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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是新文化史心态史学的代表之作,在史料的选择、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及研究路数的转变上,其均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维度,但作品本身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尤其是其能否还原和再现历史真实方面。
关键词: 《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 达恩顿 写作特点 争议
一、前言
“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它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史学以人类活动为特定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2]于我而言,《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当是历史园囿中的一朵奇葩,那些在现代人、异国人眼中匪夷所思的故事,那些早已尘封的历史记忆,在罗伯特·达恩顿生花妙笔、缜密推理下得以破译和“还原”。作为新文化史心态史学写作的扛鼎之作,《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为达恩顿带来巨大声誉的同时,也引发不少争议。我拟就本书的写作特点及争议谈谈自己的见解。
二、新史料、新方法、新视野
大凡一本经典的史学研究著作,之所以优秀,无非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或者在材料上有新的发现和使用,或者在研究方法和解释上有所创新与突破。《屠猫记》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到了。
在史料的选择上,达恩顿凭借其记者生涯所练就的敏锐嗅觉发现了鲜为人知的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库,他没有因为档案的浩繁晦涩、名不见经传而放弃解读,在索引钩沉中将厚厚的文本溶解成“论述”(discourse),努力为读者叙述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及揭示“故事”背后的文化和象征意蕴。他所选取的文本,聚焦于“日常性”视角,不再以宏观的理念为出发点,而是把整个社会文化,特别是中下层社会作为研究的主体,它呈现给我们的不再是单一的、精英的历史形象,而是一个精彩的18世纪法国人的“心灵”世界,打破了传统史学以精英人物和重大事件为主线的叙述视角,从而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和对象。
在研究方法上看,作者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分析模式,对故事、仪式、文本进行深描分析,以其所呈现的象征意义和历史现实,成功地构建了法国农民、工匠、资产阶级等不同社会群体的精神世界。《屠猫记》一书中的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均说明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和交流,以此所形成的新的编史方法,能够丰富历史研究的课题,改变研究范式,为历史学的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他不再以个体的行为和语言作为研究对象,而通过研究其观念表述或情感心绪来“展现个人与社会以作为意义网络的文化观念为纽带的互动”。[3]可见,在以达恩顿为代表的新文化史学家看来,“文化不再是被高高置于经济、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而是有着同样作用和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4]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心态史研究成为新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
达恩顿避开了以往历史学家惯常研究的精英文化,将历史的显微镜投向18世纪法国社会的下层,意图来书写一部“小写的文化史”,在他看来,18世纪的法国文化不只有革命和艺术,还有市井琐碎中的处世之道,这也体现了达恩顿的微观史学研究路数:“对小群体或个人的思想、信仰、习俗、仪式等文化因素进行解读,从中发现历史的蛛丝马迹,整理出线索和头绪来,到达至少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复杂的现实。”[5]正如达恩顿在接受采访时所谈到的那样:“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普通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并找到某些办法来克服苦难和他们周遭的环境的。”[6]达恩顿对下层民众、普通人精神世界的关注,也体现了文化史研究从“地窖到阁楼”的转变。
三、问题与争议
达恩顿的解释亦受到了多方的质疑和批评,其中,《工人暴动:圣塞佛伦街的屠猫记》是讨论最为激烈的一章。我也一直疑惑于以下问题:
既然猫这么不受待见,为什么资本家还会养猫成风?
既然有关猫的寓意及屠猫的仪式是旧制度法国“文化中一个人人有份的要素”,为什么师父会不明白?
既然师母已经觉察到这些工人的用意,为什么杰尔姆等人还能安然无恙?
达恩顿是否过于夸大了象征意义及体系的适用范围?《屠猫记》中提到的种种是否只局限于一小部分,由此来概括“法国性”的东西是否过于牵强?
对于“文本能否重构历史真实”,达恩顿也坦承自己在方法论上的限制,他一直无法解决证据和代表性这两个方面的难题,但他最后也强调:“在避免误用实证主义之危险的同时,我们不该陷入相反的错误,以为在人类学的历史这个领域无事不可行。”[7]可见,达恩顿也认识到在与社会科学的对话中,历史学家只有坚持历史学的取向、问题意识,才可能与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进行真正对话。
达恩顿将文本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不预设目标,“碰上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什么事的时候,我们或许就是撞上了进入陌生心灵的有效切入点”。[8]在文本与语境之间穿梭,透过文本的缝隙来重新构建历史,一方面确实可以另辟蹊径,但另一方面也会陷入“从文本到文本”的“过度诠释”之中。符号、表象、仪式、象征等一类概念的引用是否会弱化历史解释的根基?“研究对象是否有代表性,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尤其是在将他们视为意义的符号加以解读从而象征一种历史模式时,这种研究是否导致了历史的碎片化?”[9]“见微知著”是否也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可以说,这种解读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当代人预设的条件(pre-conditions)中,屠猫谈不上任何趣味,而在达恩顿的剖析下,故事变得‘趣味横生’。屠猫是一种暴力的行为,但在作者笔下,这种暴力又是合情合理的”。[10]他无意也无法复原历史的真实,作为一种实验性的探索,[11]他的成功之处更多地体现在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上,至于在多大程度上复原和再现历史真实,则存在很多争议。
四、结语
达恩顿对史料的驾驭,别开生面的研究路径,以及力透纸背的解读均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他的研究大量借鉴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宽了历史叙事的维度和视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西方新史学发展和演进的新动向。历史学已经跨出“一隅之见”,正积极向其他学科寻求养料;但“历史的撰写如同历史本身,是没有最终解决方案的”,[12]就像这位勇开学术先河的历史学家同样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一样,任何的研究都不可能给出一个唯一的、最终的、不可更改的结论,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人类对过去、对自身的认识。正是在不断的否定之否定中,史学才能占领一个又一个的学术高地。
参考文献:
[1]罗伯特·达恩顿著.吕健忠译.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出版社,2006.
[2]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序:2.
[3]单领军.达恩顿《屠猫记》的新文化史学研究视角.山东大学2008年世界史硕士学位论文:44.
[4]同上:21.
[5]同上:46.
[6]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一伯克著.彭刚译.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99.
[7]同上:287.
[8]同上:288.
[9]何晓明,王艳勤.文化史研究向何处去.学术月刊,2006,(6):17.
[10]Herve`Varenne,Book Reviews,Ethnohistory,Vol.33,No.2(Spring,1986):219.
[11]Robert Darnton,The Symbolic Element in History,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58,No.1(May.,1986):229.
[12]彼得·伯克著.刘华,李宏图译.西方社会新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4):28.
关键词: 《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 达恩顿 写作特点 争议
一、前言
“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它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史学以人类活动为特定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2]于我而言,《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当是历史园囿中的一朵奇葩,那些在现代人、异国人眼中匪夷所思的故事,那些早已尘封的历史记忆,在罗伯特·达恩顿生花妙笔、缜密推理下得以破译和“还原”。作为新文化史心态史学写作的扛鼎之作,《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为达恩顿带来巨大声誉的同时,也引发不少争议。我拟就本书的写作特点及争议谈谈自己的见解。
二、新史料、新方法、新视野
大凡一本经典的史学研究著作,之所以优秀,无非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或者在材料上有新的发现和使用,或者在研究方法和解释上有所创新与突破。《屠猫记》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到了。
在史料的选择上,达恩顿凭借其记者生涯所练就的敏锐嗅觉发现了鲜为人知的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库,他没有因为档案的浩繁晦涩、名不见经传而放弃解读,在索引钩沉中将厚厚的文本溶解成“论述”(discourse),努力为读者叙述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及揭示“故事”背后的文化和象征意蕴。他所选取的文本,聚焦于“日常性”视角,不再以宏观的理念为出发点,而是把整个社会文化,特别是中下层社会作为研究的主体,它呈现给我们的不再是单一的、精英的历史形象,而是一个精彩的18世纪法国人的“心灵”世界,打破了传统史学以精英人物和重大事件为主线的叙述视角,从而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和对象。
在研究方法上看,作者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分析模式,对故事、仪式、文本进行深描分析,以其所呈现的象征意义和历史现实,成功地构建了法国农民、工匠、资产阶级等不同社会群体的精神世界。《屠猫记》一书中的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均说明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和交流,以此所形成的新的编史方法,能够丰富历史研究的课题,改变研究范式,为历史学的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他不再以个体的行为和语言作为研究对象,而通过研究其观念表述或情感心绪来“展现个人与社会以作为意义网络的文化观念为纽带的互动”。[3]可见,在以达恩顿为代表的新文化史学家看来,“文化不再是被高高置于经济、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而是有着同样作用和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4]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心态史研究成为新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
达恩顿避开了以往历史学家惯常研究的精英文化,将历史的显微镜投向18世纪法国社会的下层,意图来书写一部“小写的文化史”,在他看来,18世纪的法国文化不只有革命和艺术,还有市井琐碎中的处世之道,这也体现了达恩顿的微观史学研究路数:“对小群体或个人的思想、信仰、习俗、仪式等文化因素进行解读,从中发现历史的蛛丝马迹,整理出线索和头绪来,到达至少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复杂的现实。”[5]正如达恩顿在接受采访时所谈到的那样:“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普通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并找到某些办法来克服苦难和他们周遭的环境的。”[6]达恩顿对下层民众、普通人精神世界的关注,也体现了文化史研究从“地窖到阁楼”的转变。
三、问题与争议
达恩顿的解释亦受到了多方的质疑和批评,其中,《工人暴动:圣塞佛伦街的屠猫记》是讨论最为激烈的一章。我也一直疑惑于以下问题:
既然猫这么不受待见,为什么资本家还会养猫成风?
既然有关猫的寓意及屠猫的仪式是旧制度法国“文化中一个人人有份的要素”,为什么师父会不明白?
既然师母已经觉察到这些工人的用意,为什么杰尔姆等人还能安然无恙?
达恩顿是否过于夸大了象征意义及体系的适用范围?《屠猫记》中提到的种种是否只局限于一小部分,由此来概括“法国性”的东西是否过于牵强?
对于“文本能否重构历史真实”,达恩顿也坦承自己在方法论上的限制,他一直无法解决证据和代表性这两个方面的难题,但他最后也强调:“在避免误用实证主义之危险的同时,我们不该陷入相反的错误,以为在人类学的历史这个领域无事不可行。”[7]可见,达恩顿也认识到在与社会科学的对话中,历史学家只有坚持历史学的取向、问题意识,才可能与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进行真正对话。
达恩顿将文本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不预设目标,“碰上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什么事的时候,我们或许就是撞上了进入陌生心灵的有效切入点”。[8]在文本与语境之间穿梭,透过文本的缝隙来重新构建历史,一方面确实可以另辟蹊径,但另一方面也会陷入“从文本到文本”的“过度诠释”之中。符号、表象、仪式、象征等一类概念的引用是否会弱化历史解释的根基?“研究对象是否有代表性,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尤其是在将他们视为意义的符号加以解读从而象征一种历史模式时,这种研究是否导致了历史的碎片化?”[9]“见微知著”是否也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可以说,这种解读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当代人预设的条件(pre-conditions)中,屠猫谈不上任何趣味,而在达恩顿的剖析下,故事变得‘趣味横生’。屠猫是一种暴力的行为,但在作者笔下,这种暴力又是合情合理的”。[10]他无意也无法复原历史的真实,作为一种实验性的探索,[11]他的成功之处更多地体现在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上,至于在多大程度上复原和再现历史真实,则存在很多争议。
四、结语
达恩顿对史料的驾驭,别开生面的研究路径,以及力透纸背的解读均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他的研究大量借鉴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宽了历史叙事的维度和视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西方新史学发展和演进的新动向。历史学已经跨出“一隅之见”,正积极向其他学科寻求养料;但“历史的撰写如同历史本身,是没有最终解决方案的”,[12]就像这位勇开学术先河的历史学家同样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一样,任何的研究都不可能给出一个唯一的、最终的、不可更改的结论,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人类对过去、对自身的认识。正是在不断的否定之否定中,史学才能占领一个又一个的学术高地。
参考文献:
[1]罗伯特·达恩顿著.吕健忠译.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出版社,2006.
[2]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序:2.
[3]单领军.达恩顿《屠猫记》的新文化史学研究视角.山东大学2008年世界史硕士学位论文:44.
[4]同上:21.
[5]同上:46.
[6]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一伯克著.彭刚译.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99.
[7]同上:287.
[8]同上:288.
[9]何晓明,王艳勤.文化史研究向何处去.学术月刊,2006,(6):17.
[10]Herve`Varenne,Book Reviews,Ethnohistory,Vol.33,No.2(Spring,1986):219.
[11]Robert Darnton,The Symbolic Element in History,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58,No.1(May.,1986):229.
[12]彼得·伯克著.刘华,李宏图译.西方社会新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