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龙应台新作《孟子和小科员》,觉得当年台北市长马英九邀请她出任该市首任文化局长，有点像刘玄德之三请诸葛亮。第一次，她接到市长秘书的电话，告之马市长的这一“邀请”，并很客气地“请龙老师把履历寄到台北”，她不假思索地答复：“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嘛要寄履历给你们？”第二次，又接到市长秘书的电话：说马英九将亲自到法兰克福，很婉转地问“龙老师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谈？”她又半真半假地答复：“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市长来我家一谈。”于是，风尘仆仆的马英九在悄悄飞到法兰克福后，又与秘书一起从机场搭出租车，在暗夜中找到了离城20里路的龙应台在乡下的住宅。
　　将此归结为“傲慢”是龙应台的自谦，其实，她是视此为“独立人格”之显现的，是自己人生的得意之笔，并且追根溯源，认为这种对权势的“傲慢”来自亚圣孟子。确实，孟子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以及他那番“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言论，无不体现出他对权势的“傲慢”以及我们所说的独立人格。由此反观龙应台对权势之“傲慢”，固然有孟子的影响，却更与她的境遇有关——她在法兰克福当教授，本就无意为官，即使想当官，也未必就一定要到台北去当，既无求于马英九，又不受制于马英九，凭什么就要听从他的指令，由他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所以，尽管我很欣赏龙女士对于权势的“傲慢”，很欣赏她的这种独立人格，却未必特别敬佩。那些生在大一统封建专制时代又处于官场之中而能保持这种独立人格的“士”，实在比她更为不易。
　　仅就龙应台本人而言，我以为更可敬的倒是她对于那位“讲话娇滴滴”而又“十分腼腼”的“小科员”的“顶牛”的宽容。身为文化局长而又自信有相当审美能力的她，想把在“刹那间发现的美”定格下来，已经指令“随行的高级官员”去“请艺术家把阳光自然投射的鹰架的影子，淡淡地画在墙上”，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她也曾数次催问，此事还是不见动静，当她因心中窝火而板着面孔当众“责问延宕原因”之时，那位“专管公共艺术的承办人”即“讲话娇滴滴”而又“十分腼腼”的“小科员”居然也当众以几个“您不是说”来指出她的这个指令的不妥以至离谱：“局长说画什么，就画上去，可能违背了公共艺术的基本精神”。就是这么几句不卑不亢的话，该会使身为局长而又声名显赫的龙女士视为对她局长权力以及作家审美能力的蔑视与挑战吧!使她怒火中烧，当众发作吧!然而，她没有，她只是“静静地听”那位“小科员”的“静静地陈述”，没有执意再让别人去按照她原先的指令去处理那一面墙。这事情不大，却使我为之肃然。
　　曾有人说：“媚上者临下必骄”。这几乎是一条规律。那么，能不能说“骄上者事下必恭”呢？这个“逆命题”恐怕不能成立。人性的弱点之一，便是喜有顺适之，自己不拍上司的马屁却喜欢下属拍自己马屁的人并不少见。龙应台说，“我努力维持自己的独立，也要求属下官员培养独立意识”，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以实践作为标准去检验别人的时候，兴许能够势如破竹，一旦用来检验自己，有时却连一张遮羞布也揭不了。无权无势之时，以民主作为武器，去为自己争取某种话语权利，兴许也是一脸正义；一旦有了某种权势和某种话语霸权，又希望别人都能与自己保持一致，这“民主”二字，就不再那么可爱。所谓“独立人格”，也有相似之处。因此，当龙应台的“下属官员”真的以按照她的“要求”培养起来的“独立人格”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之时，也就成了她面临的一道不很容易过得去的坎。然而，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尊重别人(特别是自己的下属)的独立人格，这原是独立人格的两个立面。如果只注重自己的独立人格而不尊重别人的独立人格，那么，这种独立人格离唯我独尊也就没有多远了。
　　不知道龙应台说“除了孟子，小科员也给我上过课”，是否也有这层意思。
　　(作者单位：福建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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