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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向岛的长篇小说《佯狂》（载《中国作家》2016年第12期）也是一部与新闻事件存在着紧密关系的长篇小说。无论是长宁市委书记元兴国的因贪腐而上吊身亡，抑或是女副市长鄢静之的因贪腐被抓，其新闻色彩都鲜明无比。尤其是网上关于鄢静之的那个查处结果：“经查，鄢静之在担任某县县长、某县县委书记、长宁市副市长及常委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且数额巨大，情节严重；收受礼金；与他人通奸。其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其中受贿问题涉嫌犯罪。依据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审议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鄢静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活脱脱一副新闻报道的口吻。实际上，晚近一个时期以來，中国小说界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热点问题，就是如何艺术地处置新闻事件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问题。换言之，也即是新闻事件究竟该如何融入小说文本的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主要原因是文坛集中出现了一批与新闻焦点现象密切相关的小说作品。长篇小说领域内，贾平凹的《老生》、盛可以的《野蛮生长》、余华的《第七天》，东西的《篡改的命》，以及王十月的中篇小说《人罪》等，均属于这一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围绕新闻事件的进入小说文本，文学界曾经在一度时期出现过不同的争议声音，大力肯定者有之，有所怀疑否定者也同样有之。依我愚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作品与新闻事件有关和过于贴近现实。作品贴近现实并没有错，关键在于作家究竟是何种写作心态、以何种艺术方式去关注、表现现实。一句话，能否成功地把新闻事件化解后有机地融入整合到小说文本之中，乃是衡量此类小说作品的关键因素所在。依照这样的标准来看，向岛的这部《佯狂》，无论如何都应该归属于那类可以成功地化解新闻事件，让这些新闻事件有机地服务于作品思想艺术表达的优秀小说文本。
阅读向岛《佯狂》，首先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一部直击当下时代中国社会现实乱象的长篇小说，为什么要被命名为“佯狂”？查阅《现代汉语词典》，说“佯狂”的意思就是“假装疯癫”。细细思索，将这一语词对应于向岛的《佯狂》文本，这“佯狂”一词大约又可以被分解出两种不同的意涵来。其一，其实并不是“佯狂”，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疯癫状态。这一点，既有作品中叙述者的若干叙述话语为证，更有诸多人物的所作所为为证。比如，第四章中，叙述者曾经借那位礼帽大叔的口说：“瞌睡多是福气啊，一天三饱一倒，比当神仙还好。如今这时代，咱遇上英明领袖了，那些坏人恶人，凭着有权有势有钱，胡佯狂哩，常话说人狂没好事，狗狂挨砖头，这不眼看着一个一个佯狂出事儿来，气数尽了？他们有人睡不着觉呢。要说啊，还是咱们这些本本分分的老实人日子安稳。”礼帽大叔嘴里的所谓“佯狂”，其实并不是假装疯癫，而是一种切实的疯癫状态，亦即真正的张狂不已。到了第十二章，叙述者借人物贾宝民之口，再次明确提到了“佯狂”一词：“但仔细想想，她一路走下来，也是确实不容易，比一个普通女人，不容易多少倍。我俩在一起后，我也是把握不住自己，没少胡佯狂，给她添了不少事。如今事已经到了这地步，比她官大的都死了，还说啥呢。”在这里，贾宝民也同样把“佯狂”一词与“胡”字连用。连用之后，佯狂的意思，自然也就变成了毫无自知之明的张狂。虽然并没有与向岛兄进行过直接的交流，但在我的理解中，他之所以要使用“佯狂”作为小说的标题，很显然与所摘引的叙述话语片段中人物反复提及的“佯狂”一词的语义紧密相关。
关键问题在于，不仅小说中的若干人物会时不时地在自己的话语中提及“佯狂”一词，而且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也都处于不同程度的“佯狂”状态之中。然而，在具体讨论众多人物的“佯狂”状态之前，我们却首先需要对小说那样一种借助于外围人物来烘托表现主要人物的艺术表现技巧予以必要的关注。在这里，一个问题是，究竟谁才真正算得上是《佯狂》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呢？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主人公之外的众多人物中，又有哪些人物可以称得上是主要人物形象？忠实于我一种真切的阅读感觉，《佯狂》的主人公，应该是那位虽然曾经有过官场履历但后来却回到乡下谋求自我发展的高尔升。因为后面要拿出专门的篇幅重点讨论这一人物的设计以及设计背后所潜隐着的思想资源，故而此处暂且按下不表。高尔升之外，究竟哪些人物在文本中所占有的位置更重要，恐怕就会出现各种见仁见智的不同答案。同样从我自己的阅读感受出发，我认为，元兴国、鄢静之以及那位长龙大厦的老板庞志坚等几位活跃于官场与商界的风云人物，应该被看作是高尔升这一主人公之外最重要的几个人物形象。如此一种判断，很可能会遭到一些朋友的反驳。他们反驳我的理由，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我在这里所具体提及的这几位人物形象，从一种严格的意义上说，根本就没有出场。依照他们的逻辑，坚持把几位根本的没有出场的人物形象认定为主要的人物形象，毫无疑问是一种非常荒谬的结论。问题的要害在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把握《佯狂》这部长篇小说的思想题旨。倘若把“佯狂”这一语词看作是理解把握作品思想题旨的一个关键词，那么，这“佯狂”二字就很显然意味着作家向岛对于当下这个时代某种直观洞察的结果。当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里的所谓“佯狂”，正是前面所摘引叙述话语中的那种“胡佯狂”，亦即精神意志过于“张狂”的意思。无论是官场也罢，还是商界也罢，都是当下时代非常重要的社会构成层面，或者干脆直截了当地说，官场与商界，乃是现实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倘若离开了它们，那所谓的现实社会其实也就不成其为现实社会了。既然官场与商界的地位如此重要，那向岛要想相对立体全面地概括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自然也就少不了对于官场与商界的关注与凝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坚持把元兴国、鄢静之及庞志坚这样几位貌似没有出场的人物形象看作是重要性仅次于主人公高尔升的人物形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把握当下这个时代的某种“佯狂”本质。一旦把元兴国、鄢静之与庞志坚他们视为主要人物形象，随之而来的，自然也就是小说创造性地采用的那种借助于次要或者外围人物的谈论口吻来刻画塑造主要人物形象的艺术表现技巧了。 我们注意到，《佯狂》中的很多地方，都采用了借助于人物口吻表现主要人物形象的艺术表现技巧。比如，第二章中，关于鄢静之这一人物形象，就主要是借助于第五剑的口吻而娓娓道出的：“第五剑说，那姓鄢的，前面男人原先是纺织厂跑采购的，女人后来当官了，就把他调到市上的运管单位，工人变成干部不说，那单位油水大闲钱多，竟然是吸上了毒。也许是跑采购时就染上了，谁知道呢。眼看着毒瘾越来越大，女人想离婚却离不了……女人好面子不愿声张，男人就抓住她的这个软处。女人回城来大概也不愿意在家待，经常就到茶秀要个小包间，泡一壶她自带的高档茶，一坐半天。”就这样，一来二去的，鄢静之就结识了贾宝民。在贾宝民想方设法帮着鄢静之离婚，成功摆脱了那个毒瘾男人之后，两个萍水相逢的男女也就顺理成章地结成了夫妻。再比如，第一章中，关于元兴国，作家是借助于长宁日报社文艺部主任耿亚红的口吻有所谈论介绍的：“（白小白）就靠着这样的资本，跟长宁市领导联系，毛遂自荐，要回到家乡为文化事业做贡献，元那时候还是市长，一句话就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了，一回来先是当你们文创室主任，元后来这一当书记，又给挂了一个文联副主席，正儿八经副处了。”假若联系后来元兴国的因贪腐问题而上吊身亡，那么，耿亚红这里的讨论介绍，其潜台词也就非常丰富了。身为市长或者书记的元兴国，为什么会提拨任用白小白，其后是否存在着权钱或者权色交易，实际上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事实上，无论是第五剑关于鄢静之的谈论，还是耿亚红关于元兴国的介绍，抑或还是诸如礼帽大叔这样的无名群众对于社会、时代、官员、商人他们的街谈巷议，都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曹雪芹的那部旷世巨著《红楼梦》，联想到其中第二回的回目：“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曹雪芹的高妙之处在于，在红楼梦的故事正式开始之前，先借助于冷子兴这样一位局外人的眼睛，以一种相对客观的叙述口吻，先将贾府也即荣国府里的主要人物都介绍给了读者。二者的区别在于，《红楼梦》中，冷子兴演说完毕之后，其演说中先后提及过的那些人物一个个都粉墨登场了，而到了向岛的《佯狂》中，被第五剑或者耿亚红他们所提及的这些官场或者商界中人，却自始至终都没有正式登场亮相。或者，也可以说，他们的不断被谈论介绍本身，就是他们一种与众不同的登场亮相方式。究其根本，能够自始至终地坚持通过外围或者次要人物谈论的方式来完成对于若干主要人物的刻画塑造，正是向岛这部《佯狂》非常突出的一种艺术特色所在。
正如同贾宝民事后所一再自我忏悔的那样，在绞尽脑汁地与女官员鄢静之离婚后，他自己实际上长期处于一种无法自控的“胡佯狂”状态之中。在我的理解中，贾宝民的“胡佯狂”有着非常明显的暗示意味，它所强烈暗示出的，正是身为副市长的鄢静之自己的“胡佯狂”状态。毋庸讳言，正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过于“胡佯狂”，过于不可一世，所以如同元兴国、鄢静之以及庞志坚这些官场与商界的所谓精英人物，才会最终落得个凄惨无比的悲剧性结局，进而为他们各自的“胡佯狂”行为付出相应的沉重代价。问题在于，当下这个充满浮躁气息的“佯狂”时代，“佯狂”者并没有局限于官场与商界。向岛《佯狂》所集中描写展示的文化界的情形，就同样如此。这一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那位身为长宁市文联副主席的所谓“作家”白小白。关于白小白的人生来历，叙述者曾经借助于耿亚红之口，做出过明确的交代：“耿亚红说，人家现在动不动跟人说她在深圳一家文化公司当老总如何如何，五马长缰绳地吹。我咋就听人说，她在那边先是当的坐台小姐呢，你不要问我听谁说的，反正不是我编造的，后来才认识了一个福建籍老板，傍上了，给那老板写传记，老板掏钱出版并且大肆宣传，在媒体很是热闹过一阵。这样就成了文化人了，老板后来给她专门注册了一个文化公司，她当然就是总经理了。”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结识了元兴国，于是就混成了长宁市文联的副主席。身为文联副主席的白小白，利用自己的身份与权力，成天创作着一种非驴非马的骡子文体。用耿亚红的话来说，就是：“你知道不，我们前段儿到几个县跑采访，农村里的农家书屋，白小白的书简直是铺天盖地，数了数起码有十一二种，每个农家书屋都有几十本。人家买个书号，拿领导特批的经费一印几万册，再打着领导的幌子由有关部门往下分摊，银子哗哗进到自己账上。马老师你是写作人，你说那些东西新闻不是新闻，小说不是小说，非虚构不是非虚构，算个啥吗？”毫无疑问，如同白小白这样以文化的名义四处招摇撞骗的行为，正是文化界的“胡佯狂”现象之一种。更有甚者，白小白自己处于“佯狂”状态不自知不说，她居然还试图将自己年幼的女儿也拉下水，也让她处于同样可怕的“佯狂”状态：“耿亚红说，你主任女儿跟我女儿在一个班，叫尤一白，现在也以少年作家自居，省作协都加入了，这不初三马上中考了吗，人家根本不当回事儿，成天描眉抹唇穿名牌的，隔三岔五就请所谓创作假，跟一帮人外出采风，功课一塌糊涂的，说是将来不用参加高考就能上名牌大学文学系的。”从白小白过分纵容孩子的这种教育方式上，我们不难看出她试图在尤一白身上复制自我所谓成功经验的明确意向。所幸，尤一白的父亲老尤算是个明白人。若非他在苦口婆心地耐心改变尤一白已经有所扭曲的不正常心理的同时，及时出手整治住了那个以导演身份四处招摇撞骗的巨也天，那么，尤一白的人生遭际恐怕真的不容乐观不堪收拾。
白小白之外，所谓的书法家、长宁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顾若虚，其精神状况一样处于“胡佯狂”的状态之中。这顾若虚，虽然年已七十，但卻总是身着“牛仔裤红衬衫”，显得一副“精神旺盛”的样子。小说中，顾若虚的精神“佯狂”，主要表现在社会活动与私人生活这两个方面。首先，是社会活动。作为长宁市大名鼎鼎的社会活动家，顾若虚最热衷于组织的活动，就是纠集一批所谓的书画家，到各家企业与商会举行各种名目的义务书画活动。名为义务书画活动，但实质上却少不了金钱交易。即以小说中所细致描绘过的一次前往川渝商会举行的义务书画活动为例，商会暗中付给顾若虚的活动费用一共是六万元，而顾若虚先后付出的费用，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超过四万元。就这样一里一外，顾若虚一次义务书画活动搞下来，最起码净赚两万元有余。其次，是私人生活。顾若虚的私人生活，主要体现在他与书协工作人员霞子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上：“霞子是书协工作人员，都知道她实际上是顾若虚的秘书，也有四十岁了吧，今儿穿一身黑色连衣裙，白脖子挂条细细铂金项链，底下却是够大的金佛吊坠儿甩在领口外面，长发飘飘，坐在书画家们中间。”一番肖像描摹下来，这霞子果然是一个天生尤物，怪不得能够弄得顾若虚五迷三道，迷途而不知返呢。没承想，到最后，顾若虚在他个人的人生算盘上却落了个满盘皆输的可悲结局。书画活动方面，顾若虚一生的死对头秦关，终于想方设法越过他，搞到了省书协副主席的重要位置，并使他在长宁市书法界的地位一落千丈，被严重边缘化。私人生活方面，霞子那位吸毒的丈夫，从戒毒所里出来之后，曾经对两人大打出手。不仅彻底拆散了这对野鸳鸯，而且还使得顾若虚罹患了严重的“排便不畅症”。就这样，“老夫聊发少年狂”地“佯狂”一场下来，顾若虚反倒落得个“凄凄惨惨戚戚”的可悲下场。 与顾若虚的状况多少有点类似的，是小说中那位看似大名鼎鼎的中医杜茂生教授。医生杜茂生，虽然不属于文化界，但却总归可以被看作是一位知识分子。这位在社会上名声很响的教授，虽然年已八十，但看上去却还是那么一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的样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连我这八十岁人，每天早晚走五千步，雷打不动，小党她有时想耍狗熊也不行，说是给我当助手呢，倒是我成了他的助手”。问题在于，这杜茂生，虽然年事已高，但却是个色中饿鬼。长期不明不白地霸占着助手小党不说，还总是利用给别人看病的机会把色迷迷的目光对准那些秀色可餐的女性，比如，白小白那位还在上中学的漂亮女儿尤一白。尤一白虽然只是被白小白带着来看过一次病，杜茂生就牢牢地记住了她。一直到很久之后再见到白小白，他还总是对尤一白念念不忘。他的助手小党，尽管非常清楚这位老爷子的毛病，但却能够坚持留在他的身边，很显然是金钱这个“阿堵物”作祟的缘故。白小白说：“不过人家这个小党倒是蛮忠诚的，杜老头八十岁的人凭啥把个三十来岁女人哄得团团转？”秦伊力说：“凭啥？凭钱呗。”此后发生的事实充分证明，仅仅依靠金钱的力量维系的感情联系，的确存在问题。一旦杜茂生身体出现状况，不再能够“佯狂”，他那些平时对自己的父亲不管不顾的子女，便凶相毕露地“图穷匕首见”，悍然出手将服侍杜茂生多年的小党驱赶出门。
经由以上的分析，从叙述话语片段中对于“佯狂”的谈论，到元兴国、鄢静之以及庞志坚等官场与商界精英，再到白小白、顾若虚等一众文化人，以及杜茂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不难看出，能够敏感地发现社会的病症，并形象生动地将之概括为“佯狂”，首先说明作家向岛不仅有着敏锐的艺术洞察力，而且也有着极强烈的社会现实批判意识。第十七章，叙述者曾经借耿亚红之口，明确表达过“世界疯了”这样的一个意思：“耿亚红说，人平常老觉得一天一天重复着，啥都不变，过十年再看，啥都变了。这世界人都疯了，都要表演，都要佯狂，为名为利，连个道观的几尺净土都不给留，争来争去的，最后全让时间给抹掉了。”紧接着，就在这一章的结尾处，当白小白获悉杜茂生已经神智不清的消息之后，她也曾经喟然叹曰：“唉，人都病了，如今给人看病的人也病了，看来，谁的病还得谁扛着。”如果从象征的角度来理解白小白的这句感叹，那么，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佯狂”的世界，就已经的确是一个病态的世界。能够把这一点鲜明有力地揭示表现出来，向岛的《佯狂》就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当下时代并不多见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力作。然而，向岛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他并没有将自己对当下这个时代的关注思考仅仅停留在社会现实批判的层面上，而是更进一步地试图探寻这个普遍“佯狂”时代的有效解毒剂究竟何在。说到现实社会的解毒剂，就无论如何不能忽略小说中对于降云观以及那位康平道长的特别描写。第三章中，写贾宝民因为“裂石”事件而心神不安地返回到降云观再度求教于康平道长。康平道长给出的答案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一段话：“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名分与身体，哪个更亲近呢？身体与财物，哪个更贵重呢？得到与失去，哪个更痛苦呢？私欲太多必然耗费自身，物质太多最终损失惨重。所以，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羞辱，知道罢休就不会出现危险，总归一句话，就是‘知止’二字。”所谓“知止”，就是该停止的时候一定要停止。老子这段话的意思很显然是在告诫世人，一定不要贪得无厌，不能“胡佯狂”，一定要懂得收敛，懂得当止即止。将康平道长所引用的老子这段话，对应于《佯狂》中的诸多人物形象，你就不难发现，这些人物人生悲剧的最终酿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懂得“知止”的道理，因而过分“佯狂”的缘故。如果我们将康平道长所引用的这段话与整个《佯狂》文本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么，毫无疑问的一点就是，康平道长的这段话，恰好构成了当下这个时代普遍“佯狂”病症的最好解毒剂。
但，向岛关于救世之志的思索与表达却并未到此为止。更进一步地，他还设定了专门的人物形象来实实在在地践行老子的“知止”观。这个人物形象，不是别人，正是小说的主人公高尔升。前面在讨论到向岛所特别使用的“佯狂”这一语词的语义内涵的时候，我们曾经强调这一语词其实有两种意涵。一种就是“胡佯狂”，亦即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疯癫迷狂状态。另一种，则是真正意义上的“佯狂”，亦即假装疯癫。既然是假疯癫，那实际上也就是真清醒。或谓，举世皆醉我独醒者是也。倘若我们承认“佯狂”这一语词的确可以做如此解，那么，康平道长与我们即将展开分析的高尔升，就毫无疑问都属于这样的一类“佯狂”者形象。我们都知道，唐代诗人郑谷有名句云：“潸然四顾难消遣，只有佯狂泥酒杯。”郑谷诗中的“佯狂”一词，不管怎么说都应该做“假疯癫，真清醒”解。然而，一旦我们认定高尔升是《佯狂》的主人公，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主人公，一直到第四章方才正式粉墨登场。整部长篇小说，一共十九章，主人公却一直姗姗来迟，一直到四分之一篇幅结束的时候才正式出场，自然应该引起我们的必要关注。细细推想，如此一种人物出场方式，或许也正是作家向岛某种特别的叙事策略。从艺术表达效果来说，让那些“胡佯狂”者率先粉墨亮相，将各种“佯狂”丑态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然后再安排主人公出场，就可以对主人公的形象起到很好的映衬烘托作用。对于向岛安排高尔升一直到第五章才出场，我个人显然愿意做如是解。
却原来，这高尔升也曾经有过相当时间的官场履历。只有在元兴国因贪腐问题被查上吊身亡之后，我们方才从高尔升的自述中了解到当年的一些情况。当马川问高尔升，听说他们俩当年曾经在一块共过事的时候：“高尔升笑道，岂止是共过事，当年我汉稷区区长他副书记，把我弄下来以后他顶的区长，接着当区的书记、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一路就上去了。”而且，按照马川的说法，媒体曾经戏称元兴国为“搭档杀手”：“说是弄了多少多少钱，还用了个‘搭档杀手’的说法，历数他以反腐手段搞下去的同僚，有六七个，也提到了你的名字。”具体来说，高尔升之所以能够被元兴国以反腐手段搞下去，就是因为他十三年前在位时，恰逢母亲去世，收受了一点其实很不起眼的礼金。为此，高尔升也曾经一度因为想不明白而一蹶不振。但很快的，他就从颓废的状态中走出来了：“十三年前我從汉稷区区长的位子下来，本来降个虚职拿一份折旧费，苟且偷生活着也可以，为啥要辞职了到这民办院校当个老师，就是为了远离，咱不配在那个队伍待着，就找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嘛。”在寻常人的视野里，高尔升离职后到民办院校任教，已经称得上是石破天惊的一种选择。但高尔升的“石破天惊”，却很显然并未到此为止，在获悉了元兴国因贪腐问题上吊身亡的消息之后，高尔升更是做出了一种令人震惊的返乡创业决定：“高尔升笑道，大唐学院教书这工作，其实也不是个公职，没有就没有了，我想着问题不大，农村生活成本还是低得多，咱就是养个鸡养个羊，也不至于饿着，实在不行，就给咱那大外甥东峰打工去也可以嘛。”按照常理推断，高尔升的这些举动，皆与他被迫去官后的满腹不平怨气紧密相关，但在实际上，却是他很长时间深思熟虑后的一种理性选择。这一点，高尔升在自述中说得很明白：“高尔升说，必须走。我是早就打定主意要走的，似乎只是在等一个时机，究竟等什么时机其实我也不知道，元的结果一出来才恍然明白，我等的就是这个。如果说高林他们出去了不再为买房熬煎只是让我头轻了，元的这个结局，却是让我心灵深处真正松弛了。咱们也没有挑明说，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你们一帮同学借着为家父行礼，实际上也是在同情和怜悯我，这越发让我不安，怎么能老是窝在这学校里？这下，就让我好好活一下自己，说不定还能干出点事情。”毫无疑问，在当下这样一个现代城市文明已然崛起，传统的乡村文明面临着强劲冲击的时代，高尔升告别城市回到农村去创业的人生选择，的确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确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第五剑，很显然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第五剑说，如今农村那种样子，尽是剩下些老汉老婆碎娃，我就不知他回去能干个啥？难道是在山梁上接着栽树？”不要说第五剑，即使是一直在农村创业的高尔升的大外甥东峰，在听到大舅要回乡创业的消息之后，也都不理解地猛地一下跳了起来。 面对着众多质疑的目光，胸有成竹的高尔升娓娓道出了自己的理想目标：“高尔升说，初级目标的话，南西坡那里，你爷不是栽了那么多松树吗？进一批青脚鸡的幼鸡放养进去，青脚鸡就是老早那种土鸡，我小时候你婆养的那种。”“咱也不说赚钱，靠鸡和鸡蛋，最低限度养活我和你妗子俩人，应该没有问题吧？”“如果情况再好些，就可以考虑中级目标，把水库承包接过来，养殖生态鱼，综合发展。如果情况更好些，那就可以实施高级目标，把葫芦沟那里打造成生态养殖基地，优品农牧业集散地，咱离旅游专线那么近，每天人流量那么大，把旅游观光和餐饮也就可以带动起来。”关键问题在于，高尔升不仅如是说，而且马上就身体力行地如是做。按照小说的描写，计划设定之后，高尔升立即付诸实施，他联手那位左手略有残疾的王选民一起，立竿见影地在南西坡的那片松树林子里先期投放了一万只青脚鸡。一方面由于有王选民的尽心尽责，另一方面，也由于有专业性兽医站傅秀云医生和她女儿傅丽叶所提供的防疫措施，这一万只青脚鸡长势良好。养殖过程中，虽然也曾经一度遭遇过瘟疫的袭击，但由于傅秀云大夫采取了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也很快就化险为夷了。总归一句话，在高尔升按照自己的人生计划毅然决然地从城市重返乡村世界之后，真的称得上是顺风顺水，而且未来的前景眼看着就是一片灿烂辉煌。
但是，且慢，关于高尔升回到农村以后出乎预料的成功，有两个相关因素必须考虑在内。其一，是高尔升曾经的官场背景。“高尔升说，咱县上方旭副县长不是分管农业么，前一阵去北山参观养鸡，就是他带我去的，说是马上就搞。一听说我打算回来，就表示他可以督促着再加快些。”“县里那边，方旭副县长的想法是让我把这一摊整个管起来，我说我管可以，必须以股份制原则来经营，比如说以合作社的方式，这样共同约束，对双方都好。以官方名义让我来管，我肯定是不干。”身为家乡父母官的方旭副县长，之所以要尽心竭力地从各方面帮助高尔升，乃因为高尔升是他的老领导。也因此，虽然高尔升口口声声要甩脱官方以民间的方式在农村实现自我发展，但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他返乡之后所经营的个人创业之所以顺风顺水，与其官方背景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在此，我们不妨试着设想一下，假若不是曾经做过汉稷区区长的高尔升，而是长期依靠在火葬场抬尸为生的那位第五剑，或者是那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马川，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如同高尔升一样回到农村去谋求自我发展，恐怕都会碰得头破血流。其二，是高尔升的资金背景。尽管说高尔升肯定不是如同元兴国或者鄢静之那样令人可恶的贪官，但毫无疑问地，他回到乡村世界之后的自我发展，却也与大老板杨柱的投资紧密相关。如果没有来自杨柱的投资，那高尔升的所谓自我发展同样是如同肥皂泡一般的泡影。那么，身在深圳的大老板杨柱，好端端地又为什么要给高尔升提供资金支持呢？却原来，这杨柱，本是高尔升父亲高老师的学生。当年，家庭状况异常糟糕的杨柱，曾经多次得到过高老师的倾力相助。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大老板的杨柱，之所以愿意为高尔升的乡村事业投资，很显然是出于一种报恩的心理。假若缺少了杨柱的大力投资，那高尔升返乡后的人生计划，也无疑会化成泡影。
虽然并没有与作家向岛进行过直接的交流，但就我个人的一种阅读理解，向岛在他的这部《佯狂》中，很显然是把高尔升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新人”形象加以刻画塑造的。在这一人物形象身上，一种理想主义质素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依照我的猜想，从一开始，向岛就是把高尔升作为元兴国、鄢静之他们的对立面进行艺术设定的。通过这一具有理想主义质素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向岛的艺术意图之一，很显然就是要对如同元兴国、鄢静之这样的“胡佯狂”者进行强有力的批判与否定。然而，关于高尔升这一人物形象，以及潜隐在这一形象背后的思想文化资源，最起码有两点需要提出来与作家向岛商榷。首先，向岛关于高尔升重返乡村世界自我发展的情节设定，既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毛泽东当年曾经提出并践行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现代哲学家梁漱溟的乡村改造与建设思想，更能够让我们将其与现代化思潮中的一种“反现代性”思想倾向联系在一起。如果是后面的两个方面发生了作用，那当然无可厚非。假若是第一个方面发生了作用，那就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了。其次，正如同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的，重新返回乡村世界之后，如同高尔升这样的具体个案或许的确可以获得空前的成功，然而，一旦将高尔升置换为一个毫无官方与资金背景的普通人，那么他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现实的情形很可能是他在农村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也因此，从当下中国的乡村现实情况来考量，向岛关于高尔升返乡创业的相关描写，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想象”的结果。美好固然非常美好，只可惜不太容易变成真正的现实。此外，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加以讨论的，就是《佯狂》中关于高尔升与傅秀云之间那段美好的一夜情的描写。由于妻子已经去国很长一段时间，所以，高尔升绝对称得上是一位旷夫。而傅秀云，因为很早就遭到了无情丈夫的遗弃，所以，她已经长达十六年的时间没有享受过性爱的欢愉了。如此一对旷夫怨妇，意外地碰撞到一起之后，马上就无以自控地效鱼水之欢，本是非常合乎人性的事情。但问题在于，他们之间的这种性行为，是否也同样可以被看作是“通奸”呢？如果说贪官鄢静之的“通奸”是为人不齿的，那么，为什么高尔升与傅秀云之间同样的行为却会被作家宽容并加以肯定认同呢？同样的一种“通奸”行为，因为行为主体的不同，便会获得截然不同的两種评价。如此一种情形的出现，是否反映了作家向岛潜意识中某种人物形象歧视心理的存在呢？既然读出了这一点，那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干脆直截了当地写在这里，希望引起作家向岛的高度注意。然而，不管作家向岛开出的药方本身是否真的可以有效地诊治这个“佯狂”时代的病症，但他积极思考本身的价值却还是无法被抹杀的。
责任编辑高璟
阅读向岛《佯狂》，首先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一部直击当下时代中国社会现实乱象的长篇小说，为什么要被命名为“佯狂”？查阅《现代汉语词典》，说“佯狂”的意思就是“假装疯癫”。细细思索，将这一语词对应于向岛的《佯狂》文本，这“佯狂”一词大约又可以被分解出两种不同的意涵来。其一，其实并不是“佯狂”，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疯癫状态。这一点，既有作品中叙述者的若干叙述话语为证，更有诸多人物的所作所为为证。比如，第四章中，叙述者曾经借那位礼帽大叔的口说：“瞌睡多是福气啊，一天三饱一倒，比当神仙还好。如今这时代，咱遇上英明领袖了，那些坏人恶人，凭着有权有势有钱，胡佯狂哩，常话说人狂没好事，狗狂挨砖头，这不眼看着一个一个佯狂出事儿来，气数尽了？他们有人睡不着觉呢。要说啊，还是咱们这些本本分分的老实人日子安稳。”礼帽大叔嘴里的所谓“佯狂”，其实并不是假装疯癫，而是一种切实的疯癫状态，亦即真正的张狂不已。到了第十二章，叙述者借人物贾宝民之口，再次明确提到了“佯狂”一词：“但仔细想想，她一路走下来，也是确实不容易，比一个普通女人，不容易多少倍。我俩在一起后，我也是把握不住自己，没少胡佯狂，给她添了不少事。如今事已经到了这地步，比她官大的都死了，还说啥呢。”在这里，贾宝民也同样把“佯狂”一词与“胡”字连用。连用之后，佯狂的意思，自然也就变成了毫无自知之明的张狂。虽然并没有与向岛兄进行过直接的交流，但在我的理解中，他之所以要使用“佯狂”作为小说的标题，很显然与所摘引的叙述话语片段中人物反复提及的“佯狂”一词的语义紧密相关。
关键问题在于，不仅小说中的若干人物会时不时地在自己的话语中提及“佯狂”一词，而且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也都处于不同程度的“佯狂”状态之中。然而，在具体讨论众多人物的“佯狂”状态之前，我们却首先需要对小说那样一种借助于外围人物来烘托表现主要人物的艺术表现技巧予以必要的关注。在这里，一个问题是，究竟谁才真正算得上是《佯狂》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呢？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主人公之外的众多人物中，又有哪些人物可以称得上是主要人物形象？忠实于我一种真切的阅读感觉，《佯狂》的主人公，应该是那位虽然曾经有过官场履历但后来却回到乡下谋求自我发展的高尔升。因为后面要拿出专门的篇幅重点讨论这一人物的设计以及设计背后所潜隐着的思想资源，故而此处暂且按下不表。高尔升之外，究竟哪些人物在文本中所占有的位置更重要，恐怕就会出现各种见仁见智的不同答案。同样从我自己的阅读感受出发，我认为，元兴国、鄢静之以及那位长龙大厦的老板庞志坚等几位活跃于官场与商界的风云人物，应该被看作是高尔升这一主人公之外最重要的几个人物形象。如此一种判断，很可能会遭到一些朋友的反驳。他们反驳我的理由，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我在这里所具体提及的这几位人物形象，从一种严格的意义上说，根本就没有出场。依照他们的逻辑，坚持把几位根本的没有出场的人物形象认定为主要的人物形象，毫无疑问是一种非常荒谬的结论。问题的要害在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把握《佯狂》这部长篇小说的思想题旨。倘若把“佯狂”这一语词看作是理解把握作品思想题旨的一个关键词，那么，这“佯狂”二字就很显然意味着作家向岛对于当下这个时代某种直观洞察的结果。当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里的所谓“佯狂”，正是前面所摘引叙述话语中的那种“胡佯狂”，亦即精神意志过于“张狂”的意思。无论是官场也罢，还是商界也罢，都是当下时代非常重要的社会构成层面，或者干脆直截了当地说，官场与商界，乃是现实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倘若离开了它们，那所谓的现实社会其实也就不成其为现实社会了。既然官场与商界的地位如此重要，那向岛要想相对立体全面地概括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自然也就少不了对于官场与商界的关注与凝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坚持把元兴国、鄢静之及庞志坚这样几位貌似没有出场的人物形象看作是重要性仅次于主人公高尔升的人物形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把握当下这个时代的某种“佯狂”本质。一旦把元兴国、鄢静之与庞志坚他们视为主要人物形象，随之而来的，自然也就是小说创造性地采用的那种借助于次要或者外围人物的谈论口吻来刻画塑造主要人物形象的艺术表现技巧了。 我们注意到，《佯狂》中的很多地方，都采用了借助于人物口吻表现主要人物形象的艺术表现技巧。比如，第二章中，关于鄢静之这一人物形象，就主要是借助于第五剑的口吻而娓娓道出的：“第五剑说，那姓鄢的，前面男人原先是纺织厂跑采购的，女人后来当官了，就把他调到市上的运管单位，工人变成干部不说，那单位油水大闲钱多，竟然是吸上了毒。也许是跑采购时就染上了，谁知道呢。眼看着毒瘾越来越大，女人想离婚却离不了……女人好面子不愿声张，男人就抓住她的这个软处。女人回城来大概也不愿意在家待，经常就到茶秀要个小包间，泡一壶她自带的高档茶，一坐半天。”就这样，一来二去的，鄢静之就结识了贾宝民。在贾宝民想方设法帮着鄢静之离婚，成功摆脱了那个毒瘾男人之后，两个萍水相逢的男女也就顺理成章地结成了夫妻。再比如，第一章中，关于元兴国，作家是借助于长宁日报社文艺部主任耿亚红的口吻有所谈论介绍的：“（白小白）就靠着这样的资本，跟长宁市领导联系，毛遂自荐，要回到家乡为文化事业做贡献，元那时候还是市长，一句话就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了，一回来先是当你们文创室主任，元后来这一当书记，又给挂了一个文联副主席，正儿八经副处了。”假若联系后来元兴国的因贪腐问题而上吊身亡，那么，耿亚红这里的讨论介绍，其潜台词也就非常丰富了。身为市长或者书记的元兴国，为什么会提拨任用白小白，其后是否存在着权钱或者权色交易，实际上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事实上，无论是第五剑关于鄢静之的谈论，还是耿亚红关于元兴国的介绍，抑或还是诸如礼帽大叔这样的无名群众对于社会、时代、官员、商人他们的街谈巷议，都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曹雪芹的那部旷世巨著《红楼梦》，联想到其中第二回的回目：“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曹雪芹的高妙之处在于，在红楼梦的故事正式开始之前，先借助于冷子兴这样一位局外人的眼睛，以一种相对客观的叙述口吻，先将贾府也即荣国府里的主要人物都介绍给了读者。二者的区别在于，《红楼梦》中，冷子兴演说完毕之后，其演说中先后提及过的那些人物一个个都粉墨登场了，而到了向岛的《佯狂》中，被第五剑或者耿亚红他们所提及的这些官场或者商界中人，却自始至终都没有正式登场亮相。或者，也可以说，他们的不断被谈论介绍本身，就是他们一种与众不同的登场亮相方式。究其根本，能够自始至终地坚持通过外围或者次要人物谈论的方式来完成对于若干主要人物的刻画塑造，正是向岛这部《佯狂》非常突出的一种艺术特色所在。
正如同贾宝民事后所一再自我忏悔的那样，在绞尽脑汁地与女官员鄢静之离婚后，他自己实际上长期处于一种无法自控的“胡佯狂”状态之中。在我的理解中，贾宝民的“胡佯狂”有着非常明显的暗示意味，它所强烈暗示出的，正是身为副市长的鄢静之自己的“胡佯狂”状态。毋庸讳言，正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过于“胡佯狂”，过于不可一世，所以如同元兴国、鄢静之以及庞志坚这些官场与商界的所谓精英人物，才会最终落得个凄惨无比的悲剧性结局，进而为他们各自的“胡佯狂”行为付出相应的沉重代价。问题在于，当下这个充满浮躁气息的“佯狂”时代，“佯狂”者并没有局限于官场与商界。向岛《佯狂》所集中描写展示的文化界的情形，就同样如此。这一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那位身为长宁市文联副主席的所谓“作家”白小白。关于白小白的人生来历，叙述者曾经借助于耿亚红之口，做出过明确的交代：“耿亚红说，人家现在动不动跟人说她在深圳一家文化公司当老总如何如何，五马长缰绳地吹。我咋就听人说，她在那边先是当的坐台小姐呢，你不要问我听谁说的，反正不是我编造的，后来才认识了一个福建籍老板，傍上了，给那老板写传记，老板掏钱出版并且大肆宣传，在媒体很是热闹过一阵。这样就成了文化人了，老板后来给她专门注册了一个文化公司，她当然就是总经理了。”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结识了元兴国，于是就混成了长宁市文联的副主席。身为文联副主席的白小白，利用自己的身份与权力，成天创作着一种非驴非马的骡子文体。用耿亚红的话来说，就是：“你知道不，我们前段儿到几个县跑采访，农村里的农家书屋，白小白的书简直是铺天盖地，数了数起码有十一二种，每个农家书屋都有几十本。人家买个书号，拿领导特批的经费一印几万册，再打着领导的幌子由有关部门往下分摊，银子哗哗进到自己账上。马老师你是写作人，你说那些东西新闻不是新闻，小说不是小说，非虚构不是非虚构，算个啥吗？”毫无疑问，如同白小白这样以文化的名义四处招摇撞骗的行为，正是文化界的“胡佯狂”现象之一种。更有甚者，白小白自己处于“佯狂”状态不自知不说，她居然还试图将自己年幼的女儿也拉下水，也让她处于同样可怕的“佯狂”状态：“耿亚红说，你主任女儿跟我女儿在一个班，叫尤一白，现在也以少年作家自居，省作协都加入了，这不初三马上中考了吗，人家根本不当回事儿，成天描眉抹唇穿名牌的，隔三岔五就请所谓创作假，跟一帮人外出采风，功课一塌糊涂的，说是将来不用参加高考就能上名牌大学文学系的。”从白小白过分纵容孩子的这种教育方式上，我们不难看出她试图在尤一白身上复制自我所谓成功经验的明确意向。所幸，尤一白的父亲老尤算是个明白人。若非他在苦口婆心地耐心改变尤一白已经有所扭曲的不正常心理的同时，及时出手整治住了那个以导演身份四处招摇撞骗的巨也天，那么，尤一白的人生遭际恐怕真的不容乐观不堪收拾。
白小白之外，所谓的书法家、长宁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顾若虚，其精神状况一样处于“胡佯狂”的状态之中。这顾若虚，虽然年已七十，但卻总是身着“牛仔裤红衬衫”，显得一副“精神旺盛”的样子。小说中，顾若虚的精神“佯狂”，主要表现在社会活动与私人生活这两个方面。首先，是社会活动。作为长宁市大名鼎鼎的社会活动家，顾若虚最热衷于组织的活动，就是纠集一批所谓的书画家，到各家企业与商会举行各种名目的义务书画活动。名为义务书画活动，但实质上却少不了金钱交易。即以小说中所细致描绘过的一次前往川渝商会举行的义务书画活动为例，商会暗中付给顾若虚的活动费用一共是六万元，而顾若虚先后付出的费用，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超过四万元。就这样一里一外，顾若虚一次义务书画活动搞下来，最起码净赚两万元有余。其次，是私人生活。顾若虚的私人生活，主要体现在他与书协工作人员霞子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上：“霞子是书协工作人员，都知道她实际上是顾若虚的秘书，也有四十岁了吧，今儿穿一身黑色连衣裙，白脖子挂条细细铂金项链，底下却是够大的金佛吊坠儿甩在领口外面，长发飘飘，坐在书画家们中间。”一番肖像描摹下来，这霞子果然是一个天生尤物，怪不得能够弄得顾若虚五迷三道，迷途而不知返呢。没承想，到最后，顾若虚在他个人的人生算盘上却落了个满盘皆输的可悲结局。书画活动方面，顾若虚一生的死对头秦关，终于想方设法越过他，搞到了省书协副主席的重要位置，并使他在长宁市书法界的地位一落千丈，被严重边缘化。私人生活方面，霞子那位吸毒的丈夫，从戒毒所里出来之后，曾经对两人大打出手。不仅彻底拆散了这对野鸳鸯，而且还使得顾若虚罹患了严重的“排便不畅症”。就这样，“老夫聊发少年狂”地“佯狂”一场下来，顾若虚反倒落得个“凄凄惨惨戚戚”的可悲下场。 与顾若虚的状况多少有点类似的，是小说中那位看似大名鼎鼎的中医杜茂生教授。医生杜茂生，虽然不属于文化界，但却总归可以被看作是一位知识分子。这位在社会上名声很响的教授，虽然年已八十，但看上去却还是那么一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的样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连我这八十岁人，每天早晚走五千步，雷打不动，小党她有时想耍狗熊也不行，说是给我当助手呢，倒是我成了他的助手”。问题在于，这杜茂生，虽然年事已高，但却是个色中饿鬼。长期不明不白地霸占着助手小党不说，还总是利用给别人看病的机会把色迷迷的目光对准那些秀色可餐的女性，比如，白小白那位还在上中学的漂亮女儿尤一白。尤一白虽然只是被白小白带着来看过一次病，杜茂生就牢牢地记住了她。一直到很久之后再见到白小白，他还总是对尤一白念念不忘。他的助手小党，尽管非常清楚这位老爷子的毛病，但却能够坚持留在他的身边，很显然是金钱这个“阿堵物”作祟的缘故。白小白说：“不过人家这个小党倒是蛮忠诚的，杜老头八十岁的人凭啥把个三十来岁女人哄得团团转？”秦伊力说：“凭啥？凭钱呗。”此后发生的事实充分证明，仅仅依靠金钱的力量维系的感情联系，的确存在问题。一旦杜茂生身体出现状况，不再能够“佯狂”，他那些平时对自己的父亲不管不顾的子女，便凶相毕露地“图穷匕首见”，悍然出手将服侍杜茂生多年的小党驱赶出门。
经由以上的分析，从叙述话语片段中对于“佯狂”的谈论，到元兴国、鄢静之以及庞志坚等官场与商界精英，再到白小白、顾若虚等一众文化人，以及杜茂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不难看出，能够敏感地发现社会的病症，并形象生动地将之概括为“佯狂”，首先说明作家向岛不仅有着敏锐的艺术洞察力，而且也有着极强烈的社会现实批判意识。第十七章，叙述者曾经借耿亚红之口，明确表达过“世界疯了”这样的一个意思：“耿亚红说，人平常老觉得一天一天重复着，啥都不变，过十年再看，啥都变了。这世界人都疯了，都要表演，都要佯狂，为名为利，连个道观的几尺净土都不给留，争来争去的，最后全让时间给抹掉了。”紧接着，就在这一章的结尾处，当白小白获悉杜茂生已经神智不清的消息之后，她也曾经喟然叹曰：“唉，人都病了，如今给人看病的人也病了，看来，谁的病还得谁扛着。”如果从象征的角度来理解白小白的这句感叹，那么，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佯狂”的世界，就已经的确是一个病态的世界。能够把这一点鲜明有力地揭示表现出来，向岛的《佯狂》就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当下时代并不多见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力作。然而，向岛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他并没有将自己对当下这个时代的关注思考仅仅停留在社会现实批判的层面上，而是更进一步地试图探寻这个普遍“佯狂”时代的有效解毒剂究竟何在。说到现实社会的解毒剂，就无论如何不能忽略小说中对于降云观以及那位康平道长的特别描写。第三章中，写贾宝民因为“裂石”事件而心神不安地返回到降云观再度求教于康平道长。康平道长给出的答案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一段话：“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名分与身体，哪个更亲近呢？身体与财物，哪个更贵重呢？得到与失去，哪个更痛苦呢？私欲太多必然耗费自身，物质太多最终损失惨重。所以，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羞辱，知道罢休就不会出现危险，总归一句话，就是‘知止’二字。”所谓“知止”，就是该停止的时候一定要停止。老子这段话的意思很显然是在告诫世人，一定不要贪得无厌，不能“胡佯狂”，一定要懂得收敛，懂得当止即止。将康平道长所引用的老子这段话，对应于《佯狂》中的诸多人物形象，你就不难发现，这些人物人生悲剧的最终酿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懂得“知止”的道理，因而过分“佯狂”的缘故。如果我们将康平道长所引用的这段话与整个《佯狂》文本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么，毫无疑问的一点就是，康平道长的这段话，恰好构成了当下这个时代普遍“佯狂”病症的最好解毒剂。
但，向岛关于救世之志的思索与表达却并未到此为止。更进一步地，他还设定了专门的人物形象来实实在在地践行老子的“知止”观。这个人物形象，不是别人，正是小说的主人公高尔升。前面在讨论到向岛所特别使用的“佯狂”这一语词的语义内涵的时候，我们曾经强调这一语词其实有两种意涵。一种就是“胡佯狂”，亦即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疯癫迷狂状态。另一种，则是真正意义上的“佯狂”，亦即假装疯癫。既然是假疯癫，那实际上也就是真清醒。或谓，举世皆醉我独醒者是也。倘若我们承认“佯狂”这一语词的确可以做如此解，那么，康平道长与我们即将展开分析的高尔升，就毫无疑问都属于这样的一类“佯狂”者形象。我们都知道，唐代诗人郑谷有名句云：“潸然四顾难消遣，只有佯狂泥酒杯。”郑谷诗中的“佯狂”一词，不管怎么说都应该做“假疯癫，真清醒”解。然而，一旦我们认定高尔升是《佯狂》的主人公，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主人公，一直到第四章方才正式粉墨登场。整部长篇小说，一共十九章，主人公却一直姗姗来迟，一直到四分之一篇幅结束的时候才正式出场，自然应该引起我们的必要关注。细细推想，如此一种人物出场方式，或许也正是作家向岛某种特别的叙事策略。从艺术表达效果来说，让那些“胡佯狂”者率先粉墨亮相，将各种“佯狂”丑态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然后再安排主人公出场，就可以对主人公的形象起到很好的映衬烘托作用。对于向岛安排高尔升一直到第五章才出场，我个人显然愿意做如是解。
却原来，这高尔升也曾经有过相当时间的官场履历。只有在元兴国因贪腐问题被查上吊身亡之后，我们方才从高尔升的自述中了解到当年的一些情况。当马川问高尔升，听说他们俩当年曾经在一块共过事的时候：“高尔升笑道，岂止是共过事，当年我汉稷区区长他副书记，把我弄下来以后他顶的区长，接着当区的书记、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一路就上去了。”而且，按照马川的说法，媒体曾经戏称元兴国为“搭档杀手”：“说是弄了多少多少钱，还用了个‘搭档杀手’的说法，历数他以反腐手段搞下去的同僚，有六七个，也提到了你的名字。”具体来说，高尔升之所以能够被元兴国以反腐手段搞下去，就是因为他十三年前在位时，恰逢母亲去世，收受了一点其实很不起眼的礼金。为此，高尔升也曾经一度因为想不明白而一蹶不振。但很快的，他就从颓废的状态中走出来了：“十三年前我從汉稷区区长的位子下来，本来降个虚职拿一份折旧费，苟且偷生活着也可以，为啥要辞职了到这民办院校当个老师，就是为了远离，咱不配在那个队伍待着，就找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嘛。”在寻常人的视野里，高尔升离职后到民办院校任教，已经称得上是石破天惊的一种选择。但高尔升的“石破天惊”，却很显然并未到此为止，在获悉了元兴国因贪腐问题上吊身亡的消息之后，高尔升更是做出了一种令人震惊的返乡创业决定：“高尔升笑道，大唐学院教书这工作，其实也不是个公职，没有就没有了，我想着问题不大，农村生活成本还是低得多，咱就是养个鸡养个羊，也不至于饿着，实在不行，就给咱那大外甥东峰打工去也可以嘛。”按照常理推断，高尔升的这些举动，皆与他被迫去官后的满腹不平怨气紧密相关，但在实际上，却是他很长时间深思熟虑后的一种理性选择。这一点，高尔升在自述中说得很明白：“高尔升说，必须走。我是早就打定主意要走的，似乎只是在等一个时机，究竟等什么时机其实我也不知道，元的结果一出来才恍然明白，我等的就是这个。如果说高林他们出去了不再为买房熬煎只是让我头轻了，元的这个结局，却是让我心灵深处真正松弛了。咱们也没有挑明说，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你们一帮同学借着为家父行礼，实际上也是在同情和怜悯我，这越发让我不安，怎么能老是窝在这学校里？这下，就让我好好活一下自己，说不定还能干出点事情。”毫无疑问，在当下这样一个现代城市文明已然崛起，传统的乡村文明面临着强劲冲击的时代，高尔升告别城市回到农村去创业的人生选择，的确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确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第五剑，很显然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第五剑说，如今农村那种样子，尽是剩下些老汉老婆碎娃，我就不知他回去能干个啥？难道是在山梁上接着栽树？”不要说第五剑，即使是一直在农村创业的高尔升的大外甥东峰，在听到大舅要回乡创业的消息之后，也都不理解地猛地一下跳了起来。 面对着众多质疑的目光，胸有成竹的高尔升娓娓道出了自己的理想目标：“高尔升说，初级目标的话，南西坡那里，你爷不是栽了那么多松树吗？进一批青脚鸡的幼鸡放养进去，青脚鸡就是老早那种土鸡，我小时候你婆养的那种。”“咱也不说赚钱，靠鸡和鸡蛋，最低限度养活我和你妗子俩人，应该没有问题吧？”“如果情况再好些，就可以考虑中级目标，把水库承包接过来，养殖生态鱼，综合发展。如果情况更好些，那就可以实施高级目标，把葫芦沟那里打造成生态养殖基地，优品农牧业集散地，咱离旅游专线那么近，每天人流量那么大，把旅游观光和餐饮也就可以带动起来。”关键问题在于，高尔升不仅如是说，而且马上就身体力行地如是做。按照小说的描写，计划设定之后，高尔升立即付诸实施，他联手那位左手略有残疾的王选民一起，立竿见影地在南西坡的那片松树林子里先期投放了一万只青脚鸡。一方面由于有王选民的尽心尽责，另一方面，也由于有专业性兽医站傅秀云医生和她女儿傅丽叶所提供的防疫措施，这一万只青脚鸡长势良好。养殖过程中，虽然也曾经一度遭遇过瘟疫的袭击，但由于傅秀云大夫采取了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也很快就化险为夷了。总归一句话，在高尔升按照自己的人生计划毅然决然地从城市重返乡村世界之后，真的称得上是顺风顺水，而且未来的前景眼看着就是一片灿烂辉煌。
但是，且慢，关于高尔升回到农村以后出乎预料的成功，有两个相关因素必须考虑在内。其一，是高尔升曾经的官场背景。“高尔升说，咱县上方旭副县长不是分管农业么，前一阵去北山参观养鸡，就是他带我去的，说是马上就搞。一听说我打算回来，就表示他可以督促着再加快些。”“县里那边，方旭副县长的想法是让我把这一摊整个管起来，我说我管可以，必须以股份制原则来经营，比如说以合作社的方式，这样共同约束，对双方都好。以官方名义让我来管，我肯定是不干。”身为家乡父母官的方旭副县长，之所以要尽心竭力地从各方面帮助高尔升，乃因为高尔升是他的老领导。也因此，虽然高尔升口口声声要甩脱官方以民间的方式在农村实现自我发展，但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他返乡之后所经营的个人创业之所以顺风顺水，与其官方背景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在此，我们不妨试着设想一下，假若不是曾经做过汉稷区区长的高尔升，而是长期依靠在火葬场抬尸为生的那位第五剑，或者是那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马川，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如同高尔升一样回到农村去谋求自我发展，恐怕都会碰得头破血流。其二，是高尔升的资金背景。尽管说高尔升肯定不是如同元兴国或者鄢静之那样令人可恶的贪官，但毫无疑问地，他回到乡村世界之后的自我发展，却也与大老板杨柱的投资紧密相关。如果没有来自杨柱的投资，那高尔升的所谓自我发展同样是如同肥皂泡一般的泡影。那么，身在深圳的大老板杨柱，好端端地又为什么要给高尔升提供资金支持呢？却原来，这杨柱，本是高尔升父亲高老师的学生。当年，家庭状况异常糟糕的杨柱，曾经多次得到过高老师的倾力相助。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大老板的杨柱，之所以愿意为高尔升的乡村事业投资，很显然是出于一种报恩的心理。假若缺少了杨柱的大力投资，那高尔升返乡后的人生计划，也无疑会化成泡影。
虽然并没有与作家向岛进行过直接的交流，但就我个人的一种阅读理解，向岛在他的这部《佯狂》中，很显然是把高尔升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新人”形象加以刻画塑造的。在这一人物形象身上，一种理想主义质素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依照我的猜想，从一开始，向岛就是把高尔升作为元兴国、鄢静之他们的对立面进行艺术设定的。通过这一具有理想主义质素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向岛的艺术意图之一，很显然就是要对如同元兴国、鄢静之这样的“胡佯狂”者进行强有力的批判与否定。然而，关于高尔升这一人物形象，以及潜隐在这一形象背后的思想文化资源，最起码有两点需要提出来与作家向岛商榷。首先，向岛关于高尔升重返乡村世界自我发展的情节设定，既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毛泽东当年曾经提出并践行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现代哲学家梁漱溟的乡村改造与建设思想，更能够让我们将其与现代化思潮中的一种“反现代性”思想倾向联系在一起。如果是后面的两个方面发生了作用，那当然无可厚非。假若是第一个方面发生了作用，那就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了。其次，正如同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的，重新返回乡村世界之后，如同高尔升这样的具体个案或许的确可以获得空前的成功，然而，一旦将高尔升置换为一个毫无官方与资金背景的普通人，那么他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现实的情形很可能是他在农村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也因此，从当下中国的乡村现实情况来考量，向岛关于高尔升返乡创业的相关描写，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想象”的结果。美好固然非常美好，只可惜不太容易变成真正的现实。此外，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加以讨论的，就是《佯狂》中关于高尔升与傅秀云之间那段美好的一夜情的描写。由于妻子已经去国很长一段时间，所以，高尔升绝对称得上是一位旷夫。而傅秀云，因为很早就遭到了无情丈夫的遗弃，所以，她已经长达十六年的时间没有享受过性爱的欢愉了。如此一对旷夫怨妇，意外地碰撞到一起之后，马上就无以自控地效鱼水之欢，本是非常合乎人性的事情。但问题在于，他们之间的这种性行为，是否也同样可以被看作是“通奸”呢？如果说贪官鄢静之的“通奸”是为人不齿的，那么，为什么高尔升与傅秀云之间同样的行为却会被作家宽容并加以肯定认同呢？同样的一种“通奸”行为，因为行为主体的不同，便会获得截然不同的两種评价。如此一种情形的出现，是否反映了作家向岛潜意识中某种人物形象歧视心理的存在呢？既然读出了这一点，那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干脆直截了当地写在这里，希望引起作家向岛的高度注意。然而，不管作家向岛开出的药方本身是否真的可以有效地诊治这个“佯狂”时代的病症，但他积极思考本身的价值却还是无法被抹杀的。
责任编辑高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