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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都市的“成都”，是在汉代以后的文献中才出现的;而地下出土文物证明，“成都”是在战国后期就存在的。这与史书所记“成都”出现在秦统一古蜀后是一致的。设立蜀郡、成都县，修建成都城，是秦统治者所确定与实施。“成都”之“成”由“丁”与“戈”组成，表示出明显的军事意味。“成都”两字的含义不仅显示了秦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也体现了蜀人对祖国统一的坚决支持。
关键词：成都之名;秦统一古蜀;“丁”与“戈”;蜀人支持;祖国统一
笔者已经发表过八篇论文，从各方面论证“成都”得名是秦统一古蜀后，这是秦统一全国的军事战略的体现。[1]虽然已经写了八篇论文，但意犹未尽，故再写此论文，对“成都”之名的内涵加以拓展，认为其不仅是秦统一全国战略的体现，更反映出蜀人对祖国统一的坚决支持。
一、早期文献中记载的“成都”
何时有“成都”？查阅先秦文献，发现在许多文献中都记载有“成都”两字。例如：
《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2]
《管子·治国篇》：“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3]
《庄子·杂篇·徐无鬼》：“舜有膻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4]
《尸子》卷下：“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其致四方之士。”[5]
《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6]
在这些先秦文献中，《山海经》于“夸父追日”故事中的“成都，载天”，是说某座山的名称是“成都”，“载天”即“戴天”，意思是山顶连接着天，形容极高。其余文献皆是说尧舜禹三帝中的舜因为迁移了一次两次三次，逐渐形成城邑、都城，乃至国家。尧之所以把帝位让给了他，就是在他的迁移过程中看到了人心所向。
可以肯定，这些先秦文献中的“成都”两字，均与后来作为蜀郡首府的成都无关。
到了汉代，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舜年二十以孝闻。……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河渠书》：“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7]
汉代学术领袖扬雄在《蜀王本纪》则讲：“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8]
晋代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蜀志》亦有云：“君开明立，号曰丛帝，……九世传开明尚焉。开明尚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9]
晋代左思所著《蜀都赋》还言：“既丽且崇，实号成都。”[10]
可知在汉代以后的文献中所指的“成都”，除个别仍是指舜的迁移外，绝大多数是明确指向成都这个城市的。
不过，在所有的秦汉时期乃至宋以前的文献中，均没有对作为城市的“成都”两字的来源作出解释。到了北宋，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和文学家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说：“《史记》曰：‘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11]这种关于“成都”来源的说法在中国古籍中，是唯一对“成都”名称由来原因的说明，被很多人引用。
但是，乐史对“成都”二字来源的解释完全是错误的，并没有可靠的依据。
乐史因为学识渊博，所以很自信，他并没有去查对原文，就在《太平寰宇记》说“成都”之名的来源是因为《史记》记载周太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故。可是，《史记·周本纪》在记载周太王史迹时，只有“逾梁山，止于岐下”这几个字，并无“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句。而且，成都也不是“汉旧县”。
到了南宋，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祝穆虽然发现了乐史在谈“成都”来源时引用“周太王”的史籍错误，但他在《方舆胜览》却依旧沿袭乐史“发明”的说法，在“成都府路郡名”条中说“成都”得名是“盖取《史记》所谓三年成都之义”。[12]可见，不论是乐史还是祝穆，因为中原大一统论的影响，认为“成都”之名就是来源于舜。可是舜与成都，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啊！
那么，作为都市的“成都”这个名称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涵义呢？这首先需要确认它的出现时间。
二、何时有成都城和“成都”名
作为城市名称的“成都”是在汉代以后的典籍中才出现的。不过，地下出土文物却证明，在战国后期，有关“成都”的记载就较多了。[13]
1985年，在四川雅安荥经县同心村船棺葬出土有“成都”矛，时代为战国晚期。其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弓形双耳间骹面铸饰一浅浮雕虎像，一面铸虎的头顶和前驱，另一面铸虎头的下颚。虎首前端的骹面阴刻铭文“成都”二字，刺身脊上另阴刻一“公”字。此矛因铸“成都”二字，故称“成都矛”。
2016年，在成都蒲江飞虎村船棺葬墓群亦出土有“成都”矛，时代为战国晚期。弧形刃，柳叶形刺身，圆弧形脊;弓形双耳间骹面铸有纹饰，一面为虎纹，一面为手心纹。虎纹前端的刺身脊上阴刻“成都”二字，手心纹前端的刺身脊上阴刻“公”字。此件矛与荥经同心村船棺葬出土的“成都”矛形制相似，在成都属首次发现。
1987年，在广元青川县白水区则出土有吕不韦戈，时代为战国晚期的公元前238年，现藏青川县文物管理所。援中部有凸棱，闌侧四穿，内一穿，援、胡、内有斜刃。内部两面均有铭文，共23字。正面铭刻“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背面铸文为“蜀东工”。铭文表明这件戈为秦国朝廷监造、成都本地“东工”制造。这是迄今发现最早有明确纪年、铭刻“成都”二字的实物资料。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亦见“成都”二字。《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令吏徒将传及恒书一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这是秦墓出土竹简中首见的“成都”墨迹。 战国时期考古出土的与“成都”有关的相关实物资料，说明至迟在战国晚期，已有了“成都”这个称谓。
《史记》《华阳国志》对何时有成都记载得很清楚——
《史记·张仪列传》说：秦惠王二十二年（即更元九年），“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14]《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慎王五年，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冬十月，蜀平。”[15]这两份文献资料提到的秦惠王二十二年、秦惠王更元九年与周慎王五年这三个古代纪年，都是公元前316年。按文献的记载，秦国在公元前316年统一了古蜀国。
秦在统一古蜀后，对原蜀国辖区不仅大量移入秦民，还逐步采取了秦国的统治方式，最终设立了郡县制。秦在原蜀国辖区设立了蜀郡，在蜀郡之下，成都、郫、临邛这三个县是蜀郡最先建立的县。
《华阳国志·蜀志》说：“（周）赧王五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16]按清顾广圻校及《蜀都赋》刘逵注，周“赧王五年”当为“赧王四年”，即秦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1年。即是说，公元前311年，秦统治者不仅设立了成都、郫、临邛三个县，还兴建了相应的三座城镇。
这样看来，作为都市的成都是在公元前311年正式成立的，至今已经有2331年了。
虽然《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都载有“蜀王徙治成都”之事，不论是《蜀王本纪》所说的是“蜀王五世”，还是《华阳国志》所说的是“蜀王九世”，应该说，都与成都建城立县无关。因为，《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是在古蜀王国灭亡数百年，古蜀文化已经完全消失后由后人根据传说撰写的。传说不一定是史实。这两本书使用的中原文字所涉及的数十个地名，都是秦汉乃至魏晋时期的地名，不可能只有其中的“成都”是古蜀地名。成都的金沙遗址影响很大，但它并没有发现诸如三星堆遗址那样的城墙、街道，还不足以证明这里曾经是大都城;即使“蜀王徙治成都”之事确实存在，那也不过表示蜀王曾经到过此区域而已。正因为是传说而非史实，所以才会有“蜀王五世”与“蜀王九世”这样不同的说法。
之所以在战国晚期的公元前311年才有了成都，是因为“成都”的出现与得名是与秦的统一战略有关的。
三、秦的统一战略与“成都”之得名
秦始皇能够最后统一中国，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奋六世之余烈”[17]，是在他之前六代君主，长达百余年，共同努力的结果。在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从秦孝公开始，连续不断的六代君主，都能够大量选拔秦本土和关东各国的第一流人才，逐步制定一条正确的统一中国的战略方针，使秦国从小变大，由弱变强。在其中，突出的有两人：商鞅变法为秦国奠定了经济基础，司马错伐蜀则奠定了军事基础。[18]生活在秦惠文王、秦武王和秦昭王时期的司马错，提出了“得蜀即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的军事战略思想，并具体指挥了伐蜀战役、平定蜀乱和黔中战役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为秦横扫列国实现统一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秦惠王方欲谋楚，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19]
《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也有类似记载：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司马错曰：“……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以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20]
相较于“攻韩劫天子，恶名也”的东进之策，司马错认为，先南下伐蜀对于秦实现统一霸业更具有战略意义，理由是巴蜀不仅在物资上“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尤其是战略地位，“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其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何况当时蜀国与苴、巴二国失和，战端蜂起，此时南下进军巴蜀不仅有“禁暴止乱”的道义之名，而且还可以获得“利尽西海”之实;尤其可以避免诸侯警觉。司马错的战略构想很快就得到验证。张仪、司马错率军攻蜀得手之后，秦国不久便将巴蜀的锦绣山川打造成了后方的战略根据地，以此不断向南向东出击，逐渐侵蚀并吞楚国及诸夏之地。
秦统一巴蜀后，在原巴蜀之地推行郡县制，设立了巴郡和蜀郡。蜀郡之下首批设立的是成都、郫、临邛这三个县。从字面上看，成都、郫、临邛这三个名称都富含中原文化含义，且文字也是中原文字，所以，必须认定，这是占领蜀地后的秦统治者极力消除古蜀文化，强力推行中原文化的证明。
“成都”的“成”字，按现在的理解，例如《新华字典》的释义：做好了，办好了;事物生长发展到一定的形态或状况;成果，成绩;可以，能行;够，达到一定的数量;已定的，定形的;几分之一。它们全部是平和之词，所以有学者释“成都”其名为“成功了，成就了”[21]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成都”的“成”字在古代不是这样的写法，翻看《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就知道，它比现在多一划，是由“丁”与“戈”所组成，所以，《辞源》释“成”字就有“……四、和解，講和。《诗·大雅·绵》‘虞芮质厥成。’《左传·桓六年》：‘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五、平服、平定。《春秋·桓二年》：‘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注：‘成，平也。’六、必、定。《国语·吴》：‘夫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胜未可成也。’又：‘吴楚争长未成。’七、并。《礼仪·既夕礼》：‘俎二以成，南上。’引申为整。”[22]这些释义，显示出由“丁”与“戈”所组成的“成”字的意蕴十分强势，其兵丁、刀枪等军事色彩非常明显，而平服、平定、并合等字眼也反映了秦征服古蜀国的事实。 秦攻占巴蜀，是秦统一全国战略的最早实践。设立蜀郡、成都县，修建成都城，也是由秦统治者所确定与实施。那么，他们为这个新设立的县、新修建的城取名为“成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成都”这个名称所显示出来的军事意味，与秦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非常吻合。这应该就是“成都”之名的来源。
四、“成都”之名体现蜀人支持祖国统一
从另一方面理解，“成都”两字的含义不仅显示了秦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也体现了蜀人对祖国统一的坚决支持。
四川曾有自己独立发展的辉煌的文化。其在数千年的演进历程中所形成的巴蜀文化，有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奉行交流与开放、重视文教与科技、倡行道义与责任，还坚持统一与安宁。不容置疑，这几个特点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蜀人非常坚定地支持祖国统一，所以始终坚持统一与安定。
早在先秦时代的古蜀国，在古蜀地域内就倡行统一与安定。蜀地不仅有鱼凫让位于杜宇、杜宇让位于鳖灵等记载和传说，更有百姓接受外来者，甚至对其中有贡献者拥护为王的记载和传说。
因为蜀地有相忍为国，以求民安的传统，所以较之全国其他地方，蜀地的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这除了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的作用。正是因为这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对和睦，争斗较少，社会比较安定，所以特别适合潜心钻研学问。每当中原出现社会动乱时，王朝统治者、官宦、文人，总是选择入蜀以避乱。为什么？就是因为这里比较安定，安全系数比其他地区高。
在历史上，为维护祖国统一的统一战争、反侵略战争或其他正义战争时，蜀人不仅冲锋在前，甘洒热血，还多次以蜀地作为全国的战略后方。例如在《尚书》《华阳国志》等古籍里，都记载说商末“武王伐纣”中有“巴蜀之师”。《华阳国志》就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23]巴蜀人民英勇顽强、一往无前、宁死不屈的精神，世所公认，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得非常充分。秦和汉都是以巴蜀为后方战略基地，从巴蜀开始进行全国统一的。
尤为可贵的是，巴蜀之地不仅全力维护本地域内的统一与安定，而且将本地域内的统一与安定同全国形势的需要相结合，以局部服从全局。每当全国呈现统一趋势时，蜀人蜀地（含巴）又总是很“顺从”，服从统一的需要，首先“投降”。秦攻占蜀地，仅仅一个月就取得胜利，足见抵抗不强烈。虽然后来有蜀王族、蜀大臣的反叛，但很快平息，足证作为蜀人的普通民众是支持统一的。以后三国时期的刘禅、五代十国时期的孟昶等，都是顺应统一趋势，采取不抵抗方式，使中央政权较为轻松地将蜀地纳入国家统一的潮流。
由此观之，“成都”之名与蜀人始终坚持统一与安定的状况相合，确实体现了蜀人始终支持祖国统一的历史情结。
注释：
[1]《论秦征服古蜀与“成都”得名》，载《成都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再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载《文史杂志》2014年第5期;《论“成都”得名研究中古蜀情结与秦文化的纠结——三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载《文史杂志》2015年第2期;《从“郫”“临邛”之名证“成都”得名——四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载《兰台世界》2015年第2期;《从三星堆发现大古城论何时有“成都”——五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载《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论蒲江“成都矛”解读中的几个问题——六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统一古蜀后》，载《文史杂志》2017年第3期;《古蜀国有“成都、新都、广都”这“三都”吗？》，载《成都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学术研究必须有严谨态度和史料证明——七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统一古蜀后兼评周宏伟文》，载《文史杂志》2019年第6期;《论古蜀地名都是后人的追记——八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统一古蜀后》，载《文史杂志》2020年第2期。
[2]袁珂：《山海经校注》之《大荒北经》，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
[3]黎翔凤：《管子校注》之《治国篇》，中华书局2004年版。
[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之《杂篇·徐无鬼》，中华书局1985年版。
[5]黄曙辉：《尸子注解》之《卷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高诱注，毕沅校正《吕氏春秋》之《慎大览·贵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汉）司马迁：《史记》之《五帝本纪》《河渠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8]（漢）扬雄：《蜀王本纪》，见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第1册，巴蜀书社1993年版。
[9][15][16][19]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之《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晋）左思：《蜀都赋》，见《昭明文选》卷四，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1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版。
[12]（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十三，中华书局2003年版。
[13]成都博物馆：《“成都”得名》，http：//www.cdmuseum.com/shihaigouchen/201803/884.html.
[14]（汉）司马迁：《史记》之《张仪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17]（汉）贾谊：《过秦论》，见《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
[18]肖建军：《司马错军事战略思想探析》，载《军事历史》2010年第2期。
[20]《战国策》之《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1]任乃强：《成都》，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2期。
[22]《辞源》释“成”，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3]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之《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审
关键词：成都之名;秦统一古蜀;“丁”与“戈”;蜀人支持;祖国统一
笔者已经发表过八篇论文，从各方面论证“成都”得名是秦统一古蜀后，这是秦统一全国的军事战略的体现。[1]虽然已经写了八篇论文，但意犹未尽，故再写此论文，对“成都”之名的内涵加以拓展，认为其不仅是秦统一全国战略的体现，更反映出蜀人对祖国统一的坚决支持。
一、早期文献中记载的“成都”
何时有“成都”？查阅先秦文献，发现在许多文献中都记载有“成都”两字。例如：
《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2]
《管子·治国篇》：“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3]
《庄子·杂篇·徐无鬼》：“舜有膻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4]
《尸子》卷下：“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其致四方之士。”[5]
《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6]
在这些先秦文献中，《山海经》于“夸父追日”故事中的“成都，载天”，是说某座山的名称是“成都”，“载天”即“戴天”，意思是山顶连接着天，形容极高。其余文献皆是说尧舜禹三帝中的舜因为迁移了一次两次三次，逐渐形成城邑、都城，乃至国家。尧之所以把帝位让给了他，就是在他的迁移过程中看到了人心所向。
可以肯定，这些先秦文献中的“成都”两字，均与后来作为蜀郡首府的成都无关。
到了汉代，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舜年二十以孝闻。……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河渠书》：“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7]
汉代学术领袖扬雄在《蜀王本纪》则讲：“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8]
晋代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蜀志》亦有云：“君开明立，号曰丛帝，……九世传开明尚焉。开明尚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9]
晋代左思所著《蜀都赋》还言：“既丽且崇，实号成都。”[10]
可知在汉代以后的文献中所指的“成都”，除个别仍是指舜的迁移外，绝大多数是明确指向成都这个城市的。
不过，在所有的秦汉时期乃至宋以前的文献中，均没有对作为城市的“成都”两字的来源作出解释。到了北宋，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和文学家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说：“《史记》曰：‘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11]这种关于“成都”来源的说法在中国古籍中，是唯一对“成都”名称由来原因的说明，被很多人引用。
但是，乐史对“成都”二字来源的解释完全是错误的，并没有可靠的依据。
乐史因为学识渊博，所以很自信，他并没有去查对原文，就在《太平寰宇记》说“成都”之名的来源是因为《史记》记载周太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故。可是，《史记·周本纪》在记载周太王史迹时，只有“逾梁山，止于岐下”这几个字，并无“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句。而且，成都也不是“汉旧县”。
到了南宋，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祝穆虽然发现了乐史在谈“成都”来源时引用“周太王”的史籍错误，但他在《方舆胜览》却依旧沿袭乐史“发明”的说法，在“成都府路郡名”条中说“成都”得名是“盖取《史记》所谓三年成都之义”。[12]可见，不论是乐史还是祝穆，因为中原大一统论的影响，认为“成都”之名就是来源于舜。可是舜与成都，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啊！
那么，作为都市的“成都”这个名称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涵义呢？这首先需要确认它的出现时间。
二、何时有成都城和“成都”名
作为城市名称的“成都”是在汉代以后的典籍中才出现的。不过，地下出土文物却证明，在战国后期，有关“成都”的记载就较多了。[13]
1985年，在四川雅安荥经县同心村船棺葬出土有“成都”矛，时代为战国晚期。其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弓形双耳间骹面铸饰一浅浮雕虎像，一面铸虎的头顶和前驱，另一面铸虎头的下颚。虎首前端的骹面阴刻铭文“成都”二字，刺身脊上另阴刻一“公”字。此矛因铸“成都”二字，故称“成都矛”。
2016年，在成都蒲江飞虎村船棺葬墓群亦出土有“成都”矛，时代为战国晚期。弧形刃，柳叶形刺身，圆弧形脊;弓形双耳间骹面铸有纹饰，一面为虎纹，一面为手心纹。虎纹前端的刺身脊上阴刻“成都”二字，手心纹前端的刺身脊上阴刻“公”字。此件矛与荥经同心村船棺葬出土的“成都”矛形制相似，在成都属首次发现。
1987年，在广元青川县白水区则出土有吕不韦戈，时代为战国晚期的公元前238年，现藏青川县文物管理所。援中部有凸棱，闌侧四穿，内一穿，援、胡、内有斜刃。内部两面均有铭文，共23字。正面铭刻“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背面铸文为“蜀东工”。铭文表明这件戈为秦国朝廷监造、成都本地“东工”制造。这是迄今发现最早有明确纪年、铭刻“成都”二字的实物资料。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亦见“成都”二字。《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令吏徒将传及恒书一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这是秦墓出土竹简中首见的“成都”墨迹。 战国时期考古出土的与“成都”有关的相关实物资料，说明至迟在战国晚期，已有了“成都”这个称谓。
《史记》《华阳国志》对何时有成都记载得很清楚——
《史记·张仪列传》说：秦惠王二十二年（即更元九年），“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14]《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慎王五年，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冬十月，蜀平。”[15]这两份文献资料提到的秦惠王二十二年、秦惠王更元九年与周慎王五年这三个古代纪年，都是公元前316年。按文献的记载，秦国在公元前316年统一了古蜀国。
秦在统一古蜀后，对原蜀国辖区不仅大量移入秦民，还逐步采取了秦国的统治方式，最终设立了郡县制。秦在原蜀国辖区设立了蜀郡，在蜀郡之下，成都、郫、临邛这三个县是蜀郡最先建立的县。
《华阳国志·蜀志》说：“（周）赧王五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16]按清顾广圻校及《蜀都赋》刘逵注，周“赧王五年”当为“赧王四年”，即秦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1年。即是说，公元前311年，秦统治者不仅设立了成都、郫、临邛三个县，还兴建了相应的三座城镇。
这样看来，作为都市的成都是在公元前311年正式成立的，至今已经有2331年了。
虽然《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都载有“蜀王徙治成都”之事，不论是《蜀王本纪》所说的是“蜀王五世”，还是《华阳国志》所说的是“蜀王九世”，应该说，都与成都建城立县无关。因为，《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是在古蜀王国灭亡数百年，古蜀文化已经完全消失后由后人根据传说撰写的。传说不一定是史实。这两本书使用的中原文字所涉及的数十个地名，都是秦汉乃至魏晋时期的地名，不可能只有其中的“成都”是古蜀地名。成都的金沙遗址影响很大，但它并没有发现诸如三星堆遗址那样的城墙、街道，还不足以证明这里曾经是大都城;即使“蜀王徙治成都”之事确实存在，那也不过表示蜀王曾经到过此区域而已。正因为是传说而非史实，所以才会有“蜀王五世”与“蜀王九世”这样不同的说法。
之所以在战国晚期的公元前311年才有了成都，是因为“成都”的出现与得名是与秦的统一战略有关的。
三、秦的统一战略与“成都”之得名
秦始皇能够最后统一中国，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奋六世之余烈”[17]，是在他之前六代君主，长达百余年，共同努力的结果。在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从秦孝公开始，连续不断的六代君主，都能够大量选拔秦本土和关东各国的第一流人才，逐步制定一条正确的统一中国的战略方针，使秦国从小变大，由弱变强。在其中，突出的有两人：商鞅变法为秦国奠定了经济基础，司马错伐蜀则奠定了军事基础。[18]生活在秦惠文王、秦武王和秦昭王时期的司马错，提出了“得蜀即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的军事战略思想，并具体指挥了伐蜀战役、平定蜀乱和黔中战役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为秦横扫列国实现统一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秦惠王方欲谋楚，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19]
《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也有类似记载：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司马错曰：“……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以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20]
相较于“攻韩劫天子，恶名也”的东进之策，司马错认为，先南下伐蜀对于秦实现统一霸业更具有战略意义，理由是巴蜀不仅在物资上“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尤其是战略地位，“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其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何况当时蜀国与苴、巴二国失和，战端蜂起，此时南下进军巴蜀不仅有“禁暴止乱”的道义之名，而且还可以获得“利尽西海”之实;尤其可以避免诸侯警觉。司马错的战略构想很快就得到验证。张仪、司马错率军攻蜀得手之后，秦国不久便将巴蜀的锦绣山川打造成了后方的战略根据地，以此不断向南向东出击，逐渐侵蚀并吞楚国及诸夏之地。
秦统一巴蜀后，在原巴蜀之地推行郡县制，设立了巴郡和蜀郡。蜀郡之下首批设立的是成都、郫、临邛这三个县。从字面上看，成都、郫、临邛这三个名称都富含中原文化含义，且文字也是中原文字，所以，必须认定，这是占领蜀地后的秦统治者极力消除古蜀文化，强力推行中原文化的证明。
“成都”的“成”字，按现在的理解，例如《新华字典》的释义：做好了，办好了;事物生长发展到一定的形态或状况;成果，成绩;可以，能行;够，达到一定的数量;已定的，定形的;几分之一。它们全部是平和之词，所以有学者释“成都”其名为“成功了，成就了”[21]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成都”的“成”字在古代不是这样的写法，翻看《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就知道，它比现在多一划，是由“丁”与“戈”所组成，所以，《辞源》释“成”字就有“……四、和解，講和。《诗·大雅·绵》‘虞芮质厥成。’《左传·桓六年》：‘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五、平服、平定。《春秋·桓二年》：‘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注：‘成，平也。’六、必、定。《国语·吴》：‘夫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胜未可成也。’又：‘吴楚争长未成。’七、并。《礼仪·既夕礼》：‘俎二以成，南上。’引申为整。”[22]这些释义，显示出由“丁”与“戈”所组成的“成”字的意蕴十分强势，其兵丁、刀枪等军事色彩非常明显，而平服、平定、并合等字眼也反映了秦征服古蜀国的事实。 秦攻占巴蜀，是秦统一全国战略的最早实践。设立蜀郡、成都县，修建成都城，也是由秦统治者所确定与实施。那么，他们为这个新设立的县、新修建的城取名为“成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成都”这个名称所显示出来的军事意味，与秦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非常吻合。这应该就是“成都”之名的来源。
四、“成都”之名体现蜀人支持祖国统一
从另一方面理解，“成都”两字的含义不仅显示了秦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也体现了蜀人对祖国统一的坚决支持。
四川曾有自己独立发展的辉煌的文化。其在数千年的演进历程中所形成的巴蜀文化，有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奉行交流与开放、重视文教与科技、倡行道义与责任，还坚持统一与安宁。不容置疑，这几个特点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蜀人非常坚定地支持祖国统一，所以始终坚持统一与安定。
早在先秦时代的古蜀国，在古蜀地域内就倡行统一与安定。蜀地不仅有鱼凫让位于杜宇、杜宇让位于鳖灵等记载和传说，更有百姓接受外来者，甚至对其中有贡献者拥护为王的记载和传说。
因为蜀地有相忍为国，以求民安的传统，所以较之全国其他地方，蜀地的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这除了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的作用。正是因为这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对和睦，争斗较少，社会比较安定，所以特别适合潜心钻研学问。每当中原出现社会动乱时，王朝统治者、官宦、文人，总是选择入蜀以避乱。为什么？就是因为这里比较安定，安全系数比其他地区高。
在历史上，为维护祖国统一的统一战争、反侵略战争或其他正义战争时，蜀人不仅冲锋在前，甘洒热血，还多次以蜀地作为全国的战略后方。例如在《尚书》《华阳国志》等古籍里，都记载说商末“武王伐纣”中有“巴蜀之师”。《华阳国志》就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23]巴蜀人民英勇顽强、一往无前、宁死不屈的精神，世所公认，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得非常充分。秦和汉都是以巴蜀为后方战略基地，从巴蜀开始进行全国统一的。
尤为可贵的是，巴蜀之地不仅全力维护本地域内的统一与安定，而且将本地域内的统一与安定同全国形势的需要相结合，以局部服从全局。每当全国呈现统一趋势时，蜀人蜀地（含巴）又总是很“顺从”，服从统一的需要，首先“投降”。秦攻占蜀地，仅仅一个月就取得胜利，足见抵抗不强烈。虽然后来有蜀王族、蜀大臣的反叛，但很快平息，足证作为蜀人的普通民众是支持统一的。以后三国时期的刘禅、五代十国时期的孟昶等，都是顺应统一趋势，采取不抵抗方式，使中央政权较为轻松地将蜀地纳入国家统一的潮流。
由此观之，“成都”之名与蜀人始终坚持统一与安定的状况相合，确实体现了蜀人始终支持祖国统一的历史情结。
注释：
[1]《论秦征服古蜀与“成都”得名》，载《成都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再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载《文史杂志》2014年第5期;《论“成都”得名研究中古蜀情结与秦文化的纠结——三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载《文史杂志》2015年第2期;《从“郫”“临邛”之名证“成都”得名——四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载《兰台世界》2015年第2期;《从三星堆发现大古城论何时有“成都”——五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载《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论蒲江“成都矛”解读中的几个问题——六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统一古蜀后》，载《文史杂志》2017年第3期;《古蜀国有“成都、新都、广都”这“三都”吗？》，载《成都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学术研究必须有严谨态度和史料证明——七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统一古蜀后兼评周宏伟文》，载《文史杂志》2019年第6期;《论古蜀地名都是后人的追记——八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统一古蜀后》，载《文史杂志》2020年第2期。
[2]袁珂：《山海经校注》之《大荒北经》，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
[3]黎翔凤：《管子校注》之《治国篇》，中华书局2004年版。
[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之《杂篇·徐无鬼》，中华书局1985年版。
[5]黄曙辉：《尸子注解》之《卷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高诱注，毕沅校正《吕氏春秋》之《慎大览·贵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汉）司马迁：《史记》之《五帝本纪》《河渠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8]（漢）扬雄：《蜀王本纪》，见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第1册，巴蜀书社1993年版。
[9][15][16][19]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之《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晋）左思：《蜀都赋》，见《昭明文选》卷四，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1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版。
[12]（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十三，中华书局2003年版。
[13]成都博物馆：《“成都”得名》，http：//www.cdmuseum.com/shihaigouchen/201803/884.html.
[14]（汉）司马迁：《史记》之《张仪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17]（汉）贾谊：《过秦论》，见《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
[18]肖建军：《司马错军事战略思想探析》，载《军事历史》2010年第2期。
[20]《战国策》之《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1]任乃强：《成都》，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2期。
[22]《辞源》释“成”，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3]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之《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