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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初夏，阳光透过苍翠的松枝，落在北大燕南园57号三松堂的书桌上，冯友兰先生的目光随着透亮的阳光环顾着熟悉的书架，《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贞元六书》……数十年的光阴流转，这些凝聚着生命的温度、思想的力度的文章构成了他人生中最坚实的陆地。
“三松堂”这一书房雅称，取自燕南园57号园内三株松树，冯友蘭的女儿、作家宗璞在文章中写到：“三棵树中的两棵高大稳重，一株直指天空，另一株过房顶后作九十度折角，形貌别致，都很有魅力，可以依靠。第三棵不高，枝条平伸作伞状，使人感到亲切……”
同一个园子里的松树在栉风沐雨的生长过程中，都会有全然不同的形貌，而他的生命之旅在宏阔的历史时空中展开，个人的命运汇入了时代的大江大河，浪奔浪涌，近百年的人生旅程折射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
1918年6月，冯友兰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自从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后，北大正是人文荟萃、新知旧学交汇之际，新旧两面的知识和学问他都收纳眼底。在临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位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他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的关系多有启迪。
1919年，冯友兰考上了公费留学。赴美前夕，他专程求教胡适，“美国哪一所大学比较好”，胡适回答他，“美国两所大学最有名，一个是哈佛，另一个是哥伦比亚，前者偏旧传统，后者偏新思想”。于是冯友兰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哥大的哲学系当时享有盛名，是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大本营，他带着“旧邦新命”这一问题，师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
冯友兰到了哥大这座西方哲学的宝殿，并没有主修西方哲学，而是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理解，利用自己丰厚国学功底的优长，开始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他后来在回忆留学的目的时说，中西文化和新旧文化的矛盾贯穿于中国历史的近代和现代。“东西文化不同，因为其根本思想不同。它们的根本思想，就是它们的‘哲学’。”“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也可以说是带着中国的实际去的。要着重从哲学上解答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的哲学活动的开始。”
冯友兰留学美国的目的是学习西方新思想，以救国民精神饥荒。1921年，蔡元培到美国考察，在哥大留学生的欢迎会上的演讲更是明确了冯友兰的研究方向，中国需要的不是西方现成的理论，也不是对纯粹的西方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而是要学习西方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建设中国文化，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开辟路径。
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冯友兰自然没有躲进象牙塔中去钻研西方哲学，而是在学到西方哲学的原则和方法之后，研究中国哲学，比较中西哲学，建设中国哲学。他研究哲学和历史，他“阐旧邦”是为了实现现代化，是为了“辅新命”;他创立学说，“极高明”是为了改善民生，为了“道中庸”。
1924年，冯友兰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随后他返回中国。1926年他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1928年，冯友兰开始讲授中国哲学史。1931年和1934年，对中国哲学界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在这两年中，冯友兰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下卷。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友兰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了解中国哲学的著作之一。
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胡适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为正统哲学史。从1927年到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要时期。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战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目睹着神州大地上燃烧的火光、流淌的血水、英勇的反抗与坚定的不屈，冯友兰感受着自己内心的悲愤与忧伤，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更顽强地坚持教学与研究。从长沙到昆明，他出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抗战时期，昆明常有空袭，联大师生也常跑警报，师生们有的时候，在乱坟堆中也照常上课。当年冯友兰先生曾经站在弹坑里给学生上课，他坚持在废墟里也要上课，弦歌不辍，育人不止，就是为了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就是西南联大的精神——刚毅坚卓最生动的注解。
他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长夜过去是黎明，抗战必胜，中华民族和文化必兴！正是凭此信念，冯友兰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埋首著述，潜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离开北京，南渡八年，冯友兰相继完成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他在《新原人》自序中表明心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
冯友兰以著书立说践行着自己的人生追求，以刚毅坚卓的精神完成着自己的文化使命，迎来了抗战的胜利。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返回北平。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赴美任客座教授一年。
冯友兰十分珍惜历经战火动荡后的和平岁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他深思不倦，笔耕不辍，厚积薄发，于1947年完成了《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明确了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意义，他在文章中指出：“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于是冯友兰更加努力挖掘中国哲学中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东西，凸显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让西方世界读者进入中国哲学的殿堂，了解中国哲学的魅力。 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冯友兰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返回了祖国。1948年秋天，冯友兰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冯友兰辞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的职务，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他重返北京大学，任哲学系的教授。在玉簪花初放的7月，冯友兰先生从清华园乙所迁到北大燕南园54号。1957年开始，全家搬入燕南园57号。
回忆，是回忆让冯友兰在现实的时空中，乘上了通向往日的列车。他身沐着1980年代的阳光，心穿越了数十年的时光，回望着自己人生岸边不时变幻的风景，时常有惊涛拍岸的惊心动魄。
冯友兰慢慢地起身，走到书架前，取下书，打开看，与其说是看，不如说在感觉，近来他的视力越来越弱，已经看不清书上的字了，而这些文字凝结着他的思想，这些章节连接着他的生命，这些篇目蕴含着中国哲学的光芒。历经四十多年的斗转星移，时代的沧桑巨变，这些著作依然有着坚实的力量，而他已是耄耋之年，深感血肉之躯的衰弱，回想四十多年前，西南联大的艰难岁月，自己是那样的坚强有力，心怀必胜的信念，完成了《贞元六书》。
1945年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他更是豪情满怀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他挥毫行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他如今回首，仍感慨不已，“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此文被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为20世纪的一篇雄文。
而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那是整个民族沉重压抑的记忆，更是他忧心如焚的岁月。在十年浩劫中冯友兰受到点名批判：要学习帝王将相，就去找北大的翦伯赞，要學唯心主义，就找北大的冯友兰。直到1968年秋，冯友兰夫妇才被允许回到燕南园57号，回到他阔别了几年自己的家，算是宽大处理。翦伯赞先生选择了自杀，而冯友兰对弟子们坚定地说，“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不会自杀”。
往事并不如烟，但往日已然无法更改，冯友兰一生都把旧邦的革新看成自己的使命，他决不能让自己的学术生涯终止于那些年里留下的违心之作，即使是八十五岁的高龄，他也要重新出发，开始一个人的征程，再次登上一个学术的高峰：他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不懈努力探寻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路。
从此冯友兰的日常生活的作息全都按照工作而展开，整齐划一，单调刻板。每天清晨，从卧室传来一阵阵呛咳声，那便是他的起床号。然后，他摸索着前进，走到自己的“岗位”上，让史料在心中回放，让思想从口中倾吐，让助手一丝不苟地笔录，完成了一节后，助手念给他听，他思虑审核。他视力和听力都严重衰退，却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细听、辨析和思量，他坚持工作三个小时直到吃午饭。
中午他天天午休，养精蓄锐，下午他闭目静坐，心中构思，让思想的快马在心中驰骋。第二天清晨，他又开始一天的工作，重新开始滔滔不绝地口授，如此这般的工作，除非累倒住进医院，他几乎没有中断过一天。他并不以写这部书为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刍一样，细细咀嚼储存的草料。他是在细细咀嚼原有的知识储备，用来创造新的篇章，他以苦为乐，不仅感觉津津有味，简直是其味无穷，其乐也无穷。
冯友兰著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几乎不做卡片。曾有外国朋友问，“在昆明时，各种设备差，图书难得，你到哪里找资料？”他回答：“我写书，不需要很多资料，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
燕南园57号三松堂仿佛有一个强大的气场，在书房内外，也在屋外的园子里、松竹间。他的一生充满着对文化使命的坚守，那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执著。他以这样的坚守与执著，艰难而又快慰地履行自己的文化使命，唯有完成文化使命，才能解开他的心结。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他的身体衰弱得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帮助，咀嚼也困难了，但什么也不能阻挡他的哲学思考。有一次，他心脏病发作，急救车将他送进了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友人担心他完不成大家最想看到的第七册，就建议他放下中间几册，先写第七册，或者先列出提纲，而冯友兰还是坚信天已降大任于己，必能给他完成大任的时间。他仍以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克服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以异常清醒的大脑，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让我想起了鲁迅对《史记》的赞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更重要的是，这回他做到了“不依傍别人”，做到了“修辞立其诚”，写出了自己真正的“所见”，终于，他不辱使命。
从1981年到1989年，整整七卷本，洋洋一百五十万言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了，这是他呕心沥血的八年，这是他一个人抗战的八年。也许肩上的使命越是沉重，心中的信念越是巍峨，唯有心沐中国文化，专研中国哲学才是他的诺亚方舟，承载着他穿过岁月更替中的风刀霜剑，越过时代嬗变中的滔天巨浪，唯有思想和写作，唯有完成使命才让他感受到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冯友兰先生在九十高龄时对拜访他的学生说过一段话。他说：“人类的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几千年不灭地在燃烧。这是因为古往今来对于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人，都是呕心沥血，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作为燃料添加进去，才使这笼真火不灭。他为什么要呕心沥血呢？他是欲罢不能。这就像蚕，它既生而为蚕，它就只有吐丝，‘春蚕到死丝方尽’，它也是欲罢不能。”
这种欲罢不能，对文化使命的执著，使他从1921年发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到1989年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六十八年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这一领域含英咀华、辛勤耕耘，他也不愿只做一个哲学史家，不愿只循着历史“照着讲”，他还做到了“接着讲”，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篇，漫长而曲折的学术生涯中，他深入探寻、不懈专研，为中国文化找寻新路径。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已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经典，他也成为中国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
“三松堂”这一书房雅称，取自燕南园57号园内三株松树，冯友蘭的女儿、作家宗璞在文章中写到：“三棵树中的两棵高大稳重，一株直指天空，另一株过房顶后作九十度折角，形貌别致，都很有魅力，可以依靠。第三棵不高，枝条平伸作伞状，使人感到亲切……”
同一个园子里的松树在栉风沐雨的生长过程中，都会有全然不同的形貌，而他的生命之旅在宏阔的历史时空中展开，个人的命运汇入了时代的大江大河，浪奔浪涌，近百年的人生旅程折射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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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6月，冯友兰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自从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后，北大正是人文荟萃、新知旧学交汇之际，新旧两面的知识和学问他都收纳眼底。在临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位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他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的关系多有启迪。
1919年，冯友兰考上了公费留学。赴美前夕，他专程求教胡适，“美国哪一所大学比较好”，胡适回答他，“美国两所大学最有名，一个是哈佛，另一个是哥伦比亚，前者偏旧传统，后者偏新思想”。于是冯友兰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哥大的哲学系当时享有盛名，是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大本营，他带着“旧邦新命”这一问题，师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
冯友兰到了哥大这座西方哲学的宝殿，并没有主修西方哲学，而是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理解，利用自己丰厚国学功底的优长，开始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他后来在回忆留学的目的时说，中西文化和新旧文化的矛盾贯穿于中国历史的近代和现代。“东西文化不同，因为其根本思想不同。它们的根本思想，就是它们的‘哲学’。”“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也可以说是带着中国的实际去的。要着重从哲学上解答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的哲学活动的开始。”
冯友兰留学美国的目的是学习西方新思想，以救国民精神饥荒。1921年，蔡元培到美国考察，在哥大留学生的欢迎会上的演讲更是明确了冯友兰的研究方向，中国需要的不是西方现成的理论，也不是对纯粹的西方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而是要学习西方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建设中国文化，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开辟路径。
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冯友兰自然没有躲进象牙塔中去钻研西方哲学，而是在学到西方哲学的原则和方法之后，研究中国哲学，比较中西哲学，建设中国哲学。他研究哲学和历史，他“阐旧邦”是为了实现现代化，是为了“辅新命”;他创立学说，“极高明”是为了改善民生，为了“道中庸”。
1924年，冯友兰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随后他返回中国。1926年他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1928年，冯友兰开始讲授中国哲学史。1931年和1934年，对中国哲学界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在这两年中，冯友兰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下卷。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友兰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了解中国哲学的著作之一。
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胡适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为正统哲学史。从1927年到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要时期。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战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目睹着神州大地上燃烧的火光、流淌的血水、英勇的反抗与坚定的不屈，冯友兰感受着自己内心的悲愤与忧伤，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更顽强地坚持教学与研究。从长沙到昆明，他出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抗战时期，昆明常有空袭，联大师生也常跑警报，师生们有的时候，在乱坟堆中也照常上课。当年冯友兰先生曾经站在弹坑里给学生上课，他坚持在废墟里也要上课，弦歌不辍，育人不止，就是为了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就是西南联大的精神——刚毅坚卓最生动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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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长夜过去是黎明，抗战必胜，中华民族和文化必兴！正是凭此信念，冯友兰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埋首著述，潜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离开北京，南渡八年，冯友兰相继完成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他在《新原人》自序中表明心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
冯友兰以著书立说践行着自己的人生追求，以刚毅坚卓的精神完成着自己的文化使命，迎来了抗战的胜利。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返回北平。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赴美任客座教授一年。
冯友兰十分珍惜历经战火动荡后的和平岁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他深思不倦，笔耕不辍，厚积薄发，于1947年完成了《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明确了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意义，他在文章中指出：“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于是冯友兰更加努力挖掘中国哲学中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东西，凸显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让西方世界读者进入中国哲学的殿堂，了解中国哲学的魅力。 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冯友兰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返回了祖国。1948年秋天，冯友兰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冯友兰辞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的职务，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他重返北京大学，任哲学系的教授。在玉簪花初放的7月，冯友兰先生从清华园乙所迁到北大燕南园54号。1957年开始，全家搬入燕南园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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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是回忆让冯友兰在现实的时空中，乘上了通向往日的列车。他身沐着1980年代的阳光，心穿越了数十年的时光，回望着自己人生岸边不时变幻的风景，时常有惊涛拍岸的惊心动魄。
冯友兰慢慢地起身，走到书架前，取下书，打开看，与其说是看，不如说在感觉，近来他的视力越来越弱，已经看不清书上的字了，而这些文字凝结着他的思想，这些章节连接着他的生命，这些篇目蕴含着中国哲学的光芒。历经四十多年的斗转星移，时代的沧桑巨变，这些著作依然有着坚实的力量，而他已是耄耋之年，深感血肉之躯的衰弱，回想四十多年前，西南联大的艰难岁月，自己是那样的坚强有力，心怀必胜的信念，完成了《贞元六书》。
1945年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他更是豪情满怀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他挥毫行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他如今回首，仍感慨不已，“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此文被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为20世纪的一篇雄文。
而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那是整个民族沉重压抑的记忆，更是他忧心如焚的岁月。在十年浩劫中冯友兰受到点名批判：要学习帝王将相，就去找北大的翦伯赞，要學唯心主义，就找北大的冯友兰。直到1968年秋，冯友兰夫妇才被允许回到燕南园57号，回到他阔别了几年自己的家，算是宽大处理。翦伯赞先生选择了自杀，而冯友兰对弟子们坚定地说，“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不会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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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但往日已然无法更改，冯友兰一生都把旧邦的革新看成自己的使命，他决不能让自己的学术生涯终止于那些年里留下的违心之作，即使是八十五岁的高龄，他也要重新出发，开始一个人的征程，再次登上一个学术的高峰：他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不懈努力探寻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路。
从此冯友兰的日常生活的作息全都按照工作而展开，整齐划一，单调刻板。每天清晨，从卧室传来一阵阵呛咳声，那便是他的起床号。然后，他摸索着前进，走到自己的“岗位”上，让史料在心中回放，让思想从口中倾吐，让助手一丝不苟地笔录，完成了一节后，助手念给他听，他思虑审核。他视力和听力都严重衰退，却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细听、辨析和思量，他坚持工作三个小时直到吃午饭。
中午他天天午休，养精蓄锐，下午他闭目静坐，心中构思，让思想的快马在心中驰骋。第二天清晨，他又开始一天的工作，重新开始滔滔不绝地口授，如此这般的工作，除非累倒住进医院，他几乎没有中断过一天。他并不以写这部书为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刍一样，细细咀嚼储存的草料。他是在细细咀嚼原有的知识储备，用来创造新的篇章，他以苦为乐，不仅感觉津津有味，简直是其味无穷，其乐也无穷。
冯友兰著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几乎不做卡片。曾有外国朋友问，“在昆明时，各种设备差，图书难得，你到哪里找资料？”他回答：“我写书，不需要很多资料，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
燕南园57号三松堂仿佛有一个强大的气场，在书房内外，也在屋外的园子里、松竹间。他的一生充满着对文化使命的坚守，那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执著。他以这样的坚守与执著，艰难而又快慰地履行自己的文化使命，唯有完成文化使命，才能解开他的心结。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他的身体衰弱得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帮助，咀嚼也困难了，但什么也不能阻挡他的哲学思考。有一次，他心脏病发作，急救车将他送进了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友人担心他完不成大家最想看到的第七册，就建议他放下中间几册，先写第七册，或者先列出提纲，而冯友兰还是坚信天已降大任于己，必能给他完成大任的时间。他仍以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克服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以异常清醒的大脑，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让我想起了鲁迅对《史记》的赞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更重要的是，这回他做到了“不依傍别人”，做到了“修辞立其诚”，写出了自己真正的“所见”，终于，他不辱使命。
从1981年到1989年，整整七卷本，洋洋一百五十万言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了，这是他呕心沥血的八年，这是他一个人抗战的八年。也许肩上的使命越是沉重，心中的信念越是巍峨，唯有心沐中国文化，专研中国哲学才是他的诺亚方舟，承载着他穿过岁月更替中的风刀霜剑，越过时代嬗变中的滔天巨浪，唯有思想和写作，唯有完成使命才让他感受到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冯友兰先生在九十高龄时对拜访他的学生说过一段话。他说：“人类的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几千年不灭地在燃烧。这是因为古往今来对于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人，都是呕心沥血，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作为燃料添加进去，才使这笼真火不灭。他为什么要呕心沥血呢？他是欲罢不能。这就像蚕，它既生而为蚕，它就只有吐丝，‘春蚕到死丝方尽’，它也是欲罢不能。”
这种欲罢不能，对文化使命的执著，使他从1921年发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到1989年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六十八年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这一领域含英咀华、辛勤耕耘，他也不愿只做一个哲学史家，不愿只循着历史“照着讲”，他还做到了“接着讲”，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篇，漫长而曲折的学术生涯中，他深入探寻、不懈专研，为中国文化找寻新路径。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已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经典，他也成为中国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