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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诗经学研究源远流长，兴于东汉旨在“揭晓诗之本意”的《诗大序》奠定了后世研究的基础，而《诗大序》中“发乎情，止乎礼义”抒情观的提出对中国文学的创作和评论，更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重新解读《诗大序》中长期被漠视的特殊的抒情观，指出《诗大序》对中国文学话语建构的影响，并强调指出，既要看到《诗大序》束缚历代文人创作思想的负面影响，更要实事求是的评估其中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抒情观的提出对中国文学的创作所产生的积极革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