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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社会层级分化严重的时代，提及“精英/大众”之分就已经预设了争议的框架和立场的选项。在这种抢占道德高地，攀比正当性的争议中，论争双方往往难以劝服对方，于是，筋疲力尽地辩论之后，各回原位，共识几无，所获甚少。
作为社会学概念的“精英”，其西文（elite）本意不过是“选拔”。选拔只是个程序，其所体现的标准或价值观却是因时而异的。曾记否，在电影《决裂》描绘的时代，上大学的标准是掌上的老茧，而不是文化课的成绩。今天，一个听上去很客观的智商测验，可以系统而“科学”地把农民工子弟在小学报名的时候就无情地排除在跑道之外。
社会精英是自定标准、自我选拔、自我巩固的。反思精英对社会的掌控，仅仅呼吁他们良心发现，苟富贵，勿相忘，多多体恤大众疾苦，是既无力也乏味的。
今天，有知识的人多了，具有道德、文章双重优越感的“知识分子”不是少了，而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意义的、关乎社会现实的概念了。小写的“知识分子”所赖以为生的知识高度分散，高度系统，高度互相依存。承载这些知识的结点，未必是高居庙堂的精英，更万万不会是鲁迅所推崇的“不顾利害”的“真的知识阶级”。他们是各式各样的专家，专家没有大小写之分，只有出场费高低的差别。
与常识的探戈
给心脏搭桥的医生、把人类送上月球的工程师、厘清事实依法主持正义的律师或法官，这些经典意义上的专家，在自己的领域内，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给人以美感，乃至力感，好比那“蟹行猫步”的探戈舞者。蟹般的横行，给人一种张扬的霸气，猫步细碎给人以技巧的惊艳。
一如探戈舞者总是成双成对的，专家的美与力，也来自舞伴的呼应。舞伴不是“外行”，也不是“大众”，而是常识。专家，之所以成为专家，在乎其与常识的距离。
牛顿的万有引力，库恩的科学范式，亨廷顿的文明之冲突，因为超越常识甚至颠覆旧的常识而惊天动地。他们是专家中的大家。大家，有时也是常识的守望者，一句“回到常识”可以振聋发聩，令那些矫揉造作的理论立地显形。
普通的专家，在某个具体行业领域，基于不同层面的理性知识体系和实践经验，掌握观察自然或社会的有效方法，拥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可靠能力。为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提供顾问的经济学者、敲打发动机外壳判断飞机是否存在隐患的技师、调查造纸厂排污措施是否达到环保标准的环境工程师、研究用什么队形和催泪弹有效驱散骚乱人群的武警参谋，都是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专家。
那些既不能预见犯罪，也不能解释犯罪而只能做点简单统计归类的所谓犯罪心理学家，无力超越常识，而只能躲在专家的虚名之后喃喃自语。那些在绿豆、大豆里找出强身健体包治百病之灵验的养生大师们，则是靠玩弄常识，收获专家的名利。主张“和谐权是第四代人权”者，逢迎现实，以贴标签的方式炮制理论，是调戏常识，滥用法学专家的影响力。
有些所谓的教育学家、经济学家，仅仅是重复常识，却因为远离真正的学术竞争和实践的检验，得以偏安于大学一隅，搬来一堆不知所云的专业名词垒起经院围墙，三五成群就可以给自己封衔加爵，轻则浪费公帑，重则误导青年。
那些重复常识的心理学博士凭借在电视上做评论的光环，煞有介事地作婚恋心理专家状，其实是以娱乐为职责，倒也不碍大事。专家频频上镜忙得忘记了自己的空乏，而大众传媒却借援引专家来显示自己的严肃可靠。于是，人脉通达、面相上镜讨喜的专家可以跳过专业同行的审核，与大众传媒彼此为托，互相搓背。这些以大众传媒讲台为背景的专家或作专家状者，往往有很大社会误导性，也正因此，法律规定医药产品不得以电视新闻报道的形式或专家访谈的形式面向公众推广。不过，在军事、外交问题上，作专家状，以电视访谈形式传播无知或偏见却是畅行无阻，不受任何限制的。
如果术语、头衔、电视、洋文术语这些道具还不足以显示专家的不凡，用PPT呈现一堆数据图表就几乎是百试不爽的杀手锏了。偶尔，专家也会遇到顽强的常识。当专家推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完成64%之雄论的时候，无论多少数据都难以左右人们朴素的感觉和噗嗤一笑的冲动。
岂止于帮忙与帮闲
据说“中华复兴”专家的功课并非国家资助的课题，纯属业余爱好，是个“帮闲”的，不小心被人民群众的感觉绊了一跤。人民群众的感觉，有时则是要“帮忙”的。2008年4月，司法系统要求在判不判死刑的问题上，除了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还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对于20多年的司法专业化进程而言，此举被认为是倒退，引来法学家们的普遍批评。
改革开放以来，军队的士官制度、公务员的考试录用、干部的学历要求、官员的培训制度、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通过一样的考试而获得从业资格，大学的高考录取、学位、教授职称评选，高度量化的科研评审与专业期刊发表制度、经济统计制度、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制等各个领域的专业化发展，产生了无数专家和专业知识。专家不仅只是鲁迅所嘲笑的官的帮忙与帮闲，而就是权力的组成部分。权力以知识的面目出现；知识，正如福轲所言，就是权力。
在技术层面，专家/权力凭着不计代价的财政投入，自1984年起，从无到有建立了覆盖14亿人的身份证制度，并即将于2013年在第二代身份证上引入数字化指纹登记；户籍制度不仅没有日趋松动，而且和购房、出国旅游目的地选择、孩子入学等公民的其他权益直接挂钩；公民行为的实名制从飞机旅行、旅店住宿扩展到了乘坐动车、医院就诊和互联网使用。
专家/权力不断完善征税技术手段，用防伪印刷的发票、联网的税控机和庞大的税务专管员对企业的纳税监控做到了全覆盖；有些地区已经实现了企业一开发票，主管税务局的电脑系统可以实时得到信息。在消费场合，为了实现准确开具发票，消费者和店家都习惯于不厌其烦地逐字拼写自己的姓名或单位名称。围绕着发票与税控，专家/权力已经养成了一套充满中国特色的行为习惯、常识和财会制度。
在相对后起的互联网领域，专家/权力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娴熟的配合。在上海，企业如果没有及时缴纳当月社保金，必定会在缴费截止日收到官方的催缴电话。在重大体育文化或政治活动之前，公民在自己的居所会期待来自街道办或居委会人员的到访宣教、摸底或更加明确的行动指示：关窗或外出休假。如此到人到户到企业的关注和指示机制，这些年来已经操练得炉火纯青，其所依赖的信息与技术也在高科技化。重庆的数万个摄像头、各地的移动电话数据都直接用于这样的所谓网格化社会控制。奥运期间，安保首长可以指挥到单兵被当作了不起的安保技术成就，仅仅4年之后，专家/权力可以轻松地关注到几乎所有企业或公民个体。这样的关注机制正在不断地产生信息、基于信息而提炼的知识和掌握这些知识的专家及相应的权力系统。精确到秒的道路交通管制、与天气无关的机场流量控制、互联网的局部关闭、手机短信的选择性屏蔽等等，专家/权力正在非常自信地在一个又一个新领域，塑造公民的日常行为模式。从交通协管员、辅警、税务协管员到自动监控的软件程序，依附公权力的专家和专业知识从数量到质量日渐庞大。 毫不夸张地说，边沁所梦想的全景式矫治所（Panopticon）已经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实现了。在机械时代，边沁设计的全景式矫治所是个建筑结构，只能适用于少数特殊人群的管理，其创造性在于，这是个单向的关注机制，只有管理者对居民的关注，而居民无从观察管理者，甚至连管理者什么时候在关注都不得而知。
在中国，专家/权力的观察关注也是个单向机制。登记指纹的身份证可以迅速在14亿人范围内推广，但是，在册官员的财产申报却似乎是不可克服的技术难题。对企业可以做到人盯人的关注，但是，向社会公开“三公”消费却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企业的发票如果写错了必须重开，否则不得入账，而已经公开的“三公”消费信息粗略简单，缺乏起码的核实监督机制。专家/权力可以告诉企业什么岗位可以适用不固定工时制，一年几部谍战电视剧是恰当的产量，隔多少分钟插播电视广告合适，但是纳税人要实际观察国库的支出机制，不要指望最终通过的《预算法》能抠出一个小洞供你张望。
我知道你，而你不知道我，更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从什么专业角度选择关注你，这个单向性正是权力所在。
器而不识
在文明社会，判决死刑可谓公权力的最高形态。阐释法律，并适用法律到具体事实，得出明确的判决是专业理性的过程，而人民群众的感觉仿佛是广场集会的喧嚣,是不可理性把握的。在法律理性机制中引入人民群众的感觉，在法学家看来，轻则是20年司法专业化建设而形成的专家/权力的一次裂变重组，重则可能是权力无所顾忌地挣脱专业理性的约束。过去4年间，一方面，专家/权力全面覆盖公民行为塑造的方方面面，单向观察关注技术日新月异，另一方面，一些需要专业理性的公权力却令人担忧地出现去专业化的情况，这在司法实践上已留下了明显烙印。
知识和专家的总量与日俱增，公民个体和公权力之间的一米线却相应地快速压缩。专家在自己领域运用专业理性的时候，颇有改造世界的成就感，一旦走出自己的专业领域，遇到污浊的空气、蛮横的拆迁、昂贵而匮乏的就医和教育资源，他才意识到，他参与改造的不是世界，而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康德所说的“机器上的器件”（cog in a machine），能够沟通的只有其他基于同样通讯协议的器件，这样的器件，只会按照专业理性确定的既定轨迹运转，逢山凿洞，遇河架桥，有矿必采，却失去了从机器上走下来，在广场上与其他人自由攀谈、公开辩论的常识和公共理性。
法官检察官应该有勇气说，虽然根据现行法律，某某可以嫖宿幼女罪被判刑，但是作为普通公民，我认为该罪名本身有违人情常理，应该修改法律将与幼女发生性关系一律按强奸论处；桥梁工程师应该有勇气说，虽然我有能力设计建造这座跨海大桥，但是，作为公民，我觉得此项公共支出有重复建设之嫌；主管国库业务的财政部科员应该有勇气说，虽然我很荣幸《预算法》给我以如此之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间，但是作为公民，我担心纳税人对于国库管理，没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这样的气魄，是常识的勇气，无须从道德高地俯冲，这样的表达，是公共理性的张扬，是每个小写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养成的理性思辨能力，是超越专家之殇的出路所在。
作为社会学概念的“精英”，其西文（elite）本意不过是“选拔”。选拔只是个程序，其所体现的标准或价值观却是因时而异的。曾记否，在电影《决裂》描绘的时代，上大学的标准是掌上的老茧，而不是文化课的成绩。今天，一个听上去很客观的智商测验，可以系统而“科学”地把农民工子弟在小学报名的时候就无情地排除在跑道之外。
社会精英是自定标准、自我选拔、自我巩固的。反思精英对社会的掌控，仅仅呼吁他们良心发现，苟富贵，勿相忘，多多体恤大众疾苦，是既无力也乏味的。
今天，有知识的人多了，具有道德、文章双重优越感的“知识分子”不是少了，而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意义的、关乎社会现实的概念了。小写的“知识分子”所赖以为生的知识高度分散，高度系统，高度互相依存。承载这些知识的结点，未必是高居庙堂的精英，更万万不会是鲁迅所推崇的“不顾利害”的“真的知识阶级”。他们是各式各样的专家，专家没有大小写之分，只有出场费高低的差别。
与常识的探戈
给心脏搭桥的医生、把人类送上月球的工程师、厘清事实依法主持正义的律师或法官，这些经典意义上的专家，在自己的领域内，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给人以美感，乃至力感，好比那“蟹行猫步”的探戈舞者。蟹般的横行，给人一种张扬的霸气，猫步细碎给人以技巧的惊艳。
一如探戈舞者总是成双成对的，专家的美与力，也来自舞伴的呼应。舞伴不是“外行”，也不是“大众”，而是常识。专家，之所以成为专家，在乎其与常识的距离。
牛顿的万有引力，库恩的科学范式，亨廷顿的文明之冲突，因为超越常识甚至颠覆旧的常识而惊天动地。他们是专家中的大家。大家，有时也是常识的守望者，一句“回到常识”可以振聋发聩，令那些矫揉造作的理论立地显形。
普通的专家，在某个具体行业领域，基于不同层面的理性知识体系和实践经验，掌握观察自然或社会的有效方法，拥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可靠能力。为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提供顾问的经济学者、敲打发动机外壳判断飞机是否存在隐患的技师、调查造纸厂排污措施是否达到环保标准的环境工程师、研究用什么队形和催泪弹有效驱散骚乱人群的武警参谋，都是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专家。
那些既不能预见犯罪，也不能解释犯罪而只能做点简单统计归类的所谓犯罪心理学家，无力超越常识，而只能躲在专家的虚名之后喃喃自语。那些在绿豆、大豆里找出强身健体包治百病之灵验的养生大师们，则是靠玩弄常识，收获专家的名利。主张“和谐权是第四代人权”者，逢迎现实，以贴标签的方式炮制理论，是调戏常识，滥用法学专家的影响力。
有些所谓的教育学家、经济学家，仅仅是重复常识，却因为远离真正的学术竞争和实践的检验，得以偏安于大学一隅，搬来一堆不知所云的专业名词垒起经院围墙，三五成群就可以给自己封衔加爵，轻则浪费公帑，重则误导青年。
那些重复常识的心理学博士凭借在电视上做评论的光环，煞有介事地作婚恋心理专家状，其实是以娱乐为职责，倒也不碍大事。专家频频上镜忙得忘记了自己的空乏，而大众传媒却借援引专家来显示自己的严肃可靠。于是，人脉通达、面相上镜讨喜的专家可以跳过专业同行的审核，与大众传媒彼此为托，互相搓背。这些以大众传媒讲台为背景的专家或作专家状者，往往有很大社会误导性，也正因此，法律规定医药产品不得以电视新闻报道的形式或专家访谈的形式面向公众推广。不过，在军事、外交问题上，作专家状，以电视访谈形式传播无知或偏见却是畅行无阻，不受任何限制的。
如果术语、头衔、电视、洋文术语这些道具还不足以显示专家的不凡，用PPT呈现一堆数据图表就几乎是百试不爽的杀手锏了。偶尔，专家也会遇到顽强的常识。当专家推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完成64%之雄论的时候，无论多少数据都难以左右人们朴素的感觉和噗嗤一笑的冲动。
岂止于帮忙与帮闲
据说“中华复兴”专家的功课并非国家资助的课题，纯属业余爱好，是个“帮闲”的，不小心被人民群众的感觉绊了一跤。人民群众的感觉，有时则是要“帮忙”的。2008年4月，司法系统要求在判不判死刑的问题上，除了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还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对于20多年的司法专业化进程而言，此举被认为是倒退，引来法学家们的普遍批评。
改革开放以来，军队的士官制度、公务员的考试录用、干部的学历要求、官员的培训制度、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通过一样的考试而获得从业资格，大学的高考录取、学位、教授职称评选，高度量化的科研评审与专业期刊发表制度、经济统计制度、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制等各个领域的专业化发展，产生了无数专家和专业知识。专家不仅只是鲁迅所嘲笑的官的帮忙与帮闲，而就是权力的组成部分。权力以知识的面目出现；知识，正如福轲所言，就是权力。
在技术层面，专家/权力凭着不计代价的财政投入，自1984年起，从无到有建立了覆盖14亿人的身份证制度，并即将于2013年在第二代身份证上引入数字化指纹登记；户籍制度不仅没有日趋松动，而且和购房、出国旅游目的地选择、孩子入学等公民的其他权益直接挂钩；公民行为的实名制从飞机旅行、旅店住宿扩展到了乘坐动车、医院就诊和互联网使用。
专家/权力不断完善征税技术手段，用防伪印刷的发票、联网的税控机和庞大的税务专管员对企业的纳税监控做到了全覆盖；有些地区已经实现了企业一开发票，主管税务局的电脑系统可以实时得到信息。在消费场合，为了实现准确开具发票，消费者和店家都习惯于不厌其烦地逐字拼写自己的姓名或单位名称。围绕着发票与税控，专家/权力已经养成了一套充满中国特色的行为习惯、常识和财会制度。
在相对后起的互联网领域，专家/权力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娴熟的配合。在上海，企业如果没有及时缴纳当月社保金，必定会在缴费截止日收到官方的催缴电话。在重大体育文化或政治活动之前，公民在自己的居所会期待来自街道办或居委会人员的到访宣教、摸底或更加明确的行动指示：关窗或外出休假。如此到人到户到企业的关注和指示机制，这些年来已经操练得炉火纯青，其所依赖的信息与技术也在高科技化。重庆的数万个摄像头、各地的移动电话数据都直接用于这样的所谓网格化社会控制。奥运期间，安保首长可以指挥到单兵被当作了不起的安保技术成就，仅仅4年之后，专家/权力可以轻松地关注到几乎所有企业或公民个体。这样的关注机制正在不断地产生信息、基于信息而提炼的知识和掌握这些知识的专家及相应的权力系统。精确到秒的道路交通管制、与天气无关的机场流量控制、互联网的局部关闭、手机短信的选择性屏蔽等等，专家/权力正在非常自信地在一个又一个新领域，塑造公民的日常行为模式。从交通协管员、辅警、税务协管员到自动监控的软件程序，依附公权力的专家和专业知识从数量到质量日渐庞大。 毫不夸张地说，边沁所梦想的全景式矫治所（Panopticon）已经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实现了。在机械时代，边沁设计的全景式矫治所是个建筑结构，只能适用于少数特殊人群的管理，其创造性在于，这是个单向的关注机制，只有管理者对居民的关注，而居民无从观察管理者，甚至连管理者什么时候在关注都不得而知。
在中国，专家/权力的观察关注也是个单向机制。登记指纹的身份证可以迅速在14亿人范围内推广，但是，在册官员的财产申报却似乎是不可克服的技术难题。对企业可以做到人盯人的关注，但是，向社会公开“三公”消费却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企业的发票如果写错了必须重开，否则不得入账，而已经公开的“三公”消费信息粗略简单，缺乏起码的核实监督机制。专家/权力可以告诉企业什么岗位可以适用不固定工时制，一年几部谍战电视剧是恰当的产量，隔多少分钟插播电视广告合适，但是纳税人要实际观察国库的支出机制，不要指望最终通过的《预算法》能抠出一个小洞供你张望。
我知道你，而你不知道我，更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从什么专业角度选择关注你，这个单向性正是权力所在。
器而不识
在文明社会，判决死刑可谓公权力的最高形态。阐释法律，并适用法律到具体事实，得出明确的判决是专业理性的过程，而人民群众的感觉仿佛是广场集会的喧嚣,是不可理性把握的。在法律理性机制中引入人民群众的感觉，在法学家看来，轻则是20年司法专业化建设而形成的专家/权力的一次裂变重组，重则可能是权力无所顾忌地挣脱专业理性的约束。过去4年间，一方面，专家/权力全面覆盖公民行为塑造的方方面面，单向观察关注技术日新月异，另一方面，一些需要专业理性的公权力却令人担忧地出现去专业化的情况，这在司法实践上已留下了明显烙印。
知识和专家的总量与日俱增，公民个体和公权力之间的一米线却相应地快速压缩。专家在自己领域运用专业理性的时候，颇有改造世界的成就感，一旦走出自己的专业领域，遇到污浊的空气、蛮横的拆迁、昂贵而匮乏的就医和教育资源，他才意识到，他参与改造的不是世界，而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康德所说的“机器上的器件”（cog in a machine），能够沟通的只有其他基于同样通讯协议的器件，这样的器件，只会按照专业理性确定的既定轨迹运转，逢山凿洞，遇河架桥，有矿必采，却失去了从机器上走下来，在广场上与其他人自由攀谈、公开辩论的常识和公共理性。
法官检察官应该有勇气说，虽然根据现行法律，某某可以嫖宿幼女罪被判刑，但是作为普通公民，我认为该罪名本身有违人情常理，应该修改法律将与幼女发生性关系一律按强奸论处；桥梁工程师应该有勇气说，虽然我有能力设计建造这座跨海大桥，但是，作为公民，我觉得此项公共支出有重复建设之嫌；主管国库业务的财政部科员应该有勇气说，虽然我很荣幸《预算法》给我以如此之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间，但是作为公民，我担心纳税人对于国库管理，没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这样的气魄，是常识的勇气，无须从道德高地俯冲，这样的表达，是公共理性的张扬，是每个小写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养成的理性思辨能力，是超越专家之殇的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