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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歧视知觉对异地就读新疆生文化适应的影响机制，采用歧视知觉问卷、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社会排斥问卷和社会文化适应问卷，对336名异地就读新疆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歧视知觉可显著负向预测异地就读新疆生的文化适应;（2）双文化认同整合在歧视知觉影响文化适应中起中介作用;（3）社会排斥在双文化认同整合与文化适应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4）仅在高社会排斥条件下，双文化认同整合显著中介歧视知觉对文化适应的负向影响。因此，通过民族教育或融合教育降低歧视知觉和社会排斥感，是促进异地就读新疆生文化适应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文化适应;歧视知觉;双文化认同整合;社会排斥
分类号 B848.4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0.09.005
1 引言
为促进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我国启动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教育发展项目，如在内地开办新疆班、西藏班等，由此，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来到内地部分经济发达省份学习和生活（袁同凯， 朱筱煦， 2016）。在异地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学生难免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文化适应不良等现象。以往研究从主流群体态度知觉、跨文化敏感性、心理资本等方面探究了少数民族学生文化适应问题的产生机制，也有研究从群际接触视角间接探讨了如何改善与少数民族学生文化适应息息相关的群际态度、民族歧视与偏见（陈欣月， 崔丽娟， 2017; 曲映蓓， 辛自强， 2016; 王昌成， 2019），但鲜有研究直接探讨歧视知觉对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文化适应的影响。当少数民族学生在异地求学时，他们独特的体貌和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容易导致他们与内地学生间形成较大的心理距离和戒备心理，并进一步加深少数民族学生的歧视感知，影响他们在求学时的人际交往与心理健康（李明， 龙晔生， 2018）。因此，从歧视知觉的视角探究少数民族学生文化适应的影响机制，对促进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 推动民族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歧视知觉是指个体知觉到自己由于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而受到了有区别的、不公平的对待（Sanchez & Brock， 1996）。以往研究表明，歧视知觉对个体的文化适应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长期受歧视的个体最终会把他人的偏见态度内化为自己的观点，从而影响其自我价值感，阻碍他们与主流文化群体的沟通与互动，影响其文化适应（范兴华， 方晓义， 刘杨， 蔺秀云， 袁晓娇， 2012）。拒绝认同理论模型认为，歧视知觉会促使个体通过提高内群体认同感来缓解由歧视造成的消极影响， 但另一方面， 个体感知到内群体处于弱势也会降低其心理健康水平（李玫玫， 卢宁， 2018; Branscombe， Schmitt， & Harvey， 1999）。因此，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如何知觉与看待他们的母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会对其文化适应产生一定影响。关于流动儿童的研究发现，歧视知觉会通过降低认同整合间接影响文化适应（张岩， 杜岸政， 周炎根， 2017），但这一效应究竟是否也存在于异地就读新疆生群体身上，还有待进一步检验。此外，异地就读新疆生长期在主流文化环境中生活和学习，感知到社会排斥可能会阻碍其自尊和归属感等需要的满足，严重情况下可能导致他们产生抑郁、疏离感、无助和无价值感（Williams， 2009）。以往研究表明，社会排斥会负向影响跨文化者的文化适应（王中会， 蔺秀云， 侯香凝， 方晓义， 2016）。因此，从双文化认同整合和社会排斥的视角揭示歧视知觉对异地就读新疆生文化适应的影响机制，可为改善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状况提供理论支持。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2.1 歧视知觉与文化适应
对于文化适应，目前普遍认可的经典定义是由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于1936年提出的定义，即“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杨宝琰， 万明钢， 2010; 余伟， 郑刚， 2005）。Wald及其同事将文化适应分为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两种类型，前者指心理或情感上的幸福感，后者指在新文化互动方面的融入或与人交涉的能力（Ward & Rana-Deuba， 1999）。陈慧、车宏生和朱敏（2003）指出，种族歧视会对个体的心理与社会适应产生重大影响，如对在加拿大的塔基人而言，他们知觉到的歧视与其较差的心理适应相关联。也有研究发现，个体的歧视知觉与其消极的心理症状相关，歧视知觉水平越高，个体更容易出现焦虑与抑郁等心理障碍（Foster， 2000）。此外，Hashemi，Marzban，Sebar和Harris（2019）的研究结果显示，歧视知觉可负向预测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及其心理幸福感，而这两者均与主流文化适应和民族文化适应呈正相關。根据以往研究，歧视知觉与社会文化适应呈显著负相关（陈彬彬， 2018; 范兴华等， 2012; Berry， Phinney， Sam， & Vedder， 2006）。因此，歧视知觉不利于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
假设1：歧视知觉可显著负向预测异地就读新疆生的文化适应。
2.2 双文化认同整合的中介效应
双文化认同整合也称双文化认同动态，是指双文化个体通过识别母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差异与联系，将这两种文化知觉为相容或相冲，对两种文化认同进行整合的程度（杨晓莉， 闫红丽， 刘力， 2015; Hsu， 2011）。如果个体的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较高，则其在新文化背景中的卷入程度和适应性更强，体验到的幸福感也更高（Ferrari， Rosnati， Manzi， & Benet-Martínez， 2015; Ni， Chui， Ji， Jordan， & Chan， 2016）。叶宝娟和方小婷（2017）的研究也表明，双文化认同整合会降低少数民族预科生的文化适应压力，进而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同样，Mok，Morris，Benet-Martinez和Karakitapoglu-Aygun（2007）发现，相比低双文化认同整合者，高双文化认同整合者对自己在新文化中的新身份具有更高的认同度;他们在与新文化背景相关的知识与技能方面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如新文化语言学习能力），并且，他们的社会网络往往更复杂和稳固，即拥有更多的新文化朋友以及更紧密的联系。而与外群体成员的积极接触及互动也能够改善新文化群体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态度和相处方式（陈欣月， 崔丽娟， 2017; 王昌成， 2019）。综上所述，高双文化认同整合者知觉到的适应压力更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适应能力也往往更强。 尽管Benet-Martínez和Haritatos（2005）的研究显示，高双文化认同整合者具有更少的文化适应压力，这使得他们能更好地适应新文化， 但是，他们也提出，歧视知觉可能会挑战个体在保持一致、和谐的自我形象以及群体归属感方面的效能感，进而迫使个体在两种文化中选择一种文化（Benet-Martínez & Haritatos， 2005），影响个体的双文化认同整合。Berry和Hou（2017）发现，在个体的文化适应进程中，边缘化（对本民族群体和主流群体归属感均弱）加剧了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而同化（认为自己只属于主流群体）则减轻了这一影响。前文所述的拒绝认同模型也提出，歧视知觉会促使个体通过提高内群体认同感来缓解由歧视造成的消极心理影响，但另一方面，个体对自身所属的群体是弱势群体的感知也会降低其心理健康水平（李玫玫， 卢宁， 2018; Branscombe et al.，1999）。因此，歧视知觉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双文化认同整合，进而影响其文化适应。
假设2：双文化认同整合在歧视知觉对文化适应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2.3 社会排斥的调节效应
社会排斥是指由于个体被某一社会团体或他人排斥或拒绝，其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受到阻碍的现象和过程（杜建政， 夏冰丽， 2008）。社会排斥经历会阻碍人类的基本需要，威胁青年的健康和幸福，它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个体的家庭支持、学校支持以及同伴支持（Arslan， 2018），而这三者均对少数民族文化适应意义重大。根据Williams（2009）关于社会排斥提出的需要-威胁的时间模型（Need-Threat Model），遭受社会排斥后的个体会依次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反射阶段，该阶段的个体侦察到排斥信号，消极情绪增加，积极情绪减少，四种基本需要（归属感、自尊、控制感和存在意义）的满足受阻。随后是反省阶段，排斥引起的疼痛信号促使个体注意排斥事件、评估排斥事件产生的原因和重要性，除此之外，个体还试图做出相应反应
来满足由重要排斥事件激发的心理需要。如果长期处于被排斥状态，个体就可能进入退避阶段，其应对资源于此时已严重损耗，无力再增强受阻的需要，因而个体会变得抑郁并产生疏离感、无助感和无价值感（程苏， 刘璐， 郑涌， 2011; Williams， 2007， 2009）。
Celeste， Meeussen， Verschueren和Phalet（2016）的研究表明，对少数民族学生而言，偏离跨民族同伴或者本民族同伴中的文化适应规范都可能增加他们被排斥的可能。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发现，被排斥后的个体会表现出强烈渴望重建社会关系的亲社会行为（杨晓莉， 魏丽， 2017）。那么，对于处于双文化中的个体，社会排斥又会产生何种性质的影响以及如何作用于个体的双文化认同整合与文化适应呢？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研究多探讨其他因素在社会排斥与其他变量之间所发挥的调节作用，例如，个体对多数人群体的归属感缓解了社会排斥与个体基本需要之间的关系（Eck， Schoel， & Greifeneder， 2017）。近年来的大多研究也都致力于探讨何种因素可以调节个体在遭受社会排斥后的不同行为反应（杨晓莉， 魏丽， 2017），然而，少有研究直接探讨社会排斥作为调节变量在文化适应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假设3：社会排斥在双文化认同整合对文化适应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假设4：双文化认同整合在歧视知觉与文化适应间的中介效应受到社会排斥的调节，即歧视知觉通过双文化认同整合对文化适应的影响在高社会排斥条件下更强。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来探究歧视知觉对异地就读新疆生文化适应的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3 方法
3.1 被试
采取方便取样法对336名异地就读的新疆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男生122名（36.31%），女生206名（61.31%）， 8人漏填性别信息; 独生子女55名（16.37%）， 非独生子女275名（81.84%），6人漏填独生信息;城市生源137名（40.77%），农村生源193名（57.44%），6人漏填生源信息;少数民族学生（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等）259名（77.08%），均是内地新疆高中班（简称“內高班”）的在读高中生或曾就读于内高班的大学生，自幼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学生72名（21.43%），5人漏填民族信息;高中生241名（71.73%）， 大学生95名（28.27%）;平均年龄17.54岁（SD=1.77）。
3.2 测量工具
3.2.1 歧视知觉问卷
采用申继亮、胡心怡和刘霞（2009）编制的歧视知觉问卷（PDQ）进行测量，该问卷共包括6个项目，分为个体歧视知觉（如，“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和群体歧视知觉（如，“总体上，家庭情况像我一样的其他学生失去了很多的机会”）两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知觉到的歧视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
3.2.2 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
采用
Benet-Martínez和Haritatos
（2005）编制， 妥静（2014）修订的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BIIS），根据学生对项目的理解情况，剔除1个项目，最终共包括7个项目，分为整合与分离（如，“我觉得我身上的本民族文化和汉文化是融合在一起的”）、和谐与冲突（如，“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困在两种文化间”）两个维度，采用Likert 6点计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6=非常同意”），其中，分离项目和冲突项目反向计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在双文化认同方面的整合程度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5。 3.2.3 社会排斥问卷
采用吴惠君、张姝玥和曾宇倩（2013）编制的社会排斥问卷（SEQ）进行测量。该问卷共包括19个项目，分为直接排斥（如，“我的失误被起哄或毫不客气的批评”）和间接排斥（如，“我失落时，得不到别人的劝解或安慰”）两个维度，问卷采用5点计分（从“0=从不”到“4=总是”），总分越高表明个体遭遇社会排斥的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3.2.4 社會文化适应问卷
采用Ward和Kennedy（1999）编制，范兴华、方晓义、刘杨、蔺秀云和袁晓娇（2012）修订的社会文化适应问卷（SCAQ）测量被试的社会文化适应水平。该问卷共包括28个项目，分为文化移情与关系建立（如，“按照广州的文化观念做事”）和人际互动与不悦应对（如，“和有关的机构打交道（如医院、居委会等）”）两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从“1=非常容易”到“5=非常困难”），所有项目反向计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在社会文化方面的适应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3.3 施测过程
采用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进行施测：（1）由经过培训的本科生作为主试，采取团体施测的方式对广州市两所招收新疆生的高中进行调研;（2）采用问卷星对曾就读于内高班、现在粤就读的异地新疆大学生进行网络测评。指导语均强调本次调研的匿名性与作答的真实性。
3.4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1.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和路径分析等。
4 结果与分析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通过匿名作答、设置反向题目等方式进行程序控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所有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共32个，且第一个因素解释的变异量为16.34%（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4.2 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如表1所示）：歧视知觉与双文化认同整合（r=-0.31， p<0.001）、文化适应（r=-0.42， p<0.001）呈显著负相关，与社会排斥呈显著正相关（r=0.36， p<0.001）;双文化认同整合与文化适应呈显著正相关（r=0.36， p<0.001）;社会排斥与文化适应呈显著负相关（r=-0.19， p<0.001）。由此可见，异地就读新疆生的文化适应与歧视知觉、双文化认同整合及社会排斥关系密切。
4.3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传统回归分析法检验双文化认同整合在歧视知觉与文化适应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如表2所示）：歧视知觉显著负向预测异地就读新疆生的文化适应（B=-0.28， p<0.001）和双文化认同整合（B=-0.28， p<0.001）。双文化认同整合可显著正向预测异地就读新疆生的文化适应（B=0.27， p<0.001）。在控制年龄等人口学变量和双文化认同整合后，歧视知觉对文化适应的影响减弱了（B=-0.22， p<0.001）。进一步采用Hayes（2013）开发的PROCESS宏（Model 4）检验“歧视知觉→双文化认同整合→文化适应”这条中介路径，结果发现：双文化认同整合的间接效应值为-0.05，且95%的置信区间为[-0.09，-0.03]，不包含零，这说明双文化认同整合显著中介歧视知觉对异地就读新疆生文化适应的影响。
4.4 调节效应检验
假设3提出，社会排斥会调节双文化认同整合对文化适应的影响。为检验这一假设，我们根据Preacher，Curran和Bauer（2006）的建议，首先将相关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以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干扰。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如表2所示）：双文化认同整合与社会排斥的乘积项显著正向预测文化适应（B=0.17， p<0.05）。此外，调节效应图（图2）和简单斜率分析的结果发现：相比低社会排斥状态（β=0.24， p<0.05），高社会排斥状态下的双文化认同整合对异地就读新疆生文化适应的正向影响更大（β=0.45， p<0.001）。
4.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假设4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本研究根据Edwards和Lambert（2007）的建议，采用Bootstrap法分析在高、低社会排斥条件下，双文化认同整合在歧视知觉与文化适应之间所发挥的间接效应值大小。结果发现（如表3所示）：“歧视知觉→双文化认同整合→文化适应”这一间接效应对高社会排斥新疆生（β=-0.07）和低社会排斥新疆生（β=-0.03）的组间差异为-0.04（95%CI=[-0.065，-0.009]）。据此推测，仅在高社会排斥条件下，双文化认同整合显著中介歧视知觉对文化适应的负向影响。
5 讨论
融入和适应异地的文化环境，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学生在异地接受良好教育。由于文化差异的影响，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的歧视知觉往往不利于他们的文化适应。为检验歧视知觉会如何影响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本研究通过一项横断设计考察了双文化认同整合在歧视知觉与文化适应间的中介效应以及社会排斥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歧视知觉水平越高的异地就读新疆生文化适应状况越差;且歧视知觉会通过破坏双文化认同整合导致他们的文化适应水平下降;此外，相比于低社会排斥，歧视知觉通过双文化认同整合对异地就读新疆生的文化适应产生的影响在高社会排斥条件下更强烈。
5.1 歧视知觉对异地就读新疆生文化适应的影响 研究表明，异地就读新疆生感知到的歧视越多，他们的文化适应状况越差。该结果支持假设1，并与前人研究的发现保持一致（陈彬彬， 2018; 范兴华等， 2012; 张岩等， 2017）。范兴华等人（2012）以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发现歧视知觉可显著负向预测他们的社会文化适应与城市适应水平。正如流动儿童所处的情境，异地就读新疆生在新环境中也不得不经历重建社会支持网络、争取社会认同等过程，
而知觉到生活与学习中的歧视会阻碍他们获取適应文化所需的社会资源，容易引发他们的焦虑、抑郁以及低自尊等心理健康问题（范兴华等， 2012; 张岩等， 2017），造成文化适应不良，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业与个人发展等。目前，国内对歧视知觉的研究多集中于留守/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社会认同、社会适应的相关研究，以及留守/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孤独、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指标的相关研究等领域（李玫玫， 卢宁， 2018），本研究突破以往以留守/流动儿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局限，探讨异地就读新疆生的歧视知觉与其文化适应的关系，丰富了歧视知觉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创新意义。
5.2 双文化认同整合的中介机制
研究表明，异地就读新疆生的歧视知觉越强，他们的双文化认同整合程度就越低，并进而造成文化适应水平的下降，此结果支持了假设2，并与前人研究发现一致（张岩等， 2017）。双文化认同整合程度较高的学生对其新身份具有更高的认同感、在异文化中的学习能力更强、往往拥有更广泛的交际圈以及更亲密的友谊关系、体验到的文化适应压力也更少（Mok et al.，2007）。此研究结果也可用于解释拒绝认同模型中歧视知觉的双重效应：当异地就读新疆生处于主流文化中，文化双方对彼此长期接受的风俗、养成的习惯以及文化间固有的差异等的不甚了解可能会增加这些新疆生被主流文化中的他人区别对待甚至歧视的可能性。而歧视更可能导致他们将两种文化知觉为冲突关系， 从而采取分离的策略（Lepshokova， Lebedeva， & van de Vijver， 2018），根据拒绝认同模型，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与内群体成员交往，从而提高其内群体认同感，但另一方面，对所属群体是弱势群体的感知也会进一步影响其心理健康（李玫玫， 卢宁， 2018; Branscombe et al.，1999），不利于他们的文化适应。
Eck等人（2017）提出，认为自己属于主流群体的想法不仅可以为个体提供一种群体归属感，也可给予个体对社会环境的控制感以及自身存在被认可的满足感，从而提高其自尊心。但另一方面，即使个体归属于一个少数群体，但如果该群体拥有罕见且令人满意的特征（如特殊能力），
个体的自尊及其存在意义也可能会相应地增强（Eck et al.，2017）。因此，在致力于帮助异地就读新疆生融入主流文化的同时，帮助他们正确看待他们长期以来接受的民族文化并发掘其文化闪光点也至关重要。
5.3 社会排斥的调节机制
研究表明，对异地就读新疆生而言，社会排斥会显著影响双文化认同整合对文化适应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对此的解释是，根据需要-威胁的时间模型，异地就读新疆生受到社会排斥后进入反射阶段和反省阶段，个体因侦查到的排斥信号而痛苦，其归属和自尊的需要受阻，渴望重建社会关系（杨晓莉， 魏丽， 2017），因而寻求积极的改变（如表现出亲社会行为、了解双方文化），从而缓解了低双文化认同整合对文化适应的消极影响。此研究结果支持假设3，也为解释需要-威胁的时间模型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
另一方面，研究进一步表明，在高社会排斥条件下，双文化认同整合显著中介了歧视知觉对文化适应的负向影响，即相比没有或者较少遭受社会排斥的异地就读新疆生，在遭受较多社会排斥的个体身上，双文化认同整合可以在歧视知觉消极影响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发挥更显著的中介作用，而在低社会排斥条件下则无显著效应，支持研究假设4。结合需要-威胁的时间模型，这可能是因为高社会排斥引起的疼痛信号迫使个体更关注排斥事件及其产生原因，而起源于所属群体成员资格的歧视知觉促使个体提高了双文化认同整合在排斥事件中的重要性，个体试图做出相应反应以增强受阻的需要，从而对其文化适应起到改善作用。该结果表明，帮助处于高社会排斥状态下的学生提高双文化认同整合程度，可能会呈现出更显著的文化适应改善效果;其次，针对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更多成熟理论仍有待提出，研究结果也为未来更完善的社会排斥理论提供了一定的实证基础。
5.4 实践启示
本研究以异地就读新疆生为研究对象，其中少数被试为内高班中的汉族生，但是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新疆且受少数民族文化的熏陶，因而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可为改善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提供实践启示。
文化差异可能使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的歧视知觉更敏锐、对歧视的定义标准更低。学校可及时通过同伴反馈、设置匿名信箱等途径了解他们的歧视知觉状况。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自身也应对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有信心，理性知觉他人的态度，在觉察歧视或排斥事件时积极勇敢地反馈与求助。有研究者认为，民族偏见与歧视的产生可能是由于个体所掌握的民族信息匮乏或信息错误，个体缺少在最佳条件下的群际接触（曲映蓓， 辛自强， 2016）。因此，学校应积极促进文化的双向交流与接触（如，实施跨民族一对一结对子、适当提高民族混合的班级数量、邀请双文化认同整合能力较高者分享经验），扩充学生所掌握的民族文化信息，同时主动与学生家长沟通，共同传播正确的民族信息与理念，从而减少校园内的歧视与排斥，降低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的歧视知觉，促进双文化认同整合与文化适应。而在已发生的校园排斥事件中，学校应无条件积极关注被排斥的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尤其是处于高社会排斥的个体），及时疏解其痛苦，并引导事件双方正确认知排斥事件及其起因，增强双方的文化认同，促使事件双方做出积极改变，从而帮助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更好地适应新文化。 5.5 不足與展望
尽管本研究对改善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具有一定价值，但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虽然国外关于民族/种族歧视知觉的研究较多，但国内对歧视知觉的研究多以留守或流动儿童为主要对象，鲜有研究直接探讨少数民族学生的歧视知觉，因此，本研究在该研究领域的文献梳理上较为欠缺。此外，受调研条件的限制，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较难全面反映异地就读新疆生的文化适应情况。因此，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扩大样本量等方法进一步检验歧视知觉与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文化适应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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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on the Acculturation of Xinjiang Students Stud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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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Qiqi1; YE Wanyu1; HUANG Yiting1，2; DOU Kai1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Research Center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School of Educ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Wesleyan College，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tial mechanism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on the acculturation of Xinjiang students studying in different places， 336 Xinjiang students studying in different place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Questionnaire，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Scale， Social Exclusion Questionnaire and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 the acculturation of Xinjiang students studying in different places; （2）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played a significant mediation role in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on acculturation; （3） social exclusion had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acculturation; （4） onl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igh social exclusion，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significantly mediate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on acculturation. Therefore， reducing the sense of discrimination and social exclusion through ethnic education or integrated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promote the acculturation of Xinjiang students studying in different places.
Key words：acculturation;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social exclusion
关键词 文化适应;歧视知觉;双文化认同整合;社会排斥
分类号 B848.4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0.09.005
1 引言
为促进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我国启动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教育发展项目，如在内地开办新疆班、西藏班等，由此，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来到内地部分经济发达省份学习和生活（袁同凯， 朱筱煦， 2016）。在异地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学生难免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文化适应不良等现象。以往研究从主流群体态度知觉、跨文化敏感性、心理资本等方面探究了少数民族学生文化适应问题的产生机制，也有研究从群际接触视角间接探讨了如何改善与少数民族学生文化适应息息相关的群际态度、民族歧视与偏见（陈欣月， 崔丽娟， 2017; 曲映蓓， 辛自强， 2016; 王昌成， 2019），但鲜有研究直接探讨歧视知觉对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文化适应的影响。当少数民族学生在异地求学时，他们独特的体貌和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容易导致他们与内地学生间形成较大的心理距离和戒备心理，并进一步加深少数民族学生的歧视感知，影响他们在求学时的人际交往与心理健康（李明， 龙晔生， 2018）。因此，从歧视知觉的视角探究少数民族学生文化适应的影响机制，对促进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 推动民族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歧视知觉是指个体知觉到自己由于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而受到了有区别的、不公平的对待（Sanchez & Brock， 1996）。以往研究表明，歧视知觉对个体的文化适应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长期受歧视的个体最终会把他人的偏见态度内化为自己的观点，从而影响其自我价值感，阻碍他们与主流文化群体的沟通与互动，影响其文化适应（范兴华， 方晓义， 刘杨， 蔺秀云， 袁晓娇， 2012）。拒绝认同理论模型认为，歧视知觉会促使个体通过提高内群体认同感来缓解由歧视造成的消极影响， 但另一方面， 个体感知到内群体处于弱势也会降低其心理健康水平（李玫玫， 卢宁， 2018; Branscombe， Schmitt， & Harvey， 1999）。因此，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如何知觉与看待他们的母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会对其文化适应产生一定影响。关于流动儿童的研究发现，歧视知觉会通过降低认同整合间接影响文化适应（张岩， 杜岸政， 周炎根， 2017），但这一效应究竟是否也存在于异地就读新疆生群体身上，还有待进一步检验。此外，异地就读新疆生长期在主流文化环境中生活和学习，感知到社会排斥可能会阻碍其自尊和归属感等需要的满足，严重情况下可能导致他们产生抑郁、疏离感、无助和无价值感（Williams， 2009）。以往研究表明，社会排斥会负向影响跨文化者的文化适应（王中会， 蔺秀云， 侯香凝， 方晓义， 2016）。因此，从双文化认同整合和社会排斥的视角揭示歧视知觉对异地就读新疆生文化适应的影响机制，可为改善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状况提供理论支持。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2.1 歧视知觉与文化适应
对于文化适应，目前普遍认可的经典定义是由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于1936年提出的定义，即“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杨宝琰， 万明钢， 2010; 余伟， 郑刚， 2005）。Wald及其同事将文化适应分为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两种类型，前者指心理或情感上的幸福感，后者指在新文化互动方面的融入或与人交涉的能力（Ward & Rana-Deuba， 1999）。陈慧、车宏生和朱敏（2003）指出，种族歧视会对个体的心理与社会适应产生重大影响，如对在加拿大的塔基人而言，他们知觉到的歧视与其较差的心理适应相关联。也有研究发现，个体的歧视知觉与其消极的心理症状相关，歧视知觉水平越高，个体更容易出现焦虑与抑郁等心理障碍（Foster， 2000）。此外，Hashemi，Marzban，Sebar和Harris（2019）的研究结果显示，歧视知觉可负向预测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及其心理幸福感，而这两者均与主流文化适应和民族文化适应呈正相關。根据以往研究，歧视知觉与社会文化适应呈显著负相关（陈彬彬， 2018; 范兴华等， 2012; Berry， Phinney， Sam， & Vedder， 2006）。因此，歧视知觉不利于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
假设1：歧视知觉可显著负向预测异地就读新疆生的文化适应。
2.2 双文化认同整合的中介效应
双文化认同整合也称双文化认同动态，是指双文化个体通过识别母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差异与联系，将这两种文化知觉为相容或相冲，对两种文化认同进行整合的程度（杨晓莉， 闫红丽， 刘力， 2015; Hsu， 2011）。如果个体的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较高，则其在新文化背景中的卷入程度和适应性更强，体验到的幸福感也更高（Ferrari， Rosnati， Manzi， & Benet-Martínez， 2015; Ni， Chui， Ji， Jordan， & Chan， 2016）。叶宝娟和方小婷（2017）的研究也表明，双文化认同整合会降低少数民族预科生的文化适应压力，进而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同样，Mok，Morris，Benet-Martinez和Karakitapoglu-Aygun（2007）发现，相比低双文化认同整合者，高双文化认同整合者对自己在新文化中的新身份具有更高的认同度;他们在与新文化背景相关的知识与技能方面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如新文化语言学习能力），并且，他们的社会网络往往更复杂和稳固，即拥有更多的新文化朋友以及更紧密的联系。而与外群体成员的积极接触及互动也能够改善新文化群体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态度和相处方式（陈欣月， 崔丽娟， 2017; 王昌成， 2019）。综上所述，高双文化认同整合者知觉到的适应压力更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适应能力也往往更强。 尽管Benet-Martínez和Haritatos（2005）的研究显示，高双文化认同整合者具有更少的文化适应压力，这使得他们能更好地适应新文化， 但是，他们也提出，歧视知觉可能会挑战个体在保持一致、和谐的自我形象以及群体归属感方面的效能感，进而迫使个体在两种文化中选择一种文化（Benet-Martínez & Haritatos， 2005），影响个体的双文化认同整合。Berry和Hou（2017）发现，在个体的文化适应进程中，边缘化（对本民族群体和主流群体归属感均弱）加剧了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而同化（认为自己只属于主流群体）则减轻了这一影响。前文所述的拒绝认同模型也提出，歧视知觉会促使个体通过提高内群体认同感来缓解由歧视造成的消极心理影响，但另一方面，个体对自身所属的群体是弱势群体的感知也会降低其心理健康水平（李玫玫， 卢宁， 2018; Branscombe et al.，1999）。因此，歧视知觉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双文化认同整合，进而影响其文化适应。
假设2：双文化认同整合在歧视知觉对文化适应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2.3 社会排斥的调节效应
社会排斥是指由于个体被某一社会团体或他人排斥或拒绝，其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受到阻碍的现象和过程（杜建政， 夏冰丽， 2008）。社会排斥经历会阻碍人类的基本需要，威胁青年的健康和幸福，它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个体的家庭支持、学校支持以及同伴支持（Arslan， 2018），而这三者均对少数民族文化适应意义重大。根据Williams（2009）关于社会排斥提出的需要-威胁的时间模型（Need-Threat Model），遭受社会排斥后的个体会依次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反射阶段，该阶段的个体侦察到排斥信号，消极情绪增加，积极情绪减少，四种基本需要（归属感、自尊、控制感和存在意义）的满足受阻。随后是反省阶段，排斥引起的疼痛信号促使个体注意排斥事件、评估排斥事件产生的原因和重要性，除此之外，个体还试图做出相应反应
来满足由重要排斥事件激发的心理需要。如果长期处于被排斥状态，个体就可能进入退避阶段，其应对资源于此时已严重损耗，无力再增强受阻的需要，因而个体会变得抑郁并产生疏离感、无助感和无价值感（程苏， 刘璐， 郑涌， 2011; Williams， 2007， 2009）。
Celeste， Meeussen， Verschueren和Phalet（2016）的研究表明，对少数民族学生而言，偏离跨民族同伴或者本民族同伴中的文化适应规范都可能增加他们被排斥的可能。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发现，被排斥后的个体会表现出强烈渴望重建社会关系的亲社会行为（杨晓莉， 魏丽， 2017）。那么，对于处于双文化中的个体，社会排斥又会产生何种性质的影响以及如何作用于个体的双文化认同整合与文化适应呢？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研究多探讨其他因素在社会排斥与其他变量之间所发挥的调节作用，例如，个体对多数人群体的归属感缓解了社会排斥与个体基本需要之间的关系（Eck， Schoel， & Greifeneder， 2017）。近年来的大多研究也都致力于探讨何种因素可以调节个体在遭受社会排斥后的不同行为反应（杨晓莉， 魏丽， 2017），然而，少有研究直接探讨社会排斥作为调节变量在文化适应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假设3：社会排斥在双文化认同整合对文化适应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假设4：双文化认同整合在歧视知觉与文化适应间的中介效应受到社会排斥的调节，即歧视知觉通过双文化认同整合对文化适应的影响在高社会排斥条件下更强。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来探究歧视知觉对异地就读新疆生文化适应的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3 方法
3.1 被试
采取方便取样法对336名异地就读的新疆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男生122名（36.31%），女生206名（61.31%）， 8人漏填性别信息; 独生子女55名（16.37%）， 非独生子女275名（81.84%），6人漏填独生信息;城市生源137名（40.77%），农村生源193名（57.44%），6人漏填生源信息;少数民族学生（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等）259名（77.08%），均是内地新疆高中班（简称“內高班”）的在读高中生或曾就读于内高班的大学生，自幼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学生72名（21.43%），5人漏填民族信息;高中生241名（71.73%）， 大学生95名（28.27%）;平均年龄17.54岁（SD=1.77）。
3.2 测量工具
3.2.1 歧视知觉问卷
采用申继亮、胡心怡和刘霞（2009）编制的歧视知觉问卷（PDQ）进行测量，该问卷共包括6个项目，分为个体歧视知觉（如，“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和群体歧视知觉（如，“总体上，家庭情况像我一样的其他学生失去了很多的机会”）两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知觉到的歧视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
3.2.2 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
采用
Benet-Martínez和Haritatos
（2005）编制， 妥静（2014）修订的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BIIS），根据学生对项目的理解情况，剔除1个项目，最终共包括7个项目，分为整合与分离（如，“我觉得我身上的本民族文化和汉文化是融合在一起的”）、和谐与冲突（如，“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困在两种文化间”）两个维度，采用Likert 6点计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6=非常同意”），其中，分离项目和冲突项目反向计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在双文化认同方面的整合程度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5。 3.2.3 社会排斥问卷
采用吴惠君、张姝玥和曾宇倩（2013）编制的社会排斥问卷（SEQ）进行测量。该问卷共包括19个项目，分为直接排斥（如，“我的失误被起哄或毫不客气的批评”）和间接排斥（如，“我失落时，得不到别人的劝解或安慰”）两个维度，问卷采用5点计分（从“0=从不”到“4=总是”），总分越高表明个体遭遇社会排斥的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3.2.4 社會文化适应问卷
采用Ward和Kennedy（1999）编制，范兴华、方晓义、刘杨、蔺秀云和袁晓娇（2012）修订的社会文化适应问卷（SCAQ）测量被试的社会文化适应水平。该问卷共包括28个项目，分为文化移情与关系建立（如，“按照广州的文化观念做事”）和人际互动与不悦应对（如，“和有关的机构打交道（如医院、居委会等）”）两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从“1=非常容易”到“5=非常困难”），所有项目反向计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在社会文化方面的适应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3.3 施测过程
采用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进行施测：（1）由经过培训的本科生作为主试，采取团体施测的方式对广州市两所招收新疆生的高中进行调研;（2）采用问卷星对曾就读于内高班、现在粤就读的异地新疆大学生进行网络测评。指导语均强调本次调研的匿名性与作答的真实性。
3.4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1.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和路径分析等。
4 结果与分析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通过匿名作答、设置反向题目等方式进行程序控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所有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共32个，且第一个因素解释的变异量为16.34%（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4.2 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如表1所示）：歧视知觉与双文化认同整合（r=-0.31， p<0.001）、文化适应（r=-0.42， p<0.001）呈显著负相关，与社会排斥呈显著正相关（r=0.36， p<0.001）;双文化认同整合与文化适应呈显著正相关（r=0.36， p<0.001）;社会排斥与文化适应呈显著负相关（r=-0.19， p<0.001）。由此可见，异地就读新疆生的文化适应与歧视知觉、双文化认同整合及社会排斥关系密切。
4.3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传统回归分析法检验双文化认同整合在歧视知觉与文化适应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如表2所示）：歧视知觉显著负向预测异地就读新疆生的文化适应（B=-0.28， p<0.001）和双文化认同整合（B=-0.28， p<0.001）。双文化认同整合可显著正向预测异地就读新疆生的文化适应（B=0.27， p<0.001）。在控制年龄等人口学变量和双文化认同整合后，歧视知觉对文化适应的影响减弱了（B=-0.22， p<0.001）。进一步采用Hayes（2013）开发的PROCESS宏（Model 4）检验“歧视知觉→双文化认同整合→文化适应”这条中介路径，结果发现：双文化认同整合的间接效应值为-0.05，且95%的置信区间为[-0.09，-0.03]，不包含零，这说明双文化认同整合显著中介歧视知觉对异地就读新疆生文化适应的影响。
4.4 调节效应检验
假设3提出，社会排斥会调节双文化认同整合对文化适应的影响。为检验这一假设，我们根据Preacher，Curran和Bauer（2006）的建议，首先将相关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以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干扰。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如表2所示）：双文化认同整合与社会排斥的乘积项显著正向预测文化适应（B=0.17， p<0.05）。此外，调节效应图（图2）和简单斜率分析的结果发现：相比低社会排斥状态（β=0.24， p<0.05），高社会排斥状态下的双文化认同整合对异地就读新疆生文化适应的正向影响更大（β=0.45， p<0.001）。
4.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假设4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本研究根据Edwards和Lambert（2007）的建议，采用Bootstrap法分析在高、低社会排斥条件下，双文化认同整合在歧视知觉与文化适应之间所发挥的间接效应值大小。结果发现（如表3所示）：“歧视知觉→双文化认同整合→文化适应”这一间接效应对高社会排斥新疆生（β=-0.07）和低社会排斥新疆生（β=-0.03）的组间差异为-0.04（95%CI=[-0.065，-0.009]）。据此推测，仅在高社会排斥条件下，双文化认同整合显著中介歧视知觉对文化适应的负向影响。
5 讨论
融入和适应异地的文化环境，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学生在异地接受良好教育。由于文化差异的影响，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的歧视知觉往往不利于他们的文化适应。为检验歧视知觉会如何影响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本研究通过一项横断设计考察了双文化认同整合在歧视知觉与文化适应间的中介效应以及社会排斥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歧视知觉水平越高的异地就读新疆生文化适应状况越差;且歧视知觉会通过破坏双文化认同整合导致他们的文化适应水平下降;此外，相比于低社会排斥，歧视知觉通过双文化认同整合对异地就读新疆生的文化适应产生的影响在高社会排斥条件下更强烈。
5.1 歧视知觉对异地就读新疆生文化适应的影响 研究表明，异地就读新疆生感知到的歧视越多，他们的文化适应状况越差。该结果支持假设1，并与前人研究的发现保持一致（陈彬彬， 2018; 范兴华等， 2012; 张岩等， 2017）。范兴华等人（2012）以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发现歧视知觉可显著负向预测他们的社会文化适应与城市适应水平。正如流动儿童所处的情境，异地就读新疆生在新环境中也不得不经历重建社会支持网络、争取社会认同等过程，
而知觉到生活与学习中的歧视会阻碍他们获取適应文化所需的社会资源，容易引发他们的焦虑、抑郁以及低自尊等心理健康问题（范兴华等， 2012; 张岩等， 2017），造成文化适应不良，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业与个人发展等。目前，国内对歧视知觉的研究多集中于留守/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社会认同、社会适应的相关研究，以及留守/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孤独、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指标的相关研究等领域（李玫玫， 卢宁， 2018），本研究突破以往以留守/流动儿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局限，探讨异地就读新疆生的歧视知觉与其文化适应的关系，丰富了歧视知觉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创新意义。
5.2 双文化认同整合的中介机制
研究表明，异地就读新疆生的歧视知觉越强，他们的双文化认同整合程度就越低，并进而造成文化适应水平的下降，此结果支持了假设2，并与前人研究发现一致（张岩等， 2017）。双文化认同整合程度较高的学生对其新身份具有更高的认同感、在异文化中的学习能力更强、往往拥有更广泛的交际圈以及更亲密的友谊关系、体验到的文化适应压力也更少（Mok et al.，2007）。此研究结果也可用于解释拒绝认同模型中歧视知觉的双重效应：当异地就读新疆生处于主流文化中，文化双方对彼此长期接受的风俗、养成的习惯以及文化间固有的差异等的不甚了解可能会增加这些新疆生被主流文化中的他人区别对待甚至歧视的可能性。而歧视更可能导致他们将两种文化知觉为冲突关系， 从而采取分离的策略（Lepshokova， Lebedeva， & van de Vijver， 2018），根据拒绝认同模型，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与内群体成员交往，从而提高其内群体认同感，但另一方面，对所属群体是弱势群体的感知也会进一步影响其心理健康（李玫玫， 卢宁， 2018; Branscombe et al.，1999），不利于他们的文化适应。
Eck等人（2017）提出，认为自己属于主流群体的想法不仅可以为个体提供一种群体归属感，也可给予个体对社会环境的控制感以及自身存在被认可的满足感，从而提高其自尊心。但另一方面，即使个体归属于一个少数群体，但如果该群体拥有罕见且令人满意的特征（如特殊能力），
个体的自尊及其存在意义也可能会相应地增强（Eck et al.，2017）。因此，在致力于帮助异地就读新疆生融入主流文化的同时，帮助他们正确看待他们长期以来接受的民族文化并发掘其文化闪光点也至关重要。
5.3 社会排斥的调节机制
研究表明，对异地就读新疆生而言，社会排斥会显著影响双文化认同整合对文化适应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对此的解释是，根据需要-威胁的时间模型，异地就读新疆生受到社会排斥后进入反射阶段和反省阶段，个体因侦查到的排斥信号而痛苦，其归属和自尊的需要受阻，渴望重建社会关系（杨晓莉， 魏丽， 2017），因而寻求积极的改变（如表现出亲社会行为、了解双方文化），从而缓解了低双文化认同整合对文化适应的消极影响。此研究结果支持假设3，也为解释需要-威胁的时间模型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
另一方面，研究进一步表明，在高社会排斥条件下，双文化认同整合显著中介了歧视知觉对文化适应的负向影响，即相比没有或者较少遭受社会排斥的异地就读新疆生，在遭受较多社会排斥的个体身上，双文化认同整合可以在歧视知觉消极影响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发挥更显著的中介作用，而在低社会排斥条件下则无显著效应，支持研究假设4。结合需要-威胁的时间模型，这可能是因为高社会排斥引起的疼痛信号迫使个体更关注排斥事件及其产生原因，而起源于所属群体成员资格的歧视知觉促使个体提高了双文化认同整合在排斥事件中的重要性，个体试图做出相应反应以增强受阻的需要，从而对其文化适应起到改善作用。该结果表明，帮助处于高社会排斥状态下的学生提高双文化认同整合程度，可能会呈现出更显著的文化适应改善效果;其次，针对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更多成熟理论仍有待提出，研究结果也为未来更完善的社会排斥理论提供了一定的实证基础。
5.4 实践启示
本研究以异地就读新疆生为研究对象，其中少数被试为内高班中的汉族生，但是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新疆且受少数民族文化的熏陶，因而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可为改善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提供实践启示。
文化差异可能使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的歧视知觉更敏锐、对歧视的定义标准更低。学校可及时通过同伴反馈、设置匿名信箱等途径了解他们的歧视知觉状况。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自身也应对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有信心，理性知觉他人的态度，在觉察歧视或排斥事件时积极勇敢地反馈与求助。有研究者认为，民族偏见与歧视的产生可能是由于个体所掌握的民族信息匮乏或信息错误，个体缺少在最佳条件下的群际接触（曲映蓓， 辛自强， 2016）。因此，学校应积极促进文化的双向交流与接触（如，实施跨民族一对一结对子、适当提高民族混合的班级数量、邀请双文化认同整合能力较高者分享经验），扩充学生所掌握的民族文化信息，同时主动与学生家长沟通，共同传播正确的民族信息与理念，从而减少校园内的歧视与排斥，降低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的歧视知觉，促进双文化认同整合与文化适应。而在已发生的校园排斥事件中，学校应无条件积极关注被排斥的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尤其是处于高社会排斥的个体），及时疏解其痛苦，并引导事件双方正确认知排斥事件及其起因，增强双方的文化认同，促使事件双方做出积极改变，从而帮助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更好地适应新文化。 5.5 不足與展望
尽管本研究对改善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具有一定价值，但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虽然国外关于民族/种族歧视知觉的研究较多，但国内对歧视知觉的研究多以留守或流动儿童为主要对象，鲜有研究直接探讨少数民族学生的歧视知觉，因此，本研究在该研究领域的文献梳理上较为欠缺。此外，受调研条件的限制，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较难全面反映异地就读新疆生的文化适应情况。因此，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扩大样本量等方法进一步检验歧视知觉与异地就读少数民族学生文化适应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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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on the Acculturation of Xinjiang Students Studying
in Different Places： Testing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HUANG Qiqi1; YE Wanyu1; HUANG Yiting1，2; DOU Kai1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Research Center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School of Educ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Wesleyan College，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tial mechanism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on the acculturation of Xinjiang students studying in different places， 336 Xinjiang students studying in different place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Questionnaire，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Scale， Social Exclusion Questionnaire and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 the acculturation of Xinjiang students studying in different places; （2）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played a significant mediation role in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on acculturation; （3） social exclusion had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acculturation; （4） onl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igh social exclusion，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significantly mediate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on acculturation. Therefore， reducing the sense of discrimination and social exclusion through ethnic education or integrated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promote the acculturation of Xinjiang students studying in different places.
Key words：acculturation;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social excl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