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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悠久的中国造物艺术史上,青铜艺术是“器以藏礼”思想在造物活动中的典型代表,其中青铜鼎又是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商周时期为我国青铜鼎艺术的最高峰,青铜制造业非常发达。祭祀和占卜是商代的政治性宗教活动,宗教巫术内化为商人的精神力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贫富差距拉大,在社會生活中衍生出各种相应的礼仪制度,这是青铜鼎作为贵族阶层的日常生活器皿和礼器同时存在的客观原因。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青铜鼎成为区别人的社会等级、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稳定的主要工具之一。
关键词:器以藏礼;造物;青铜鼎;礼制
在整个商周这段动乱的历史时期,私有制的发展导致了战乱与纷争,人类远离了和谐,此时对自然和某种力量的崇拜与恐惧导致青铜鼎的社会地位产生了很大的转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致使贫富分化加剧,礼便由此产生。商周时期是青铜器发展的辉煌时期。贵族阶层按等级制度列鼎而食,青铜鼎既成为政治权力的化身,又是传递礼制与等级思想的载体。
一、器以藏礼,礼制之道的展现
(一)旌功记绩,颂扬祖德
“礼”的兴起是对“致其敬于鬼神”的肇始。殷商晚期,随着专制制度的进一步确立、完善,王权意识与日俱增,维持统治秩序的礼制逐渐得到了重视。至西周,森严的礼制制度被确立。而商周刚好是青铜艺术辉煌灿烂的鼎盛时期。纪事铭文在商末出现,于鼎的内壁铸记长篇铭文是西周青铜礼器的重要特点。铭文通常用颂扬祖德、刻记功烈、陈述周王赐命的主题来加强宗法观念,以巩固统治者在政治上的权威。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铭文四百九十九字,是目前最长的,其内容是借助于铭文宣传周王的善德天命、文治武功以及对臣下的恩宠和封赏。
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如我们知道的如大禹治水,铸造九鼎,象征九州。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盛况。鼎是华夏文明的一种象征,其作为礼器在商周礼制中有着重要意义。
(二)宫廷宴享,钟鸣鼎食
鼎是青铜器最重要的物种之一,是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在商周,鼎既是饮食器皿中最具特征的重物,又是礼器中的重器。列鼎制度萌芽于西周初期,发展于西周至春秋时期。《周礼·秋官·掌客》记诸侯五等皆用“鼎、簋十有二”。郑玄注:“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夹、东夹各二。合言鼎、簋者,牲与黍稷,俱食之主也。”
由于青铜材料稀有,铸造复杂,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故其从诞生的那天开始便为贵族阶级所专有。“钟鸣鼎食”是贵族阶层奢华的排场,平民百姓之家只能用陶鼎。商周时期青铜鼎作为饮食器具的出现,承载的是商周时期特殊的礼制,它从形制、纹饰、功能、铭文等方面体现了使用者的权利、等级,满足了使用者显示和维护社会地位和权利的需要。鼎正是为了显示所有者特殊的身份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二、器以藏礼,以礼治国的需要
(一)彰显等级,维护统治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剩余财富出现,社会成员产生分化并出现不平等现象,“礼”便由此孕育而出。珍贵器物逐渐为“少数人”独占,它们不仅在“少数人”生前所拥有,而且在其死后又随葬入墓。于是,这些器物便逐渐具有标示这些“少数人”与众不同的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意义,逐渐演变为后世的“礼器”。而礼仪活动一方面成为“少数人”传递旨意的手段,另一方面“少数人”也常借助它来彰显和强化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从而接近后世的“礼仪”,“礼制”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萌芽。
商周时期的用鼎制度与其政治体制密切相关。这一时期不仅奴隶主贵族集团和庶民之间有严格的等级差别而形成对立的阶级,奴隶主贵族集团内部也有不同的等级,依据不同的等级享有相应的权力和财富。这种等级制度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层对庶民的权威统治,而青铜器礼制制度就是维护这种等级制度的手段。西周等级制度表现尤为突出,据周代礼书记载,贵族因其身份高低而决定使用鼎数的多寡,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大小相次的用鼎制度。
(二)君权合法,安邦定国
商周时期青铜器从类别上基本分为礼器、兵器、日常生活器和杂器等。而鼎价值之最,充斥在各种大型的祭祀、宴飨、宗庙活动之中,甚至与家国大事的命运联系起来,寄托着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愿望。“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表明在方国割据的商周时期青铜器蕴含着强大的宗教祭祀力量和政治统治力量。简而言之,青铜鼎实际上是一种维系政权统治的工具和手段。
天子将自己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与宗教上“巫”的职能密切结合,宣扬自己与鬼神和祖先的特殊关系,实现“受天有大命”的统治愿望。例如殷商青铜器多奢华厚重,镌刻着凶猛贪婪、阴森可怖的动物形象,好似使贵族统治者也附上此种神力,营造一种无形的威慑感,从而达到守护王权的目的。西周时期奴隶制深化,统治者创建了更加完备的国家机构和礼乐制度。这一时期铸造了大量青铜礼器,根据奴隶主贵族身份的高低严格划分使用器物的等级,不得僭越,成为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
结语
鼎是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在青铜器逐渐盛行的商周时期,以鼎为主的青铜礼器既是政治权势的象征,又是社会财富的体现,更是祭祀权力的标志。青铜鼎作为统治阶级彰显功绩、明辨身份之物,普遍渗入到商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从礼制角度来看,鼎是王权贵族的象征,是宗庙祭祀中的庄重之物。鼎作为礼器的一种,其使用的多寡,更是区分统治者权力等级、上下尊卑的标识。以礼治国的方略绵延几千年,因而造就了无可比拟的华夏礼制文明。在整个中华文明中,鼎之文化源远流长,其作为礼乐制度中的重要礼器而衍生出的列鼎制度使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重要文化符号。
参考文献
[1] 高纪洋.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0年.
[2] 梁彦民.商周青铜鼎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
[3] 郭沫若.青铜时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4]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版.
[5] 时溪蔓.商周青铜器的发展研究[J].兰台世界,2013年.
作者简介:纪珊珊(1996.10—),女,汉族,山东省威海市人,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艺术设计学院,18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设计学,研究方向:设计艺术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器以藏礼;造物;青铜鼎;礼制
在整个商周这段动乱的历史时期,私有制的发展导致了战乱与纷争,人类远离了和谐,此时对自然和某种力量的崇拜与恐惧导致青铜鼎的社会地位产生了很大的转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致使贫富分化加剧,礼便由此产生。商周时期是青铜器发展的辉煌时期。贵族阶层按等级制度列鼎而食,青铜鼎既成为政治权力的化身,又是传递礼制与等级思想的载体。
一、器以藏礼,礼制之道的展现
(一)旌功记绩,颂扬祖德
“礼”的兴起是对“致其敬于鬼神”的肇始。殷商晚期,随着专制制度的进一步确立、完善,王权意识与日俱增,维持统治秩序的礼制逐渐得到了重视。至西周,森严的礼制制度被确立。而商周刚好是青铜艺术辉煌灿烂的鼎盛时期。纪事铭文在商末出现,于鼎的内壁铸记长篇铭文是西周青铜礼器的重要特点。铭文通常用颂扬祖德、刻记功烈、陈述周王赐命的主题来加强宗法观念,以巩固统治者在政治上的权威。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铭文四百九十九字,是目前最长的,其内容是借助于铭文宣传周王的善德天命、文治武功以及对臣下的恩宠和封赏。
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如我们知道的如大禹治水,铸造九鼎,象征九州。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盛况。鼎是华夏文明的一种象征,其作为礼器在商周礼制中有着重要意义。
(二)宫廷宴享,钟鸣鼎食
鼎是青铜器最重要的物种之一,是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在商周,鼎既是饮食器皿中最具特征的重物,又是礼器中的重器。列鼎制度萌芽于西周初期,发展于西周至春秋时期。《周礼·秋官·掌客》记诸侯五等皆用“鼎、簋十有二”。郑玄注:“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夹、东夹各二。合言鼎、簋者,牲与黍稷,俱食之主也。”
由于青铜材料稀有,铸造复杂,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故其从诞生的那天开始便为贵族阶级所专有。“钟鸣鼎食”是贵族阶层奢华的排场,平民百姓之家只能用陶鼎。商周时期青铜鼎作为饮食器具的出现,承载的是商周时期特殊的礼制,它从形制、纹饰、功能、铭文等方面体现了使用者的权利、等级,满足了使用者显示和维护社会地位和权利的需要。鼎正是为了显示所有者特殊的身份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二、器以藏礼,以礼治国的需要
(一)彰显等级,维护统治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剩余财富出现,社会成员产生分化并出现不平等现象,“礼”便由此孕育而出。珍贵器物逐渐为“少数人”独占,它们不仅在“少数人”生前所拥有,而且在其死后又随葬入墓。于是,这些器物便逐渐具有标示这些“少数人”与众不同的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意义,逐渐演变为后世的“礼器”。而礼仪活动一方面成为“少数人”传递旨意的手段,另一方面“少数人”也常借助它来彰显和强化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从而接近后世的“礼仪”,“礼制”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萌芽。
商周时期的用鼎制度与其政治体制密切相关。这一时期不仅奴隶主贵族集团和庶民之间有严格的等级差别而形成对立的阶级,奴隶主贵族集团内部也有不同的等级,依据不同的等级享有相应的权力和财富。这种等级制度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层对庶民的权威统治,而青铜器礼制制度就是维护这种等级制度的手段。西周等级制度表现尤为突出,据周代礼书记载,贵族因其身份高低而决定使用鼎数的多寡,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大小相次的用鼎制度。
(二)君权合法,安邦定国
商周时期青铜器从类别上基本分为礼器、兵器、日常生活器和杂器等。而鼎价值之最,充斥在各种大型的祭祀、宴飨、宗庙活动之中,甚至与家国大事的命运联系起来,寄托着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愿望。“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表明在方国割据的商周时期青铜器蕴含着强大的宗教祭祀力量和政治统治力量。简而言之,青铜鼎实际上是一种维系政权统治的工具和手段。
天子将自己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与宗教上“巫”的职能密切结合,宣扬自己与鬼神和祖先的特殊关系,实现“受天有大命”的统治愿望。例如殷商青铜器多奢华厚重,镌刻着凶猛贪婪、阴森可怖的动物形象,好似使贵族统治者也附上此种神力,营造一种无形的威慑感,从而达到守护王权的目的。西周时期奴隶制深化,统治者创建了更加完备的国家机构和礼乐制度。这一时期铸造了大量青铜礼器,根据奴隶主贵族身份的高低严格划分使用器物的等级,不得僭越,成为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
结语
鼎是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在青铜器逐渐盛行的商周时期,以鼎为主的青铜礼器既是政治权势的象征,又是社会财富的体现,更是祭祀权力的标志。青铜鼎作为统治阶级彰显功绩、明辨身份之物,普遍渗入到商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从礼制角度来看,鼎是王权贵族的象征,是宗庙祭祀中的庄重之物。鼎作为礼器的一种,其使用的多寡,更是区分统治者权力等级、上下尊卑的标识。以礼治国的方略绵延几千年,因而造就了无可比拟的华夏礼制文明。在整个中华文明中,鼎之文化源远流长,其作为礼乐制度中的重要礼器而衍生出的列鼎制度使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重要文化符号。
参考文献
[1] 高纪洋.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0年.
[2] 梁彦民.商周青铜鼎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
[3] 郭沫若.青铜时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4]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版.
[5] 时溪蔓.商周青铜器的发展研究[J].兰台世界,2013年.
作者简介:纪珊珊(1996.10—),女,汉族,山东省威海市人,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艺术设计学院,18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设计学,研究方向:设计艺术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