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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媒介环境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部分媒介职业人员很难找到自身的定位，在重复劳动中似乎找寻不出工作的快乐，有的甚至基本丧失媒介职业道德，从而在把关过程中时有疏忽，更甚者制造假新闻，在呼吁记者职业道德复位的同时，还探讨找出此种现象的根源及更正之方法，以“人”的角度看待媒介职业人员。
[关键词]传媒市场 职业主义 媒介素养 媒介职业人员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08)0610039－02a
一、在我国文化背景下的媒介行业
20多年来，我国传媒面向市场，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逐步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之路，我国的传媒市场也初步形成。[1]传媒市场主体的地位逐渐明确，规范传媒市场环境，促进传媒业健康发展。以政府的新闻规制和市场化发展需要为基础，整合与扩张成为传媒发展的两大主题。传媒发行结构有了重大变化，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传媒国家、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市场。我国是全世界日报读者最多的国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报业市场。
目前我国媒介市场竞争异常激烈，2000家报纸、8000家杂志、3000个广播频道、3000个电视频道和数以万计的网络共同瓜分着这个市场。从竞争的内容来考察，传媒竞争主要围绕信息资源、信息用户和信息效益展开的;从竞争的形式来看，则表现为同质媒体与异质媒体之间的竞争、特色竞争与规模竞争以及过度竞争、差异化竞争与合作竞争。[2]从长远发展来看，一个媒介的职业人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该媒体的声誉以及未来的发展。职业主义精神直接关系到媒体本身乃至社会的氛围与环境。
二、职业主义
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苏德森(Michael Schudson)指出，职业主义是当代美国新闻业的标志(hallmark)，而分析这种职业主义，对于理解当代新闻业是非常必要的。职业有两种用法，第一是作为一种地位身份象征的职业概念，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因为它包括了那些有相当声望，但又多种多样的职业。第二是作为一种制度象征的职业概念，这是一个相对狭窄的概念层面。福来克斯纳最早详细地描述职业人士的六点特征：具有个人的责任感、有一定的科学和知识的基础，实用的专门化知识，通过组织来分享普遍的技术，自组织形式，利他主义意识。[3]1957年，厄内斯特·格林沃德(Ernest Greenwood)
为职业给出的界定最为清晰：系统化的理论，权威人士，社区约束力，道德准则，一种文化。
1970年，社会学家威尔伯特·墨尔(Wilbert Moore)的研究特别引人注目。他提出了一种可以把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定义为一个过程的评估标准。职业的发展包括渐进的几个阶段：工作(occupation)、行业(calling)、正规化的组织、需要受教育的组织、有服务定位的组织以及享有独立自治权的组织。从中可以看到职业化的最高阶段就是该组织享有完全的专业自治权(complete professional autonomy)。
三、媒介职业人员的多维认识
（一）新闻职业道德围绕媒介职业人员
J·阿特休尔归纳了新闻媒介的四条信念：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摆脱来自政府、来自广告商甚至公众的干涉；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晓权”服务；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在此之间最为关键的就是媒介人员的职业道德。这一点直接决定了从业者在寻找新闻的同时是否将新闻的客观性搁置起来。道德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我们潜移默化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在媒介职业中的精英团体一定是有良好教育的。
一个在中国传媒实习的外国人写文章谈到了很普遍的跑场拿红包的现象，但是他也发现，仍然有少数中国记者就是不拿这个红包。这个可贵的少数人，在外部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形下，坚守住了基本的道德。如果制度问题、传媒工作人员的基本生存问题能够得到保障，职业道德意识有可能提升。
（二）假新闻的滋生根源
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播出了题为《纸做的包子》新闻。其后市公安部门组成专案组全力核查，于7月16日初步查明事实真相，证实其为假新闻。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就北京电视台播出《纸做的包子》发出通报，要求新闻从业人员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恪守职业道德。至此，“ 纸馅包子”事件似乎就可告一段落了。
这是一场为吸引受众而产生的闹剧，记者自身难道不曾想过这个新闻是一捅就破，就会露馅的吗？我们每年都会评出十大假新闻，为何仍然源源不断呢？
滕斯托尔在《专业记者：目标、职业、角色》认为，记者的角色行为不仅受到作为参照群体的同事，以及新闻来源网的影响，也受到其他媒介专业记者的不同贡献以及在宽泛的新闻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专业记者都在同等的压力下工作。这与各个类型的专业记者的社会定位是相关，一般来说作为地位偏高的外事记者和政治记者来说，他们所要承受的压力远小与汽车和广告记者。一个专业记者扮演了三种不同的职业角色；雇员，专业采集者，和其他新闻媒介的记者在同一领域的竞争者同事。
由于从事的领域不同，这些专业记者的地位也有所不同，并且由于他们所扮演的不同的职业角色，他们对自身地位的看法也不同。在实际体验中，专业工作的艰辛或者其他媒介同行的竞争都不对一位敬业的记者构成压力，真正使记者困扰的力量，恰恰来自于自己身边的环境，新闻组织内部的人际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专业记者并非忘记自身的职业道德，而是在这张“潜网”中保持沉默，也许还存在更多未被发现的传播范围很小的假新闻！
（三）媒介职业人员面临的“潜网”
在日常的工作中，媒介从业人员被体制化，而他们自己往往无法感受到基本原则的存在。[4]布里德的《新闻编辑室内的社会控制》试图理解新闻价值与记者的实际工作、编辑方针的关系。他关注的是编辑部的小气氛中，记者个体被群体同化后的遵从行为，通过社会化的过程，记者把体系内群体的要求内化为自身的标准。
这种氛围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分析了职业人员在制度性的权威和制裁、责任感和对长者的尊重、对升职的期望、缺乏冲突性的团体忠诚、新闻工作本身的乐趣、新闻本身成为一种价值等几个方面，这张网就渐渐形成了，甚至明知道它的存在却依旧跟着它转。
2007年3月10 日，上海10家主要新闻媒体联合调查结果显示，在职新闻从业人员全部健康者仅为18.4%，患病者为8.9%，其余不同程度处于亚健康状态。 因此，记者需要人文关怀。
四、媒介素养的培养利于媒介人员减压
当前媒介怪现象有以新闻的形式做广告，而不标明是广告的版面、节目；制造戏剧性的事实，同时进行报道或事后报道这个“事实”；普遍的假冒各种身份的暗访和偷拍偷录；这些现象是当前媒介环境竞争激烈索造成的，竞争的目的是追求受众，从而达到利益最大化。
在需求才有生产，因此提高受众媒介素养才能更好地杜绝这些媒介怪现象，如果受众很清楚知道这是一场人为的炒作，自然媒介环境就平稳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谢静认为媒介素养的培养一是要倡导与组织者为相关研究机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学术研究层面。二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主要集中在青少年学生。三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范围不断扩大，本土化与地方化特色越来越浓厚，但同时也呈现出零散化、碎片化的态势，缺乏有效的整合。四是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读物陆续出版，“无米之炊”的状况逐渐得到改善。2001年，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少年新闻传播普及教育系列丛书”，旨在通过技能训练提升少年的媒介素养水平。
当然，中国大陆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仍存在着相当多的薄弱环节，这也是未来的努力方向所在：政府部门和民间团体的支持，中小学师资培训，家庭和社区教育。媒体素养教育是一种“优质公民”的教育，目的是要造就民主社会中，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表达自我、参与社会发展的公民，它应该是一种全民教育，同时也是终身教育。
五、以国家文化为最高主旨寻求媒介与民意互动
在卡迪夫的《国家文化》中对英国早期BBC广播生活的生动描述，BBC广播通过将固定的程序（routine）按国家、时间、日历纳入节目表，形成一种坐标，串起了英国国内、英国各殖民地的联系，对建构整个社会的统一文化、国家认同、民族凝聚力的巨大作用。
重庆钉子户事件，如果没有媒体、民意介入，很可能走向恶性对抗。正因为民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达，重庆地方政府处理钉子户事件时更审慎，更克制，最后得到一个双赢结果。无论是钉子户事件，还是山西黑窑事件，还是厦门PX事件，实践证明，民主不仅对民众有利，也给政府提供了一个及时沟通民意的渠道。
在这个意义上，媒介职业人员不仅是沟通者也是自我调整者，在沟通中找寻自我的工作价值，而不是仅仅限制在自身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当大众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之后，将积极参与自身认为有意义的事件中，任何假大虚的素材将不再受到青睐。同时，媒介职业人员的威严将会重塑。
六、结语
英国传播学者威廉斯的把大众传媒及其传播活动置于同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和历史进程的联系之中进行分析研究，并以传媒技术、社会制度与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为重要主题。从这个意义上，我国媒介职业人员站在国家文化的角度去工作，站在宏观的角度分析事件并对其进行报道，在个人兴趣，媒介文化，事件本身中抉择，最终的产品必将赢得受众。同时，受众的媒介素养提高了，也将引导整个媒介向良性方向发展，在其中生存的媒介职业人员也不再只是停留在以猎奇为出发点，从而迎来媒介环境的一次洗礼。
参考文献：
[1]丁柏栓，《我国传媒市场已经形成》，新华网.
[2]禹建强，《解析传媒业竞争的形式》，《新闻与写作》，2003年第2期，第113页.
[3]Banning，Stephen A: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Journalism.Journalism History，Winter 98/99，Vol.24 Issue 4，p157，yp.
[关键词]传媒市场 职业主义 媒介素养 媒介职业人员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08)0610039－02a
一、在我国文化背景下的媒介行业
20多年来，我国传媒面向市场，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逐步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之路，我国的传媒市场也初步形成。[1]传媒市场主体的地位逐渐明确，规范传媒市场环境，促进传媒业健康发展。以政府的新闻规制和市场化发展需要为基础，整合与扩张成为传媒发展的两大主题。传媒发行结构有了重大变化，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传媒国家、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市场。我国是全世界日报读者最多的国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报业市场。
目前我国媒介市场竞争异常激烈，2000家报纸、8000家杂志、3000个广播频道、3000个电视频道和数以万计的网络共同瓜分着这个市场。从竞争的内容来考察，传媒竞争主要围绕信息资源、信息用户和信息效益展开的;从竞争的形式来看，则表现为同质媒体与异质媒体之间的竞争、特色竞争与规模竞争以及过度竞争、差异化竞争与合作竞争。[2]从长远发展来看，一个媒介的职业人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该媒体的声誉以及未来的发展。职业主义精神直接关系到媒体本身乃至社会的氛围与环境。
二、职业主义
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苏德森(Michael Schudson)指出，职业主义是当代美国新闻业的标志(hallmark)，而分析这种职业主义，对于理解当代新闻业是非常必要的。职业有两种用法，第一是作为一种地位身份象征的职业概念，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因为它包括了那些有相当声望，但又多种多样的职业。第二是作为一种制度象征的职业概念，这是一个相对狭窄的概念层面。福来克斯纳最早详细地描述职业人士的六点特征：具有个人的责任感、有一定的科学和知识的基础，实用的专门化知识，通过组织来分享普遍的技术，自组织形式，利他主义意识。[3]1957年，厄内斯特·格林沃德(Ernest Greenwood)
为职业给出的界定最为清晰：系统化的理论，权威人士，社区约束力，道德准则，一种文化。
1970年，社会学家威尔伯特·墨尔(Wilbert Moore)的研究特别引人注目。他提出了一种可以把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定义为一个过程的评估标准。职业的发展包括渐进的几个阶段：工作(occupation)、行业(calling)、正规化的组织、需要受教育的组织、有服务定位的组织以及享有独立自治权的组织。从中可以看到职业化的最高阶段就是该组织享有完全的专业自治权(complete professional autonomy)。
三、媒介职业人员的多维认识
（一）新闻职业道德围绕媒介职业人员
J·阿特休尔归纳了新闻媒介的四条信念：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摆脱来自政府、来自广告商甚至公众的干涉；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晓权”服务；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在此之间最为关键的就是媒介人员的职业道德。这一点直接决定了从业者在寻找新闻的同时是否将新闻的客观性搁置起来。道德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我们潜移默化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在媒介职业中的精英团体一定是有良好教育的。
一个在中国传媒实习的外国人写文章谈到了很普遍的跑场拿红包的现象，但是他也发现，仍然有少数中国记者就是不拿这个红包。这个可贵的少数人，在外部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形下，坚守住了基本的道德。如果制度问题、传媒工作人员的基本生存问题能够得到保障，职业道德意识有可能提升。
（二）假新闻的滋生根源
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播出了题为《纸做的包子》新闻。其后市公安部门组成专案组全力核查，于7月16日初步查明事实真相，证实其为假新闻。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就北京电视台播出《纸做的包子》发出通报，要求新闻从业人员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恪守职业道德。至此，“ 纸馅包子”事件似乎就可告一段落了。
这是一场为吸引受众而产生的闹剧，记者自身难道不曾想过这个新闻是一捅就破，就会露馅的吗？我们每年都会评出十大假新闻，为何仍然源源不断呢？
滕斯托尔在《专业记者：目标、职业、角色》认为，记者的角色行为不仅受到作为参照群体的同事，以及新闻来源网的影响，也受到其他媒介专业记者的不同贡献以及在宽泛的新闻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专业记者都在同等的压力下工作。这与各个类型的专业记者的社会定位是相关，一般来说作为地位偏高的外事记者和政治记者来说，他们所要承受的压力远小与汽车和广告记者。一个专业记者扮演了三种不同的职业角色；雇员，专业采集者，和其他新闻媒介的记者在同一领域的竞争者同事。
由于从事的领域不同，这些专业记者的地位也有所不同，并且由于他们所扮演的不同的职业角色，他们对自身地位的看法也不同。在实际体验中，专业工作的艰辛或者其他媒介同行的竞争都不对一位敬业的记者构成压力，真正使记者困扰的力量，恰恰来自于自己身边的环境，新闻组织内部的人际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专业记者并非忘记自身的职业道德，而是在这张“潜网”中保持沉默，也许还存在更多未被发现的传播范围很小的假新闻！
（三）媒介职业人员面临的“潜网”
在日常的工作中，媒介从业人员被体制化，而他们自己往往无法感受到基本原则的存在。[4]布里德的《新闻编辑室内的社会控制》试图理解新闻价值与记者的实际工作、编辑方针的关系。他关注的是编辑部的小气氛中，记者个体被群体同化后的遵从行为，通过社会化的过程，记者把体系内群体的要求内化为自身的标准。
这种氛围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分析了职业人员在制度性的权威和制裁、责任感和对长者的尊重、对升职的期望、缺乏冲突性的团体忠诚、新闻工作本身的乐趣、新闻本身成为一种价值等几个方面，这张网就渐渐形成了，甚至明知道它的存在却依旧跟着它转。
2007年3月10 日，上海10家主要新闻媒体联合调查结果显示，在职新闻从业人员全部健康者仅为18.4%，患病者为8.9%，其余不同程度处于亚健康状态。 因此，记者需要人文关怀。
四、媒介素养的培养利于媒介人员减压
当前媒介怪现象有以新闻的形式做广告，而不标明是广告的版面、节目；制造戏剧性的事实，同时进行报道或事后报道这个“事实”；普遍的假冒各种身份的暗访和偷拍偷录；这些现象是当前媒介环境竞争激烈索造成的，竞争的目的是追求受众，从而达到利益最大化。
在需求才有生产，因此提高受众媒介素养才能更好地杜绝这些媒介怪现象，如果受众很清楚知道这是一场人为的炒作，自然媒介环境就平稳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谢静认为媒介素养的培养一是要倡导与组织者为相关研究机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学术研究层面。二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主要集中在青少年学生。三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范围不断扩大，本土化与地方化特色越来越浓厚，但同时也呈现出零散化、碎片化的态势，缺乏有效的整合。四是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读物陆续出版，“无米之炊”的状况逐渐得到改善。2001年，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少年新闻传播普及教育系列丛书”，旨在通过技能训练提升少年的媒介素养水平。
当然，中国大陆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仍存在着相当多的薄弱环节，这也是未来的努力方向所在：政府部门和民间团体的支持，中小学师资培训，家庭和社区教育。媒体素养教育是一种“优质公民”的教育，目的是要造就民主社会中，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表达自我、参与社会发展的公民，它应该是一种全民教育，同时也是终身教育。
五、以国家文化为最高主旨寻求媒介与民意互动
在卡迪夫的《国家文化》中对英国早期BBC广播生活的生动描述，BBC广播通过将固定的程序（routine）按国家、时间、日历纳入节目表，形成一种坐标，串起了英国国内、英国各殖民地的联系，对建构整个社会的统一文化、国家认同、民族凝聚力的巨大作用。
重庆钉子户事件，如果没有媒体、民意介入，很可能走向恶性对抗。正因为民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达，重庆地方政府处理钉子户事件时更审慎，更克制，最后得到一个双赢结果。无论是钉子户事件，还是山西黑窑事件，还是厦门PX事件，实践证明，民主不仅对民众有利，也给政府提供了一个及时沟通民意的渠道。
在这个意义上，媒介职业人员不仅是沟通者也是自我调整者，在沟通中找寻自我的工作价值，而不是仅仅限制在自身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当大众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之后，将积极参与自身认为有意义的事件中，任何假大虚的素材将不再受到青睐。同时，媒介职业人员的威严将会重塑。
六、结语
英国传播学者威廉斯的把大众传媒及其传播活动置于同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和历史进程的联系之中进行分析研究，并以传媒技术、社会制度与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为重要主题。从这个意义上，我国媒介职业人员站在国家文化的角度去工作，站在宏观的角度分析事件并对其进行报道，在个人兴趣，媒介文化，事件本身中抉择，最终的产品必将赢得受众。同时，受众的媒介素养提高了，也将引导整个媒介向良性方向发展，在其中生存的媒介职业人员也不再只是停留在以猎奇为出发点，从而迎来媒介环境的一次洗礼。
参考文献：
[1]丁柏栓，《我国传媒市场已经形成》，新华网.
[2]禹建强，《解析传媒业竞争的形式》，《新闻与写作》，2003年第2期，第113页.
[3]Banning，Stephen A: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Journalism.Journalism History，Winter 98/99，Vol.24 Issue 4，p157，y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