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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食堂的黄金时代，到三年困难时期，再到种自留地，冀中平原上的人们怎样经历自己的“民以食为天”?
青少年时代，我都生活在冀中平原上一个最普通小村庄：南刘庄生产大队，属于保定专区，蠡县洪堡公社。大队一千多口人，分成十来个生产小队。那时代的南刘庄，村民都以种地为生，与外界交往不多，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敲钟上工，日落而息。这里，我就从1958年的吃食堂说起，说说刘庄人吃的变迁。
晚清、民国时这里的农家吃食，可以看齐如山先生《华北的农村》一书，因为齐先生是高阳县人，和蠡县是邻居，两处的农家生活是完全一样的。这里继续齐先生的话题。
食堂初建
“食堂”这个词，最早是从一群聊天的妇女嘴里听到，大意是说，要吃食堂了，不用刷锅做饭了。话里流露的是新奇、盼望。最初食堂的确给人们带来了兴奋、满足，食堂的饭敞口吃，几百口子人挤在一个大院里，边吃边聊，很有意思。
一般午饭吃干的，多是棒子面或高粱面窝窝头，盛在一个大笸箩里，抬出来放在院子当中，两只水桶盛菜汤，也放在一旁，吃多少拿多少。有几分像今天的吃自助餐，个个吃得肚皮鼓鼓的。晚饭喝粥，还有熘山药，就是煮得稀软的红薯。晚饭开得晚，黑暗中弥漫着棒子面粥的香味，院子里一大片蹲着的黑糊糊的人影，很远就能听到混成一片的“吸溜”声。粥烫人急，喝起来要有些技巧，手捧大海碗，连筷子都不用，嘴在碗沿转圈喝，准确说应该叫吸，把嘴嘬起来，连空气带粥一起吸进嘴里，因此发出响亮的“吸溜、吸溜”声。挨着碗沿的粥凉得快，温度略低一些，吸进的空气也起着冷却的作用，这样就能吃得快一些，吃伙饭，速度是很重要的。孩子们故意把嘴嘬得更小，吸成“吱——吱——”响声，一时间声震夜空。
吃饱了，临走再拿几块熘山药，边走边吃，孩子们吃几嘴不吃了，一甩手扔到房顶上，更有好玩的，使巧劲把山药撺在墙上，名日摔蘑菇。只是到了第二年，吃不饱了，又到房上把晒干的熘山药拣下来，摔在墙上的山药也用棍子捅下来，重新吃完。
农忙时节，晚饭后还要干活，这是大跃进的年代。干完活夜深了，肚子也叫了，因此还有一顿夜宵，这夜宵只有干夜活的劳力吃，老人、孩子早睡下了，没有份。某个时段夜宵总吃豆腐脑。当地有高粱间作黄豆的传统，黄豆熟了收获不及时，豆荚暴开，豆子掉在了地上，一场雨过后，地上的黄豆泡涨了。发动小学、幼儿园的孩子们把胀了的黄豆捡回来，队里现成有歇业的卖豆腐脑的手艺人，把泡涨的黄豆磨浆做成豆腐脑。孩子们大多没吃过这美食，听大人讲起来，馋得流口水。当然，真要坚持吃的话也不一定不让吃。只是孩子们都难熬夜晚的困乏，早早就躺在炕上不动了。
1958年风调雨顺，地里的草长了半人多高。凡草长得好的年头都是好年景。可是1958年的收成并不好，青年人大都上了水库工地，在家的人个个磨洋工(怠工)，尽管墙上的标语尽是“鏖战”、“夜战”“多快好省”的字眼，劳动效率还是奇低，庄稼大都被草“吃”了，收秋又是丢三落四，到了冬天，地里还有没收获完的庄稼。不清楚当年的公粮究竟缴多少，反正装到仓库里的粮食太少了。加上食堂管理粗放，泼洒浪费比比皆是。因此，在食堂里敞口海吃的情景，维持了不足一年时间，就一去不复返了。
“三年”时期
生产队的食堂好景不长。从敞口吃改成了定量吃，开始每顿三个窝头到每顿两个窝头，后来竟只给一个，这是成年人的定量。五六岁的孩子给“三分”窝头。这样的孩子以后上学，学分数理解的特别快，老师一讲到十分之三，马上想到了当年的“三分”窝头。吃定量可以把饭打回家里来吃。孩子三嘴两嘴三分窝头就进去了，眼睛眨巴眨巴望着大人手里舍不得下咽的窝头，大人只有掰下一块递给孩子。
当年人们的饭量都特别大，小伙子一顿吃四五个窝头是正常，七八个也能吃下去。有菜汤、咸菜佐饭就是奢侈了，多数时候都是干吃窝头喝凉水。没有菜的参与，，对窝头的味道体会得更清晰、更深刻，那棒子面的窝头越嚼越香，回味无穷。只是人身体的营养来源只有主食一种渠道了。
吃不饱了，打饭就成了人们一天当中最为期盼的事情，一群光屁股的孩子，吃完早饭，就拿着“芊子”(芊，读做浅。芊子是一种用高粱杆编成的笸箩，当地人专门用来盛饽饽)，到食堂打中午饭，把芊子放在地上代替人排队。每天上午，食堂门口一条用芊子排成的长长队伍，成了一大景观。
渐渐窝头没有了，改吃“淀粉”。此淀粉非彼淀粉，是用山药蔓或棒子核等为原料做成的，不知哪位高人借用了这美好的名字，反正不是农民，那时候的农民，还没有人知道淀粉是什么东西。做法不复杂，把原料烘干碾碎，用粗罗筛过，掺上少许棒子面做黏合剂，合成面团后还是太松散，捏不成窝头，只能两手团一团，弄成圆不圆扁不扁黑不溜秋的东西，上锅蒸熟即可。这东西吃在嘴里满嘴是渣，一股浓浓的中药味，难以下咽。几种淀粉中，山药蔓做的还略微好吃一些，除了中药味以外，竟略有一丝甜味。每顿饭两个淀粉团，搭配两个熘山药，山药成了佐饭的菜，吃一口淀粉，再吃一口山药送下去。讲究一些的人家，把淀粉团打回家以后，搓碎，上锅烙干，这样吃起来中药味略淡一些，还有酥脆的感觉。
挨饿的滋味最不好受。“吃”成了人们生活中唯一追求的目标，凡是能入嘴的东西，都往嘴里塞。一开春，耕地翻出上年落下的山药，虽然一冻一化已经变了质，味道苦、颜色黑，但擦擦土就吃进嘴里。野菜长出来了，孩子们整天拿着口袋在地里转悠，寻觅簇簇柳、面条棵、青椒菜，野菜不能生吃(苣苣菜又叫苦菜，可以生吃，但不能代替主食)，要拿回家里，用开水煮熟，放些盐，就是一顿美食。秋天，地里可吃的东西太丰富了，生山药、生棒子、生北瓜、生西葫芦、生茄子、生萝卜等。其中，生山药、生茄子最为好吃，后来能吃饱了，偶尔还弄两个尝尝鲜，生茄子就大葱，是难得的佳肴。秋天的庄稼地，是饥饿人群的天堂。秋后，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一群妇女在场院打棒子，抓起一把生棒子粒捂在嘴里，嘎嘣噶嘣地嚼。冬天，一群孩子，用铁丝穿着白菜疙瘩(白菜的根茎)在火上烧，烧熟一层啃一层。人们逮住麻雀烧麻雀，逮住老鼠烧老鼠，这是真正的美味。
人们闲聊的话题只剩下一个，就是“吃”。某人讲起前一天，裤腿里装了一根萝卜(上些年纪的妇女时兴把裤腿脚扎起来)，偷偷带回家，村口有“护秋团”，凡回家的人都要搜身，此萝卜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用半锅水煮萝卜片，一家人每人一大碗，连汤带水吃了个不亦乐乎，讲的人津津乐道，听的人满脸的羡慕。当年，不肯偷吃食的人极少。
故事发生在1959年到1960年，后来，人们“胖”、瘦反差极大，瘦者骨瘦如柴，孩子们两条细腿支着一个大肚子，再往上是长长的脖子挑起一个大脑袋；胖者胖得眼睛只剩下一条缝，其实不是胖，是
青少年时代，我都生活在冀中平原上一个最普通小村庄：南刘庄生产大队，属于保定专区，蠡县洪堡公社。大队一千多口人，分成十来个生产小队。那时代的南刘庄，村民都以种地为生，与外界交往不多，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敲钟上工，日落而息。这里，我就从1958年的吃食堂说起，说说刘庄人吃的变迁。
晚清、民国时这里的农家吃食，可以看齐如山先生《华北的农村》一书，因为齐先生是高阳县人，和蠡县是邻居，两处的农家生活是完全一样的。这里继续齐先生的话题。
食堂初建
“食堂”这个词，最早是从一群聊天的妇女嘴里听到，大意是说，要吃食堂了，不用刷锅做饭了。话里流露的是新奇、盼望。最初食堂的确给人们带来了兴奋、满足，食堂的饭敞口吃，几百口子人挤在一个大院里，边吃边聊，很有意思。
一般午饭吃干的，多是棒子面或高粱面窝窝头，盛在一个大笸箩里，抬出来放在院子当中，两只水桶盛菜汤，也放在一旁，吃多少拿多少。有几分像今天的吃自助餐，个个吃得肚皮鼓鼓的。晚饭喝粥，还有熘山药，就是煮得稀软的红薯。晚饭开得晚，黑暗中弥漫着棒子面粥的香味，院子里一大片蹲着的黑糊糊的人影，很远就能听到混成一片的“吸溜”声。粥烫人急，喝起来要有些技巧，手捧大海碗，连筷子都不用，嘴在碗沿转圈喝，准确说应该叫吸，把嘴嘬起来，连空气带粥一起吸进嘴里，因此发出响亮的“吸溜、吸溜”声。挨着碗沿的粥凉得快，温度略低一些，吸进的空气也起着冷却的作用，这样就能吃得快一些，吃伙饭，速度是很重要的。孩子们故意把嘴嘬得更小，吸成“吱——吱——”响声，一时间声震夜空。
吃饱了，临走再拿几块熘山药，边走边吃，孩子们吃几嘴不吃了，一甩手扔到房顶上，更有好玩的，使巧劲把山药撺在墙上，名日摔蘑菇。只是到了第二年，吃不饱了，又到房上把晒干的熘山药拣下来，摔在墙上的山药也用棍子捅下来，重新吃完。
农忙时节，晚饭后还要干活，这是大跃进的年代。干完活夜深了，肚子也叫了，因此还有一顿夜宵，这夜宵只有干夜活的劳力吃，老人、孩子早睡下了，没有份。某个时段夜宵总吃豆腐脑。当地有高粱间作黄豆的传统，黄豆熟了收获不及时，豆荚暴开，豆子掉在了地上，一场雨过后，地上的黄豆泡涨了。发动小学、幼儿园的孩子们把胀了的黄豆捡回来，队里现成有歇业的卖豆腐脑的手艺人，把泡涨的黄豆磨浆做成豆腐脑。孩子们大多没吃过这美食，听大人讲起来，馋得流口水。当然，真要坚持吃的话也不一定不让吃。只是孩子们都难熬夜晚的困乏，早早就躺在炕上不动了。
1958年风调雨顺，地里的草长了半人多高。凡草长得好的年头都是好年景。可是1958年的收成并不好，青年人大都上了水库工地，在家的人个个磨洋工(怠工)，尽管墙上的标语尽是“鏖战”、“夜战”“多快好省”的字眼，劳动效率还是奇低，庄稼大都被草“吃”了，收秋又是丢三落四，到了冬天，地里还有没收获完的庄稼。不清楚当年的公粮究竟缴多少，反正装到仓库里的粮食太少了。加上食堂管理粗放，泼洒浪费比比皆是。因此，在食堂里敞口海吃的情景，维持了不足一年时间，就一去不复返了。
“三年”时期
生产队的食堂好景不长。从敞口吃改成了定量吃，开始每顿三个窝头到每顿两个窝头，后来竟只给一个，这是成年人的定量。五六岁的孩子给“三分”窝头。这样的孩子以后上学，学分数理解的特别快，老师一讲到十分之三，马上想到了当年的“三分”窝头。吃定量可以把饭打回家里来吃。孩子三嘴两嘴三分窝头就进去了，眼睛眨巴眨巴望着大人手里舍不得下咽的窝头，大人只有掰下一块递给孩子。
当年人们的饭量都特别大，小伙子一顿吃四五个窝头是正常，七八个也能吃下去。有菜汤、咸菜佐饭就是奢侈了，多数时候都是干吃窝头喝凉水。没有菜的参与，，对窝头的味道体会得更清晰、更深刻，那棒子面的窝头越嚼越香，回味无穷。只是人身体的营养来源只有主食一种渠道了。
吃不饱了，打饭就成了人们一天当中最为期盼的事情，一群光屁股的孩子，吃完早饭，就拿着“芊子”(芊，读做浅。芊子是一种用高粱杆编成的笸箩，当地人专门用来盛饽饽)，到食堂打中午饭，把芊子放在地上代替人排队。每天上午，食堂门口一条用芊子排成的长长队伍，成了一大景观。
渐渐窝头没有了，改吃“淀粉”。此淀粉非彼淀粉，是用山药蔓或棒子核等为原料做成的，不知哪位高人借用了这美好的名字，反正不是农民，那时候的农民，还没有人知道淀粉是什么东西。做法不复杂，把原料烘干碾碎，用粗罗筛过，掺上少许棒子面做黏合剂，合成面团后还是太松散，捏不成窝头，只能两手团一团，弄成圆不圆扁不扁黑不溜秋的东西，上锅蒸熟即可。这东西吃在嘴里满嘴是渣，一股浓浓的中药味，难以下咽。几种淀粉中，山药蔓做的还略微好吃一些，除了中药味以外，竟略有一丝甜味。每顿饭两个淀粉团，搭配两个熘山药，山药成了佐饭的菜，吃一口淀粉，再吃一口山药送下去。讲究一些的人家，把淀粉团打回家以后，搓碎，上锅烙干，这样吃起来中药味略淡一些，还有酥脆的感觉。
挨饿的滋味最不好受。“吃”成了人们生活中唯一追求的目标，凡是能入嘴的东西，都往嘴里塞。一开春，耕地翻出上年落下的山药，虽然一冻一化已经变了质，味道苦、颜色黑，但擦擦土就吃进嘴里。野菜长出来了，孩子们整天拿着口袋在地里转悠，寻觅簇簇柳、面条棵、青椒菜，野菜不能生吃(苣苣菜又叫苦菜，可以生吃，但不能代替主食)，要拿回家里，用开水煮熟，放些盐，就是一顿美食。秋天，地里可吃的东西太丰富了，生山药、生棒子、生北瓜、生西葫芦、生茄子、生萝卜等。其中，生山药、生茄子最为好吃，后来能吃饱了，偶尔还弄两个尝尝鲜，生茄子就大葱，是难得的佳肴。秋天的庄稼地，是饥饿人群的天堂。秋后，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一群妇女在场院打棒子，抓起一把生棒子粒捂在嘴里，嘎嘣噶嘣地嚼。冬天，一群孩子，用铁丝穿着白菜疙瘩(白菜的根茎)在火上烧，烧熟一层啃一层。人们逮住麻雀烧麻雀，逮住老鼠烧老鼠，这是真正的美味。
人们闲聊的话题只剩下一个，就是“吃”。某人讲起前一天，裤腿里装了一根萝卜(上些年纪的妇女时兴把裤腿脚扎起来)，偷偷带回家，村口有“护秋团”，凡回家的人都要搜身，此萝卜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用半锅水煮萝卜片，一家人每人一大碗，连汤带水吃了个不亦乐乎，讲的人津津乐道，听的人满脸的羡慕。当年，不肯偷吃食的人极少。
故事发生在1959年到1960年，后来，人们“胖”、瘦反差极大，瘦者骨瘦如柴，孩子们两条细腿支着一个大肚子，再往上是长长的脖子挑起一个大脑袋；胖者胖得眼睛只剩下一条缝，其实不是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