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53年6月。中共曲麻莱工委的工作队员们还没有从严重的高原反应中摆脱出来就走进了牧区。山脚下小河边，一顶不大的黑牛毛帐房挂出了一块兽医站的牌子，牌子上用红漆写了四四方方的汉文和弯弯曲曲的藏文。老红军范义、大学生范强和他们的助手兼翻译藏族姑娘尼玛三个人就成了高原牧区有史以来的第一代兽医。
　　那时候，包括可可西里在内的曲麻莱总面积有13万平方公里，抛开雪山大河荒漠戈壁不算，还星罗棋布地夹杂着1万多平方公里的肥美草原，在这些肥美草原上散落着2 000多户藏族牧民和各家各户牧放的数十万头牛羊。听说附近有几个部落的牛羊已经得了瘟疫，可是兽医站的牌子挂出去一星期依然没有动静。范义急了：“牛羊不来找咱，咱就走出去找牛羊。”于是带了药品器械和范强、尼玛一块儿出诊。
　　老红军范义其实并不老，也不过40来岁，可他曾经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先是给中央首长牵马，后来竟成了骑兵部队里小有名气的兽医。工作队进驻曲麻莱，他理所当然成了兽医站站长的最佳人选。大学生范强说大也不大，去年报名参加工作队时他还是一名刚满20岁的在校大学生，学兽医专业的，正值工作队急需技术人员的时候，他告别了西宁的女朋友上了高原。而17岁的尼玛姑娘则是曲麻莱一个追求进步的部落头人的女儿，因为能用流利的汉语会话，于是跟了工作队帮忙，几个月下来已经成了兽医站的“准工作队员”了。
　　牛羊瘟疫在高原牧区是一种可怕的病害。一个部落发生了，两三天之内草原上就会堆满了牛羊的尸体，就像冬天的原始森林里燃起了一片大火那样可怕。为了预防牛羊瘟疫，老范跟着马帮去州里取一种叫作“绵羊化毒”的疫苗，骑着马在连绵的高山大川里跋涉了整整一个月，才把疫苗像保护婴儿一样装在热水瓶里小心翼翼地抱回曲麻莱。救命的疫苗取回来了，三个人又急急忙忙赶制了一小群“药羊”（接种了疫苗之后准备解剖制药的绵羊），就骑上骏马赶了“药羊”向着遥远的牧区出发了。
　　6月的高原牧区那肥美的酥油草刚开始冒芽。尽管三人心急如火，但那群贪吃酥油草的“药羊”怎么也走不快，一天下来只能走五六十里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们发现山崖下有一处牧民废弃了的羊圈。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如果夜间遇到狼群或黑熊就麻烦了，于是决定在此露宿一晚，第二天一早再赶路。哪知道高原的天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刚还是星斗满天，半夜里忽然轰雷闪电。惊恐万状的“药羊”在漆黑的荒原上四散奔逃。三个人骑着马跑了一整夜才抓回来三只。更糟糕的是他们竟然迷失了方向！
　　接下来的11天应该是三个人生命中最难忘的经历了。这11天里，一个人每天只能靠一二十粒喂马的豌豆充饥。而老范则一开始就悄悄拔一些野葱蕨菜吃，却把分给自己的豌豆放回盛马料的褡裢。最后连豌豆也吃光了，可是谁也没有动那三只“药羊”和马匹的念头。
　　在翻越一座高峻的雪山时，老范终于倒下了。他是患了被当地藏民称作“烟瘴”的急性高山不适症。弥留状态的老范嘱咐范强和尼玛：“就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睡在这雪山上吧，你们可一定要带着“药羊”完成任务！”头脑灵活的范强猛然想到一个主意，他和尼玛悄悄商量了一会儿，尼玛就忙忙地捡牛粪烧开水，范强迅速拔出兽用注射器给老范注射了一针兽用镇痛消炎药。在强烈的刺激下老范苏醒过来了。接着尼玛又喂老范喝下大量开水，一个小时后老范居然在范强和尼玛的搀扶下慢慢走下了雪山。
　　后来三个人终于找到一个牛羊正在不断倒毙的藏民部落。尼玛说了半天部落头人才同意他们走进帐房。在这里他们没日没夜地忙碌了半个多月，这个部落再没有死过一头牛羊。消息像吉祥的天马一样飞进其他部落。1953年剩下的日子里，老范、小范、尼玛几乎顾不上返回那挂了兽医站牌子的帐房了，三个人被一个又一个部落轮流地接走，为各家各户的牛羊注射“绵羊化毒”的免疫注射剂。高原牧区的几十万头牛羊全都进行了这样的预防注射。而从1953年起，整个高原牧区再没有发生过牛羊瘟疫！
　　老红军范义在60年代后期终因积劳成疾，长眠在曲麻莱的大地上了。他是在当地最有名望的活佛主持下火葬的，骨灰就撒在尕朵觉卧神山的山顶上。而范强的女朋友后来和范强分手了，最终和范强走到一起的是那位美丽善良的藏族姑娘 尼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