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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约翰·卡波迪纳斯是19世纪头30年俄国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对卡波迪纳斯的早年经历和任职俄国外交部期间的主要外交活动进行了梳理：他忠诚于沙皇，为俄国外交部的职业尽责;他支持希腊的独立事业，认为希腊需要渐进的改革。当忠诚于沙皇和希腊革命事业之间冲突时，卡波迪纳斯选择辞职离开俄国外交部，后当选为希腊第一任总统。
关键词：卡波迪纳斯;外交活动;政治家
中图分类号：D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9-0110-03
约翰·卡波迪纳斯（Count John Capodistrias）是19世纪头30年俄国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1800年，在他的祖国爱奥尼亚群岛，他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政府成员。1807年，当这些岛屿被割让给法国时，卡波迪纳斯仍然忠于俄罗斯，并前往圣彼得堡。他对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忠诚使他在俄国军队中地位显赫。卡波迪纳斯认为亚历山大一世是欧洲的救世主，他的自由化政策将在极端革命和专制主义之间保持平衡。这就是卡波迪纳斯献身于沙皇和俄国军队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他对希腊独立的革命思想持保留态度的原因。卡波迪纳斯确信希腊人还没有准备好获得他们想要的自由;只有教育的有益影响，才能最终导致他们国家的和平复兴。然而，事实证明这一令人信服的理论是错误的。希腊人不听卡波迪纳斯的劝告，终于在1821年起义了。卡波迪納斯不赞成希腊诉诸暴力，然而他不准备继续无所作为。他努力使俄罗斯的政策为希腊的目的服务。结果，卡波迪纳斯很快就失去了亚历山大一世的信任。这是因为他个人的野心还不足以使他放弃爱国主义，继续为俄国效力。1822年，卡波迪纳斯退休到日内瓦，直到1827年希腊人选举他为他们的第一任总统。
一、卡波迪纳斯的早年经历
1776年，卡波迪纳斯出生于爱奥尼亚群岛中的科孚岛，这里在当时处于威尼斯的控制之下。在14世纪，卡波迪纳斯的祖先由伊斯特里亚迁到了科孚岛，后来就在此地定居下来。1471年，他的家族被写入爱奥尼亚贵族的黄金书。卡波迪纳斯的父亲是一个贵族，他一出生就继承了父亲这个头衔。1794—1797年卡波迪纳斯在帕多瓦大学学医。人们不知道帕多瓦大学对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后来有人说他是凯迪拉克的信徒，也是柏拉图的信徒，他对自然和人类的新知识表现出了兴趣，但并没有成为功利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
1797年，拿破仑攻陷了威尼斯，并占领了爱奥尼亚群岛。卡波迪纳斯在短暂的法国第一次占领（1797—1799）期间回国，这可能是出于他或家庭的需要，而不是出于任何政治吸引力。不久，卡波迪纳斯的家产被没收，他的父亲被法国人监禁，但很快就被释放了。1798年10月，俄土联合舰队在乌沙科夫上将的带领下，带着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宣言，向科孚岛靠近。在该宣言中，希腊人被劝诫以“宗教、国家和真正自由”的名义起来反抗法国人。1799年，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联军把法国的势力赶出了爱奥尼亚群岛，俄国在这里成立了土耳其庇护下的七岛共和国。该共和国名义上是在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共同保护下，但实际上是在俄罗斯的单独保护下，因为俄罗斯军舰和部队可以自由驻守该岛。
俄国利用当地的大家族对新成立的共和国进行管理。卡波迪纳斯作为贵族阶层的一员，参加了共和国第二部宪法的起草工作。这部宪法具有地方自治的性质，并在1803年顺利通过。卡波迪纳斯的朋友们倾向于更多地谈论他在这个时期为爱奥尼亚商业所做的努力，以及在促进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他要求所有官员（至少在理论上）用希腊语而不是意大利语说话和写作。由于表现突出，卡波迪纳斯成为七岛共和国的国务大臣，后来出任外交大臣。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他结识了俄国派出的特使乔治伯爵。乔治也是来自爱奥尼亚群岛的一个贵族，他曾担任俄国在意大利的外交官，后来卡波迪纳斯成为了他的学生。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接触了爱奥尼亚群岛的贵族阶层，为自己的长远发展谋划。卡波迪纳斯在政府里的工作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这也让他更坚定了这一份事业。事实证明，他这时也为自己在俄罗斯服务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
1807年，第三次反法联盟战败，俄国和法国签订了《特里兹和约》，法国重新占领了爱奥尼亚群岛。这是法国第二次占领该岛屿，法国的统治与当地的文化上产生冲突，法国的帝国主义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大约从这个时候起，卡波迪纳斯不再是一个爱奥尼亚人，他不再是一个俄国人（有些人认为），而是一个希腊人。他的信仰很快就融入了整个希腊世界，在他职业生涯的其余时间里，批评他试图让俄罗斯的政策为希腊服务，要比批评他让俄罗斯的政策为希腊服务容易得多。
1809年，卡波迪纳斯放弃了爱奥尼亚的工作，转入俄国外交界，在这里他成为巴尔干问题的专家，任职于多瑙河下游俄军的司令部。这里是希腊人和俄国人频繁交往的地区，卡波迪纳斯也在此时加强了与俄国人之间的联系。希腊人与俄国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把俄国看作他们反对奥斯曼暴政的保护者。
二、卡波迪纳斯的外交活动
1812年之后，俄国和法国的矛盾开始公开化，拿破仑想称霸欧洲的唯一障碍只剩下俄国。法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在所难免，拿破仑亲率大军度过涅曼河，俄国卫国战争爆发。卡波迪纳斯所在的俄军北进，以迎击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在抗击法国的入侵中，卡波迪纳斯表现英勇，得到了亚历山大一世的赏识，他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部外交官。1813年，俄国卫国战争胜利，俄国军队向巴黎进发。
1813年夏天，在莱比锡战役之前，沙皇接见了卡波迪纳斯，并在11月挑选他到瑞士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在对抗法国的过程中，卡波迪纳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814年维也纳会议召开，卡波迪纳斯作为俄国外交的全权代表出席了会议。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根据《巴黎和约》爱奥尼亚群岛被置于大英帝国的保护之下。英国对当地过多的限制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引起了卡波迪纳斯的关注。1816年，卡波迪纳斯与涅谢尔罗迭共同主管俄国外交部，这个时期也是他职业生涯达到顶峰的时期。这时的欧洲处于相对和平和稳定的时期，各大国在军事政治上保持了平衡，但维也纳体系并不能阻止欧洲国家革命的爆发。 1821年3月6日，摩尔达维亚公国亚历山大·伊普斯兰蒂领导下的希腊起义爆发了。与此同时，罗马尼亚人在图多尔·弗拉基米斯库领导下，也举行了民族叛乱。亚历山大一世和卡波迪纳斯刚刚从莱巴赫会议抵达俄罗斯首都。俄罗斯政府对土耳其人在君士坦丁堡对基督教居民犯下的暴行感到震惊，呼吁基督教大国对该门事件进行干预，并要求结束对无辜人民的不分青红皂白的谋杀。但是，当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冲突加剧时，这些大国却无视俄罗斯的呼吁。同年7月，俄罗斯断绝了与土耳其的外交关系，但随后俄罗斯并没有宣战。英国和奥地利决心阻止俄罗斯代表希腊人对土耳其发动战争。俄罗斯似乎被他的欧洲盟友孤立了，这些盟友现在公开或谨慎地支持土耳其。俄罗斯政府向欧洲列强发出了外交照会，声称应该允许它干预希腊—土耳其危机，以恢复秩序，就像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案例中所做的那样。它进一步争辩说，与土耳其签订的条约赋予他代表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臣民进行干预的权利。然而，英国和奥地利拒绝了俄罗斯单方面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的要求。
在摩尔达维亚各公国爆发伊普斯兰蒂起义和希腊南部爆发革命之后，卡波迪纳斯继续在俄罗斯外交部工作就出现了问题。卡波迪纳斯和亚历山大一世之间的决裂始于莱巴赫会议，这标志着他为俄国皇帝服务的外交和政治生涯的结束。卡波迪纳斯认为，俄罗斯应该在东方问题上采取积极的路线，他主张对土耳其发动战争，这将结束土耳其对罗马尼亚各公国的统治，并为俄罗斯确保这些公国的安全。但亚历山大一世受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影响很大，在莱巴赫会议当中，他已被梅特涅的辩论所折服，这位首相担心引起东方问题，竭力使沙皇相信，这次造反正是欧洲革命精神的再一次表现。
卡波迪纳斯对抗土耳其的好战立场符合俄罗斯在欧洲东南部扩张的传统政策。希腊革命为俄罗斯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机会，使其能够代表同为东正教教徒的人干涉奥斯曼帝国的内政。卡波迪纳斯并不是唯一一个采取这种好战姿态的官员，俄罗斯的主战派更能代表公众的情绪。受历史、宗教和文化联系的影响，主战派在军官、高级政府官员、外交官和俄罗斯东正教会中拥有支持者和同情者。另一个政治团体主和派由皇帝本人领导，并得到一些保守的政府官员的支持，他们考虑了俄罗斯卷入希腊革命产生不利后果的国内外影响，试图阻止与土耳其的军事对抗。
亚历山大一世深信，没有英国的参与，欧洲的重大问题特别是近东危机，是无法解决的。没有英国的支持和批准，他不会干涉巴尔干半岛。此外，亚历山大一世坚信维持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现状。他怀疑欧洲的革命，也许包括希腊革命。梅特涅说服亚历山大一世，希腊大陆的动乱只是西欧革命动乱的延续，对土耳其的战争会给俄罗斯和欧洲带来更多的麻烦。因此，为了维护欧洲的和平，俄罗斯应该避免为了支持希腊叛军而与土耳其开战。亚历山大一世虽然同情同宗教的人，也同情奥斯曼帝国的政敌，但他不愿在没有得到欧洲列强同意的情况下与土耳其开战。最后，主和派说服亚历山大一世放弃俄罗斯传统的近东政策，支持维护欧洲的和平。最后，卡波迪纳斯别无选择，只能离开俄罗斯外交部门。
在离开俄罗斯之前，卡波迪纳斯写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卡波迪纳斯分析了欧洲的政策。他解释说，主权国家不仅有责任，而且是欧洲的合适领导人;那些试图改变自己政治地位的人，被认为是革命者，因此会灭亡。卡波迪纳斯鼓励希腊人继续为摆脱土耳其统治而斗争，他还建议建立一个新的军事组织，建立一个良好的行政体制，并推行一种与仍受奴役的邻国友好相处的政策。他接着解释说，希腊人应该避免请求俄罗斯的援助。如果宣布俄土战争，希腊一方面可能获得一个强大的盟友，但另一方面，他们最终可能被俄罗斯征服。这一断言预示着在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主义的崛起。
1822年8月8日，卡波迪纳斯离开圣彼得堡，前往瑞士日内瓦。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卡波迪纳斯生活在瑞士，游历了西欧的几个城市。在《伦敦议定书》签署几周后，卡波迪纳斯访问了西欧各国首都，以确保他们支持和批准他当选希腊总统。1827年10月22日，在纳瓦里诺战役中土耳其—埃及海军灾难结束整整两天之后，卡波迪纳斯离开巴黎前往希腊。1828年1月6日至18日，他抵达诺普里翁，开始了他短暂的希腊总统任期。
三、对卡波迪纳斯的评价
卡波迪纳斯忠诚于沙皇，为俄国外交部的职业尽责。1821年7月17日至29日，约翰·卡波迪纳斯在他备忘录说：“他努力压制被奴役的同胞的革命倾向，然而革命还是爆发了。因此，他希望通过欧洲的干预，特别是俄罗斯的干预，希腊问题将得到解决;否则，希腊人要么赢，要么死。他本人不准备袖手旁观，目睹他的同胞被灭绝。他说，他将继续为俄罗斯服务，以便俄羅斯的政策可以为希腊的目的服务。一旦他明白他所主张的政策不会得到执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俄罗斯军队，以任何其他自尊的希腊人为榜样。他接着建议希腊人保卫他们自由的领土，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维护国家的民族性格和语言。”
卡波迪纳斯支持希腊的独立事业，认为希腊需要渐进的改革。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到：“在俄国，沙皇曾建议他限制希腊人过早地投身于一项可能扰乱欧洲权力平衡的危险事业。然而，科孚岛卡波迪纳斯的出现，被希腊各阶层人民认为是宣布希腊从土耳其统治下独立的直接信号。他发现这种乐观情绪很可能会过早爆发，于是立即采取措施，抑制这种乐观情绪，并使他的同胞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有关备忘录被认为是为这一直接目的而拟订的。作者的目的是向被奴役的同胞表明，民族改革只有通过重塑民族性格才能实现;只有通过改进基督教道德、文学和公共事务领域的教育体系，才能恢复这种品质。
当忠诚于沙皇和希腊革命事业之间发生冲突时，卡波迪纳斯选择辞职离开俄国外交部。在卡波迪纳斯当上总统后，就写了一份备忘录交给了沙皇尼古拉一世。但事实上，这是卡波迪亚斯本人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服务的政治生涯所作的道歉。在备忘录的结尾卡波迪纳斯解释说，他的爱国主义与他对沙皇和俄国的忠诚相冲突，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迫使他从俄罗斯退休。
参考文献：
[1]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2]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一世纪1814-1914[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3]（美）基辛格.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4]杜正艾.俄罗斯外交传统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冯玉军.俄罗斯外交决策机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6]约翰·科里奥普罗斯，萨诺斯·维莱米斯.希腊的现代进程（1821年至今）[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James J.F assolas.美国驻俄罗斯圣彼得堡宫廷大使：南卡罗来纳州的亨利·米德尔顿和约翰·卡波迪纳斯（1821-1827）.
[8]约翰·卡波迪纳斯与希腊历史学家：选择性文献综述，DONTAS，DOMNA N Balkan Studies;1966年1月1日;7，2;期刊档案在线第411页.
[9]C.W.Crawley.约翰·卡波迪纳和1821年前的希腊人.剑桥历史学报（第13卷第2期），1957.
[10]Batalden，StephenK.约翰·卡波德里亚斯与独立战争前夕的希腊社会结构：一篇历史随笔东欧季刊;1979年秋季;13日，3;期刊档案在线第297页.
作者简介：杨玲锋（1991—），男，汉族，广东省清远市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研究方向为俄国历史文化。
（责任编辑：朱希良）
关键词：卡波迪纳斯;外交活动;政治家
中图分类号：D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9-0110-03
约翰·卡波迪纳斯（Count John Capodistrias）是19世纪头30年俄国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1800年，在他的祖国爱奥尼亚群岛，他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政府成员。1807年，当这些岛屿被割让给法国时，卡波迪纳斯仍然忠于俄罗斯，并前往圣彼得堡。他对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忠诚使他在俄国军队中地位显赫。卡波迪纳斯认为亚历山大一世是欧洲的救世主，他的自由化政策将在极端革命和专制主义之间保持平衡。这就是卡波迪纳斯献身于沙皇和俄国军队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他对希腊独立的革命思想持保留态度的原因。卡波迪纳斯确信希腊人还没有准备好获得他们想要的自由;只有教育的有益影响，才能最终导致他们国家的和平复兴。然而，事实证明这一令人信服的理论是错误的。希腊人不听卡波迪纳斯的劝告，终于在1821年起义了。卡波迪納斯不赞成希腊诉诸暴力，然而他不准备继续无所作为。他努力使俄罗斯的政策为希腊的目的服务。结果，卡波迪纳斯很快就失去了亚历山大一世的信任。这是因为他个人的野心还不足以使他放弃爱国主义，继续为俄国效力。1822年，卡波迪纳斯退休到日内瓦，直到1827年希腊人选举他为他们的第一任总统。
一、卡波迪纳斯的早年经历
1776年，卡波迪纳斯出生于爱奥尼亚群岛中的科孚岛，这里在当时处于威尼斯的控制之下。在14世纪，卡波迪纳斯的祖先由伊斯特里亚迁到了科孚岛，后来就在此地定居下来。1471年，他的家族被写入爱奥尼亚贵族的黄金书。卡波迪纳斯的父亲是一个贵族，他一出生就继承了父亲这个头衔。1794—1797年卡波迪纳斯在帕多瓦大学学医。人们不知道帕多瓦大学对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后来有人说他是凯迪拉克的信徒，也是柏拉图的信徒，他对自然和人类的新知识表现出了兴趣，但并没有成为功利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
1797年，拿破仑攻陷了威尼斯，并占领了爱奥尼亚群岛。卡波迪纳斯在短暂的法国第一次占领（1797—1799）期间回国，这可能是出于他或家庭的需要，而不是出于任何政治吸引力。不久，卡波迪纳斯的家产被没收，他的父亲被法国人监禁，但很快就被释放了。1798年10月，俄土联合舰队在乌沙科夫上将的带领下，带着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宣言，向科孚岛靠近。在该宣言中，希腊人被劝诫以“宗教、国家和真正自由”的名义起来反抗法国人。1799年，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联军把法国的势力赶出了爱奥尼亚群岛，俄国在这里成立了土耳其庇护下的七岛共和国。该共和国名义上是在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共同保护下，但实际上是在俄罗斯的单独保护下，因为俄罗斯军舰和部队可以自由驻守该岛。
俄国利用当地的大家族对新成立的共和国进行管理。卡波迪纳斯作为贵族阶层的一员，参加了共和国第二部宪法的起草工作。这部宪法具有地方自治的性质，并在1803年顺利通过。卡波迪纳斯的朋友们倾向于更多地谈论他在这个时期为爱奥尼亚商业所做的努力，以及在促进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他要求所有官员（至少在理论上）用希腊语而不是意大利语说话和写作。由于表现突出，卡波迪纳斯成为七岛共和国的国务大臣，后来出任外交大臣。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他结识了俄国派出的特使乔治伯爵。乔治也是来自爱奥尼亚群岛的一个贵族，他曾担任俄国在意大利的外交官，后来卡波迪纳斯成为了他的学生。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接触了爱奥尼亚群岛的贵族阶层，为自己的长远发展谋划。卡波迪纳斯在政府里的工作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这也让他更坚定了这一份事业。事实证明，他这时也为自己在俄罗斯服务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
1807年，第三次反法联盟战败，俄国和法国签订了《特里兹和约》，法国重新占领了爱奥尼亚群岛。这是法国第二次占领该岛屿，法国的统治与当地的文化上产生冲突，法国的帝国主义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大约从这个时候起，卡波迪纳斯不再是一个爱奥尼亚人，他不再是一个俄国人（有些人认为），而是一个希腊人。他的信仰很快就融入了整个希腊世界，在他职业生涯的其余时间里，批评他试图让俄罗斯的政策为希腊服务，要比批评他让俄罗斯的政策为希腊服务容易得多。
1809年，卡波迪纳斯放弃了爱奥尼亚的工作，转入俄国外交界，在这里他成为巴尔干问题的专家，任职于多瑙河下游俄军的司令部。这里是希腊人和俄国人频繁交往的地区，卡波迪纳斯也在此时加强了与俄国人之间的联系。希腊人与俄国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把俄国看作他们反对奥斯曼暴政的保护者。
二、卡波迪纳斯的外交活动
1812年之后，俄国和法国的矛盾开始公开化，拿破仑想称霸欧洲的唯一障碍只剩下俄国。法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在所难免，拿破仑亲率大军度过涅曼河，俄国卫国战争爆发。卡波迪纳斯所在的俄军北进，以迎击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在抗击法国的入侵中，卡波迪纳斯表现英勇，得到了亚历山大一世的赏识，他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部外交官。1813年，俄国卫国战争胜利，俄国军队向巴黎进发。
1813年夏天，在莱比锡战役之前，沙皇接见了卡波迪纳斯，并在11月挑选他到瑞士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在对抗法国的过程中，卡波迪纳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814年维也纳会议召开，卡波迪纳斯作为俄国外交的全权代表出席了会议。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根据《巴黎和约》爱奥尼亚群岛被置于大英帝国的保护之下。英国对当地过多的限制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引起了卡波迪纳斯的关注。1816年，卡波迪纳斯与涅谢尔罗迭共同主管俄国外交部，这个时期也是他职业生涯达到顶峰的时期。这时的欧洲处于相对和平和稳定的时期，各大国在军事政治上保持了平衡，但维也纳体系并不能阻止欧洲国家革命的爆发。 1821年3月6日，摩尔达维亚公国亚历山大·伊普斯兰蒂领导下的希腊起义爆发了。与此同时，罗马尼亚人在图多尔·弗拉基米斯库领导下，也举行了民族叛乱。亚历山大一世和卡波迪纳斯刚刚从莱巴赫会议抵达俄罗斯首都。俄罗斯政府对土耳其人在君士坦丁堡对基督教居民犯下的暴行感到震惊，呼吁基督教大国对该门事件进行干预，并要求结束对无辜人民的不分青红皂白的谋杀。但是，当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冲突加剧时，这些大国却无视俄罗斯的呼吁。同年7月，俄罗斯断绝了与土耳其的外交关系，但随后俄罗斯并没有宣战。英国和奥地利决心阻止俄罗斯代表希腊人对土耳其发动战争。俄罗斯似乎被他的欧洲盟友孤立了，这些盟友现在公开或谨慎地支持土耳其。俄罗斯政府向欧洲列强发出了外交照会，声称应该允许它干预希腊—土耳其危机，以恢复秩序，就像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案例中所做的那样。它进一步争辩说，与土耳其签订的条约赋予他代表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臣民进行干预的权利。然而，英国和奥地利拒绝了俄罗斯单方面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的要求。
在摩尔达维亚各公国爆发伊普斯兰蒂起义和希腊南部爆发革命之后，卡波迪纳斯继续在俄罗斯外交部工作就出现了问题。卡波迪纳斯和亚历山大一世之间的决裂始于莱巴赫会议，这标志着他为俄国皇帝服务的外交和政治生涯的结束。卡波迪纳斯认为，俄罗斯应该在东方问题上采取积极的路线，他主张对土耳其发动战争，这将结束土耳其对罗马尼亚各公国的统治，并为俄罗斯确保这些公国的安全。但亚历山大一世受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影响很大，在莱巴赫会议当中，他已被梅特涅的辩论所折服，这位首相担心引起东方问题，竭力使沙皇相信，这次造反正是欧洲革命精神的再一次表现。
卡波迪纳斯对抗土耳其的好战立场符合俄罗斯在欧洲东南部扩张的传统政策。希腊革命为俄罗斯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机会，使其能够代表同为东正教教徒的人干涉奥斯曼帝国的内政。卡波迪纳斯并不是唯一一个采取这种好战姿态的官员，俄罗斯的主战派更能代表公众的情绪。受历史、宗教和文化联系的影响，主战派在军官、高级政府官员、外交官和俄罗斯东正教会中拥有支持者和同情者。另一个政治团体主和派由皇帝本人领导，并得到一些保守的政府官员的支持，他们考虑了俄罗斯卷入希腊革命产生不利后果的国内外影响，试图阻止与土耳其的军事对抗。
亚历山大一世深信，没有英国的参与，欧洲的重大问题特别是近东危机，是无法解决的。没有英国的支持和批准，他不会干涉巴尔干半岛。此外，亚历山大一世坚信维持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现状。他怀疑欧洲的革命，也许包括希腊革命。梅特涅说服亚历山大一世，希腊大陆的动乱只是西欧革命动乱的延续，对土耳其的战争会给俄罗斯和欧洲带来更多的麻烦。因此，为了维护欧洲的和平，俄罗斯应该避免为了支持希腊叛军而与土耳其开战。亚历山大一世虽然同情同宗教的人，也同情奥斯曼帝国的政敌，但他不愿在没有得到欧洲列强同意的情况下与土耳其开战。最后，主和派说服亚历山大一世放弃俄罗斯传统的近东政策，支持维护欧洲的和平。最后，卡波迪纳斯别无选择，只能离开俄罗斯外交部门。
在离开俄罗斯之前，卡波迪纳斯写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卡波迪纳斯分析了欧洲的政策。他解释说，主权国家不仅有责任，而且是欧洲的合适领导人;那些试图改变自己政治地位的人，被认为是革命者，因此会灭亡。卡波迪纳斯鼓励希腊人继续为摆脱土耳其统治而斗争，他还建议建立一个新的军事组织，建立一个良好的行政体制，并推行一种与仍受奴役的邻国友好相处的政策。他接着解释说，希腊人应该避免请求俄罗斯的援助。如果宣布俄土战争，希腊一方面可能获得一个强大的盟友，但另一方面，他们最终可能被俄罗斯征服。这一断言预示着在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主义的崛起。
1822年8月8日，卡波迪纳斯离开圣彼得堡，前往瑞士日内瓦。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卡波迪纳斯生活在瑞士，游历了西欧的几个城市。在《伦敦议定书》签署几周后，卡波迪纳斯访问了西欧各国首都，以确保他们支持和批准他当选希腊总统。1827年10月22日，在纳瓦里诺战役中土耳其—埃及海军灾难结束整整两天之后，卡波迪纳斯离开巴黎前往希腊。1828年1月6日至18日，他抵达诺普里翁，开始了他短暂的希腊总统任期。
三、对卡波迪纳斯的评价
卡波迪纳斯忠诚于沙皇，为俄国外交部的职业尽责。1821年7月17日至29日，约翰·卡波迪纳斯在他备忘录说：“他努力压制被奴役的同胞的革命倾向，然而革命还是爆发了。因此，他希望通过欧洲的干预，特别是俄罗斯的干预，希腊问题将得到解决;否则，希腊人要么赢，要么死。他本人不准备袖手旁观，目睹他的同胞被灭绝。他说，他将继续为俄罗斯服务，以便俄羅斯的政策可以为希腊的目的服务。一旦他明白他所主张的政策不会得到执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俄罗斯军队，以任何其他自尊的希腊人为榜样。他接着建议希腊人保卫他们自由的领土，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维护国家的民族性格和语言。”
卡波迪纳斯支持希腊的独立事业，认为希腊需要渐进的改革。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到：“在俄国，沙皇曾建议他限制希腊人过早地投身于一项可能扰乱欧洲权力平衡的危险事业。然而，科孚岛卡波迪纳斯的出现，被希腊各阶层人民认为是宣布希腊从土耳其统治下独立的直接信号。他发现这种乐观情绪很可能会过早爆发，于是立即采取措施，抑制这种乐观情绪，并使他的同胞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有关备忘录被认为是为这一直接目的而拟订的。作者的目的是向被奴役的同胞表明，民族改革只有通过重塑民族性格才能实现;只有通过改进基督教道德、文学和公共事务领域的教育体系，才能恢复这种品质。
当忠诚于沙皇和希腊革命事业之间发生冲突时，卡波迪纳斯选择辞职离开俄国外交部。在卡波迪纳斯当上总统后，就写了一份备忘录交给了沙皇尼古拉一世。但事实上，这是卡波迪亚斯本人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服务的政治生涯所作的道歉。在备忘录的结尾卡波迪纳斯解释说，他的爱国主义与他对沙皇和俄国的忠诚相冲突，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迫使他从俄罗斯退休。
参考文献：
[1]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2]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一世纪1814-1914[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3]（美）基辛格.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4]杜正艾.俄罗斯外交传统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冯玉军.俄罗斯外交决策机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6]约翰·科里奥普罗斯，萨诺斯·维莱米斯.希腊的现代进程（1821年至今）[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James J.F assolas.美国驻俄罗斯圣彼得堡宫廷大使：南卡罗来纳州的亨利·米德尔顿和约翰·卡波迪纳斯（1821-1827）.
[8]约翰·卡波迪纳斯与希腊历史学家：选择性文献综述，DONTAS，DOMNA N Balkan Studies;1966年1月1日;7，2;期刊档案在线第411页.
[9]C.W.Crawley.约翰·卡波迪纳和1821年前的希腊人.剑桥历史学报（第13卷第2期），1957.
[10]Batalden，StephenK.约翰·卡波德里亚斯与独立战争前夕的希腊社会结构：一篇历史随笔东欧季刊;1979年秋季;13日，3;期刊档案在线第297页.
作者简介：杨玲锋（1991—），男，汉族，广东省清远市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研究方向为俄国历史文化。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