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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或五大道，或解放北路，或海河沿岸，天津小洋楼一路欧陆风情，那西腊柱、那罗马拱顶、那老虎窗，各式各样的风格，都安静地隐在绿树的浓荫中。
看过了天津名人故居的“日出日落”，穿越了津门金融街的“津华烟云”，感觉有些恍然如梦，600余岁城市难道没有更多的文化沉淀？明清太久远，我试图从一些地方找到至今依然驻留于这座城市中的、那些经过历史洗礼后愈发醇厚的文化味儿。
没让我失望，在今和平路与哈密道交口、与著名的“四面钟”隔和平路相对处，有一幢被“永真眼镜”店租用的二层砖混的日式楼房，这就是著名的天津大公报馆旧址。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选择在天津诞生，这是历史的机缘巧合？我觉得更多的是天津这座城市自从1860年开埠以来所形成的独特的城市文化氛围。
“大公报”三个字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严复所写，报纸一经创刊就很快发展成为华北最大的报纸，在全国和海外颇具影响。《大公报》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张报纸，从天津走出的《大公报》至今仍在香港出版，发行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6年被联合国推选为全世界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
其实《大公报》在天津有3处旧址，1902年6月17日成立时在法租界的狄总领事路上法国工部局附近，即现在人们说的哈尔滨道42号，现址为一旅馆，名称为“南昌旅馆”，该地现早已经没了原来报馆痕迹，狄总领事路随着城市的改建也没有了；1906年报社搬到日租界，即前面提到过的和平路上的日式楼房；“九.一八事变”后，报社搬到现在的哈尔滨道237号，即天津京剧三团（现为二团）所在地。就是在这几座外表丝毫不起眼的旧楼里，却培养出中国一代又一代伟大的报人。
研究中国近代史不研究天津不行，研究中国报业发展不研究天津更不行，这是因为《大公报》的缘故。超过百岁“高龄”的《大公报》是一本典型的“近代史”，翻看它的百年报业史，犹如在阅读中国的近代发展史。作为一个影响甚大的报纸，《大公报》见证了一个时代。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去往法国采访的唯一一个中国记者是《大公报》的胡政之；二次大战期间唯一留守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是《大公报》的萧乾；《大公报》还第一个派记者在1932年前往苏联，报道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35年红军长征期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深入中国西部，以客观准确的报道，向广大读者展现了一幅宏伟壮丽的长征画卷，发表了《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陕北共魁刘志丹》、《从瑞金到陕北》多篇西北之行通讯。
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发动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大公报》率先以民族大义为重，及时报道国公两党的抗日战况，大量地刊登了抗日文章，唤起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1937年7月31日天津沦陷，《大公报》坚持不在敌占区出版一张报纸，从此《大公报》的足迹辗转与天津、上海、汉口、桂林、重庆，香港，唯一不变的，是《大公报》承载历史、为民喉舌的爱国情怀。正因为《大公报》为抗日战宣传做出的杰出贡献，194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全世界第一所成立的新闻院，世界公认最好的的新闻学院之一）将其评为最佳外国报纸并授予“密苏里”荣誉奖章，这是中国新闻界首次获得这一重要国际荣誉。
在《大公报》这个“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新闻平台上，孕育出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影响新闻史的报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为近代以来的108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设立了专门的辞条，其中《大公报》人占了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杨刚、彭子冈、徐盈、萧乾等12人，占九分之一。列名《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的《大公报》编辑记者有36人之多，是所有报纸中最多的。《中国的西北角》被报业人奉为经典之作，当初，它就是从天津飘向全国。有人说，旧时的天津是座以码头为文化背景的城市，但正是这个码头，驶进的是普通人，驶出的却是一批批杰出的人物。站在《大公报》旧址，如果没人告诉你，这里就是《大公报》的旧址，几乎很难将它和报纸联系到一起，很难将它和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联系到一起，但就是在这样看似普通的建筑物里却发出了曾让世人震撼的声音。
据说，《大公报》的校对要求比其他报社都高，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印错，惟校对是问。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的。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联想到我们现在一些报纸、刊物、书籍经常会有错别字蹦出，真是汗颜。知道了这个典故，我们治学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启迪？
《大公报》在天津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42年，但是天津作为《大公报》的故乡，很多人在提起它时自然就会想到天津。2002年，在《大公报》创刊100周年时，香港的《大公报》人重返故乡，寻找天津《大公报》遗址，冯骥才等人提出倡议，希望能在旧址建立纪念馆，而也有学者提出建立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们，也时常鼓励学生以《大公报》作为材料，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历史。
中国有不少“大报”，但鲜有第二份“百年大报”。因为天津这些具有生命力的附着在《大公报》上的历史，让一座几百年的城市跳动的脉搏更加铿锵。《大公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是全国甚至是世界报业人员永远学习的教材。天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报人前来，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看看《大公报》的旧址，多感受一下这里人文的气息……
看过了天津名人故居的“日出日落”，穿越了津门金融街的“津华烟云”，感觉有些恍然如梦，600余岁城市难道没有更多的文化沉淀？明清太久远，我试图从一些地方找到至今依然驻留于这座城市中的、那些经过历史洗礼后愈发醇厚的文化味儿。
没让我失望，在今和平路与哈密道交口、与著名的“四面钟”隔和平路相对处，有一幢被“永真眼镜”店租用的二层砖混的日式楼房，这就是著名的天津大公报馆旧址。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选择在天津诞生，这是历史的机缘巧合？我觉得更多的是天津这座城市自从1860年开埠以来所形成的独特的城市文化氛围。
“大公报”三个字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严复所写，报纸一经创刊就很快发展成为华北最大的报纸，在全国和海外颇具影响。《大公报》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张报纸，从天津走出的《大公报》至今仍在香港出版，发行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6年被联合国推选为全世界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
其实《大公报》在天津有3处旧址，1902年6月17日成立时在法租界的狄总领事路上法国工部局附近，即现在人们说的哈尔滨道42号，现址为一旅馆，名称为“南昌旅馆”，该地现早已经没了原来报馆痕迹，狄总领事路随着城市的改建也没有了；1906年报社搬到日租界，即前面提到过的和平路上的日式楼房；“九.一八事变”后，报社搬到现在的哈尔滨道237号，即天津京剧三团（现为二团）所在地。就是在这几座外表丝毫不起眼的旧楼里，却培养出中国一代又一代伟大的报人。
研究中国近代史不研究天津不行，研究中国报业发展不研究天津更不行，这是因为《大公报》的缘故。超过百岁“高龄”的《大公报》是一本典型的“近代史”，翻看它的百年报业史，犹如在阅读中国的近代发展史。作为一个影响甚大的报纸，《大公报》见证了一个时代。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去往法国采访的唯一一个中国记者是《大公报》的胡政之；二次大战期间唯一留守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是《大公报》的萧乾；《大公报》还第一个派记者在1932年前往苏联，报道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35年红军长征期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深入中国西部，以客观准确的报道，向广大读者展现了一幅宏伟壮丽的长征画卷，发表了《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陕北共魁刘志丹》、《从瑞金到陕北》多篇西北之行通讯。
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发动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大公报》率先以民族大义为重，及时报道国公两党的抗日战况，大量地刊登了抗日文章，唤起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1937年7月31日天津沦陷，《大公报》坚持不在敌占区出版一张报纸，从此《大公报》的足迹辗转与天津、上海、汉口、桂林、重庆，香港，唯一不变的，是《大公报》承载历史、为民喉舌的爱国情怀。正因为《大公报》为抗日战宣传做出的杰出贡献，194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全世界第一所成立的新闻院，世界公认最好的的新闻学院之一）将其评为最佳外国报纸并授予“密苏里”荣誉奖章，这是中国新闻界首次获得这一重要国际荣誉。
在《大公报》这个“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新闻平台上，孕育出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影响新闻史的报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为近代以来的108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设立了专门的辞条，其中《大公报》人占了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杨刚、彭子冈、徐盈、萧乾等12人，占九分之一。列名《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的《大公报》编辑记者有36人之多，是所有报纸中最多的。《中国的西北角》被报业人奉为经典之作，当初，它就是从天津飘向全国。有人说，旧时的天津是座以码头为文化背景的城市，但正是这个码头，驶进的是普通人，驶出的却是一批批杰出的人物。站在《大公报》旧址，如果没人告诉你，这里就是《大公报》的旧址，几乎很难将它和报纸联系到一起，很难将它和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联系到一起，但就是在这样看似普通的建筑物里却发出了曾让世人震撼的声音。
据说，《大公报》的校对要求比其他报社都高，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印错，惟校对是问。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的。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联想到我们现在一些报纸、刊物、书籍经常会有错别字蹦出，真是汗颜。知道了这个典故，我们治学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启迪？
《大公报》在天津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42年，但是天津作为《大公报》的故乡，很多人在提起它时自然就会想到天津。2002年，在《大公报》创刊100周年时，香港的《大公报》人重返故乡，寻找天津《大公报》遗址，冯骥才等人提出倡议，希望能在旧址建立纪念馆，而也有学者提出建立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们，也时常鼓励学生以《大公报》作为材料，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历史。
中国有不少“大报”，但鲜有第二份“百年大报”。因为天津这些具有生命力的附着在《大公报》上的历史，让一座几百年的城市跳动的脉搏更加铿锵。《大公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是全国甚至是世界报业人员永远学习的教材。天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报人前来，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看看《大公报》的旧址，多感受一下这里人文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