期被禁锢的生产力，农村经济获得极大发展。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的问题，仍然在于旧体制的制约，唯有通过改革来破题。
“一号文件部署的这些改革，意在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被长期压抑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和农村产权，实现其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让农村沉睡的资本活起来，进一步激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叶兴庆说。
农村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相对薄弱的领域，一些地方非法征用农民土地、非法占有农民集体资产等问题时有发生；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常常出现企业与农户互相“撕毁合同”问题；毁占耕地、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的案件频现煤体；“法不下乡”成为农村法治的困局。
“农村土地涉及的主体、包含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土地制度改革事关农村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机制，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谋定而后动。”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强调。
正因如此，一号文件特别指出，必须加快完善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同步推进城乡法治建设，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三农”工作。文件提出要健全农村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加强农村改革决策与立法的衔接，农村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指出，一号文件首次用大量篇幅聚焦法治，“依法治农”已成推进“三农”发展的重要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提出农村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用法律为改革保驾护航，一方面可保证农村改革的顺利推进，另一方面杜绝‘以人代法’现象的发生。” （本刊综合）
2014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持续向好、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增”，农民增收有望实现“十一连快”，农业农村经济在高起点上实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稳中增效。
但进入新常态之后，农业农村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与新困难，农业现代化需要解决的粮食安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等几大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同时，农业农村发展又面临许多新机遇、新潜力与新途径，从农产品供求、农业投入补贴，到农业人口转移等各方面都承载着新变化与新希望。
面对这种新老问题交织、新旧矛盾交汇的格局，一号文件有哪些破题之举？有专家指出，文件围绕现代农业、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农村改革、农村法治五个部分展开，可谓“对症下药”，现实针对性突出。
一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每年发布的第一份文件，聚焦的主题往往是国家当前需要重点关注和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全年工作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地位。细数改革开放以来的多份一号文件，其中以“三农”为主题的共有17个。
这17个文件也并非一直连续，中间曾有中断。20世纪80年代初，在农村改革如火如荼推进的大背景下，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5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5个一号文件，对当时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18年后，自2004年起，一号文件又连续12年聚焦“三农”。
一号文件涉农传统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中断？那是因为当时全国从上到下认为：改革本就从农村开始，且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今后重要问题都在城市，工作重心也从农村开始转到城市。
那么，时隔18年后，一号文件为何又重新锁定“三农”？这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背景：20世纪末，我国农业生产环境出现复杂局面，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几年低速徘徊在4%以下。此外，城市改革经过10多年“加速跑”后，城乡发展严重失衡，极大地影响小康社会建设进程。
“一号文件的再次聚焦，彰显了‘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定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朱立志认为，与去年相比，今年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相信在文件部署下，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有望加快推进。
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美丽乡村，既不是一场农村脱贫致富的大运动，也不是涂抹一张华而不实的水彩画，而是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结合体，是要实实在在地提升农民的幸福感。
今年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并出台一系列举措，就是针对既往农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对症下药，是为加快农村改革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是为推进美丽新农村建设增加底气、“强筋壮骨”。
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1/5的人口，以高投入的生产模式，实现粮食生产“十一连增”，近年来我国农业取得显著成绩。但日益稀缺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不具竞争力的价格，正对农业生产高投入高产出的旧有发展模式亮起“红灯”，不少农民感慨“地越种越硬、越种越薄，肥越施越多、成本越涨越高”，如何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农业面临的新课题。
正是由于这种紧迫性，今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必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
朱立志认为，当前“耕子孙田种当季粮”的旧有发展模式严重透支地力和产能，且已走到尽头。一号文件对“转方式”浓墨重彩，极具针对性，传递出我国必须走现代农业道路的信号。
“文件提出要不断增强粮食生产能力，这与以往更多地强调产量增长的表述有着明显区别。中国强，农业必须强，农业的强不是体现在产量上，而是在竞争力上，这意味着农业在‘转方式’上将有更多突破。”朱立志说。
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下，占农民收入重要部分的打工收入，增长前景不容乐观；而在家庭经营性收入方面，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与大宗农产品价格低迷“双碰头”，老乡的种田收入增长空间进一步缩窄。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之后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是0.469。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元春表示，0.47到0.49之间的基尼系数反映出目前我国收入差距仍然比较大。尤其是城镇居民内部和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比较大。“比如城乡差距大概有3倍，按照城镇工资统计，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的差距为4倍左右。”
农民增收是每年关注的重点。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努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势头。强调富裕农民，必须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开发农村二三产业增收空间，拓宽农村外部增收渠道，加大政策助农增收力度。
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指出，一号文件对农民增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破解方案，内外兼具、多措并举。文件提出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出乡村生态休闲、观光农业的思路，对提升农业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有一定帮助。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商务部特聘专家、农业部农产品市场流通专家洪涛认为，大量的补贴、收储已经不适应农业发展，既不反映市场的供需规律，也给农村可持续增收带来挑战。农产品目标价格改革虽然短期内可能对农民收入产生一定影响，但是长远来看，理顺了市场关系，有利于农民增收。
专家认为，除了农产品外，目前在外务工也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近年来，种植业的收入比重不断下降，非种植占比不断提升，农业结构变化就是农民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目前农民工在技能培训、工资水平、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落实同工同酬、扩大城镇社会保险对农民工覆盖实际上是变相增加了农民收入，也有利于使农民的各项权益得到保障。 当前农村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还比较低下，农村的人居环境还需要大力改善，农村老龄化、空心化程度比较严重。
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村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许多污染由城市向农村转移，产生了严重的土壤、水质、空气和农作物污染等问题，且呈现出多种类、难降解、高危害等特性，一些地区已呈“垃圾围村”之势。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繁荣农村，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今年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目前，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农村水、电、路、气、房等基础设施需要加大投入，公共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指出，新农村建设未来要由单向突进向综合发展迈进，不仅注重改善改变村容村貌，更要注重发展农村经济，持续增加农民收入；要由“物”的新农村向“人”的新农村迈进，不仅重视保障农民物质利益，而且重视尊重农民的财产权益和民主权利；要由城乡分割向城乡一体化迈进，不仅强调立足于促进农村自身的发展，而且重视城市带动农村，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指出，一号文件在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强调公共服务水平及文化建设，提出要创新乡贤文化，传承乡村文明，实现由“物”到“人”的转变，内涵更为丰富。在推进路径上，文件首次提出“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这将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广阔的资金渠道。
农村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长期被禁锢，产权归属不清晰，如何“唤醒”农村大量“沉睡的资产”，已成“三农”发展的一大挑战。
而集体经济乏力，给农民增收带来了巨大困扰。在改革逐渐走入深水区的同时，如何破解农村急需解决的难题以及激活农村发展活力成为当前工作重点。
因此2015年，改革仍是统领农业发展的关键词之一。一号文件提出，必须把农村改革放在突出位置。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开展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所所长叶兴表示，30多年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释放了长期被禁锢的生产力，农村经济获得极大发展。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的问题，仍然在于旧体制的制约，唯有通过改革来破题。
“一号文件部署的这些改革，意在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被长期压抑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和农村产权，实现其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让农村沉睡的资本活起来，进一步激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叶兴庆说。
农村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相对薄弱的领域，一些地方非法征用农民土地、非法占有农民集体资产等问题时有发生；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常常出现企业与农户互相“撕毁合同”问题；毁占耕地、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的案件频现煤体；“法不下乡”成为农村法治的困局。
“农村土地涉及的主体、包含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土地制度改革事关农村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机制，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谋定而后动。”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强调。
正因如此，一号文件特别指出，必须加快完善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同步推进城乡法治建设，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三农”工作。文件提出要健全农村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加强农村改革决策与立法的衔接，农村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指出，一号文件首次用大量篇幅聚焦法治，“依法治农”已成推进“三农”发展的重要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提出农村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用法律为改革保驾护航，一方面可保证农村改革的顺利推进，另一方面杜绝‘以人代法’现象的发生。” （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