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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在《将饮茶·隐身衣》中说：“世态人情，比清风明月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把世态人情当书读，当戏看，就必然有一种距离，而这种距离通常产生美感即喜剧性。杨绛的散文大都以时移事往的人事为题材，但作者决不因时间的推移而随意窜改历史的本真面目，反而是因着时空的距离、岁月的观照，更加客观地审察、评价、记录历史。杨绛向读者举起了生活的镜子：“给德行看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
《老王》是杨绛写于1984年的一篇散文，目前已选入人教版、苏教版、沪教版等多家中学课本，讲述的是杨绛一家人和善良的三轮车夫老王交往的故事，写底层劳动者在不幸的生活中不改淳朴善良的天性。该文都是平常的生活描写，没有任何传奇因素，杨绛却能从平凡的场景中找出可笑与荒谬。作为一位有深刻思想的作家，杨绛的幽默没有停留在引人发笑的层面，她关注的是透过笑声，使人看到隐藏的悲哀。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杨绛先生问“那里是不是他的家”，老王答“住那儿多年了”。这个回答有些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却又值得我们沉思。老王的这个回答包含丰富的潜台词：我没有家，家里有亲人，有温暖，有快乐，这里什么也没有，它只是我孤寂人生的落脚点。
《老王》的语言是机智幽默的，如果它平淡得就像一杯白开水，无色无味是不足称赞的。在写老王给我家送冰块时写道：“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前任”一般用在比较庄重的场合，比如“英国前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杨绛先生在此处用“前任”有诙谐幽默之感。同时，文章仿佛在说“老王”虽然在做“送冰”这样一件非常普通的事，但是他很认真诚信的态度值得尊敬，这在诙谐的外表下多了一分厚重。又如写他在去世的前一天硬撑着身子给“我”送香油和鸡蛋一事时对他肖像的刻画，“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白骨”，作者用夸张的修辞凸显老王临死前消瘦无力的情形，非常逼真，还有点滑稽感，但读者是笑不出的，只会觉得心灵深处在隐隐作痛，只会为他知恩图报、至死不忘的善良的心而感动。杨绛的笑不是冷笑、嘲笑，也不是肤浅的滑稽、诙谐，而是“用泪水洗过的，所以笑得明净，笑得蕴藉，笑里有橄榄式的回甘”。
“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杨绛曾经说过：默存在哪，家就在哪。作为妻子，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丈夫的一条腿怎么就走不得路了。在这里，作者用了幽默的曲笔，含蓄地写出了丈夫遭受的非人遭遇。“不知怎么的”，貌似把文革中知识分子受迫害挨批斗轻描淡写，实则蕴含着备遭凌辱、无以言说的痛楚。如果说老王的眼睛残疾是身体不幸，那么“文革”中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突然断裂，被打翻在地，直至“一条腿走不得路了”，又该是精神上怎样的“更深的不幸”？
艺术的最终品质是对人生的深切关怀，这就决定了真正的好作品在骨子里总有一种悲天悯世之心，真正优秀艺术家的“看”并不是事不关己的冷漠旁观，而是外冷内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是对人间真情的收束凝聚，使之更为厚重，而不是任其麻木消散。这也是作为一种高品位的审美品格的“幽默”与一般的街头巷尾取乐的“滑稽”的根本性差异。杨绛指出，奥斯丁小说好就好在具有“表里不一”性：“奥斯丁常常在笑的背面，写出不笑的另一面。”“看”的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就在于人世间的许多事有些看似可笑的其实并不可笑，反之倒是那些不好笑的情形却是很可笑。
在人妖颠倒的文革期间，人们不得已只好给自己披上一层狼的外皮，但其善良美好的人伦天性却是无论如何都扼杀不了的。“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可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杨绛）。疯狂年代里这种熠熠闪光的人性更凸显出人间情谊的美好温馨。《老王》在结尾写道：“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作者为自己在老王生前不曾真正了解他那颗金子般的心，没能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帮助他改善处境，改变不幸而惭愧不安。“文革”爆发后，杨绛一家受尽了屈辱和蹂躏，夫妇先是被迫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来女婿德一含冤自杀，全家被迫离家逃走……作者一家何幸之有？忆及那些“含泪”的往事，杨绛却淡淡地称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想起的却是“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我们怎能不感叹、敬重于杨绛先生那种豁达忘我、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
“我们从五七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谋生更加艰难，“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他才“可以凑合”维持生活。“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仿佛这样“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作者用幽默诙谐的叙述写来，乍读令人忍俊不禁，再读却不觉倍感心酸，仿佛看到了老王脸上满足的笑容，更看到文字背后杨绛微笑的面颊上一双盈盈的泪眼，这泪眼映照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社会忧虑。老王孤身一人且又身患重病，这无异于雪上加霜！病得不成人样的老王，还要挣扎着来到“我”家，作者着意刻画了他临终前的病态：瘦、僵。“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这句是总写，用“直僵僵”活画出老王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样子，“镶嵌”更是用得特别，传神地刻画出老王清瘦、单薄、僵硬，没有一丝活气。“直僵僵”在全文出现了3次，他像一具“僵尸”，“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直”字写他僵直、艰难的动作，两手却都拿着东西——瓶子里竟是香油，包裹里竟是鸡蛋，如此珍贵、易碎的东西！老王这一路该是如何走来？巨大的悲剧感压在读者心头，催人泪下。
“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沃尔波尔）十年浩劫后，巴金秉笔直控“文革”的无道和对知识分子的戕害，季羡林围绕着个人的苦难进行回忆，韦君宜在耳闻目睹的基础上作灵魂深处的反思，杨绛却把这苦难的人生写成了生趣富饶的历练，用一些干干净净的文字写“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冒险记幸”，写人与狗的挚爱深情、劳动中的忙里偷闲，写看电影找不到回家的路、打井成功去沽酒等。那场不堪回首的精神灾难被朴实无华、不动声色的文字寥寥几笔带过，字里行间却以超常的镇定暗示人们：她的心曾经遭受了怎样的折磨！而这还只是“大背景”下的小点缀，“大故事”中的“小插曲”呢。她从不停留在一己悲欢的咀嚼上，也不以“文化英雄”的姿态大声抨击，而能够冷静地展示个人和周围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生态和灵魂，往往写出了事件的荒谬性，透出心中深刻的痛楚。
老子说：“言者不信，信者不言。”简约的笔墨、机智的叙述角度和淡泊的叙述语调贯穿在杨绛创作的全过程，而她对芸芸众生感情领域的测度和对东方哲学境界的体认又使其作品有一股风霜寒露中磨练出来的清气，蕴成一种优雅、静穆的中和之美。对于杨绛来说，让她觉得“可爱”的东西，正是那些“人性”的因素。她把“人”和“人性”看做是比“命运”更大的一个“谜”。即使是在是非颠倒的“文革”中，她始终未放弃对“人性”的寻觅和探求。杨绛由于长期从事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所以“文革”爆发后，她就被揪出来，按照她的话说：“我一写文章就‘放毒’，也就是说，下笔就露馅，流露出‘人道主义’、‘人性论’等资产阶级观点。”但她决没有胆怯畏缩，噤若寒蝉。相反，当她身处逆境，一旦有人对她报以同情的好感或帮助时，她总是满怀感激之情而久久难以忘怀。
细读《老王》，我们发现杨绛在看似平静的笔调中，凝敛着丰富复杂的内心感受与巨大的情感波澜。同是对“文革”浩劫的历史记录，杨绛的作品里没有号陶顿足，有泪也是“合上眼睛，让眼泪流进鼻子，流人肚里”；也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反而表现出一种情随事迁的平静与节制。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教授的话说：“五四以来的女作家正如男性同僚一样，擅写涕泪飘零的故事。杨绛应是唯一以喜剧手法检视社会现实的女作家。……她冷眼纵观苍生，道尽市井男女张皇骚动的百态。”杨绛散文的喜剧精神和淑世情怀，源于父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得益于长期的著译生涯（她翻译的西方名著《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都是充满幽默和讽刺的喜剧性小说）。另外，作为一位生活在20世纪动荡不安的政局和社会中的人，杨绛饱受各种各样的困厄和磨难，尤其是丙午丁未年遭逢的浩劫，也使她的喜剧意识更加鲜明，淑世情怀更加成熟。
苦难足以毁灭人，但苦难也能净化人，使人思考苦难，直面苦难，担当苦难。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只是一滩鲜血、一把眼泪，一个高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对于《老王》的意蕴，杨绛先生的心语也许就是最好的注脚。“喜剧精神”和“淑世情怀”已经渗透在杨绛先生的气质性情和生活方式之中，并成为她批评社会人生和获取生命体验的重要价值导向，因而也理所当然成为打开杨绛散文思想艺术奥秘的关键所在。
李彬，语文特级教师，现居江苏宿迁。责任编校：秦晓燕
《老王》是杨绛写于1984年的一篇散文，目前已选入人教版、苏教版、沪教版等多家中学课本，讲述的是杨绛一家人和善良的三轮车夫老王交往的故事，写底层劳动者在不幸的生活中不改淳朴善良的天性。该文都是平常的生活描写，没有任何传奇因素，杨绛却能从平凡的场景中找出可笑与荒谬。作为一位有深刻思想的作家，杨绛的幽默没有停留在引人发笑的层面，她关注的是透过笑声，使人看到隐藏的悲哀。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杨绛先生问“那里是不是他的家”，老王答“住那儿多年了”。这个回答有些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却又值得我们沉思。老王的这个回答包含丰富的潜台词：我没有家，家里有亲人，有温暖，有快乐，这里什么也没有，它只是我孤寂人生的落脚点。
《老王》的语言是机智幽默的，如果它平淡得就像一杯白开水，无色无味是不足称赞的。在写老王给我家送冰块时写道：“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前任”一般用在比较庄重的场合，比如“英国前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杨绛先生在此处用“前任”有诙谐幽默之感。同时，文章仿佛在说“老王”虽然在做“送冰”这样一件非常普通的事，但是他很认真诚信的态度值得尊敬，这在诙谐的外表下多了一分厚重。又如写他在去世的前一天硬撑着身子给“我”送香油和鸡蛋一事时对他肖像的刻画，“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白骨”，作者用夸张的修辞凸显老王临死前消瘦无力的情形，非常逼真，还有点滑稽感，但读者是笑不出的，只会觉得心灵深处在隐隐作痛，只会为他知恩图报、至死不忘的善良的心而感动。杨绛的笑不是冷笑、嘲笑，也不是肤浅的滑稽、诙谐，而是“用泪水洗过的，所以笑得明净，笑得蕴藉，笑里有橄榄式的回甘”。
“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杨绛曾经说过：默存在哪，家就在哪。作为妻子，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丈夫的一条腿怎么就走不得路了。在这里，作者用了幽默的曲笔，含蓄地写出了丈夫遭受的非人遭遇。“不知怎么的”，貌似把文革中知识分子受迫害挨批斗轻描淡写，实则蕴含着备遭凌辱、无以言说的痛楚。如果说老王的眼睛残疾是身体不幸，那么“文革”中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突然断裂，被打翻在地，直至“一条腿走不得路了”，又该是精神上怎样的“更深的不幸”？
艺术的最终品质是对人生的深切关怀，这就决定了真正的好作品在骨子里总有一种悲天悯世之心，真正优秀艺术家的“看”并不是事不关己的冷漠旁观，而是外冷内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是对人间真情的收束凝聚，使之更为厚重，而不是任其麻木消散。这也是作为一种高品位的审美品格的“幽默”与一般的街头巷尾取乐的“滑稽”的根本性差异。杨绛指出，奥斯丁小说好就好在具有“表里不一”性：“奥斯丁常常在笑的背面，写出不笑的另一面。”“看”的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就在于人世间的许多事有些看似可笑的其实并不可笑，反之倒是那些不好笑的情形却是很可笑。
在人妖颠倒的文革期间，人们不得已只好给自己披上一层狼的外皮，但其善良美好的人伦天性却是无论如何都扼杀不了的。“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可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杨绛）。疯狂年代里这种熠熠闪光的人性更凸显出人间情谊的美好温馨。《老王》在结尾写道：“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作者为自己在老王生前不曾真正了解他那颗金子般的心，没能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帮助他改善处境，改变不幸而惭愧不安。“文革”爆发后，杨绛一家受尽了屈辱和蹂躏，夫妇先是被迫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来女婿德一含冤自杀，全家被迫离家逃走……作者一家何幸之有？忆及那些“含泪”的往事，杨绛却淡淡地称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想起的却是“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我们怎能不感叹、敬重于杨绛先生那种豁达忘我、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
“我们从五七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谋生更加艰难，“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他才“可以凑合”维持生活。“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仿佛这样“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作者用幽默诙谐的叙述写来，乍读令人忍俊不禁，再读却不觉倍感心酸，仿佛看到了老王脸上满足的笑容，更看到文字背后杨绛微笑的面颊上一双盈盈的泪眼，这泪眼映照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社会忧虑。老王孤身一人且又身患重病，这无异于雪上加霜！病得不成人样的老王，还要挣扎着来到“我”家，作者着意刻画了他临终前的病态：瘦、僵。“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这句是总写，用“直僵僵”活画出老王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样子，“镶嵌”更是用得特别，传神地刻画出老王清瘦、单薄、僵硬，没有一丝活气。“直僵僵”在全文出现了3次，他像一具“僵尸”，“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直”字写他僵直、艰难的动作，两手却都拿着东西——瓶子里竟是香油，包裹里竟是鸡蛋，如此珍贵、易碎的东西！老王这一路该是如何走来？巨大的悲剧感压在读者心头，催人泪下。
“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沃尔波尔）十年浩劫后，巴金秉笔直控“文革”的无道和对知识分子的戕害，季羡林围绕着个人的苦难进行回忆，韦君宜在耳闻目睹的基础上作灵魂深处的反思，杨绛却把这苦难的人生写成了生趣富饶的历练，用一些干干净净的文字写“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冒险记幸”，写人与狗的挚爱深情、劳动中的忙里偷闲，写看电影找不到回家的路、打井成功去沽酒等。那场不堪回首的精神灾难被朴实无华、不动声色的文字寥寥几笔带过，字里行间却以超常的镇定暗示人们：她的心曾经遭受了怎样的折磨！而这还只是“大背景”下的小点缀，“大故事”中的“小插曲”呢。她从不停留在一己悲欢的咀嚼上，也不以“文化英雄”的姿态大声抨击，而能够冷静地展示个人和周围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生态和灵魂，往往写出了事件的荒谬性，透出心中深刻的痛楚。
老子说：“言者不信，信者不言。”简约的笔墨、机智的叙述角度和淡泊的叙述语调贯穿在杨绛创作的全过程，而她对芸芸众生感情领域的测度和对东方哲学境界的体认又使其作品有一股风霜寒露中磨练出来的清气，蕴成一种优雅、静穆的中和之美。对于杨绛来说，让她觉得“可爱”的东西，正是那些“人性”的因素。她把“人”和“人性”看做是比“命运”更大的一个“谜”。即使是在是非颠倒的“文革”中，她始终未放弃对“人性”的寻觅和探求。杨绛由于长期从事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所以“文革”爆发后，她就被揪出来，按照她的话说：“我一写文章就‘放毒’，也就是说，下笔就露馅，流露出‘人道主义’、‘人性论’等资产阶级观点。”但她决没有胆怯畏缩，噤若寒蝉。相反，当她身处逆境，一旦有人对她报以同情的好感或帮助时，她总是满怀感激之情而久久难以忘怀。
细读《老王》，我们发现杨绛在看似平静的笔调中，凝敛着丰富复杂的内心感受与巨大的情感波澜。同是对“文革”浩劫的历史记录，杨绛的作品里没有号陶顿足，有泪也是“合上眼睛，让眼泪流进鼻子，流人肚里”；也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反而表现出一种情随事迁的平静与节制。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教授的话说：“五四以来的女作家正如男性同僚一样，擅写涕泪飘零的故事。杨绛应是唯一以喜剧手法检视社会现实的女作家。……她冷眼纵观苍生，道尽市井男女张皇骚动的百态。”杨绛散文的喜剧精神和淑世情怀，源于父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得益于长期的著译生涯（她翻译的西方名著《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都是充满幽默和讽刺的喜剧性小说）。另外，作为一位生活在20世纪动荡不安的政局和社会中的人，杨绛饱受各种各样的困厄和磨难，尤其是丙午丁未年遭逢的浩劫，也使她的喜剧意识更加鲜明，淑世情怀更加成熟。
苦难足以毁灭人，但苦难也能净化人，使人思考苦难，直面苦难，担当苦难。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只是一滩鲜血、一把眼泪，一个高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对于《老王》的意蕴，杨绛先生的心语也许就是最好的注脚。“喜剧精神”和“淑世情怀”已经渗透在杨绛先生的气质性情和生活方式之中，并成为她批评社会人生和获取生命体验的重要价值导向，因而也理所当然成为打开杨绛散文思想艺术奥秘的关键所在。
李彬，语文特级教师，现居江苏宿迁。责任编校：秦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