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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增速放缓，此前多年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开始在近年来出现明显下降。2015年末，中国政府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提高供给质量，提高发展质量为主。但随后一些经济学家以上世纪80年代美国供给侧改革的失败为例提出质疑。
林毅夫对供给侧改革是过去投资驱动型思路的转变这类说法并不赞同，他认为重视供给侧同样需要投资。推进经济增长，必须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而这两点都需要投资。“如果投资增长做得好，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收入增加，消费随之增加，最终也会对增长做贡献。”
“问题在于谁来决定投资、消费和出口，”陈志武说。在他看来，此前政府对市场的积极干预导致“三驾马车”的过度使用，最终造成投资过多、产能过剩成为普遍现象。“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供给侧驱动还是需求侧驱动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政府给市场留有空间，使投资和需求成为市场自发的行为，才是转变思路的关键。”
“三驾马车”是与非
从依靠“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把握调整的方式和尺度，政府在其中应该充当什么角色，理论和实践的差距如何平衡，各派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在谈到中国经济的下滑时，林毅夫指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多数发达国家经济没有恢复，进而影响中国的投资和出口。而这并不意味着投资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出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他列举了一组数据。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中国的投资年均增长率是25.5%，在“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中国的年均投资增长率是17.7%。
“去年当我们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中国的投资增长率只有10%，即便把价格因素考虑进去也只有12%。消费方面，2006、2007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到40%，2015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66.4%。”
“每一年的增长有三个来源，政府每一年都会有投资和消费，过去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推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这要求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而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都是需要投资的。在短期内，在增长的会计等式（指在会计核算中反映各个会计要素经济关系利用数学公式即数量关系的数学表达式）里面变成了投资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如果你投资增长做得好，劳动生产率水平就会相应提高，收入增加，刺激消费增长，从而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因此，所谓投资增长、消费增长跟出口增长，不管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一样，如果要重视供给侧，当然也要重视投资。”林毅夫说。
主张给予市场更多空间的陈志武认为，虽然投资、出口、消费无论何时都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去10-20年内，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多个行业产能过剩。因此，让市场起决定作用，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是由市场自发产生，在这个前提下，需求侧驱动或是供给侧驱动，都会显得更有意义。
“2008年、2009年也提去库存，但当时是强调‘三驾马车’，政府主导下把需求向上推。最终的结果是，在政府的帮助下，比如家电行业，家电下乡政策的刺激致使一些本应倒闭的企业又引来很多投资，类似的很多行业产能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增加。所幸最终视线和注意力都调整，把原来的投资冲动降温，这才是政策话题转变的重点。”他说。
供给侧改革要减少政府的干预，得到了印度转型机构（原印度计划委员会）经济学家Bibek Debroy的认同。他表示，在中国的国情当中，供给侧改革包括要减少国有的干预，无论是通过国企改革还是金融部门的储蓄结构，以及消费的提升方面。“就需求的角度来看，全球经济达不到过去的表现，不能够强劲复苏的话，那么生产出来的东西仍然得不到出口，仍然缺乏需求的支持，如果由政府驱动消费、投资，那么债务占GDP比例就会让人感到很不舒适，这还是在没有考虑到外汇储备的情况下。”
供给侧改革的危险信号
经济学家吴敬琏今年2月份在公开场合曾表示出对供给侧改革实践的担心，即供给侧改革应是体制改革，而现在常常被误解为“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际上回到了老办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调结构。我很担心，这个办法恐怕不能取得我们预期的效果”。
事实上，这也是很多业内专家的担心。
“任何一个政府都应该在市场失效的地方进行投资，这个没有问题，”一同参加该场分论坛的Aditya Birla Group高级总裁、首席经济学家Ajit Ranade说，“去产能如果没有一个有体系的方法，可能造成削减过度，关键的问题是谁来做决定如何去产能，是政府还是市场机制？”他认为，对于企业破产跟退出有关的监管规则，对于失业和再就业，以及保险保障等方面应该由政府做决定，但去掉什么样的产能、谁来决定是主要的问题。经合组织（OECD）G20协调人Gabriela Ramos在现场也表示了类似的担忧。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同样谈到供给侧改革当中政府驱动和市场驱动的关系。他表示，两者并不矛盾，政府主导推进的供给侧改革，也是市场化的改革。很多情况下，如果政府不去推动，市场很难工作。还有一些情况，比如收入分配、环境污染等问题，需要政府出面解决，单靠市场难以做到。
但是同时，黄益平也提出了二者最重要的矛盾点，就是政府是否在某些时候不完全按照市场的信号做事。“我们要反对的是，比如要化解过剩产能，从发改委自上而下，层层划定目标，这就不是按照市场规律。这种下指标式的方法，不能具体细化到每一个县市、甚至乡镇，否则就违背了市场规律。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样做的风险还在于，极容易滋生腐败。”他说。
（摘自《凤凰周刊》2016年第10期）
林毅夫对供给侧改革是过去投资驱动型思路的转变这类说法并不赞同，他认为重视供给侧同样需要投资。推进经济增长，必须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而这两点都需要投资。“如果投资增长做得好，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收入增加，消费随之增加，最终也会对增长做贡献。”
“问题在于谁来决定投资、消费和出口，”陈志武说。在他看来，此前政府对市场的积极干预导致“三驾马车”的过度使用，最终造成投资过多、产能过剩成为普遍现象。“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供给侧驱动还是需求侧驱动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政府给市场留有空间，使投资和需求成为市场自发的行为，才是转变思路的关键。”
“三驾马车”是与非
从依靠“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把握调整的方式和尺度，政府在其中应该充当什么角色，理论和实践的差距如何平衡，各派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在谈到中国经济的下滑时，林毅夫指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多数发达国家经济没有恢复，进而影响中国的投资和出口。而这并不意味着投资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出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他列举了一组数据。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中国的投资年均增长率是25.5%，在“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中国的年均投资增长率是17.7%。
“去年当我们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中国的投资增长率只有10%，即便把价格因素考虑进去也只有12%。消费方面，2006、2007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到40%，2015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66.4%。”
“每一年的增长有三个来源，政府每一年都会有投资和消费，过去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推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这要求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而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都是需要投资的。在短期内，在增长的会计等式（指在会计核算中反映各个会计要素经济关系利用数学公式即数量关系的数学表达式）里面变成了投资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如果你投资增长做得好，劳动生产率水平就会相应提高，收入增加，刺激消费增长，从而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因此，所谓投资增长、消费增长跟出口增长，不管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一样，如果要重视供给侧，当然也要重视投资。”林毅夫说。
主张给予市场更多空间的陈志武认为，虽然投资、出口、消费无论何时都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去10-20年内，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多个行业产能过剩。因此，让市场起决定作用，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是由市场自发产生，在这个前提下，需求侧驱动或是供给侧驱动，都会显得更有意义。
“2008年、2009年也提去库存，但当时是强调‘三驾马车’，政府主导下把需求向上推。最终的结果是，在政府的帮助下，比如家电行业，家电下乡政策的刺激致使一些本应倒闭的企业又引来很多投资，类似的很多行业产能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增加。所幸最终视线和注意力都调整，把原来的投资冲动降温，这才是政策话题转变的重点。”他说。
供给侧改革要减少政府的干预，得到了印度转型机构（原印度计划委员会）经济学家Bibek Debroy的认同。他表示，在中国的国情当中，供给侧改革包括要减少国有的干预，无论是通过国企改革还是金融部门的储蓄结构，以及消费的提升方面。“就需求的角度来看，全球经济达不到过去的表现，不能够强劲复苏的话，那么生产出来的东西仍然得不到出口，仍然缺乏需求的支持，如果由政府驱动消费、投资，那么债务占GDP比例就会让人感到很不舒适，这还是在没有考虑到外汇储备的情况下。”
供给侧改革的危险信号
经济学家吴敬琏今年2月份在公开场合曾表示出对供给侧改革实践的担心，即供给侧改革应是体制改革，而现在常常被误解为“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际上回到了老办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调结构。我很担心，这个办法恐怕不能取得我们预期的效果”。
事实上，这也是很多业内专家的担心。
“任何一个政府都应该在市场失效的地方进行投资，这个没有问题，”一同参加该场分论坛的Aditya Birla Group高级总裁、首席经济学家Ajit Ranade说，“去产能如果没有一个有体系的方法，可能造成削减过度，关键的问题是谁来做决定如何去产能，是政府还是市场机制？”他认为，对于企业破产跟退出有关的监管规则，对于失业和再就业，以及保险保障等方面应该由政府做决定，但去掉什么样的产能、谁来决定是主要的问题。经合组织（OECD）G20协调人Gabriela Ramos在现场也表示了类似的担忧。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同样谈到供给侧改革当中政府驱动和市场驱动的关系。他表示，两者并不矛盾，政府主导推进的供给侧改革，也是市场化的改革。很多情况下，如果政府不去推动，市场很难工作。还有一些情况，比如收入分配、环境污染等问题，需要政府出面解决，单靠市场难以做到。
但是同时，黄益平也提出了二者最重要的矛盾点，就是政府是否在某些时候不完全按照市场的信号做事。“我们要反对的是，比如要化解过剩产能，从发改委自上而下，层层划定目标，这就不是按照市场规律。这种下指标式的方法，不能具体细化到每一个县市、甚至乡镇，否则就违背了市场规律。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样做的风险还在于，极容易滋生腐败。”他说。
（摘自《凤凰周刊》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