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那年，娘牵着我去报名，学校不收，我就抱住教室的桌子腿哭，老师都围着我笑，最后就收下了，但不是正式学生，是一年级“见习生”。娘当时要我给老师磕头，我跪下就磕了，头还在地上磕出了响声。
　　那个女老师倒把我抱起来，我以为她要揪我的耳朵了，那胖胖的、有着肉窝儿的手一捏，却将我的鼻涕捏去了。
　　“学生了，还流鼻涕！”大家都笑了，我觉得很丢人，从此就再不敢把鼻涕流下来。因为没有手巾，口袋里常装着杨树叶子，每次进校前就擦得干干净净的了。
　　因为学校教室少，我们是一年级学生，那寺庙的大院里没有我们的座位，只好就在院外的一家姓刘的祠堂里上课。在这个祠堂内，我们坐了两年，老师一直是一个女的，就是捏我鼻涕的那个。她长得很白，讲课的声音十分好听，每每念着课文，就像唱歌一样。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她这么好听的声音，开头的半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听懂她讲的是什么，每一堂课却被她的声音陶醉着。所以，每当她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时，我一句话也答不出，她就说：“你真是个见习生！”见习生的事原先同学们都不知道，她一说，大家都开始小瞧我了，以后干什么事，他们就朝我伸小拇指头，还要在上边呸呸几口，再说一句：“哼，你能干什么，你真是个见习生！”我们为此打过几次架。
　　娘后来狠狠地揍了我一次，罚我一顿不准吃饭。老师知道了，寻到我家，向我和娘做了检讨，说是她的不对，问我是不是听不懂课。我说：“我光听了你的声，你的声好听！”她脸红红的，就笑了。从此，我就下了决心，一定不落人后，老师对我格外好起来，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但一下课，就来辅导我，惹得同学们都眼红起来。
　　一年级学完后，老师对我说：“你年纪小，不让你升级。”我当即就吓哭了。老师却将我抱起来，说她是哄我，宣布我再也不是见习生了。我一高兴，就叫她“姨姨”，叫完就后悔了。她却并没有恼我，还拧了我的嘴一下，她笑了，我也笑了。
　　下午，她拿着成绩单到我家，向娘夸我乖，学习进步快，娘给她打荷包蛋吃。我便大胆起來，说：“老师，你的声音好听，你能给我唱个歌吗？”她就唱起来，腮帮上深深显出两个酒窝，唱完就格格地笑。
　　我那时最爱语文，尤其爱造句，每造一句都要写得很长，作业本就用得费。后来，就常常跑黄坡下的坟地，捡那死人后挂的白纸条，回来订成细长的本子；一到清明，就可以一天之内订成十多个本子呢。但是，句子造得长，好多字不会写，就用白字或别字替着，同学们都说我是错别字大王，老师却表扬我，说我脑子灵活，每一次作业都批“优秀”，但却将错别字一一挑出，让我连做三遍。学写大字也是我最喜欢的课，但我没有毛笔，就曾偷偷剪过伯父的羊皮褥子上的毛做笔，老师知道后，就送了我一支。我很感谢，越发爱起写大字，别人写一张，我总是写两张三张。老师就将我的大字贴在教室的墙上，后来又在寺庙的高年级教室展览过。她还领着我去让高年级学生参观。高年级的讲台桌很高，我一走近，就没了影儿，她把我抱起来，站在那椅子上。那支毛笔，后来一直用到没毛了，我还舍不得丢掉。
　　从一年级到二年级，我的父亲一直在外地工作，娘要给父亲去信，总是拿着几颗鸡蛋来求老师代写，教师硬是不收鸡蛋，信写得老长。到了二年级下半学期，她说：“你现在能造句了，你怎么不学着给你父亲写信呢？”我说我不会格式，她说：“你家里有什么事情，你就写什么，不要考虑格式！”我真的就写起来，因为家里的事我都知道，都想说给父亲听，比如奶奶的病好转了，夜里不咳嗽了；娘的身体很好，只是唠叨天凉了，父亲的棉衣穿上没有；还有我学习很好，考试算术得了100分，语文得了98分，是一个字又写错了。信花了三天才写好，老师又替我改了好多错字，说：“以后到高年级做作文，或者长大写文章，你就按这路子写，不要被什么格式套住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熟悉什么就写什么，写清、写具体就好了。”我从那时起就记住了老师的话，之所以如今我还能写些小说、散文，老师当时的话对我影响很大。
　　这一年，我们上完了二年级。三年级学生可以到寺庙大院里去住了，我们都很高兴。寒假里，同学们都去挖药、砍柴卖钱，商量春节给老师买些年画拜年。到了腊月三十中午，我们就集合起来，拿着一卷子年画，还有一串鞭炮去找老师，但是，老师却不在。问校长，原来她调走了。校长拿出一包水果糖来，说是我们的老师临走时，很想到各家去看看我们，但时间来不及了，就买了这些糖，让开学后发给我们每人一颗。我们就都哭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那位老师。在寺庙里读了四年书，后来又到离家十五里外的中学读了三年，就彻底毕业了，但我的启蒙老师一直没有下落。如今，老师还在世没有，我仍不知道，每每想起来，心里就充满了一种深深的惆怅。
　　（饶晋艺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爱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