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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袁劲梅是近来新移民作家中较为特殊的一位,她的作品以思想性和哲理性见长,在中西方文化的观照下深入哲学领域阐释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痼疾。《疯狂的榛子》是袁劲梅自《青门里志》后的第二部长篇创作,这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时间跨度长达70年,所涉及的问题不仅是战争,更包含爱情、人性、文化等诸多方面。本文就涉及的创伤问题、对于文化和社会的反思,以及故事的叙事和人物塑造进行探讨。
关键词: 疯狂的榛子 创伤 反思
袁劲梅因2009年中篇《罗坎村》的发表而崭露头角,开始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至今已经发表了《罗坎村》、《老康的哲学》等中篇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青门里志》以“文革”为背景,以青门里志为原点透视从“文革”到商业社会的人性故事,虽为长篇体制,但故事内涵和容量依旧是一部中篇,因此,《疯狂的榛子》可以算得上是袁劲梅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步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出版于2015年,时值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文本讲述的历史正是中国自抗日战争到当下现实的故事,时间跨度长达70周年,在这7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家以战争为背景,将爱情作为线索串联起三代人、数个家庭在历史中的浮沉。袁劲梅在《疯狂的榛子》自序中写道:“把爱情放到战争、灾难和折腾中写,不是我要的,是历史安排的。”可见,这部小说涵容量丰富。
1.战争创伤和历史创伤
《疯狂的榛子》写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这一战争对于生活在当下的人来说又近又远:我们对于民族伤痛、战争苦难并未丧失切身的感受。在战争之外,这部小说的时间轴还延伸到了“文革”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书中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伤害:南诗霞、舒暧在这场运动中前后被下放到农场改造,在这里遇见了舒暧的初恋范笳河。
袁劲梅在这部小说中提到了一个现代心理学病症: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范笳河、南诗霞、甘依英、少校沙顿等人都是不同程度的PTSD患者,他们或受到战争的伤害,或受到历史的伤害。第六章“范医生与无人知晓的战争”一章中写到了“PTSD家事”,范白萍的父亲范笳河在抗日战争中任职于中美空军混合连队的14航空军,在艰苦卓绝的年代奋力保护中国的领土和领空,他在《战事信札》中不但写战事,而且在不断地思考脱离战争的“我”会对于同一件事情有怎样不同的想法,“在战场上,在看过日本人杀中国人、炸中国城市、扫荡中国乡村七年之后,在看到那么多中国平民被不当人待七年之后,我打起仗来,只能让那个战场上的‘我’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想,……这个战士的‘我’得活着,那个远在天边、在你身边的正常的‘我’才能活着”,回忆自己和舒暧的过往种种是范笳河脱离战争会到真实的生活的一种办法。但是在回到和平生活之后,他依旧出现了PTSD的表现。他在食堂吃饭,从来只拣角落位子坐;半夜从床上跳起来,叫着“空袭”冲过去把老婆孩子全按床底下去;对老婆敲锅招呼吃饭的声音,反应激烈,跳起来就往外跑;过年家中的红灯笼会弄得他心慌,像是看到了战争时的警报灯笼,这些事情在他心里怎么也抹不去。在书中第五章出现的少校沙顿也经历过战争,他在和浪榛子的交往中渐渐看清了自己患上了PTSD,在他向范白萍的讲述中,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行为和常人相比是多么的怪异,“多少从战争中回来的人对付了半辈子的PTSD,包括我自己。我从来不看打仗杀人的电影”。袁劲梅在书前写下了两句话,其中一句是:战争拿生命做筹码赌输赢。我们只能把生命压在正义上,死得才有意义。在战争中离去的人可算得上死得有意义,可是更多经历过战争、终于看到和平的人他们却终生难以摆脱战争的梦魇。
除了战争创伤外,小说中还提到了历史创伤。南诗霞在“文革”中受到早年追求者莫须有的揭发被下放到农场劳改,平反回家后就将文章全部藏在了起来,在面对女儿浪榛子对于往事的好奇心时坚决告诉女儿不能看。同样,舒暧的创伤表现在“钱不要太多,能吃饱饭就行。钱太多不是好事,一定闹得你全家不得安宁。政治更是要离得远远的,最危险的就是做个小官,一人倒霉全家倒霉”。颐希光在“文革”中被迫砸了自己老师的墓碑,这件事情使他终生都背负着沉重的枷锁,这种政治恐吓和心理压力使他即使老年痴呆也心有余悸。政治运动对于人的伤害在范笳河的妻子甘依英和浪榛子的“对对”莫兴歌的身上也有所表现,他们一边想要跟随自己的欲望,一边又时时恐惧曾经的政治运动卷土重来,他们害怕的是自己从集体中脱离变为异类,这或许是造成PTSD的一种原因“个人在集体腌菜缸中被征服或淹没,从而造成自我失位”。
2.文化反思和社会反思
袁劲梅的作品中常有她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政治制度所酿造出的文化的反思。
范笳河的家乡范水是袁劲梅在书中设置的中国文化的透视点。“范水永远按照自己的规则过日子”,这种规则就是封建传统文化中的忠孝仁义和“忍”。《疯狂的榛子》第七章中写道“范水的基本训练”,开篇就讲“孝子基本功”,孝子在范水的词典里便是为了让人高興自己不情愿的事情也要去做,这其中的“孝”就包括一家的长子要能高高兴兴把自己新婚的媳妇让出去给父亲享用,这种陋习竟然还存在放下的现实中。范水的基本训练还包括放弃自由,“在范水宗法等级下过习惯,每个人都有一个监狱,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关着”。面对这种文化的基本训练,范水人练就了一身“忍劲儿”,这种“忍劲儿”以范水为透视点可以观察整个中国社会,中国人讲情义,做什么都要留点面子和余地,范笳泥在向范白萍将范水的“忍”时提到从长官,“从长官最讲的是情义不是党派……没了情义,就没了中国人”。这种“情义”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人际来往的基石。
袁劲梅在《青门里志》中反思了从“文革”到商业社会的人性故事,在她看来,“文革”中的野蛮,是一种全民族的返祖。《疯狂的榛子》中也讲述了“文革”历史,袁劲梅在这部作品中将“文革”给人心理上留下的创伤和战争创伤一道进行表述,战争和“文革”都是为了和平,我们不断地努力,不过是为了给和平一个机会。“文革”年代,“那些恨,是相信阶级和斗争的结果……那是一个时代的基本语言……若一个民族把恨当作一种长久的心理状态,还从中汲取力量,那就跟村民宗派打械斗似的,没得完。和平就没机会了”。审视“文革”,不仅仅是对和平的反思,更是对人性的反思。 时间接着向前推进,进入八十年代后,中国社会的风向开始改变,经济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戚道宽”出现了,他写在网页上的成功经验是:我的王国是打了一个时机仗来的,再早一点,死路。再迟一点,没路。戚道宽为了发达,为了能拿到地盖房子去拜佛;他教导莫兴歌用人标准就是站队,对于属于自己这队的人要拿得住他们,而拿住他们的方法就是撒钱。他成功的方法不是依靠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而是投机取巧。戚道宽不仅靠着时机和投机取巧成了商业大亨,连普通人一辈子也得不到的头衔也随着而来,而且一来就是二十个,而作品结尾处出现的宋辈新,他是一个与戚道宽截然相反的人,倒是这样的人被人理解为神经病,一辈子郁郁不得志,这或许是袁劲梅对一些人商业投机的尖锐讽刺。
3.叙事结构和人物塑造
《疯狂的榛子》叙事跨度近70年,讲述了抗日战争、“文革”和当下生活,但在袁劲梅的文本结构安排中并未按照时间顺序进行讲述,而是将这三个时空并行着排列起来,使他们都发出自己的声音。此外,文本中并未设置一个中心叙事者,所有人物接连出场,书信、散文、认罪书等多种文体形式让文本变得复杂多样,在一个人的叙述中,另一个人就在这种回忆性的文书中陡然出现,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故事叙事的连贯性,对读者的阅读提出了挑战,每个人物的命运都夹杂在数个人不同历史时期的讲述,舒暧是一个自始至终都只存在于别人讲述之中的人物,开篇作为喇叭的妈妈舒暧就被纳入了文本的叙述内容,接下来,在范笳河断断续续的《战事信札》中舒暧偶有出现,在范笳河的叙述中读者可以了解到舒暧过往的经历:舒家小姐。对于小说一开篇就说到的“大哥”却一直悬而未解,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读者的阅读进程,直到第八章“心理错位病人”中“大哥”才被重新提起,读者才知道这个“大哥”是舒暧和范笳河的儿子,舒暧和范笳河的结局也直到文章最后才揭晓:舒暧为了范笳河抛弃家庭回到大陆,但范笳河却为了前途负了她,而浪榛子则是舒暧和范笳河的亲生女儿。文章设置了多条叙事线索,每个人物在其中争相发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疯狂的榛子》确实是“一部无法快速浏览的小说”。
这部小说中反复出现“给和平一个机会”,战争、“文革”这类历史事件都被作家带上了这样一顶帽子,但是袁劲梅在其中设置了众多叙事话语,这些话语就如同她在脚注中提到的资料来源一样纷繁复杂,但是不难发现这些出身于青门里的叙述者无一不是知识分子,即使是年少时表现出反骨的浪榛子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一方面,纷繁的叙事话语将作家所要表现的“给和平一个机会”这样深刻的主题稀释了,另一方面,作家给定的主题杜绝了读者关于文本的多义阐释。
在文本的人物设置上,袁劲梅还是存在以往的问题:思想性大于人物塑造。在《疯狂的榛子》中,袁劲梅借浪榛子、范白萍等人之口说出自己的见解,有时自己跳出来发表一些议论,故事的人物成了作家的傀儡,人物更像是“角色”。书中的浪榛子,出现频率极高,但是很难看出这个人物相较于袁劲梅以往小说中的“我”有何区别,或许我们可以大胆猜测,“我”就是浪榛子。故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范笳河、舒暧在读者阅读完全篇之后也不能对这些人物有多么深刻的印象:范笳河年轻时是一位飞行员,英勇果敢,年老后对很多事都提不起兴趣;舒暧年少时是一位活泼娇俏的姑娘,在经历过世事磨难之后变得更加沉静。人物的心理描写不足,没有赋予人物自身的色彩。袁劲梅的作品以议论性见长,但是着意于议论,反而损伤了文学作品的丰富性。
参考文献:
[1]袁劲梅.疯狂的榛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2]刘汀.疯狂的文本与历史PTSD[J].南方文壇,2014(4).
关键词: 疯狂的榛子 创伤 反思
袁劲梅因2009年中篇《罗坎村》的发表而崭露头角,开始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至今已经发表了《罗坎村》、《老康的哲学》等中篇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青门里志》以“文革”为背景,以青门里志为原点透视从“文革”到商业社会的人性故事,虽为长篇体制,但故事内涵和容量依旧是一部中篇,因此,《疯狂的榛子》可以算得上是袁劲梅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步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出版于2015年,时值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文本讲述的历史正是中国自抗日战争到当下现实的故事,时间跨度长达70周年,在这7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家以战争为背景,将爱情作为线索串联起三代人、数个家庭在历史中的浮沉。袁劲梅在《疯狂的榛子》自序中写道:“把爱情放到战争、灾难和折腾中写,不是我要的,是历史安排的。”可见,这部小说涵容量丰富。
1.战争创伤和历史创伤
《疯狂的榛子》写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这一战争对于生活在当下的人来说又近又远:我们对于民族伤痛、战争苦难并未丧失切身的感受。在战争之外,这部小说的时间轴还延伸到了“文革”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书中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伤害:南诗霞、舒暧在这场运动中前后被下放到农场改造,在这里遇见了舒暧的初恋范笳河。
袁劲梅在这部小说中提到了一个现代心理学病症: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范笳河、南诗霞、甘依英、少校沙顿等人都是不同程度的PTSD患者,他们或受到战争的伤害,或受到历史的伤害。第六章“范医生与无人知晓的战争”一章中写到了“PTSD家事”,范白萍的父亲范笳河在抗日战争中任职于中美空军混合连队的14航空军,在艰苦卓绝的年代奋力保护中国的领土和领空,他在《战事信札》中不但写战事,而且在不断地思考脱离战争的“我”会对于同一件事情有怎样不同的想法,“在战场上,在看过日本人杀中国人、炸中国城市、扫荡中国乡村七年之后,在看到那么多中国平民被不当人待七年之后,我打起仗来,只能让那个战场上的‘我’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想,……这个战士的‘我’得活着,那个远在天边、在你身边的正常的‘我’才能活着”,回忆自己和舒暧的过往种种是范笳河脱离战争会到真实的生活的一种办法。但是在回到和平生活之后,他依旧出现了PTSD的表现。他在食堂吃饭,从来只拣角落位子坐;半夜从床上跳起来,叫着“空袭”冲过去把老婆孩子全按床底下去;对老婆敲锅招呼吃饭的声音,反应激烈,跳起来就往外跑;过年家中的红灯笼会弄得他心慌,像是看到了战争时的警报灯笼,这些事情在他心里怎么也抹不去。在书中第五章出现的少校沙顿也经历过战争,他在和浪榛子的交往中渐渐看清了自己患上了PTSD,在他向范白萍的讲述中,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行为和常人相比是多么的怪异,“多少从战争中回来的人对付了半辈子的PTSD,包括我自己。我从来不看打仗杀人的电影”。袁劲梅在书前写下了两句话,其中一句是:战争拿生命做筹码赌输赢。我们只能把生命压在正义上,死得才有意义。在战争中离去的人可算得上死得有意义,可是更多经历过战争、终于看到和平的人他们却终生难以摆脱战争的梦魇。
除了战争创伤外,小说中还提到了历史创伤。南诗霞在“文革”中受到早年追求者莫须有的揭发被下放到农场劳改,平反回家后就将文章全部藏在了起来,在面对女儿浪榛子对于往事的好奇心时坚决告诉女儿不能看。同样,舒暧的创伤表现在“钱不要太多,能吃饱饭就行。钱太多不是好事,一定闹得你全家不得安宁。政治更是要离得远远的,最危险的就是做个小官,一人倒霉全家倒霉”。颐希光在“文革”中被迫砸了自己老师的墓碑,这件事情使他终生都背负着沉重的枷锁,这种政治恐吓和心理压力使他即使老年痴呆也心有余悸。政治运动对于人的伤害在范笳河的妻子甘依英和浪榛子的“对对”莫兴歌的身上也有所表现,他们一边想要跟随自己的欲望,一边又时时恐惧曾经的政治运动卷土重来,他们害怕的是自己从集体中脱离变为异类,这或许是造成PTSD的一种原因“个人在集体腌菜缸中被征服或淹没,从而造成自我失位”。
2.文化反思和社会反思
袁劲梅的作品中常有她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政治制度所酿造出的文化的反思。
范笳河的家乡范水是袁劲梅在书中设置的中国文化的透视点。“范水永远按照自己的规则过日子”,这种规则就是封建传统文化中的忠孝仁义和“忍”。《疯狂的榛子》第七章中写道“范水的基本训练”,开篇就讲“孝子基本功”,孝子在范水的词典里便是为了让人高興自己不情愿的事情也要去做,这其中的“孝”就包括一家的长子要能高高兴兴把自己新婚的媳妇让出去给父亲享用,这种陋习竟然还存在放下的现实中。范水的基本训练还包括放弃自由,“在范水宗法等级下过习惯,每个人都有一个监狱,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关着”。面对这种文化的基本训练,范水人练就了一身“忍劲儿”,这种“忍劲儿”以范水为透视点可以观察整个中国社会,中国人讲情义,做什么都要留点面子和余地,范笳泥在向范白萍将范水的“忍”时提到从长官,“从长官最讲的是情义不是党派……没了情义,就没了中国人”。这种“情义”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人际来往的基石。
袁劲梅在《青门里志》中反思了从“文革”到商业社会的人性故事,在她看来,“文革”中的野蛮,是一种全民族的返祖。《疯狂的榛子》中也讲述了“文革”历史,袁劲梅在这部作品中将“文革”给人心理上留下的创伤和战争创伤一道进行表述,战争和“文革”都是为了和平,我们不断地努力,不过是为了给和平一个机会。“文革”年代,“那些恨,是相信阶级和斗争的结果……那是一个时代的基本语言……若一个民族把恨当作一种长久的心理状态,还从中汲取力量,那就跟村民宗派打械斗似的,没得完。和平就没机会了”。审视“文革”,不仅仅是对和平的反思,更是对人性的反思。 时间接着向前推进,进入八十年代后,中国社会的风向开始改变,经济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戚道宽”出现了,他写在网页上的成功经验是:我的王国是打了一个时机仗来的,再早一点,死路。再迟一点,没路。戚道宽为了发达,为了能拿到地盖房子去拜佛;他教导莫兴歌用人标准就是站队,对于属于自己这队的人要拿得住他们,而拿住他们的方法就是撒钱。他成功的方法不是依靠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而是投机取巧。戚道宽不仅靠着时机和投机取巧成了商业大亨,连普通人一辈子也得不到的头衔也随着而来,而且一来就是二十个,而作品结尾处出现的宋辈新,他是一个与戚道宽截然相反的人,倒是这样的人被人理解为神经病,一辈子郁郁不得志,这或许是袁劲梅对一些人商业投机的尖锐讽刺。
3.叙事结构和人物塑造
《疯狂的榛子》叙事跨度近70年,讲述了抗日战争、“文革”和当下生活,但在袁劲梅的文本结构安排中并未按照时间顺序进行讲述,而是将这三个时空并行着排列起来,使他们都发出自己的声音。此外,文本中并未设置一个中心叙事者,所有人物接连出场,书信、散文、认罪书等多种文体形式让文本变得复杂多样,在一个人的叙述中,另一个人就在这种回忆性的文书中陡然出现,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故事叙事的连贯性,对读者的阅读提出了挑战,每个人物的命运都夹杂在数个人不同历史时期的讲述,舒暧是一个自始至终都只存在于别人讲述之中的人物,开篇作为喇叭的妈妈舒暧就被纳入了文本的叙述内容,接下来,在范笳河断断续续的《战事信札》中舒暧偶有出现,在范笳河的叙述中读者可以了解到舒暧过往的经历:舒家小姐。对于小说一开篇就说到的“大哥”却一直悬而未解,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读者的阅读进程,直到第八章“心理错位病人”中“大哥”才被重新提起,读者才知道这个“大哥”是舒暧和范笳河的儿子,舒暧和范笳河的结局也直到文章最后才揭晓:舒暧为了范笳河抛弃家庭回到大陆,但范笳河却为了前途负了她,而浪榛子则是舒暧和范笳河的亲生女儿。文章设置了多条叙事线索,每个人物在其中争相发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疯狂的榛子》确实是“一部无法快速浏览的小说”。
这部小说中反复出现“给和平一个机会”,战争、“文革”这类历史事件都被作家带上了这样一顶帽子,但是袁劲梅在其中设置了众多叙事话语,这些话语就如同她在脚注中提到的资料来源一样纷繁复杂,但是不难发现这些出身于青门里的叙述者无一不是知识分子,即使是年少时表现出反骨的浪榛子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一方面,纷繁的叙事话语将作家所要表现的“给和平一个机会”这样深刻的主题稀释了,另一方面,作家给定的主题杜绝了读者关于文本的多义阐释。
在文本的人物设置上,袁劲梅还是存在以往的问题:思想性大于人物塑造。在《疯狂的榛子》中,袁劲梅借浪榛子、范白萍等人之口说出自己的见解,有时自己跳出来发表一些议论,故事的人物成了作家的傀儡,人物更像是“角色”。书中的浪榛子,出现频率极高,但是很难看出这个人物相较于袁劲梅以往小说中的“我”有何区别,或许我们可以大胆猜测,“我”就是浪榛子。故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范笳河、舒暧在读者阅读完全篇之后也不能对这些人物有多么深刻的印象:范笳河年轻时是一位飞行员,英勇果敢,年老后对很多事都提不起兴趣;舒暧年少时是一位活泼娇俏的姑娘,在经历过世事磨难之后变得更加沉静。人物的心理描写不足,没有赋予人物自身的色彩。袁劲梅的作品以议论性见长,但是着意于议论,反而损伤了文学作品的丰富性。
参考文献:
[1]袁劲梅.疯狂的榛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2]刘汀.疯狂的文本与历史PTSD[J].南方文壇,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