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进行国际先进科学技术研发活动的条件和水平。随着越来越多外资研发中心进入我国,这些外资研发中心或将在我国形成一种技术溢出的“蝴蝶效应”,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积极意义。
打开搜索网页,输入英文关键词,浏览最新的英文资讯,时不时嘴里还冒出一两句英文单词,这是王鑫每天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事情。2007年王鑫离开某外资软件开发公司后,创办了自己的手机游戏开发公司。回顾创业经历时,王鑫说:“在学校时就想创业,现在发觉还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创业更有感觉。”
一只蝴蝶在巴西雨林轻扇一下翅膀,可能导致一个月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在专家看来,王鑫这种情况正是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的一种人才溢出现象。随着越来越多外资研发中心进入我国,这些外资研发中心或将在我国形成一种技术溢出的“蝴蝶效应”,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积极意义。
外资研发中心“扎堆”落户
商务部、财政部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就办理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和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的有关事项加以细化,鼓励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积极开展技术创新。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此前曾表示,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入不断加大,而且外资研发中心的基础型、创新型本地化研究占比有所上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在华研发中心作为其亚太区研发总部,有些甚至升级为全球技术研发中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各类研发中心超过1200家。截至2009年年底,商务主管部门批准的独立法人形式外资研发中心共465家,投资总额128亿美元,注册资本74亿美元,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外资研发中心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如电子通信、生物医药、化工、软件设计等行业。
事实上,除了北京、上海等地,越来越多的外资研发中心开始在我国西部地区“扎堆”落户。
来自美国硅谷的应用材料有限公司今年在西安召开了股东大会。该公司2006年4月在西安投资建设了其全球太阳能研发中心,这是全球首个集合薄膜和晶体硅太阳能技术的大规模研发中心。该公司执行副总裁MarkPinto还将家搬到了北京。
“简直是春潮汹涌。”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汤继强这样形容外资研发中心入驻成都高新区的态势。
据成都天府软件园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婷介绍,目前排名世界前20强的软件企业有一大半在成都天府软件园建立了分支机构或研发中心。
业内人士共同的看法是,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成为跨国公司寻求新发展的突破口,同时我国广阔的市场、相对充足的研发人才和研发成本较低的优势对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研发中心极具吸引力。
技术溢出效应
业内人士表示,在全球兴起开放式创新的趋势下,这些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的研发创新活动对推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由“制造工厂”向“制造中心”、“创新中心”转变具有积极意义。
“外资在华研发中心80%-90%的员工会从本地雇佣。”汤继强说,外资研发中心具有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的良好环境,本土员工可以在此积累大量经验,学习先进的知识技能,成为高层次人才,这些人将来还可能自主创业,这种人才外溢对于提高当地科技创新水平意义重大。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认为,跨国公司在我国布局研发中心,增加了我国参与世界前沿技术竞争的机会,并可提升研发管理水平。国内充裕的资本与丰厚的人力资源、技术“知本”相结合,能够使外资研发中心的技术快速溢出和转移,迅速、持续地拉动产业结构调整,同时还能为我国训练一支庞大的技术管理人才队伍,这对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和自主创新具有积极作用。
“事实上,很多本土技术人员在外资研发中心的发展会遭遇‘天花板’,这种情况会使一大批人才从外资研发中心流出,即使这些人只是把外资研发中心的行为习惯带出来,都会形成一种良性溢出。”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海波博士说,知识具有特殊性,只要是有心人,哪怕只是到外资研发中心参观过一次,都会对其产生影响。
刘海波认为,目前外资研发中心的一种新趋势是开放式创新,他们不再局限于必须自己研发技术并生产、销售产品,开始在全球整合外部研发资源和市场化渠道,将其纳入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创新战略的新型管理模式。“哪里创新资源丰富,就到哪里去”。在这种示范效应作用下,本土企业通过学习与模仿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的内部组织方式、对高层次人才的管理方法与激励制度,可以在“干中学”实现技术进步。
创新工场首席执行官李开复曾表示,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正面意义很大,一是很多外资研发中心的研究成果是公开的,二是这些外资研发中心在与国内大学合作设立实验室,向其传播新的思想方法。他认为,这些外资研发中心在中国每雇佣一个人才,就有可能培养10个人才,并正面影响1000个人才。如今李开复也在以天使投资人的身份培育新人和新项目。
建立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
因为看好外资研发中心的技术溢出效应,目前我国各地、各部门都在加大吸引外资研发中心落户的力度。但也有不少人士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最终还应依靠内生力量,由于外资研发中心对其知识产权有着严格的管理,这种溢出效应究竟有多大值得怀疑。
他们认为,这些外资研发中心通过在我国密集地申请专利,对关键性技术实施严格的专利保护,会对本土企业的创新与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与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相比,国内科研机构在资金、人员、体制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制约了本土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创新和竞争力。此外,跨国公司对关键技术主导权的控制,会对我国产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导致我国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重新沦为“加工厂”。
对此,有专家表示,如果中外双方的技术水平差距较小,这种技术溢出效应就比较明显且容易被国内企业学习;反之应就会变弱甚至没有。目前国内的人才储备、技术资源储备、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已经初步具备了承接国际领先技术的能力,具备了进行国际先进技术研发的条件和水平。
王德禄说,这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我国的国家高新区。国家高新区是我国科教资源、高端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最为集中的政策区域,由于注重依靠科技创新的内涵式发展,国家高新区的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在有效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实现自主创新发展方面极具优势。
“事实上,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并且能够激发出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创新能力。”刘海波认为,一种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要具备各种各样的创新要素,各要素之间有合作有竞争才会使这个创新生态环境充满活力,而且在不断地演变过程中延续下去。
我国华南地区最大的外商组织——华南美国商会近日发表的在华外资企业投资“白皮书”显示,大多数外资企业乐观看待中国目前的营商环境,一些企业将在今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产品研发,重点投资开发市场未饱和的中国二三线城市。与以往相比,在华外资企业的投资领域正在由从事出口的制造业逐渐转向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
华南美国商会拥有1650多家企业和个人会员,其编撰的年度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和特别报告被许多外资企业视为观察中国的“另一双眼睛”。
对中国营商环境有信心
根据近日发布的《2010年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与《2010年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华南美国商会会员企业今年在中国的再投资预算增长44%,基本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该商会旗下的会员企业今年至少再投资94亿美元。
调查显示,90%的受访企业认为华南地区的营商环境“非常好”,78.9%的受访企业表示已经“实现盈利”,高于上年度的72%。在投资数额分布中,受访企业中投资金额“少于100万美元”的数量减少,而“投资金额在1000万美元到2.5亿美元之间”的比例有所增加。
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表示,从这些乐观的数字可以感受到,受访的外资企业对中国的营商环境很有信心,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已经处于复苏进程中。因为中国具备良好的投资氛围,外资企业实现了盈利,他们的投资预算才会有所增加。
哈利·赛亚丁说,根据华南美国商会的调查,90%以上的受访外资企业认为华南地区的营商环境非常好,80%以上的受访企业认为这几年企业是有盈利的,虽然有7%的企业是刚刚来到中国的,19%的企业是两年之内来到中国的。
“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他们在中国已经有非常好的经营,或者说已经实现盈利。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目的地,投资前景还很乐观。”哈利·赛亚丁说。
研发瞄准二三线城市
调查数据显示,与2006年的46%相比,2010年有71%的受访企业的首要经营重点是向中国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
“白皮书”分析,随着中国消费者收入的不断增加,产品和服务的国外供应商会继续把目光投向国内,中国市场及其代表的消费潜力将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哈利·赛亚丁认为:“外资企业将在研发方面投入大量资金,特别是为二三线城市开发满足他们需要的产品。”
在华外资企业还希望能携手中国政府“劝服”美国官方降低对华贸易和商业往来的抵触情绪。
哈利·赛亚丁说,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冲突要远远多于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冲突,“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争端总是被媒体大肆渲染,使人们忽略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甚至和欧洲的贸易冲突”。
他说:“我认为应该给中美两国政府的建议是,两国政府在友好的前提下进行协商对话,避免单边行动,如果不能解决,希望他们求助于世界贸易组织,希望美国政府能尽量避免采取单边行动。”
已经在深圳投资多年的大行车业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韩德玮说:“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中国企业都希望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认为中国有关劳动、税收、安全和消防的法律都是合理的,美国企业应该尽量去适应,与中国的本土企业接受同样的法规管理。同时,我希望中美两国政府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波音公司中国传播事务副总裁王玉奎表示,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近年来不断完善。波音公司进入中国38年以来,与中国航空业的合作一直很好。
面临五大挑战
在表示对中国营商环境高度肯定的同时,调查反映出外资企业在华投资仍面临本地竞争加剧、人力资源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制约。
根据“白皮书”,受访企业表明“法律法规问题”、“本地竞争”、“人力资源成本增加”、“国外竞争”、“缺乏合格管理和专业人才”是今年面对的五大挑战。
哈利·赛亚丁表示,这些问题总的看来是过去几年内外资企业较为集中关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特别是企业对法律法规问题的关注是一个长期过程”。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打开搜索网页,输入英文关键词,浏览最新的英文资讯,时不时嘴里还冒出一两句英文单词,这是王鑫每天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事情。2007年王鑫离开某外资软件开发公司后,创办了自己的手机游戏开发公司。回顾创业经历时,王鑫说:“在学校时就想创业,现在发觉还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创业更有感觉。”
一只蝴蝶在巴西雨林轻扇一下翅膀,可能导致一个月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在专家看来,王鑫这种情况正是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的一种人才溢出现象。随着越来越多外资研发中心进入我国,这些外资研发中心或将在我国形成一种技术溢出的“蝴蝶效应”,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积极意义。
外资研发中心“扎堆”落户
商务部、财政部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就办理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和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的有关事项加以细化,鼓励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积极开展技术创新。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此前曾表示,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入不断加大,而且外资研发中心的基础型、创新型本地化研究占比有所上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在华研发中心作为其亚太区研发总部,有些甚至升级为全球技术研发中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各类研发中心超过1200家。截至2009年年底,商务主管部门批准的独立法人形式外资研发中心共465家,投资总额128亿美元,注册资本74亿美元,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外资研发中心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如电子通信、生物医药、化工、软件设计等行业。
事实上,除了北京、上海等地,越来越多的外资研发中心开始在我国西部地区“扎堆”落户。
来自美国硅谷的应用材料有限公司今年在西安召开了股东大会。该公司2006年4月在西安投资建设了其全球太阳能研发中心,这是全球首个集合薄膜和晶体硅太阳能技术的大规模研发中心。该公司执行副总裁MarkPinto还将家搬到了北京。
“简直是春潮汹涌。”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汤继强这样形容外资研发中心入驻成都高新区的态势。
据成都天府软件园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婷介绍,目前排名世界前20强的软件企业有一大半在成都天府软件园建立了分支机构或研发中心。
业内人士共同的看法是,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成为跨国公司寻求新发展的突破口,同时我国广阔的市场、相对充足的研发人才和研发成本较低的优势对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研发中心极具吸引力。
技术溢出效应
业内人士表示,在全球兴起开放式创新的趋势下,这些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的研发创新活动对推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由“制造工厂”向“制造中心”、“创新中心”转变具有积极意义。
“外资在华研发中心80%-90%的员工会从本地雇佣。”汤继强说,外资研发中心具有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的良好环境,本土员工可以在此积累大量经验,学习先进的知识技能,成为高层次人才,这些人将来还可能自主创业,这种人才外溢对于提高当地科技创新水平意义重大。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认为,跨国公司在我国布局研发中心,增加了我国参与世界前沿技术竞争的机会,并可提升研发管理水平。国内充裕的资本与丰厚的人力资源、技术“知本”相结合,能够使外资研发中心的技术快速溢出和转移,迅速、持续地拉动产业结构调整,同时还能为我国训练一支庞大的技术管理人才队伍,这对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和自主创新具有积极作用。
“事实上,很多本土技术人员在外资研发中心的发展会遭遇‘天花板’,这种情况会使一大批人才从外资研发中心流出,即使这些人只是把外资研发中心的行为习惯带出来,都会形成一种良性溢出。”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海波博士说,知识具有特殊性,只要是有心人,哪怕只是到外资研发中心参观过一次,都会对其产生影响。
刘海波认为,目前外资研发中心的一种新趋势是开放式创新,他们不再局限于必须自己研发技术并生产、销售产品,开始在全球整合外部研发资源和市场化渠道,将其纳入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创新战略的新型管理模式。“哪里创新资源丰富,就到哪里去”。在这种示范效应作用下,本土企业通过学习与模仿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的内部组织方式、对高层次人才的管理方法与激励制度,可以在“干中学”实现技术进步。
创新工场首席执行官李开复曾表示,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正面意义很大,一是很多外资研发中心的研究成果是公开的,二是这些外资研发中心在与国内大学合作设立实验室,向其传播新的思想方法。他认为,这些外资研发中心在中国每雇佣一个人才,就有可能培养10个人才,并正面影响1000个人才。如今李开复也在以天使投资人的身份培育新人和新项目。
建立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
因为看好外资研发中心的技术溢出效应,目前我国各地、各部门都在加大吸引外资研发中心落户的力度。但也有不少人士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最终还应依靠内生力量,由于外资研发中心对其知识产权有着严格的管理,这种溢出效应究竟有多大值得怀疑。
他们认为,这些外资研发中心通过在我国密集地申请专利,对关键性技术实施严格的专利保护,会对本土企业的创新与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与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相比,国内科研机构在资金、人员、体制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制约了本土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创新和竞争力。此外,跨国公司对关键技术主导权的控制,会对我国产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导致我国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重新沦为“加工厂”。
对此,有专家表示,如果中外双方的技术水平差距较小,这种技术溢出效应就比较明显且容易被国内企业学习;反之应就会变弱甚至没有。目前国内的人才储备、技术资源储备、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已经初步具备了承接国际领先技术的能力,具备了进行国际先进技术研发的条件和水平。
王德禄说,这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我国的国家高新区。国家高新区是我国科教资源、高端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最为集中的政策区域,由于注重依靠科技创新的内涵式发展,国家高新区的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在有效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实现自主创新发展方面极具优势。
“事实上,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并且能够激发出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创新能力。”刘海波认为,一种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要具备各种各样的创新要素,各要素之间有合作有竞争才会使这个创新生态环境充满活力,而且在不断地演变过程中延续下去。
我国华南地区最大的外商组织——华南美国商会近日发表的在华外资企业投资“白皮书”显示,大多数外资企业乐观看待中国目前的营商环境,一些企业将在今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产品研发,重点投资开发市场未饱和的中国二三线城市。与以往相比,在华外资企业的投资领域正在由从事出口的制造业逐渐转向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
华南美国商会拥有1650多家企业和个人会员,其编撰的年度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和特别报告被许多外资企业视为观察中国的“另一双眼睛”。
对中国营商环境有信心
根据近日发布的《2010年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与《2010年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华南美国商会会员企业今年在中国的再投资预算增长44%,基本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该商会旗下的会员企业今年至少再投资94亿美元。
调查显示,90%的受访企业认为华南地区的营商环境“非常好”,78.9%的受访企业表示已经“实现盈利”,高于上年度的72%。在投资数额分布中,受访企业中投资金额“少于100万美元”的数量减少,而“投资金额在1000万美元到2.5亿美元之间”的比例有所增加。
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表示,从这些乐观的数字可以感受到,受访的外资企业对中国的营商环境很有信心,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已经处于复苏进程中。因为中国具备良好的投资氛围,外资企业实现了盈利,他们的投资预算才会有所增加。
哈利·赛亚丁说,根据华南美国商会的调查,90%以上的受访外资企业认为华南地区的营商环境非常好,80%以上的受访企业认为这几年企业是有盈利的,虽然有7%的企业是刚刚来到中国的,19%的企业是两年之内来到中国的。
“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他们在中国已经有非常好的经营,或者说已经实现盈利。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目的地,投资前景还很乐观。”哈利·赛亚丁说。
研发瞄准二三线城市
调查数据显示,与2006年的46%相比,2010年有71%的受访企业的首要经营重点是向中国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
“白皮书”分析,随着中国消费者收入的不断增加,产品和服务的国外供应商会继续把目光投向国内,中国市场及其代表的消费潜力将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哈利·赛亚丁认为:“外资企业将在研发方面投入大量资金,特别是为二三线城市开发满足他们需要的产品。”
在华外资企业还希望能携手中国政府“劝服”美国官方降低对华贸易和商业往来的抵触情绪。
哈利·赛亚丁说,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冲突要远远多于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冲突,“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争端总是被媒体大肆渲染,使人们忽略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甚至和欧洲的贸易冲突”。
他说:“我认为应该给中美两国政府的建议是,两国政府在友好的前提下进行协商对话,避免单边行动,如果不能解决,希望他们求助于世界贸易组织,希望美国政府能尽量避免采取单边行动。”
已经在深圳投资多年的大行车业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韩德玮说:“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中国企业都希望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认为中国有关劳动、税收、安全和消防的法律都是合理的,美国企业应该尽量去适应,与中国的本土企业接受同样的法规管理。同时,我希望中美两国政府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波音公司中国传播事务副总裁王玉奎表示,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近年来不断完善。波音公司进入中国38年以来,与中国航空业的合作一直很好。
面临五大挑战
在表示对中国营商环境高度肯定的同时,调查反映出外资企业在华投资仍面临本地竞争加剧、人力资源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制约。
根据“白皮书”,受访企业表明“法律法规问题”、“本地竞争”、“人力资源成本增加”、“国外竞争”、“缺乏合格管理和专业人才”是今年面对的五大挑战。
哈利·赛亚丁表示,这些问题总的看来是过去几年内外资企业较为集中关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特别是企业对法律法规问题的关注是一个长期过程”。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