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西汉武帝时期，记载了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但它一开始并不叫这个名字，司马迁自己称它为《太史公书》，后来又有称为《太史公记》或《太史记》的，到了东汉末年，才被称为《史记》。
　　它的作者司马迁，字子长，是西汉左冯翊夏阳（今天陕西韩城）人，出生于公元前145年，大约在公元前87年去世。司马迁说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在周代就担任周王室的史官，世世代代从事史职方面的工作。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汉武帝初年开始，长期担任太史令，也称为“太史公”，不过太史令只是一个小官，其主要工作也并不是书写历史，而是掌管天文、星象、历法与占卜、祭祀方面的事情，同时兼管国家的文献图书。
　　司马谈有著一部宏大史书的愿望，但还未遂愿就离开了人世，临终时就把这一任务嘱托给儿子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去世后三年，司马迁接父亲的班作了太史令，开始阅读国家的各类藏书和档案资料，准备写作。这一年司马迁38岁。当时有一个叫壶遂的人，对司马迁的写作提出了疑问，他说：“孔子那时，是因为上无明君，下面有才能的人也得不到任用，所以孔子才作《春秋》。而现在呢，上有明主，下面大家都各司其职，各得其所。你要编著这部书，是想阐明什么呢？”司马迁回答说，尧舜的丰功，有《尚书》来记载；商周的伟业，有《诗经》来记载；春秋时代的善恶，也有《春秋》来记载，而我们汉代兴起以来，国家强盛，天下太平，而我作为太史，如果对些盛况不加以记载，抛弃先父的遗命，罪莫大焉。
　　后虽因“李陵事件”而入狱，最后为免死罪而遭受了宫刑，但司马迁忍辱不死，出狱后发愤而作，最终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著作。
　　《史记》在体例和内容上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一共130篇。
　　“本纪”共十二篇，记述从远古黄帝到汉武帝期间，历朝历代帝王的兴废和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一部编年体的历代帝王简史。本纪部分，可看作《史记》全书的一个纲要。其中最古的五个帝王都在一个本纪里，夏、商、周三朝是一朝一个本纪，但到了汉代，却是一个皇帝一个本纪，可见在内容上，《史记》是略于古而详于今的，这在《史记》表、志、传其他部分之中，亦是如此。
　　“表”共十表，是采用表格的形式，将复杂的史事，提纲挈领进行排比类比，差不多也算是一种大事记。
　　“书”共八书，是关于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分别叙述礼仪、音乐、乐律、历法、天文、宗教、水利、经济这些方面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世家”三十篇，除《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外，所记为春秋战国以来各主要诸侯国和汉代所封的诸侯、勋贵的历史。
　　“列传”七十篇，主要是各种人物的传记，所记人物非常广泛，其中有贵族、官吏、学者、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刺客、游侠、商人等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物。司马迁作列传的宗旨，是要使那些品行高洁和有功于天下的人得以传名于后世。此外，对于四边的少数民族，也撰有专传，如《匈奴列传》《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分别叙述当时中国四周非汉族君长和外国君长统治的历史。
　　《史记》中上述五种体裁，其实不完全都出自司马迁的创造，但把这五种体裁加以改造，互相补充，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却是司马迁的独创。《史记》中这五个组成部分，既彼此独立，又有机地构成了一个整体。
　　在《史记》五个组成部分中，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以人物为中心，其中“本纪”与“列传”所占篇幅最多，是书中的主体，因此，人们把《史记》的这种史书体裁称为“纪传体”。“纪传体”在体例上以纪、传为主体，并辅以表、志等，各部分各有侧重，又互相补充。此后在中国长时期里，这一体裁成为官方编定史书的主流。
　　《史记》在汉代就已得到人们很高的评价，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当时博览群书的刘向、扬雄等人，对《史记》赞誉有加：“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所谓“实录”，就是根据事实来记载的信史，这对史书来说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史记》是中国史书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宏篇巨著，对于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后世学者对它推崇备至，南宋学者郑樵赞誉《史记》说：“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也在《文史通义》中说：“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那是再精辟不过了，他在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认为《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还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