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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当局在去年底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并于今年5月在“行政院”架构内设置“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后,岛内政坛频繁上演“转型不正义”政治丑剧。日前,台当局“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在内部会议中,点名声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是“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密谋以“影射”方式对其进行选举操作,甚至提前自矜功伐,称“促转会已经升格变东厂”。张天钦甘为民进党“选举打手”的剖白,打破民进党苦心营造的“转型正义”代表“进步价值”的虚像,引发连锁政治效应。张天钦本人在舆论挞伐声中狼狈下台,“促转会主委”黄煌雄亦于10月6日黯然请辞离职。
“东厂”风波持续发酵,蔡当局却力挺“促转会”继续“发功”。10月5日,蔡英文、“行政院长”赖清德、“立法院长”苏嘉全等绿营要角集体出席“促转会”举行的“撤销威权时代政治案件有罪判决公告仪式”,蔡英文在讲话中称“转型正义不可不做,也不能停止”。10月9日,赖清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指出,“促转会”若要求“中正路”“中山堂”等改名,“行政单位必须要配合”,因为“促转会成立目的之一就是消除威权戒严象征”。
面对岛内民众此起彼伏的质疑声浪,民进党当局执意将政党私利与“转型正义”强行挂钩,无视台湾同胞“族群和谐”“蓝绿和解”“两岸和平”的殷切政治期盼,其倒行逆施势必难逃台湾主流民意审判。
绿营念兹在兹的“转型正义”系由英文Transitional Justice翻译而来。联合国文件一般将之译为“过渡司法”或“过渡时期司法”,并把它的内涵界定为“一个社会为抚平过去的大规模虐害行为所遗留的伤痛,确保究问责任、伸张正义、实现和解而进行的努力的所有相关进程和机制”。在台湾地区政党恶斗的现实政治语境里,民进党为攫取政党利益,将自身政治主张粗暴嫁接至“转型正义”概念之上,并精心设计话语陷阱,称“转型正义”是“民主政体下对过去威权政府不正义行为的调查、矫正与赔偿”,企图把国民党形塑成背负“威权统治”原罪的政党。吊诡的是,最早在台湾地区推行“转型正义”实践的恰恰是国民党。学界亦普遍认为,李登辉当局调查“二二八事件”真相、向受害者道歉赔偿等做法是岛内“转型正义”的滥觞。
然而,以“民主政治”推动者自居的民进党,通过翻炒历史旧账操弄民粹化本土悲情的方式,成功窃取“转型正义”话语主导权。2000年,陈水扁意外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蒋介石、蒋经国执政时期侵犯人权案等问题即多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陈水扁执政后期,弊案频发,“转型正义”成为民进党当局转移舆论焦点、帮助自身脱困的“救命稻草”。2006年,绿营学者炮制“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把蒋介石描述为“最大元凶”。同年,陈水扁也在公开讲话中称“二二八事件”是“一个人与一个党,为了私心与私利对台湾的打压与迫害”,“是外来政权、独裁体制、少数统治者,对台湾本土精英有系统有组织的镇压”。2007年,民进党又在所谓“正常国家决议文”中称,推动“转型正义”就是消除“威权统治”遗留的政治符号与资源分配不公,追讨国民党不当党产,平反并调查“白色恐怖”时期政治事件的真相。陈水扁当局炒作“转型正义”,目的是给国民党退居台湾后的历史贴上“非正义”标签,借此否定国民党存在的正当性。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对陈水扁无所不包的“转型正义”活动予以“拨乱反正”,极力廓清其适用边界。不过,在民进党强力杯葛下,马英九当局未能从民进党手中夺回“转型正义”话语权,这也为民进党再次上台后报复性推动“转型正义”埋下伏笔。
借镜陈水扁等人的做法,蔡当局在“立法”、机构设置、人事安排等层面娴熟操作“转型正义”议题。从追讨国民党党产到成立“促转会”,民进党以“平复冤屈”“消除威权戒严象征”等口号煽动民粹情绪,逐步对台湾社会进行秩序整顿,利用行政权力肆意凌迟国民党等主要竞争对手,蛮横推进“绿色独裁”“台独路线”等政治图谋。
一是通过“党产会”砍断国民党“金脉”与“人脉”。民进党基于政治利益计算,谋求通过剥夺国民党党产、打击亲蓝势力,将国民党弱化至“小黨”状态。2017年7月,民进党当局通过“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2017年8月,“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正式揭牌成立。“党产会”成立后对国民党迅速展开“上穷碧落下黄泉”式抄家,除冻结追缴国民党党产斩断其金脉外,还次第向“妇联会”“救国团”等所谓“附随组织”开铡,打击蓝营潜在支持者以斩断国民党人脉。今年10月9日,“党产会”又认定台湾“中影公司”为“国民党附随组织”,其118亿元新台币资产面临被“党产会”接管的命运。“九合一”选举迫在眉睫,“党产会”在敏感选前节点力求表现,其为民进党助选的意图昭然若揭。
二是“促转会”沦为民进党“绿色恐怖”帮凶。依据“促转条例”,“促转会”承担“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及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处理不当党产”等高度敏感且针对性极强的政治任务,而岛内各界也多认为“促转会”就是民进党费尽心机铸造的用于扑杀国民党的政治武器,是民进党“绿色独裁”的遮羞布。在职权方面,“促转会”既可利用正名、没收、调查等程序压制乃至污名化反对者,还可在调查遭遇抵抗时行使指挥“宪警”的司法调查权,甚至还能进入私人处所强制调查搜索。在成员构成方面,民进党当局提名的张天钦、杨翠、花亦芬、ElengTjaljimaraw(高天惠)等委员,多与绿营有深厚渊源。其中,张天钦出身台大法律系,与蔡英文存在同门裙带关系;杨翠曾任“独”派组织“台湾教授协会”副秘书长一职;高天惠则是“台独”宗教团体“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助理总干事。
三是“转型正义”包藏“台独”祸心。蔡英文以“转型正义”为障眼法,通过“转型正义”踩踏“台独”红线。一方面,利用“促转条例”建构“台独”历史记忆。孙中山、蒋介石、“中正纪念堂”等与大陆有联结的历史人物与政治符号,皆被民进党构陷成“徘徊在台湾社会的威权体制幽灵”,沦为解构与清除的对象。另一方面,借“转型正义”推动具有“台独”意涵的“司法改革”。早在2017年9月,蔡英文就声称“司法体系必须走出威权体制阴影”,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驳回“党产会”冻结国民党8亿元新台币党产的决议也让民进党当局颇为不满。蔡英文当局打着落实“转型正义”的旗号,扬言革新司法与检调体制,为的就是改造台湾法务制度与人事,建立“台独”意识形态挂帅的司法体系。
蔡当局卖力建构“转型正义”工程,日益显露出清算国民党、推动“基础台独”以及追求长期执政的政治图谋。特别是在“转型正义”蛊惑力递减、蔡英文执政不力导致民进党年底选情低迷的情况下,民进党撕破“和解”假面,加强借“党产会”“促转会”打压政治对手的力度,企图阻断国民党再起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罔顾民意、滥权施政的行径,非但未能提振选情,反而招致岛内多数民众反感。绿营背景的《美丽岛电子报》9月26日公布的民调显示,民众对蔡英文的“不信任度”高达55.4%,创下2016年5月以来的新高;民进党“政党好感度”落后国民党4.3个百分点,“反感度”则比国民党高9个百分点。近日,立场亲绿的“台湾民意基金会”也发布民调指出,有高达62%的民众认为蔡英文不是“促成政党合作,解决棘手问题”的人,仅有33%的民众还对蔡当局存有一丝幻想。
面对“雪崩式下滑”的民意支持度,蔡英文与民进党依然毫无节制权力的意识,继续放任“促转会”挥舞“转型正义”大棒失控暴走。民进党当局出于一党私利与“台独”政治目的,高举“转型正义”大旗、开历史倒车的做法,不但将拖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还将从根本上危害台湾同胞福祉,终究难逃被岛内民心民意抛弃的宿命。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东厂”风波持续发酵,蔡当局却力挺“促转会”继续“发功”。10月5日,蔡英文、“行政院长”赖清德、“立法院长”苏嘉全等绿营要角集体出席“促转会”举行的“撤销威权时代政治案件有罪判决公告仪式”,蔡英文在讲话中称“转型正义不可不做,也不能停止”。10月9日,赖清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指出,“促转会”若要求“中正路”“中山堂”等改名,“行政单位必须要配合”,因为“促转会成立目的之一就是消除威权戒严象征”。
面对岛内民众此起彼伏的质疑声浪,民进党当局执意将政党私利与“转型正义”强行挂钩,无视台湾同胞“族群和谐”“蓝绿和解”“两岸和平”的殷切政治期盼,其倒行逆施势必难逃台湾主流民意审判。
民进党惯于操弄“转型正义”议题
绿营念兹在兹的“转型正义”系由英文Transitional Justice翻译而来。联合国文件一般将之译为“过渡司法”或“过渡时期司法”,并把它的内涵界定为“一个社会为抚平过去的大规模虐害行为所遗留的伤痛,确保究问责任、伸张正义、实现和解而进行的努力的所有相关进程和机制”。在台湾地区政党恶斗的现实政治语境里,民进党为攫取政党利益,将自身政治主张粗暴嫁接至“转型正义”概念之上,并精心设计话语陷阱,称“转型正义”是“民主政体下对过去威权政府不正义行为的调查、矫正与赔偿”,企图把国民党形塑成背负“威权统治”原罪的政党。吊诡的是,最早在台湾地区推行“转型正义”实践的恰恰是国民党。学界亦普遍认为,李登辉当局调查“二二八事件”真相、向受害者道歉赔偿等做法是岛内“转型正义”的滥觞。
然而,以“民主政治”推动者自居的民进党,通过翻炒历史旧账操弄民粹化本土悲情的方式,成功窃取“转型正义”话语主导权。2000年,陈水扁意外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蒋介石、蒋经国执政时期侵犯人权案等问题即多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陈水扁执政后期,弊案频发,“转型正义”成为民进党当局转移舆论焦点、帮助自身脱困的“救命稻草”。2006年,绿营学者炮制“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把蒋介石描述为“最大元凶”。同年,陈水扁也在公开讲话中称“二二八事件”是“一个人与一个党,为了私心与私利对台湾的打压与迫害”,“是外来政权、独裁体制、少数统治者,对台湾本土精英有系统有组织的镇压”。2007年,民进党又在所谓“正常国家决议文”中称,推动“转型正义”就是消除“威权统治”遗留的政治符号与资源分配不公,追讨国民党不当党产,平反并调查“白色恐怖”时期政治事件的真相。陈水扁当局炒作“转型正义”,目的是给国民党退居台湾后的历史贴上“非正义”标签,借此否定国民党存在的正当性。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对陈水扁无所不包的“转型正义”活动予以“拨乱反正”,极力廓清其适用边界。不过,在民进党强力杯葛下,马英九当局未能从民进党手中夺回“转型正义”话语权,这也为民进党再次上台后报复性推动“转型正义”埋下伏笔。
蔡当局强推“转型正义”意欲何为
借镜陈水扁等人的做法,蔡当局在“立法”、机构设置、人事安排等层面娴熟操作“转型正义”议题。从追讨国民党党产到成立“促转会”,民进党以“平复冤屈”“消除威权戒严象征”等口号煽动民粹情绪,逐步对台湾社会进行秩序整顿,利用行政权力肆意凌迟国民党等主要竞争对手,蛮横推进“绿色独裁”“台独路线”等政治图谋。
一是通过“党产会”砍断国民党“金脉”与“人脉”。民进党基于政治利益计算,谋求通过剥夺国民党党产、打击亲蓝势力,将国民党弱化至“小黨”状态。2017年7月,民进党当局通过“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2017年8月,“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正式揭牌成立。“党产会”成立后对国民党迅速展开“上穷碧落下黄泉”式抄家,除冻结追缴国民党党产斩断其金脉外,还次第向“妇联会”“救国团”等所谓“附随组织”开铡,打击蓝营潜在支持者以斩断国民党人脉。今年10月9日,“党产会”又认定台湾“中影公司”为“国民党附随组织”,其118亿元新台币资产面临被“党产会”接管的命运。“九合一”选举迫在眉睫,“党产会”在敏感选前节点力求表现,其为民进党助选的意图昭然若揭。
二是“促转会”沦为民进党“绿色恐怖”帮凶。依据“促转条例”,“促转会”承担“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及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处理不当党产”等高度敏感且针对性极强的政治任务,而岛内各界也多认为“促转会”就是民进党费尽心机铸造的用于扑杀国民党的政治武器,是民进党“绿色独裁”的遮羞布。在职权方面,“促转会”既可利用正名、没收、调查等程序压制乃至污名化反对者,还可在调查遭遇抵抗时行使指挥“宪警”的司法调查权,甚至还能进入私人处所强制调查搜索。在成员构成方面,民进党当局提名的张天钦、杨翠、花亦芬、ElengTjaljimaraw(高天惠)等委员,多与绿营有深厚渊源。其中,张天钦出身台大法律系,与蔡英文存在同门裙带关系;杨翠曾任“独”派组织“台湾教授协会”副秘书长一职;高天惠则是“台独”宗教团体“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助理总干事。
三是“转型正义”包藏“台独”祸心。蔡英文以“转型正义”为障眼法,通过“转型正义”踩踏“台独”红线。一方面,利用“促转条例”建构“台独”历史记忆。孙中山、蒋介石、“中正纪念堂”等与大陆有联结的历史人物与政治符号,皆被民进党构陷成“徘徊在台湾社会的威权体制幽灵”,沦为解构与清除的对象。另一方面,借“转型正义”推动具有“台独”意涵的“司法改革”。早在2017年9月,蔡英文就声称“司法体系必须走出威权体制阴影”,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驳回“党产会”冻结国民党8亿元新台币党产的决议也让民进党当局颇为不满。蔡英文当局打着落实“转型正义”的旗号,扬言革新司法与检调体制,为的就是改造台湾法务制度与人事,建立“台独”意识形态挂帅的司法体系。
主流民意拆穿“转型正义”西洋镜
蔡当局卖力建构“转型正义”工程,日益显露出清算国民党、推动“基础台独”以及追求长期执政的政治图谋。特别是在“转型正义”蛊惑力递减、蔡英文执政不力导致民进党年底选情低迷的情况下,民进党撕破“和解”假面,加强借“党产会”“促转会”打压政治对手的力度,企图阻断国民党再起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罔顾民意、滥权施政的行径,非但未能提振选情,反而招致岛内多数民众反感。绿营背景的《美丽岛电子报》9月26日公布的民调显示,民众对蔡英文的“不信任度”高达55.4%,创下2016年5月以来的新高;民进党“政党好感度”落后国民党4.3个百分点,“反感度”则比国民党高9个百分点。近日,立场亲绿的“台湾民意基金会”也发布民调指出,有高达62%的民众认为蔡英文不是“促成政党合作,解决棘手问题”的人,仅有33%的民众还对蔡当局存有一丝幻想。
面对“雪崩式下滑”的民意支持度,蔡英文与民进党依然毫无节制权力的意识,继续放任“促转会”挥舞“转型正义”大棒失控暴走。民进党当局出于一党私利与“台独”政治目的,高举“转型正义”大旗、开历史倒车的做法,不但将拖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还将从根本上危害台湾同胞福祉,终究难逃被岛内民心民意抛弃的宿命。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