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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有22年精神分裂症病龄的患者。
第一次发病时，我刚满18岁，正在读高二，当时学业压力大，又值青春期。从小到大我一直是班里的尖子生，一直是父母的骄傲，所以，发病后，我的父亲一下子接受不了我得病的事实，也导致他一度精神状态不太好。
那时，父母把我送进了省会城市的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那是1997年，医院使用的还是传统的药物。由于药物的副作用很大，我的父母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在医治不到两个月时，就不顾医嘱给我办理了出院手续。出院时，我的病情并没有完全缓解，还经常有幻听。我的性情也大变，由以前的内敛变得十分暴戾。
因为发病，我休学一年。一年后，带着幻听，我继续上学，成绩仍然非常好。但是，幻听一直困扰我的生活，因为我常常无法清晰分辨幻听和现实。高中的学习任务很重，但我在高三几次模拟考试中，都是文科的前几名。因为高考发挥失常，我复读了一年。第二年，我以我所在县城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一所名校。但是，天知道我是怎么度过备考这一年的。一年里，我先后进过5所学校，在哪个学校都待不安生，总认为有人和我作对、整我，然后不得不离开。最后，我以个人名义在县教育局报名参加的高考。
大学第一年，我凭高考的成绩拿到三等奖学金，但日子却不好过，因为幻听还存在。我常常半夜醒来，到窗前寻找那些并不存在的、而我以为是窗外传来的声音，因為我认为那就是真的。因为幻听，我和宿舍里一个姐妹闹矛盾到只能换宿舍。在新的宿舍，由于幻听和妄想，我也待不踏实。后来，老师把我安排在了只有两个人的宿舍。我们两个开始很好，后来又闹矛盾，闹到动手。后来我才知道，另一名姐妹也是精神疾病患者。于是，我又换了一间宿舍，和外系的姐妹住在一起。在这里，因为前面累积的事情与情绪，我的精神分裂症病情加重。后来我查自己病案的时候，才知道我生病时曾裸体在宿舍楼里旁若无人地走路。
精神分裂症的复发给我父母带来很大的压力，他俩没有同意我休学的请求。就这样，在医治了20多天后，我重返校园。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只有一门功课—外语跟不上。可能是因为脑部的创伤或是因为做了电疗（我不确定），很多单词和知识点都不记得了。四级考试我只考了30多分。学校规定，外语不过四级不能拿毕业证。尽管我后来恶补外语，但是大三时我仍然没过四级。
大四时，我一边找工作，一边复习外语，因为这次四级考试是我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我还特地找了个家教教我外语。这也算破天荒吧。因为好像只有大学生当家教的（我自己也做过家教老师），还没怎么听说过，大学生也要找家教。离外语四级考试就剩一个月时，我找到了一份很好的的工作—市电视台一个栏目的编导。单位很好，但是要持续实习。为了考四级我请了一个月的假学外语。苦心人，天不负。外语四级我终于过了。别的同学都是7月拿到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我则是10月拿着外语四级合格证到学校教务处换来了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因为没有坚持实习，等我再回单位时，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我终于没有留下，并开始了9年的“北漂”生活。
其实，这个工作没留住还因为我当时出现了明显的强迫症状。我得精神分裂症时不绝望，在外人看来我很闹，但我自己感觉超级兴奋，如同仙境。因为发病时不自知，所以不痛苦。但是强迫症状却让我感到痛苦绝望。明显不该做的事自己却忍不住去做，让我非常无助。后来我才明白，是我一直服用的一种抗精神病药物有导致强迫症状的副作用。
在北京找工作并不难，一周后我就找到了一个出版公司策划编辑的工作，工资不高，但单位名声尚可，也算合适。但是，精神疾病对我的工作有很大影响。我常常工作到一半，就难受得跑出办公楼。
在这个出版公司工作期间，我找到了我的第一任男友。我和男友的认识是在某大学的交谊舞会上。他人特别好，特别善良，也特别体贴人。刚到北京时，我一直在药店里买药，是他帮我查到北京的专科医院，让我知道在哪里看大夫。当时，我非常感动。但因为我不能接受他年龄大我10岁，最终我们还是分手了。
此后，我又先后去过很多家单位。第三次发病病愈后，我找到一家报社，这家报社在业内很有影响，在这里，我待了7年。其间，我经历了第四次精神病复发。病愈后我向社长说了实情，不但没有离职，我还以出色的工作成绩换来了报社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我还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并结了婚，当时他博士在读。
我丈夫毕业后没能留在北京，我们两地了半年多，我无奈辞去了报社的工作，来到了丈夫所在的城市。
我丈夫一直想让我考研，我决定试试。那年，我已经34岁，我们也想要一个孩子。于是，我辞了职，一边准备考研，一边准备怀孕。考研并不顺利，考了三年，也没考上。备孕很成功，我36岁那年生下来了一名健康的女婴。
孩子两岁后，我又回到了工作岗位。我当上了大学代课老师。代的课程五花八门，有大学语文、旅游地理、世界文化、传统文化概论等等。其中，传统文化概论课还被学院教务科科长赞为新开课中最成功的课程。
去年，我的身体又出现了状况。我得了甲状腺乳头状癌，并做了手术。术后，我的身体虚弱。这件事，也把我想考教师资格证的想法打得落花流水。因为精神分裂症和恶性肿瘤都通不过体检。
但也是因为精神病和癌症，我办了两个门特（门诊特殊大病，报销比例超过起步线后报销80%以上）。从广告公司离职后，我一直个人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所以，享受城职医保。现在，我自己负担的医药费我还能承受得起。
这，就是我，一名病龄22年精神分裂症的女人的小传。今年，我40岁了。我的丈夫对我很好，经常在我有情绪的时候帮我排解。结婚10年了，因我一直坚持按照医嘱服药，我的精神分裂症没再复发过。我的女儿很健康。我和公公婆婆在一起生活，一切也还好。
第一次发病时，我刚满18岁，正在读高二，当时学业压力大，又值青春期。从小到大我一直是班里的尖子生，一直是父母的骄傲，所以，发病后，我的父亲一下子接受不了我得病的事实，也导致他一度精神状态不太好。
那时，父母把我送进了省会城市的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那是1997年，医院使用的还是传统的药物。由于药物的副作用很大，我的父母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在医治不到两个月时，就不顾医嘱给我办理了出院手续。出院时，我的病情并没有完全缓解，还经常有幻听。我的性情也大变，由以前的内敛变得十分暴戾。
因为发病，我休学一年。一年后，带着幻听，我继续上学，成绩仍然非常好。但是，幻听一直困扰我的生活，因为我常常无法清晰分辨幻听和现实。高中的学习任务很重，但我在高三几次模拟考试中，都是文科的前几名。因为高考发挥失常，我复读了一年。第二年，我以我所在县城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一所名校。但是，天知道我是怎么度过备考这一年的。一年里，我先后进过5所学校，在哪个学校都待不安生，总认为有人和我作对、整我，然后不得不离开。最后，我以个人名义在县教育局报名参加的高考。
大学第一年，我凭高考的成绩拿到三等奖学金，但日子却不好过，因为幻听还存在。我常常半夜醒来，到窗前寻找那些并不存在的、而我以为是窗外传来的声音，因為我认为那就是真的。因为幻听，我和宿舍里一个姐妹闹矛盾到只能换宿舍。在新的宿舍，由于幻听和妄想，我也待不踏实。后来，老师把我安排在了只有两个人的宿舍。我们两个开始很好，后来又闹矛盾，闹到动手。后来我才知道，另一名姐妹也是精神疾病患者。于是，我又换了一间宿舍，和外系的姐妹住在一起。在这里，因为前面累积的事情与情绪，我的精神分裂症病情加重。后来我查自己病案的时候，才知道我生病时曾裸体在宿舍楼里旁若无人地走路。
精神分裂症的复发给我父母带来很大的压力，他俩没有同意我休学的请求。就这样，在医治了20多天后，我重返校园。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只有一门功课—外语跟不上。可能是因为脑部的创伤或是因为做了电疗（我不确定），很多单词和知识点都不记得了。四级考试我只考了30多分。学校规定，外语不过四级不能拿毕业证。尽管我后来恶补外语，但是大三时我仍然没过四级。
大四时，我一边找工作，一边复习外语，因为这次四级考试是我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我还特地找了个家教教我外语。这也算破天荒吧。因为好像只有大学生当家教的（我自己也做过家教老师），还没怎么听说过，大学生也要找家教。离外语四级考试就剩一个月时，我找到了一份很好的的工作—市电视台一个栏目的编导。单位很好，但是要持续实习。为了考四级我请了一个月的假学外语。苦心人，天不负。外语四级我终于过了。别的同学都是7月拿到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我则是10月拿着外语四级合格证到学校教务处换来了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因为没有坚持实习，等我再回单位时，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我终于没有留下，并开始了9年的“北漂”生活。
其实，这个工作没留住还因为我当时出现了明显的强迫症状。我得精神分裂症时不绝望，在外人看来我很闹，但我自己感觉超级兴奋，如同仙境。因为发病时不自知，所以不痛苦。但是强迫症状却让我感到痛苦绝望。明显不该做的事自己却忍不住去做，让我非常无助。后来我才明白，是我一直服用的一种抗精神病药物有导致强迫症状的副作用。
在北京找工作并不难，一周后我就找到了一个出版公司策划编辑的工作，工资不高，但单位名声尚可，也算合适。但是，精神疾病对我的工作有很大影响。我常常工作到一半，就难受得跑出办公楼。
在这个出版公司工作期间，我找到了我的第一任男友。我和男友的认识是在某大学的交谊舞会上。他人特别好，特别善良，也特别体贴人。刚到北京时，我一直在药店里买药，是他帮我查到北京的专科医院，让我知道在哪里看大夫。当时，我非常感动。但因为我不能接受他年龄大我10岁，最终我们还是分手了。
此后，我又先后去过很多家单位。第三次发病病愈后，我找到一家报社，这家报社在业内很有影响，在这里，我待了7年。其间，我经历了第四次精神病复发。病愈后我向社长说了实情，不但没有离职，我还以出色的工作成绩换来了报社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我还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并结了婚，当时他博士在读。
我丈夫毕业后没能留在北京，我们两地了半年多，我无奈辞去了报社的工作，来到了丈夫所在的城市。
我丈夫一直想让我考研，我决定试试。那年，我已经34岁，我们也想要一个孩子。于是，我辞了职，一边准备考研，一边准备怀孕。考研并不顺利，考了三年，也没考上。备孕很成功，我36岁那年生下来了一名健康的女婴。
孩子两岁后，我又回到了工作岗位。我当上了大学代课老师。代的课程五花八门，有大学语文、旅游地理、世界文化、传统文化概论等等。其中，传统文化概论课还被学院教务科科长赞为新开课中最成功的课程。
去年，我的身体又出现了状况。我得了甲状腺乳头状癌，并做了手术。术后，我的身体虚弱。这件事，也把我想考教师资格证的想法打得落花流水。因为精神分裂症和恶性肿瘤都通不过体检。
但也是因为精神病和癌症，我办了两个门特（门诊特殊大病，报销比例超过起步线后报销80%以上）。从广告公司离职后，我一直个人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所以，享受城职医保。现在，我自己负担的医药费我还能承受得起。
这，就是我，一名病龄22年精神分裂症的女人的小传。今年，我40岁了。我的丈夫对我很好，经常在我有情绪的时候帮我排解。结婚10年了，因我一直坚持按照医嘱服药，我的精神分裂症没再复发过。我的女儿很健康。我和公公婆婆在一起生活，一切也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