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不易，需要一份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感。
　　
　　两年前，“最年轻市长”周森锋在湖北宜城的登台亮相，曾引发一场从其家庭背景、毕业论文、从政作风到为官能力的全面质疑，质疑并未随时间的流逝而淡化。两年后，在其被“拟交流提拔任职”的时候，质疑声再起，而且比上一次来得更猛烈一些。媒体纷纷质疑，上一次的质疑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回应，怎么能就这么提拔了呢？
　　从两年前这个“最年轻市长”被媒体质疑盯上的时候，我就一直关注周森锋。媒体针对周森锋的质疑和苛责，我也一直并不认同。在这个对官员并不友好的舆论氛围中，质疑和苛评官员是很容易的事，既占据道德优势，又能赢得掌声，相反，宽容倒显然非常稀缺和很不容易了。面对周森锋，宽容比苛评更需要勇气；面对这个只有道德小瑕疵而无滥权大问题的年轻官员，习惯了苛评的舆论，要有勇气去宽容他，为他的从政创造一个宽容的舆论环境。
　　周森锋的问题，其实真算不了什么多大的问题。家庭背景的问题已经比较清楚了：来自农村，父亲还在窑场打工补贴家用，妻子只是市人大下属一个部门的副主任，算不上什么背景。从政能力的问题，从湖北省委组织部在襄阳对其考察后的结果来看，各项投票都排第一位，能力肯定没有问题。剩下来的只有论文问题了——他确实抄了别人几段，无法回避，在这个问题上，他确实错了。
　　可是，我没觉得这是严重得不可原谅的大问题，起码没有舆论所言的那么严重，严重到要引羞辞职。当年论文引用不规范时，他只是一个学生，不能用今天他作为一个官员的标准去严厉地“溯及”他的既往，毕竟他当官后没这么做；而且，他上学的时候对学术规范的强调似乎并没有今天这么严格；还有，他能走上今天的位置，并没有依靠那篇论文。舆论曝光后，他在道义上已经受到了惩罚，形象和声誉受损。对于这样的瑕疵，舆论没有必要再无休无止地苛责苛评下去了。
　　让一个年轻有为的官员为他当学生时一篇论文的问题在官场上永远抬不起头来，甚至恶狠狠地逼其辞职，这对周森锋是很不公平的。确实，中国的问责制很不完善，官员违法犯错，常常得不到法律的追究、制度的问责——可是，我们不能因为对“问责乏力”的深恶痛绝，而把所有问题都报复性地施加到一个并没有犯多大错误的年轻官员身上，让他承受本不该由他承受的压力和代价。在新闻热点此起彼伏的浮躁转换中，轻易淡忘了本该穷追不舍的犯了大错的官员，对一个虽有小错、却有争议噱头和炒作价值（“最年轻市长”）的年轻人紧追不放；苛责一个读书时论文有瑕疵的官员，却放过那些论文完全让人代写、听课完全让秘书代听、学历完全是买来的官员，这不是正义的舆论应有的作为。
　　我与周森锋并无交往，写下这段文字，呼吁舆论宽容他，只是一个公正旁观者的表达。我对官员滥用权力的批判从来都是尖锐和毫不留情的，但我也时常提醒自己不要带着有色眼镜和刻板成见去看官员群体。有苛责，也要有宽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不是事关权力滥用的大是大非大问题，一些并非原则性的小错是应该原谅的。当下的舆论环境中，尤其是面对官员时，宽容比苛评有时更需要勇气。批评是很容易的事，越是尖锐的批评，在道德上很讨巧，也符合当下的情绪需要——可宽容就很不容易了，它需要一种与人为善的情怀，需要一份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感，更需要一种超越的勇气。读书时在论文上虽有小瑕疵，当官后却能有所作为的周森锋，不贪不占，为官一任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实事，他当得起我们的宽容。
　　周森锋是80后人，这代人中的许多年轻人，也已如周森锋一样走上政坛并担当一定职务。从我的接触所见，这代官员比他们的上代人更有与舆论和公众交流的渴望，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思想开放，视野开阔。期待舆论能与这些新生代官员形成良性的互动，而不是重复以往的那种对立情绪。就拿周森锋来说，应在推动改革中寻求一个将他置于阳光下接受监督的制度，而不是总拿他的论文问题热炒，直至把他炒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