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重庆的建筑，许多人脑海中首先反映出的第一个建筑就是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座建筑在造型上极富民族传统风格，气势恢弘，尽管距最初建成已有50多年历史，但它如今依然展现出特有的神韵和气质。可以说，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是重庆市的标志，是重庆市建筑艺术的瑰宝。
　　虽然知道“大礼堂”的人不在少数，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和这座建筑密切相关、至关重要的名字——张家德。
　　身为中国当代建筑师中的前辈，又身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的设计者，张家德先生一生低调，默默无闻。与他大学时的同学、全国建筑设计大师张镩等人相比，圈外知道他的人甚至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尽管他创作完成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其作品的知名度却属一流。
　　1913年，张家德出生于四川威远，1934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而第二年，他设计的南京国民会议场就获得了全国建筑师第四名、高等建设文官考试第2名。1936年～1937年期间，他在南京设计了近一百幢房子，大多属于市区新村和军校的工程。没过多久，他就担任了成都蜀华实业公司的总工程师，设计出成都新声剧场原址的“中央大戏院”、聚兴城银行、沙利文舞楼以及泸州二十三兵工厂厂房工程。上世纪40年代，张家德在重庆陕西街开办了迦德建筑师事务所，这期间他设计了小龙坎电影院，以及不少私人住宅和银行用房。而使他真正创造出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则是在解放后，也就是他进入国营西南建筑公司设计部的时候了。
　　1950年，我国西南大行政区党政军首脑机关设于重庆，重庆也因此成为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如此重要的城市，在当时却没有一座可以供干人以上集会及用于接待内外宾下榻的宾馆用房。为了适应西南地区召开各种大型会议，以及对广大干部职工进行宣传教育和开展各项社会集体活动的迫切需要，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于1951年果断决定，立即筹建一座能够容纳数千人集会的大礼堂和一个附设招待所。
　　1951年4月，大礼堂筹建工作开始。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下设了工程筹建处，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段云任处长，张家德出任总工程师兼副处长，成员包括从市内各建筑公司抽调的工程师、技术员，以及重庆大学等高校的7名毕业生。这样一支最多时也只有40余人的精干队伍，雷厉风行地展开了整个工程的设计、施工、供应、管理等一系列工作。
　　岁月如梭。如今，创造经典的那些建设者们有的已经离世，大部分年事已高。据现居住在北京的建筑师蔡绍怀老人回忆，参加最初总体方案设计的建筑师们先后提出过5个方案，经过比较，最终选定了张家德的设计方案。按照张家德的设计，大礼堂外观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并吸取了西方建筑结构特色，内部用钢、钢筋混凝土和砖木等混合结构，整座建筑正中为圆顶大礼堂，两旁为三楼一底的招待所以及相应的附属工程。大礼堂最初的设计比现在建成的还要宏大，除了主建筑外，左右两边还各有一个五楼一底的建筑，才过渡到现在的南北楼，另外还有阅兵台、玉带桥和人造湖等设施。但这些设计当时未被批准，大礼堂完整的彩绘效果图长3.91米，宽1.63米，据悉至今仍保留在张家德家人处。
　　张家德的设计方案经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选中后，张家德负责主持大礼堂工程及施工技术工作。
　　“当时工程建设条件非常艰苦，机械设备很少，主要靠人力削山填沟、运送材料、制造安装等，贺龙还从内江调了一个工程营来参与建设。大家干得都很拼命，一是出于对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忱，二是出于对张家德的尊重。”蔡绍怀说。
　　大礼堂选址于马鞍山，1951年6月开始削山填沟的土石方工程。西南军区工兵营派来200多人，带着推土机、空压机等施工机具及炸药，在机具齐鸣、炮声隆隆中，与其他民工和机关义务劳动大军配合，在短期内就先后处理了土石方30余万立方米。一支300多人的工程队，是从国营企业借调来和从社会上招募起来的，边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建筑技能教育，边投入各种工种的实际操作。尽管待遇不高，工作艰苦，但他们都以能参加大礼堂建设为荣，努力学、积极干，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繁重任务。大量建筑材料的采购、运输、管理工作，仅10来个人就全包了。他们整天整夜不停息地四处奔波，寻找货源。运送材料很少有汽车，加之山城处处是坡坎，只得主要依靠人力。从清晨到夜晚，成百的男女老少或挑或背或拉板车，用辛勤的汗水，把一批又一批的材料及时送到现场。
　　蔡绍怀本人在1951年的时候刚刚从重庆大学毕业，此时的大礼堂项目正需要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像他这样学习结构工程的。当时的工程筹建处找到有关部门，将他和另外几名学生留在了大礼堂工程设计组。他说，张家德那时候的听力非常差，几乎什么也听不见。
　　“他(张家德)自己说，还是在他读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晚上就什么也听不到了，可能是与过度紧张有关。”由于听力不好，张家德与其他工程人员的交流就变得非常困难，只能通过书写的方式来完成沟通。刚一开始很多人都不习惯，但随着工作的深入，他们都很佩服张家德对工作的认真和自身所拥有的才华。作为当时工地上惟一的一位工程师，张家德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同时还要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对方案进行调整，为此他经常工作到深夜。而当时做总工程师收入非常微薄，但他无暇顾及家人，吃住都在工地上，一有灵感便展开图纸着手修改。
　　经过近三年的艰苦奋战，1954年4月，建筑群基本竣工，开始投入使用。建成的包括设有数千个座位的大礼堂和南北两翼三楼一底的招待所客房以及大小各异的会议斤、文娱室、休息室，此外还有相应的附属建筑和设备等等。
　　走过半个世纪的历程，大礼堂早已无可争辩地成为了重庆的标志性建筑。它象征着这座城市，也承载着这座城市50年的风云变幻。它不仅是重庆，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建筑的经典之作。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大礼堂，人们其实更加钦佩50年前决定建造大礼堂的决策者们。
　　1987年，英国出版的世界建筑经典著作《比较建筑史》首次将我国当代43项建筑工程载入世界建筑史册，在仅有的16名中国建筑师的名单顺序中，设计师张家德排列第二。2001年，国内建筑评论界权威专家、天津大学教授邹德侬编著的《中国建筑历史图说——现代卷》中，也把大礼堂作为1949年～1952年的代表性建筑，并评价张家德和其代表作品大礼堂是现代建筑的延续性展现，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利用民族形式歌颂新中国的赞歌，是采用民族形式的建筑特例。 　　张家德设计大礼堂时采用了明、清两代的建筑特色，其主要特点就是采用中轴线对称的传统建筑思想，配以柱廊式的双翼，并以塔楼收尾，立面比例匀称。它造型上的华丽、庄严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凝聚力和威慑力。其“壮观、宏伟、气势磅礴、挺拔有力，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地方特点”的特色，也和新中国建设和发展时期的重庆人的风貌相吻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礼堂的修建巧妙地结合了重庆的山坡地形，利用极具个性的周边环境，依山就势建造，这也是它特别壮观的原因之一。如果是在一个十分宽广的地带建造大礼堂，其壮观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从这一点看来，大礼堂充分利用和发挥了山地建筑的优势。
　　有人说大礼堂其实是天安门加天坛的简单组合。张家德很不同意这种说法。“但凡中国特色的建筑都是有一些固定的表达形式。”如他所言，大礼堂运用了各种清式屋顶，把圆形屋顶和坡屋顶结合起来，巧妙地组合，衬托有南北配楼，总体形象十分丰富。另外，大礼堂的采光和通风设计也受到人们的赞赏。张家德在设计时已经根据采光、空气的对流而计算好如何搭建门窗，非常讲究。也正因为有良好的通风，使得在50年的时间长河里，建筑木材依然完好如初。
　　为了节约成本，在建筑材料的选用上，张家德大多采用就地取材的原则。其配楼前白色栏杆看似用汉白玉雕砌而成，实际上是混合白石灰加白水泥后，用模具制成的。据说这也是张家德的一个小发明，既可以节约成本，损坏后维修也很方便。这些设计理念，使得大礼堂的造价相当低。
　　上世纪50年代，印度领导人对这座宏伟气派的建筑很感兴趣，便通过外交途径向我国政府提出，要求将大礼堂主要设计图纸给他们，为在印度首都建造一座类似造型的国家大剧院作为参照蓝图。1981年，美国前总统福特一行到重庆访问，因美方先遣人员看过大礼堂并报告福特后，坚持要求下榻人民宾馆。福特一行到此住下后，十分满意，多次赞扬。次年，加拿大著名建筑师埃里克森教授专程到重庆考察，这位专家对大礼堂尤其是钢网屋面结构部分看得很仔细。他声称，当时能在中国出现这样精致的大型结构建筑，现在看起来都是高水平的。
　　在高层建筑到处林立的今天，大礼堂的规模也许算不上什么第一了，但它在历史上占有的地位从未改变，它的作者张家德的地位也无可比拟。
　　张家德于1953年调到北京工作，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等职务，并陆续参与了首都一些大型建筑工程的方案设计。
　　1959年夏，重庆市政府邀请他来重庆配合对整个大礼堂进行维护与修缮。因9月中旬的一次意外火灾，礼堂外大院入口处的木结构牌楼被烧毁，而张家德仅用了12天就完成了重新设计并指导施工，建成一座砖混结构的新牌楼，没有影响到国庆10周年的使用。
　　1982年5月20日，张家德先生因肺心病突发，在北京积水潭医院逝世，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会。张家德先生一生勤恳，虽然没有留下许多作品，但他的代表作——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却经历了50多年风风雨雨的考验，依旧伫立在山城的大地上，风韵犹存，显得格外耀眼。
　　相信张家德先生的在天之灵，如能感受到今日大礼堂所发挥的作用也会感到满足和喜悦。但他一定不会惊讶，因为这一切早在他最初设计时就已成雏形，此番美好景象已被他尽数融入精妙的设计中，成为永远不会消失的艺术。
　　又或许这已是艺术家的至高境界——自身默默无闻，手中的作品却和那些印在礼堂内部的精美彩绘一样，并没有因时间而褪色，始终异彩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